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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政权本身不仅是一个开拓台湾的行政系统，也是经营国际贸易的商业组织。
郑成功以海上的力量进入台湾，在台湾建立政权，统治台湾三代之久。这是中国的政令第一次抵达台湾，将台湾纳入中国的疆域。台湾台南的赤崁楼（当年荷兰人城堡的遗址所在）上有一副对联：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这是清末的沈葆桢为纪念郑成功而作。郑成功在明朝覆亡之际，参与他父亲郑芝龙建立的海上活动集团，扶掖唐王
，致力于反清复明。他在其父降清之后，仍旧组织海上力量，继续恢复华夏的努力。1658年，他的水师曾经突入长江，进攻南京。1659年，兵败南京后，郑成功袭取大员（台湾），建立了抗清政权，在一隅孤岛上延续了三代。
郑氏集团数以千计的船舰，打着“国姓”旗号，纵横海上。借国际贸易，他维持了强大的水师，又开拓台湾，哺育十万移民，安抚十万台湾少数民族人民。如果不是因大洋航道开拓的时机，海上活动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动力，台湾一岛也不可能跃登为东亚航道枢纽。
郑氏孤忠，得遗民人心，不是为了朱家天下，而是为了维护华夏文化的一脉香火，所以郑氏和清政府屡次谈判，可以称臣，但是坚持不剃发，不改衣冠，只是为了保留华夏文化的象征。这一立场，乃是为了文化的归属。
郑氏在台湾立足，大陆移民一批又一批移入台湾，从此将这一岛屿开发为中国的东海屏障，郑成功遂成为“开台圣王”，受台湾人民纪念膜拜。以上事迹，包含世界历史、华夏认同和台湾本土性三重意义。沈葆桢那副对联的上联，正是说以万古奇遇的机运，贯穿三重的叠合。现将这一富有传奇性的过程，简述如下。
归根结底，台湾地位的大变化，应当是与14世纪以后东亚海上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转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蒙元时代，陆路经过大漠和草原，海路绕航太平洋和印度洋再进入波斯湾。这两条道路，将欧、亚两个大地区连接在一起。蒙元离散，明代的中国，北疆的道路不再畅通，南方的海上道路却始终不断。然而，也是在元、明交接之际，东亚的海面，日本力量忽然崛起。那时，正是日本的“南北朝对峙期
”，也就是所谓的南朝与北朝，争夺日本的统治权。后来，北朝的足利尊氏终于统一了日本，南朝的封建诸侯失败了，他们的武装力量转入海上，尤其是许多本来有归属的诸侯、武士，成为所谓的“浪人”。这些无所归属的力量无处谋生，就以九州岛的沿海地带和岛屿为基地，在东北亚寻求出路，这就是明初所谓的倭寇。明太祖时代，倭寇曾经侵犯中国的港口数十次之多，甚至突入长江口，长江三角洲的沿海城镇多受倭寇的侵扰。明、清两代，常有海禁，禁止中国的船只下海，也不许外国船只登陆，甚至还强迫沿海居民放弃沿岸的村镇，迁入内地。海禁令造成的经济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南宋至蒙元以来，在中国东南沿海，海外贸易为中国赚了不少的利润，颇多沿海居民依靠外贸为生。同时，沿海的渔业也大受海禁令的影响。
明初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真实目的并不完全是宣扬国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要以官方贸易的朝贡之路代替过去的民间贸易。朝贡贸易有相当的限制，并不能完全代表全面性的商业活动。永乐以后，如前文所述，海禁时开时闭。于是，中国沿海始终有一些走私活动。
明代中叶，也就是从15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开拓海上通道，从此不再经过波斯湾，直接绕航到太平洋。15世纪末期，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继续在太平洋开拓，这些西方的海上势力，以菲律宾的吕宋
为转运站，用大批新大陆的白银，换取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商货——尤其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南洋各地的香料。本来是东南亚地区用来和中国交换手工艺品的贸易，这时也转入了欧洲人的手中。欧洲的高桅船，船大、运载量大，又有强大的火力，不是一般南洋商人所能抵御的。
明朝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时敕造的福船。船体高大如楼，底尖上阔，艏艉高高翘起，艏尖艉方，两侧有护板。当时中国的造船业遥遥领先全球。郑和七次下西洋，其真实目的，并不完全是宣扬国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要以官方贸易的朝贡之路代替过去的民间贸易。
