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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里的诗句，绝大多数都是押韵的，我们今天没有把握能够复原那些韵的声音，因为两千多年来，声音有了很大的改变，而我们用来查对“韵”的参考书，都是在《诗经》成书超过千年之后才编撰出来的。
目前通用的“国语”，只有四声加上一点点“入声”，这是一套相对简陋的声音系统。古代汉语至少在声调上一定比现代语复杂得多。此外，古代汉语使用的声母和韵母，也和现代语有很大的差距。可以这样说，现代“国语”在声音上，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简陋、最单调贫乏的一套系统。
说闽南语、客家话、广东话的人都知道，这些方言里的声调、韵母都比“国语”多得多。为什么“国语”会在声音上那么简陋？或说，为什么选了声音上这么简陋的系统来作为统一的“国语”呢？
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倒过来问：相较于“国语”，为什么这些方言在声音上都那么丰富？因为如果不动用那么多声音，语言里会产生许多同音字，很容易造成误解，带来不便。较多的声调、声母、韵母，交错组合成众多发音，可以大大降低同音字、同音词出现的比例。
“国语”中同音字、同音词的频率其实高得惊人。言谈中，我们经常要靠上下文关系才有办法判定别人口中发出的音，代表的究竟是众多同音字词中的哪一个，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诉诸牵涉到文字的辅助说明，来确定音所代表的意义。例如我说“没有异议”，为了怕人家误以为是“没有意义”，我得解释：“是相异的异，和议论的议。”
在声音组成上那么简单、简陋的“国语”，依然能够使用无碍，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了普遍的文字经验，文字统一了大家对于这些声音的认知与想象，靠着文字的存在、辅助，大幅降低了同音字会带来的误解，也就扩大了对于语言中同音字的容忍程度。
我们无法还原《诗经》的声音，不过《诗经》的韵文形式，大有助于我们追溯、理解中国古韵的规律。翻开任何一首作品，我们都可以借由其整齐形式，列出拥有同样韵母的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这样的句子里，“鸠”“洲”“逑”这几个字是押韵的，也就是有同样的韵母。如果遇到了《诗经》中形式上该押韵的字，在《佩文韵府》一类的后世韵书中分在不同的韵里，或者更常遇到的，用我们今天的念法念起来完全不押韵，那我们就知道中间有了韵上面的转变，也就能够试着从中整理、探查古今声韵的改变轨迹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