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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都是用文字写成的。别小看这样一句听来像废话的话。先有语言，然后才有记录语言的文字，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不过，中国历史显示了，这套模式不必然是通则，而有其例外。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够直接阅读两千多年前成书的《诗经》，正源自这份例外。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基本是分开的，中国的文字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
中国文字的远源可以在大汶口文化的陶片上看到，然后到了殷商的甲骨文，出现初步成熟的系统。甲骨文有特定功能。那是一套带有神秘性质的符号系统，用来连接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祖先所在的超越世界。
拿一片打磨整治好的牛肩胛骨或海龟腹甲，在背面先钻出不穿透的洞，然后用火在洞底下炙烤，过了一阵子，厚度差异产生不同程度的热胀冷缩效果，甲骨的表面就会“卜”的一声爆出裂痕来，这种做法因而就被取名为“卜”。卜的目的，是要从不规则的裂痕中解读出谕示讯息来，卜是超越世界里的祖先给予人世子孙提示、指引的沟通渠道。不是每个人都读得懂裂痕所代表的祖先意见，要由具备特殊身份与特殊能力的“卜人”来解读，卜人再将读出来的意思用文字刻写在同一块甲骨上，以便未来覆案检视预言是否准确，或说，对于卜痕的解读是否正确。
如果说这种文字和语言有关系的话，那也是和神秘的超越语言，而不是和日常一般语言有所联结。符号明白地写在甲骨上，然而殷商时期，这些符号有没有读音、可不可以被念出来，我们并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些甲骨文字很可能是单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存在，很可能类似今天“三太子扶乩”时在沙盘上所显现的，或师公作法拿毛笔画出来的“符仔”。
不能因为这些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我们就理所当然地用后世的看法，把它们视为带有声音的意义。不是说它们一定没有，而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有，在功能上，它们大可以没有相应的声音。
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是声符，都有可以念出来的声音，甲骨文首先就是一套符号，一套用来记录不在这个世界的缥缈之灵的意见的符号。商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了甲骨文，而且显然没有打算让很多人了解、运用这套符号。懂得这套符号，是份本事，更是一种特权身份。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份别人没有的本事，抬高了他们的权力、地位，他们能比别人更有效、更有把握地与超越世界的神灵沟通，取得了使别人不得不臣服、不得不畏惧的特权力量。
从对于早周文化─周人在今天陕西地区兴起时留下来的遗迹─的考古探索中，我们清楚发现了周人曾经试图要模仿甚至窃取商人的这份通天地、传递超越讯息的特权力量。尤其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没有文字的甲骨，以及部分写得粗糙、歪歪扭扭的甲骨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民族对抗的关系中，周人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地位，从商人那里承袭、挪用甚至偷取了制造青铜器、以甲骨占卜，还有用符号记录祖先意志的方法。
不过，周人有周人自己的风格与文化，和商人极其不同。所以这些在商人社会中充满鬼神意义的东西，进入周人社会后，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原先象征着来往两个世界的神秘动物使者的青铜器复杂纹饰，到了周人手中就愈变愈简化，愈变愈线条化，失去了和动物形象间的联结。
同样地，甲骨文被周人运用后，也改变了其基本性格。周人保留了文字部分的神秘性质，不过他们更看重的，毋宁是文字的长久性，文字可以抵抗时间，将讯息固定下来，长久地留存。在周人的手中，文字由记录、保存超越世界讯息的功能，转变为记录、保存人间的现世讯息。
很可能就是在周人进行挪用、转化的过程中，才确定了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周人采用了商人发明的符号，这套符号从来就不是要为语言服务的，却被周人用来记录、保留语言。和全世界绝大部分文字系统不一样，中国的文字不是表音的，文字符号上没有容易学的声音规律，因而如何建立文字和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课题。
这是别的文明没有遇过，或者是没有解决过的大课题。就算有些古代文明也采用过非表音的文字符号，遭遇到语、文分离的困难，他们几乎都很快就放弃了原有的表意文字系统，改用更方便、更合理的表音文字。
是的，从宏观的人类文明角度看，中国的非表音文字系统很不方便，甚至很不合理。就是因为那么不方便、那么不合理，所以中国文字成了独一无二的特例。
这么不方便、这么不合理的文字，竟然能够成功地建立和语言的关系，竟然能够传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也是一项历史的奇观。世界上其他文明陆陆续续都走上了表音文字的大道。表音文字最大的好处就在让文字和语言密切相连，甚至可以说让文字作为语言的衍生物，语言怎么说，文字就按照语言的声音怎么记。只要学会二十六个字母，学会字母作为声符与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就懂得了如何将听到的英语，化为笔下写的、可以传送到空间与时间上的远方的文字。
中文从来没有走这条容易的路。中国文字先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语言平行发展，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才转而让这套原本不是依照声符原理设计的文字，用来记录语言。中国文字在转用于记录、传抄语言之前，已经确立了其神圣性。即使被运用到记录、传抄语言后，这份神圣特质仍然保留着。于是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相互关系，就和其他文明表音系统中的关系，大不相同。
表音系统中，语言是主，文字在后面跟随、追摹语言。语言变化了，文字就跟着变化。因而文字被视为语言的不完美替代品，文字是复制的，语言才是真本、真品。但是在中国的系统中，却是文字地位高于语言，语言是暂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要靠文字才能取得定性，才能抵抗时间，不再变化，也不会倾颓磨灭。
三千年前，中国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们从嘴巴里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示“吃饭了没”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三千年前的中国语言，已经彻底消失了，无从还原。那样的声音，没有用任何形式传留下来，也没有留在文字里。
虽然文字里记录的是“曰若稽古帝尧”，但这绝对不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说话的方式。文字并不是忠实记录语言本身，而是用文字的逻辑将语言传抄、改写了。而且，因为是非表音的符号，也就没有留下关于两千多年前这几个字怎么发音的证据。
但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留下来了。而且他们表达意思的方式保存在文字中，一留留了几千年，一直到20世纪白话文兴起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若司马迁于九泉之下，对两千年后的梁启超说话，两人绝对无法沟通，连猜都无从猜起。但是，让他们两个人用文字写下自己想讲的，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除了极少数特别名词外，两人完全可以快速、直接、充分地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