这一情势的转变，大大改变了中国沿海的海外贸易状况。中国是一个贵金属本位的国家，以金、银、铜作为实质货币，元、明两朝都因为硬币不够用，不得不以银券、钱票来代替实质的货币。新大陆大量白银的涌入，正是贸易走向活跃的强大诱因。既然中国长期有海禁令，官方贸易又仅限于朝贡制度下的有限出入，中国的商人除了求之于走私一途外，别无其他方式可分沾白银贸易的巨大盈利。于是，15世纪到16世纪，许多商家，包括安徽钱庄和东南沿海的豪势之家，都投资海外贸易。沿海的走私活动虽然非法，却相当公开，而且非常活跃。大致方式如下：有人在中国东南沿海收购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商货，再用小船转运到几个港口，如日本的平户、长崎和菲律宾的吕宋以及中国的澳门，再由西方大船收购转运至欧洲。同样，西方大船带来南洋商货、新大陆的白银以及其他商品，经过小船，转运进入中国。转运是非法的，只有一些冒险之徒敢于组织海上贸易集团牟取厚利。他们时时会遭到官兵的取缔，而他们也和日本的海上活动集团以及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商团彼此利用，既合作，也竞争。
这些牟取厚利的海上活动集团，其存在是非法的，它们的性质是商人和海盗的混合。它们拥有武器，也有快速的船只。有时候，海上活动集团也劫掠村镇，掠取给养。在中国官方眼中，它们就是海盗和倭寇。称它们为倭寇，是因为日本浪人往往是其中的主力，但实际上中国人的走私集团也是其中颇为重要的组成。许多海上活动集团，其实是国际性的组织。中国历史上，明隆庆、万历年间，都曾大力清剿海盗，但也只换来局部和暂时的安静，沿海其实一直并不安定。
万历后期，明朝政府财政拮据，一些由太监领导的海外贸易单位，原本是处理朝贡贸易以及垄断有利的商品制造，这时也投入了这种有利可图的海上贸易，所以万历朝后半期，沿海的海上集团可以半公开地进行国际贸易了。一些较为强大的集团开始兼并小集团，成为大势力的海上力量。
郑芝龙的海上势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郑芝龙是福建人，很早就加入了海上活动，成为若干大集团（如颜思齐和李旦的集团）里的一分子。他在日本的平户，和日本的浪人集团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的妻子就是日本女子田中氏，他们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国姓爷”郑成功。李旦、郑芝龙的集团逐渐打败、合并了一些其他海上大势力（如刘香），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一支海上力量。
那时，荷兰人已经在台湾的南端，即今天的安平到屏东之间建立了一个转口港。从巴达维亚
过来的大船，绕过大员进入今天的安平，收购中国的商货，也转运南洋的商货和白银，交给中国沿海的海上活动集团。
西班牙人在吕宋也建立了庞大的转运基地，那个港口比大员大多了。在17世纪的时候，吕宋是西班牙的属地，有好几万中国移民居住。东南亚各地、马来西亚各港口，以至于马拉加、马六甲，处处都有中国海上集团载去的华人，他们在那里落户生根。由于活跃的海上活动，华侨方才广泛地分布于南洋。
据说从颜思齐时代开始，郑芝龙集团就在今天嘉义布袋地区开拓了一个聚落，从福建运去耕牛和壮丁，在那里生产粮食，也收罗当地的商货。荷兰人居住的大员，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已经有数千华人。在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两个港口附近，西班牙人曾经建立基地，后又被荷兰人驱走。在这些基地，其实荷兰人口很少，反而有数以千计的华人，如鸡笼和沪尾（今日的基隆和淡水）都有数千华人的聚落。17世纪时，福建人对台湾就已经非常熟悉了。
郑氏集团的船队飘扬着旗帜，纵横海洋。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必须与郑氏船队签订合约、预付货款，才能获得中国的商货，也才能将他们带来的商货运送到中国。这一海上势力，从郑芝龙时代开始，一直延伸到郑成功收复台湾，至少存续了半个世纪，俨然是东亚和南洋地区的海上帝国。清军入关，明朝覆亡。郑芝龙拥立唐王延续明朝，其子郑成功被赐国姓，号为“朱成功”，南洋一带遂称郑氏为“国姓爷”。郑芝龙投降清军，郑成功却继续恢复明朝廷的势力。他以闽南为基地，曾大举以水军攻袭南京，不幸大败，闽南也逐渐不保，遂转向台湾发展。郑氏的强大船队趁潮进入安平，荷兰人投降，退回巴达维亚。郑氏在台湾建立政权，其统治地区是嘉义以南到屏东的西部，并没有延伸至山地；在北部，他的政权也只在今天的鹿港、淡水、基隆各有小片的地区，设立官府。郑氏政权号令所及，还是以台湾南部为主。
17世纪版画，郑成功与荷兰人在台湾海峡交战。“反清复明”失败后的郑成功转向台湾发展，他率领强大的船队，趁潮进入安平，与荷兰人展开激战。荷兰人投降，撤离台湾岛。
