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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久而言我们都会死”，但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将永远载入历史。
——凯恩斯
著名新政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说：“马里纳·埃克尔斯的话表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有些新政派政府开支论者、特别是劳克林·柯里显然接受过凯恩斯学说，而另一些则无疑间接受到凯恩斯影响。”间接受到影响的人中就包括罗斯福总统。
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于《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无论如何，提高物价的正确方法，是提高总购买力以刺激生产，而不是其他办法。答案是：赤字开支。”不仅如此，1934年6月，凯恩斯亲自去美国拜访了罗斯福总统，他怀揣弗兰克富特
的介绍信来到总统办公室，他建议实行赤字开支。他说：“与这个办法相比，其他办法都算不了什么。”后来罗斯福回忆说，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
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凯恩斯将利害陈述得非常清楚，但是罗斯福却仍旧不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而走向繁荣。不过，罗斯福还是让特格韦尔介绍凯恩斯跟政府中一些关键人物见了面，凯恩斯对他们说：“只有政府每年出现3亿元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由于凯恩斯的观点“超前”，以至于他离开很久之后，与之接触的华盛顿要员对他的这个意见还是记忆犹新。
其实，早在大萧条之初，凯恩斯就对美国经济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关心政府做出的每一个拯救行动。1932年，罗斯福和民主党在竞选中反复向选民保证，未来将会确保平衡预算和健全货币政策，凯恩斯一向认为预算平衡无益于经济繁荣，于是他在5月号的《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世界经济展望》一文，告诉美国“这不是贫穷危机，这是富裕危机”。
实际上，罗斯福在行动上已经迈出了一步，他在上任之初宣称：“只有在美国公民出现饥荒或极度需要政府拨款的情况下……才允许政府预算失衡。”这也是他给自己留的一个余地，好让他在刚到任的几个月里施行大规模的公共项目计划有所依据，比如，当时他极力推行的失业紧急救助计划和其他旨在恢复美国经济的计划，都会造成大规模的财政赤字。
只不过，这时的罗斯福在内心仍旧还存在一些疑虑，不相信真实效果是一回事，迫于支持率下降又是另外一回事——为了获得“大笔消费者”和“预算平衡者”的支持，因为二者任何一方均有能力左右政府的决策，所以罗斯福的言论显得左右摇摆不定，有时候支持一方，而有时又会偏向另一方。
这让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埃克尔斯有些不满，他说：“有时候下午和晚上的矛盾言论听起来不禁让我们怀疑新政是否只是一句口号，或者罗斯福是否真的不懂得什么是新政。”不过抱怨归抱怨，他不可能直接向总统施加压力。于是，他只好凭借自己在美联储的影响力来逐渐影响总统的看法。不过，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所有的努力皆因罗斯福的妥协而受挫。
埃尔克斯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总统对两种彼此矛盾的理论都喜欢，因为他自己也不能真正地确定到底想要往哪里走。为了进一步对总统施加影响，他聘请了一位年轻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担任美联储研究主管，他的名字叫劳克林·柯里，他到任后便立即招募和更换了一批美联储研究员。
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凯恩斯主义真正为罗斯福所接受并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他的“新政”便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罗斯福智囊团的重要成员特格维尔，甚至将“新政”时期称为“凯恩斯时代”的来临。
1934年6月，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总统的议事日程》的文章，他写道：“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通过乘数作用，每月4亿美元赤字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3到4倍。在所有创建新秩序的试验中，只有年轻美国的试验吸引我最深刻的同情，因为这些试验是力图使经济秩序运行良好，而又保证个人首创精神的自由发展和思想与评论的自由。”
1934年入夏，美国政府开支开始增加，到1935年，形势的发展日益有利于凯恩斯思想。其中，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1934年11月，罗斯福任命非正统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为美联储主席。令人称奇的是，埃尔克斯仅高中毕业，却在未读过凯恩斯著作时，就已经拥有了类似凯恩斯的思想。
之后，在罗斯福第一个任期过半后，他终于开始支持更多新的改革，以期赢得“左翼分子”
的更多支持。于是，罗斯福开始转变对大企业的态度，他认为民主社会中小企业才是中流砥柱，他对选民们发出警示，当前大企业普遍拥有超出想象的权力，必须采取新举措来鼓励竞争，限制大企业进一步扩张。在罗斯福的呼吁和努力下，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
罗斯福说：“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给予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可以说，《社会保险法》所创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终成为美国人生活的核心部分。
除此之外，“二次新政”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罗斯福开始接受预算失衡，认同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的看法。埃克尔斯认为：“经济危机时期，政府有责任多花钱，从而创造就业岗位，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促进经济的增长。政府开支超过收入，对国家而言并不是坏事。”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其也支持了埃克尔斯的这一观点。渐渐地，罗斯福开始接受预算失衡，这也成为美国此后奉行赤字预算所迈出的第一步。到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美国联邦政府赤字急剧上升，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世界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里根当上总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希望他能有效控制并削减高耸的财政赤字。
