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35年里,辅助生育业已经成了十亿英镑的生——这是世界上的规则吗?
如果有比体外受精诊所的候诊室更让人紧张、焦虑和情绪化的地方,我肯定不会进去。
体外受精,更精确的术语是“辅助生殖技术”。亲身经历过之后,我对那些数年来坚持在受孕操作台上的人们无比敬畏和钦佩。
虽然各个国家的辅助生育医疗费用各不相同,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费用都不低。然而,最有破坏性的,无疑是在身体和情感层面,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她们一直渴望的宝宝,正在经历炼狱般的痛苦。辅助生育医疗就是我们渴望生育这种最基本的欲望的真实写照,这种欲望是如此坚决和强烈,让人不忍心近看。如果手术进展并不顺利,自我注射、激素冲击、甩不掉的对于失败的恐惧以及倾家荡产的绝望就会随之而来。
这种不断攀升的生育问题和治疗对策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吗?世界各地应对这一问题的方式相同吗?西方的这种生育产业化现象是否有益?
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体外受精的发展史
人们经常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有孩子是一种福气。
他们说得当然没错。但是,在你有孩子的第一年,你会时不时地发现,大概在凌晨3:56,你抱着胀气的宝宝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他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你吃惊极了,如果你尚有力气,你的眉毛肯定已经挑了起来,顺着你内心情感的方向。
但是当有人告诉你,你不一定能怀上宝宝的那一刻,你内心的渴望就开始萌芽了。在你的体外受精之旅中,你发现这种渴望写在了你遇到的每一个人的脸上。而且你会发现,来接受体外受精的人数是如此之多。
在地理扩张方面,体外受精诊所可与咖啡店和汉堡包连锁店相媲美。这是由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首要因素便是女性的生育年龄较晚,在西方如此,在诸如中国等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这种现象也越来越普遍。
这种现象确实令人惊讶,而这种现象背后相关的医学分支,在几十年前甚至都不存在。事实上,这个领域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试图在兔子身上做体外受精实验——它们在这方面可不需要什么帮助。
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家们又以小鼠和大鼠等为实验材料,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在精子获能机理和获能方法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研究者们开始尝试进行试管(源自拉丁语中的“杯子”一词)婴儿实验。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布朗·路易丝(Louise Joy Brown),在英国奥尔德姆市医院里诞生了,这标志着体外受精真正成为现实。
世界媒体立即将这个约2.608公斤的婴儿定义为“试管婴儿”。但是实际上,她以及在她之后大约500万体外受精所生的婴儿,都是在有盖培养皿中培育的。
接着,1980年澳大利亚体外受精实验成功,1981年美国体外受精实验成功,1982年瑞典和法国体外受精实验成功。之后,体外受精发展势头迅猛,专业技术开始传播,体外受精革命正式拉开帷幕。
在早些年,想要进行体外受精的人,需要住院2~3天,而且在医疗过程中需要保存他们的所有尿液,以备分析验定,因为这是医生了解人体内激素水平的唯一途径。当然,现在我们很难感受到当时的媒体对这种新奇的育儿技术是多么感兴趣。正在接受治疗的女性都会定期受到警告:不要接受媒体采访!谨慎对待电话调查!避免提到她们在诊所遇到的女性的名字!