郑氏带到台湾的官员、兵丁和眷属，总数大约不过十万人，加上原来在台湾居住的汉族人口，应当有将近二十万人，这是当时移居台湾的总人口数。不过他们和海外各处华侨社会有密切来往，“国姓爷”的船只，经常有千百艘往来于东南亚海上。郑氏集团在大陆的贸易机制似乎依然存在，从浙江到广东，有金、木、水、火、土五个山商。所谓山商，就是陆地的商贩，他们是海商的代理行，在各地收购外销的商货，同时也分销海外运来的南洋和西洋商品。另有仁、义、礼、智、信五家商号，这些则是转运商货的船队。郑氏政权本身既是保护者，也是投资者。比如说，某个商队从郑氏政权的“户官”那儿领取经营资本，经营得利后，将利润保留一部分，本、利必须缴回户官。从这一方式可以瞻见，郑氏政权本身不仅是一个开拓台湾的行政系统，也是经营国际贸易的商业组织。
在台湾，郑氏的管理机制类似于封建制度：各个军事单位分别驻屯在各处。今天台湾的左营、燕巢（援剿）、前金（前劲），都是分驻各地的军事单位。这些单位的统帅和兵士，就在当地开垦。农产的收获，就是他们的生活经费，剩余的部分，上缴户官。在这种军事屯垦之下，兵丁逐渐等同于佃农，而军官则是领主。郑氏也授予特权，让垦拓的集团深入少数民族的地区开拓耕地。经过这些安排，少数民族的聚落也逐渐转化为郑氏政权下面的地方单位。
从上面的描述可知，郑氏集团实际上延续了过去海上集团武力垄断贸易的性质。“国姓延平王”的称号，则是表达郑成功复兴明室的使命感。郑成功的事业，应该说是以台湾为基地，以海上贸易取得资源，致力于华夏文化的延续。
郑成功部“漳州军饷”币。在台湾，郑氏的管理机制类似于封建制度。郑成功的事业，应该说是以台湾为基地，以海上贸易取得资源，致力于华夏文化的延续。
康熙年间，清朝在沿海又设海禁，以防堵郑氏卷土重来。然而，清政府其实不能真正有效地执行新的海禁令。施琅、黄梧这些降将的船队，也不能摆脱海上活动集团的特质，他们依旧利用非法与合法之间的模糊地带，进行有厚利可图的海上贸易。1683年，施琅的水师攻取台湾。郑氏政权灭亡后，他们的船队分散在各地，有些没有跟着郑氏投降清政府，其中一些归入了日本的九州岛诸藩，一些分散在海外各地，厚植了东南亚华侨的力量。这些分散各地的华侨人口究竟有多少，我们无法统计，只是今天东南亚各港口的华人社区，在居民的家谱或口述传承中，还常常有人提起是“国姓爷”的部下，也有一些地方对郑和的“郑”与郑成功的“郑”混淆不清，统称为“郑王”。
郑氏三代治台，在台湾岛内，逐渐建立了中国州县制度的行政系统；在康熙接收台湾以后，这一系统又并入福建遥领下的台湾。清领时代的情况，我们下一章再谈。
综合地讲，郑成功进入台湾的历史事件，应当看作中国长期从大陆向海洋发展的高峰。这一发展，在整个明朝不仅没有经过官方的许可，还受到官方的压制和打击，但居然连续数百年，将陆地的中国延伸到海上。其情势与西方人在海上大量开拓其实是类似的。无论是西方的发展还是中国的发展，其最大动力，都是美洲新大陆的贵金属流入旧大陆，使后者经济领域的资金大量增加。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新大陆的矿山，经过高桅船，再经过海上集团，流到中国东南和南方的商家和农户——从作坊取得瓷器和日用商品、从农户取得生丝和绸缎。中国东南沿海的财富累积，成为这一地区发展的基础，促进了当地市镇的涌现，亦即东南地区的城市化。这些现象，乃是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三者既有交错和重叠，也有抗拒和抵制。
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转机，没有来自新大陆的贵金属，就不可能有这么活跃的太平洋贸易。台湾过去不在航道上，经过这一转变，忽然从一个不在航道上的岛屿，转化成航道的转运点。在上一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台湾进入中国历史，其开端既是商业性的，也是国际性的。郑氏在台湾的帝国，也是这一现象的深化和成长。
郑成功集团带到台湾的，除了少数本属于浙江鲁王
部下的东南忠义之士，其余绝大多数官员和军人都是海上活动集团的成员。虽然福建的泉州、福州文风昌盛，有“海滨邹鲁”之称，但那些海上集团的成员，却不在福建的高层文化圈内。郑氏政权的大臣，除了少数几人以外，都是惯于风涛的海上健儿，善于弄潮，不习读书。郑氏收复台湾，并没有将中国文化的精英与主流带到台湾。他们带去的一些文士曾经兴办书院，推广儒家教育，但是绩效不彰。
郑氏的部下，大部分比较娴熟于边缘社会的庶民文化。当然，中国庶民文化的基础，一向与精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一旦与精英文化脐带切断，庶民文化便不容易再有机会茁长为新的精英文化，所以郑氏统治的台湾，正如海外各地的华侨社会，其庶民特性非常强烈。庶民文化往往具有地方性的特色。在台湾生根的闽南文化，具有开拓社会常见的地区性和排他性。这一现象预伏在清领台湾的时期，更多移民陆续到达，就不免“分类”斗争。例如，泉漳、闽客之间的冲突，甚至，同一社群之内的小团体，为了争夺和维护利益，也不断地拼斗。
台湾作为中华民族汉人开拓的东南疆土，历史发展，其来有自，根源久远；开拓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特性，也决定了台湾一岛作为汉人建立的新社会，与母国的主流社会和上层统治阶层，难免有亲疏远近，不进行调节，甚至有时还会出现格格不入之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