不过，在1935年，几乎没有人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转变，因为他们普遍感觉正是因为赤字，才让经济免于陷入严重的大萧条。
1936年，罗斯福成功连任，而这得益于农民、工人和下层社会人民的支持。因此，在第二任就职演讲中，他说：“如今我们是否该停下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掉头而去呢？当然是‘不’。我看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我在为你们描绘这幅图景的时候并不绝望。我是满怀着希望在描绘它，因为国家看到了并懂得这幅图景中存在的不公，打算要抹去它。我们决心要让每一个公民成为他的国家操心和关注的对象，我们绝不会把我们边境之内的任何一个忠实守法的群体看做是多余的。要检验我们的进步，不是看我们是否给那些富人增加更多的财富，而是看我们是否为那些穷人提供足够的财富。”
号角吹得再嘹亮，还是得落到实处才行。连任后不久，罗斯福就做了一件事情，让三年和平时期的财政赤字来了个“急刹车”，第一次将预算削减一半，不到半年后，又削减一半。与此同时，美联储也增加了各银行的储备金，吸收过剩储备金并提高利率。
《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曾写道：“1937年，当我们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时，他（指凯恩斯）预言我们将又有一次衰退，后来情况正是这样。”果然，在平衡预算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双重打击下，美国经济于1937年陷入严重衰退，致使百万人成为失业大军中的新成员。
凯恩斯赢了，埃克尔斯却输了，他的紧缩货币政策普遍受到指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都认为，美联储不经意间就“帮助”本来羸弱的经济陷入不稳定。
1936年开始实行的紧缩政策，也是埃尔克斯所犯的最大错误。一向以罗斯福亲密合作伙伴示人的埃克尔斯威望开始衰落，对此他自己也有所知觉。他说：“一种濒临毁灭的恐惧感占据内阁中某些高层人物的心，他们破例就我的提议和观点提出质疑。”
与埃克尔斯的境遇截然不同，凯恩斯开始被视为神一样的人物。1938年春，民主党内争相谈论凯恩斯学说，纷纷表达自己对学说的热爱。与此同时，1938年2月1日，凯恩斯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从遥远的英国给罗斯福写了封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劝说罗斯福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对于凯恩斯的“好意”，罗斯福的态度虽不积极，但也没有彻底否定，《光荣与梦想》的作者在书中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大量的赤字开支是办不到的……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试过而且行得通。”
罗斯福可以不理会凯恩斯，却不能忽略白宫的顾问，他们认为只有凯恩斯的对策，才能解救深陷衰退泥潭的美国经济。于是，罗斯福顺应了“民意”，1938年4月，他又一次发表“炉边谈话”，说：“我将计划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虽然赤字开支没有凯恩斯要求的数量，但是效果却是明显的，到6月份，经济情况开始明显好转。
一向以赤字消费第一人自居的埃克尔斯，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变成了“稳健货币者”，他的这一转变为罗斯福圈内要员普遍诟病。因为在1940年至1945年之间，政府支出的60%是信贷资金而不是税务收入。
尽管如此，埃克尔斯仍旧力谏罗斯福不要“借太多钱”，而是“收更多税”。此时，正值二战最为关键时期，他说：“可以通过吸收银行客户过于膨胀的存款来资助战争，而不能依赖于认为的制造大量货币。只有在战时严格控制工资和物价水平，才能避免战后出现通货膨胀。否则，一旦有所松懈，极度过剩的货币供给就会变成通货膨胀的发动机。”
埃克尔斯的观念并非凭空而来，1939年之后，美国的人均收入上涨了40%，失业率却低得出奇，甚至出现了劳工不足的问题。这就让很多妇女和黑人有机会进入劳动市场实现就业，家庭收入随之增加。普通家庭可支配的收入增多，但消费的项目却有限，这就促使他们手中剩余的钱越来越多。到1944年，美国个人存款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占总收入的25%。
收入增加促使消费激增，消费繁荣又促使生产势头强劲，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循环。不过，随着控制力的逐渐放松，埃克尔斯关于通货膨胀的预言很快便成真。
1946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8.5%，第二年又攀升至14.4%。不过，这次通货膨胀与众不同，它并没有像其他几次战争之后的物价飞涨那么严重。究其原因，可能是战后膨大的政府债务中有一大部分被用于形成真实资本，即对投资于新工厂和新技术的建立和发展，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不过，有一点还是令人担忧的，那就是失业问题。
刚转入和平仅10天后，就有180万军火工人失业，有60万登记要求失业补助。1945年8月出版的《产联新闻》报道说：“一场势如燎原烈火的失业危机，本周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席卷了整个美国。”不仅如此，从战场归来的一千多万美国退伍军人也亟待就业。同时，美国的出生率持续高水平，使得人口持续增长，这也给美国的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于是，1945年1月，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默里提出了“充分就业法案”，以期建立一种所有美国人都应享有的“就业权利”，要求联邦政府在经济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时，调整开支水平，为失业的人提供补偿。正如纽约州的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所说的：“充分就业是未来美国的关键，而未来的美国应该是一个社会和经济进步永无止境的国家。”
这个法案经过整整一年的辩论，最终于1946年1月才表决通过，因此被称为《1946年就业法》。不过，此时的就业法，与之前倡导的充分就业大不相同，它被严重地修正，所以此时它并不保证充分就业，也不保证其与创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社会福利的政府政策之间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虽然充分就业的愿望大打折扣，但是“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的思想还是非常有震撼力的。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如果不伴随通货膨胀的加速，“充分就业”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后的岁月里，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也成为了美联储时刻关注的两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