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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继延
“这是一个蓬勃发展、万象更新的时代。商人获得了自农耕文明以来最好的声誉，以时代英雄与社会偶像的名义，被青年一代膜拜。追求功利，进而求得个人财富最大化成了不少人逻辑正当的人生追求。一些社会精英一边加入尖锐批评的合唱团，一边四处出击忙于勾兑猛赚好处。”
当我在记录者李军奇的书稿《喧哗年代》中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有些恍惚起来。
我好像读到了去世不久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又恍惚读到的是马克·吐温笔下《百万英镑》的荒诞。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身处与150年前狄更斯的英国、100年前马克·吐温的美国、50年前马尔克斯的拉丁美洲相似的当代中国的镀金时代，实录中国精英各阶层断裂与转型之难之痛的《喧哗年代》一书，似乎有特别的阅读价值。
因为特别的对象、真实的记录、深刻的思考，这本书虽然只是一个七零后记者近年来采访的结晶，但是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诱惑和救赎！
在万花筒式的人物与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后，在读毕全书掩卷长叹白云苍狗世事无常时，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被商业浪潮全面冲击的年代，社会精英首当其冲！但建构什么样的商业文化，委实需要社会精英的自省和蜕变。“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这不仅是我近年来一直思考得出的结论，而且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的真实感触。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帝国主义。一个千古未有之巨变的时代已然到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兴替、新兴帝国的崛起与老大帝国的衰朽……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和一整套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与制度。
历经几代人多角度全方位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中华文明终于迎来了复兴的曙光。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等等，正在夯实着大国复兴的基础。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契约观念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的这一代工商企业家，由于他们最直接参与社会变迁，接触到最新潮的国内外事物，他们在对自身利益关注更强烈的同时，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社会转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因而他们也是最活跃、最有思想的群体。
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最近接受采访时更明确提出：“我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学者。”
中华商业文化迫切需要历史性的大发展，而华商的崛起将是中华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是中华商业文化复兴的新希望。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靠耕读传家，工业文明时代则应该商学皆本。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复杂现状：我们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商业伦理缺失和市场法治缺乏等问题，迫切需要确立商业文化地位、加快商业文化发展、完善商业文化体系、高扬商业文化旗帜。
从大历史的尺度、全球化的视野和新中华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我认为正在成长的中华现代商业文化是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如果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成功融合，将使新中华文化能够依靠内生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更好更快地实现伟大复兴。所以新的中华商业文化不仅仅是全方位的现代商业文化，也必然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新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基础。
《喧哗年代》一书记录了当下各类精英在商业社会中的奋斗、荣耀和挣扎，这是作者为历史留下的一份特别的底稿——作者以抛弃伪饰、逼近人性的方式真诚地拷问这个镀金时代。身为这些群体中的一员，我自知我们无一日不面临商业文化的翻新和淘汰。欢笑与泪水齐飞，诱惑与救赎同在。
三千年前，面对传统社会的礼崩乐坏时，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情怀和“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勇气，让此刻身处巨变时代的吾辈感同身受。正如莲花因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花中之君子；我希望华商也能够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超越拜金主义的诱惑，实现商业文化的救赎！
（作者系著名商会活动家，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商会与商帮分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