在初期,体外受精的成功率平均为10%左右。每次试验最大的可能便是劳而无功,但是这依然不能阻止世界各地的夫妇们注册报名,他们推动着研究创新,使得辅助生育技术逐渐发展成了今天价值数十亿英镑的产业。
如今,接受辅助生育治疗的人们也许再也不用不断地收集尿液,也不再有记者不顾一切地想要获悉其中的细节。虽然各个大陆选择医疗辅助生育的人数不断攀升,但是想通过人工方式来生育宝宝依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当然,在各个诊所,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总体上讲女性一般不会住院治疗。与之相对应的是,她们需要自己管理自己用于刺激排卵的药物。
我在这里所说的“管理”,指的是注射。看着你的伴侣一天三次用实实在在的针头刺自己,只为了你们能有个孩子,这着实是一件令人难忘的经历。
如今,接受体外受精的女性的数量令人非常震惊,据世界卫生组织估测,世界上患有不育症的夫妇数量约在1.2~1.6亿之间。
尽管一份基于大范围调查的报告表明,2010年的不孕不育状况与1990年的大致相同,但是据统计,地球上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至少经历过一次某些形式的不孕不育问题。其中20%~30% 的不育案例是由男性的生理原因造成的,20%~35%的不育案例是由女性的生理原因造成的,而25%~40%的案例是由双方的生理原因共同造成的,另外,10%~20%的案例被诊断为“原因不明性不育”。
如今,全球范围内不孕不育现象越来越多,虽然人们经常将不孕不育同生活方式因素联系起来,比如吸烟、超重、压力过大。但是迄今为止,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便是女性伴侣的生育年龄越来越晚。世界上接受辅助生育治疗的女性,绝大多数是在30~39岁之间。
据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统计,在英国和德国,女性第一次当妈妈的平均年龄首次超过30岁,许多其他国家也即将迈入这一行列。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社会转变,因为上一代第一次当妈妈的女性中,25岁以下的人要远远多于25岁以上的人。
虽然这种转变可能有益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男女平等,但是无疑它也推进了辅助医疗改革。据最新数据统计,2010年的辅助生育医疗案例数量,美国为147,260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61,774例,法国为79,427例,德国为74,672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都大约在59,000例左右。
暂时撇开这些原始数据不谈,北欧和低地国家( 低地国家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的统称。——编者注 )通过人工方式生育婴儿的比例在3%以上。
中国缺少关于体外受精的官方数据,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没有迅速发展的体外受精产业。
众所周知,中国曾采取重大措施来降低人口发展速度,这一点可能让许多人惊讶。但是1988年中国首例试管婴儿出生以后,中国一直支持体外受精医疗。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育状况有了细微但是切实的转变。
2001年,中国(未包含台、港、澳地区数据)只有五家私人辅助生育医疗中心,如今已经增加到超过200家,而且还呈继续增长的趋势。2008年,在震惊全国的大地震中失去生命的7000个孩子的父母,可以免费享受体外受精医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辅助生育医疗的支持。
通过辅助生育医疗生产的婴儿多为多胞胎,因此中国媒体对此争论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种花费高昂的解决方案。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辅助生育医疗的价格相对于人均收入来说,是相当高昂的。
事实上,著名的生育专家罗德·罗伯特·温斯顿(Lord Robert Winston),对辅助生育医疗的花费问题一直非常关注。作为行业先驱,罗德·罗伯特·温斯顿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繁育项目的科学顾问,并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他不仅谈到许多私人诊所体外受精成功率的问题,也提到了收费问题,许多私人诊所甚至将部分收费名目列为后续开发费用。
高昂的花费问题,使得辅助生育医疗旅游成为一项重大产业。据估计,每年有大约2~2.5万对夫妇出国享受辅助生育技术服务。
这些人为了减少花费而选择出国,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东方以及新兴的国家。他们兜里揣着美元、英镑或者欧元去印度、韩国、泰国、西班牙、土耳其等提供高质量医疗的国家,花费却是在自己国家花费的一小部分。因此这迅速成为因医疗价格过高而被挤出市场或者在自己国家实践不成功却已经耗尽积蓄的夫妇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城市争相宣传自己是辅助生育医疗的最佳目的地,并在闪亮的网站主页上标出会提供全五星级的服务。同时,驾驭复杂的国际辅助医疗制度的能力以及花费,是影响人们选择辅助生育医疗地点的重要因素。
