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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两千多年前的人怎么说话，然而因为有《诗经》，所以我们知道周朝的人怎么唱歌。
《诗经》收录的内容，具备高度的歌唱性。《诗经》是中国文字和声音相结合的最早例子，不过不是和说话结合，而是和歌唱结合。歌唱的语言，比日常生活说话的语言来得简单，更要来得有规律、有规则，其中有许多重复，而且有明确的声音模式。
《诗经》让我们知道周朝人如何唱歌。不过要小心，一来不能从《诗经》去推断周人如何说话，二来也不能从《诗经》去推断那个时代的人都这样唱歌。
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说不定周人也曾产生过长篇的史诗。用有韵的语言编写重要故事，到处传唱，像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不过，即使周文化中产生过长篇史诗，也不会留传下来。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这套文字，不方便追摹、记录长篇的声音，既不是表音的，符号又复杂难写。缺乏适当的记录工具，史诗那样的声音艺术，在中国是无从像在古希腊环境中那样保留下来的。
这套不能记录史诗的文字，却还有办法应付四字一句、句子又不断重复的短歌。读《诗经》，让我了解中国文字系统如何尝试着去接近语言，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套文字系统能否在中国建立其主流、至高、唯一地位，还很难说。在与“歌”的接触中，当时的人们摸索出办法来，让文字至少能够部分地记录声音，并且建立起图像符号和声音之间的一些规律、原则。
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找到文字与声音间的这些基本关系，迫于功能上的需要，当时或稍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去发明、尝试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表音性的文字，那么中国文明势必就彻底改观了。
《诗经》之后，证明了这套本非为语言而设计的文字，虽然不方便、不好用，却毕竟还是可以用的。将就将就、妥协妥协，文字和语言就用这种方式联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