受宗教、道德和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辅助生育医疗依然是一个存在争议和道德分歧的医学实践和个人问题。针对诸如利用捐献的卵子、冷冻胚胎以备未来使用等问题,许多国家的管理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不同区域间最大的变化因素便是各区域所允许植入女性体内的胚胎的数量。尽管与过去的10年相比,植入更少的胚胎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趋势——据估测,如今世界上胚胎植入的平均数量为1.75个——这依然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远渡重洋只是为了利用游戏规则改变后的红利。
欧洲2010年的数据表明,胚胎植入的多胞胎平均生育率自2000年起,已由26.9%下降到19.2%。然而在立法处于最宽松阶段的美国,多胞胎平均生育率则显著升高,达到了33%。
下面我们以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波兰为例,来看一下这些问题如何不仅牵扯到道德层面,更成为政府所要面对的难题。
在波兰,辅助生育医疗并非是非法的,事实上,成千上万的波兰夫妇已经因为辅助生育医疗向全国大约50家诊所付费。但是,整个人工繁育医学分支在许多方面还未被认可,因为还处于未经规范的阶段。这意味着,对于未使用的胚胎的处理,监管措施很少,有的地方甚至没有监管措施。
这进而导致了波兰颇有影响力的主教们不停地强烈反对将体外受精纳入国家管控之下的议案。他们将体外受精医疗称为“优生学的姐妹”,某个大主教甚至宣称,支持任何未彻底禁止体外受精医疗的议案的国会议员都将被逐出教会。
以色列是世界上领先的生育地之一,也是世界上人均生育医疗诊所数量最多的国家。前面提到的,美国许多州宽松的立法方式,也吸引着许多欧洲人穿越大西洋。他们玩起了数字游戏,为了将多个胚胎植入体内而不断前来消费。
无论你选择去哪接受辅助生育医疗,这都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非要如此吗?
计算体外受精医疗过程的花费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虽然核心花费经常会事先说明,但是各种各样的血液检验、扫描和大量药物的花费加在一起,总和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此外,各个地区的辅助生育医疗花费存在差异,而且你无法事先了解并确定应该去哪里接受治疗,因为对于各个国家的各个诊所目前缺少基于案例基础上的具体研究。接受某项辅助生育医疗,在美国、中国香港和英国要耗费你15000英镑,而在捷克、韩国和印度,你可能只需花费3000英镑。
一方面,辅助生育医疗机构随心所欲地收费;另一方面,对接受医疗的夫妇们来讲这又是如此沉重。因此,价格和技术缺乏国际协调监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从长期来看,形势是向好的,但是目前大有恶化的趋势。
尽管如此,在费用方面,人们依然看到了救星。来自比利时根克生育技术研究所(Genk Institute for Fertility Technology)的团队做了许多开拓性的令人欣喜的工作。简而言之,这个来自比利时的团队,减少了不必要的花费,降低了成本。
传统的体外受精实验室借助昂贵的二氧化碳培育箱、净化的空气和复杂的系统设备等特殊条件来辅助进行胚胎的选择和检查,而根克生育技术研究所则回归到基本条件,创造出了正常条件下的体外受精医疗!
传统的方式是向培育箱内抽送价格昂贵的医用级别的二氧化碳,而通过研究,他们欣喜地发现,可以通过将碱性小苏打溶解在水中或者将可食用的小苏打和柠檬酸混合制成这种二氧化碳。
至于培育箱,为什么不给两个试管中的一个加上橡皮塞,让其中一个试管中生成的二氧化碳转移到另一个试管中。然后将精子和卵子移入第二个试管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受精过程很快就开始了。橡胶塞使得试管处于密封状态,满足了对净化空气的需求。经过3~5天,胚胎就可以植入女性子宫内了。
这与酿酒的程序有点儿类似。
这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实验。2013年年中之前,比利时团队已经利用这种简单朴素的方法,孕育出了12个健康的婴儿。他们的成功率达到了30%,这与传统的试管授精方式的成功率大致相同,但是每例的花费却与传统方式相差甚远,只有170英镑。
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得到广泛应用,就可以大大减少准备接受传统的辅助生育医疗的夫妇们的负担。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成千上万无法生育的夫妇,他们由于费用问题无法通过传统的辅助生育技术拥有他们一直渴望的宝宝,现在他们又多了一种选择。
关于生育,在这一节我们回顾了许多神话或医疗科学方面的独特方法,实际上还有一种方式,唯独它成功跨越了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鸿沟。
针灸有助于生育?
显而易见,医学界最难接受的,就是把针灸作为一种健康而有价值的生育医疗方式,也就是用细针刺进你身体的各个穴位。
这种针甚至都不是那种装满了激素的注射针,比如大多数接受体外受精医疗的患者在医疗过程所用的注射针,都是自己注射激素,然后把自己变成人肉针垫。
不,按理说,针灸疗法应该被医学界的生育专家们随便丢入上面标着“古怪废物”字样的垃圾桶,里面还有许多他们觉得荒谬可笑的方法,比如顺势疗法、芳香疗法,除此之外,还有性交后把腿伸向空中以加速精子的游动(显然,这不会起到一丁点儿作用)。
但是,事实上,过去的几十年,西方穿白大褂的人们不情愿地承认了东方的古代传统针灸疗法在生育方面的成就,而且现在在许多案例中还积极推荐针灸疗法。
在传统观念中,通过刺激具体的穴位,让体内气的流动达到平衡。这里的“气”是一种生命力或能量,是指中医或武术的基本原理所在。气在人体内沿着一种复杂的网络通道流动,也就是所谓的“经络”。
因此,现代医学很难接受这些理论也不足为怪。但是一种更易为人们接受的理论已经出现,它解释了针灸疗法是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生育功能的:针灸疗法可以刺激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从而控制人体的肌肉和腺体,提高子宫内膜对胚胎的容受性。
也许比起争论针灸疗法究竟如何对人体产生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真正对人体起到作用。针灸疗法初创于几千年前的中国,自其创立以来,从未像现在一样得到如此密切的研究和测定。但是,尽管人们对针灸疗法密切关注、仔细观察,我们依然没弄明白,而且每项研究似乎都与上一项相矛盾。
比如2008年,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研究者们发表声明说,女性在接受辅助生育医疗时,如果同时接受针灸疗法,其怀孕的概率会大幅度增加65%。
这项实验的研究对象为1366名接受辅助生育医疗的女性,这些女性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遭遇的不孕问题也不尽相同。研究者对比了胚胎植入后一天之内进行针灸的具体疗效。他们对部分女性实施了伪针灸疗法,针刺的穴位并非常规针灸时的穴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治疗措施。结果表明,接受了真正的针灸治疗的女性,其怀孕的概率增加了65%。
仅仅过了两年,也就是2010年,舆论倒向了另一边。英国生育协会警告不孕患者,并无证据证明针灸疗法(在这方面还有中国的草药)有助于生育。这项声明是基于英国生育协会对先前的14项研究的科学审查,这14项研究共涉及全世界的2670名女性。
事实便是如此。确凿的临床证据表明,针灸疗法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直到2012年另一项研究结果的发布。当然,这项研究结果表明,针灸疗法对于辅助生育医疗有积极的影响,据统计分析达到了显著水准。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在2013年7月,考克兰综述(Cochrane Review)称,对于针灸疗法的疗效,并未发现任何证据。
说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大概了解了。虽然经过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显然情况仍然没有变化,针灸疗法在辅助生育医疗中是否起作用只在于个人的观念。过去许多的诊所准备把针灸疗法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有价值的疗法,我们究竟能从中受益多少,这一点尚有争议。人们对于针灸治疗趋之若鹜,是不是因为一种从众心理?或者,这可能只是诊所赚钱的一种方式。这些人们如此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孩子,一想到如果因为没去尝试而错失了机会,他们就无法承受。
一直以来,在生育的世界里,固定不变的传统答案都是一头令人难以捉摸的猛兽,它最初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如果走近观察,它又变成多面的、彻头彻尾的魔鬼。
然而幸运的是,下面我们即将研究的是人生中最平静、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也许是我们人生中最自然的一段时光的序曲。关于怀孕和生产,我们能够从彼此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太多太多啦。
我们的家庭之路比较曲折。现在很难想象以前,在那时候看来,现在的这一切几乎不会发生,而现在不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则是更难的一件事。
我遇见我的丈夫时,我们都已经差不多35岁了。我心里清楚,就生育而言,时间已经不再站在我这一边了。但是我丈夫是个积极乐观的人,他相信我们终究会有自己的孩子。现在看来,我们采取的稍微有点儿古怪的方式,非常适合我们。
我经历了两次子宫内受精(IUI),从本质上来讲,这是英国国家健康体系的一种医学上的火鸡滴油管(类似于人工受孕的胶头滴管。——编者注)受精文明。两次尝试都失败后,接着是三次体外受精,我们为此付了高昂的费用(如果超过35岁,我们的医疗部门不会对体外受精医疗进行资助)。后来我们又换了几家诊所,经过了更多次的尝试,最终得知我的卵子质量较差,无法进行体外受精,如果再来一轮尝试,成功的几率还不到5%。
医生建议我们采用捐献的卵子,还提到国外的程序操作更加简单、快速,西班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花了一点儿时间来哀悼我那无用的卵子,悼念我那无法流传下去的基因,但是我很快就觉得医生的建议很不错。我们曾经考虑过领养孩子,但是后来这个机会一再被推迟,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说,接受捐献的卵子更容易让我们接受,这样我依然会怀孕、生产。我们都喜欢西班牙,而且我公公就住在那儿,所以我们就约定假期去那里的诊所看一看。
最后,我们只去看了两家诊所,两家都非常不错,我们最终选择了马贝拉(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的一个城市。——编者注)的一家小诊所,因为这里离我们的家人比较近。之后我们见到了和蔼可亲的顾问和来自英国的护士。这一次因为要采用医疗方式处理我们的生育问题,所以我们被区别对待。诊所有许多年轻的捐献者,每个人能得到900欧元的报酬。作为赔偿也许已经够了,但仅仅是金钱,无法支撑她们经历这些(希望如此),而且,她们都是匿名的。
真是奇怪,这位不可思议的女孩,她的卵子(它们小到肉眼都无法分辨)最后将成长为我们的孩子。而我们只知道她今年26岁,在一家商店工作,喜欢跳舞、游泳和读书。我们很喜欢这个女孩,等到我们的双胞胎长大后,我们会给他们讲他们的仙女教母的故事。
没错,是双胞胎!
其实,我们试了三次才成功,其中有一次算是白跑了一趟,因为捐献者的身体并未对刺激性药物起反应。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成功怀上了双胞胎。宝宝们现在已经三岁,看起来跟爸爸很像,但是身上是可爱的橄榄般颜色的皮肤,喜欢跳舞、游泳和读书,她们正在看《爱探险的朵拉》( Dora the Explorer ),学习西班牙语。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喜欢西班牙,现在我们更有理由去度假啦。
我们的孩子看上去完完全全就像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会跟他们分享他们来到我们身边的奇妙旅程,带他们去体验那个曾是他们血液中一部分的国家。
简(Jane)——英国,西班牙
世间智慧——世界各地生育史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大约有1.2~1.6亿夫妻受到不育问题的困扰。
在英国和德国,女性第一次当妈妈的平均年龄已经首次超过30岁。
印度、西班牙、韩国、泰国、土耳其等国家是世界上提供低费用、高质量体外受精医疗的国家。
50年前,世界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个孩子,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