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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前提是我们认定《春秋》是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我们认定先有这样简单、简陋的《春秋》经文，然后才有解释经文的《左传》。
先有经，才有传，在面对像《毛诗》或《尚书大传》时，没有问题；在面对《公羊传》、《谷梁传》时，也没有问题。《公羊》、《谷梁》都是依循着《春秋》的文句对应解释的。
但面对《左传》时，我们却必须稍微小心一点，不能如此理所当然、想当然耳。表面上看，《左传》也是依傍着《春秋》，《春秋》经文起自鲁隐公元年，《左传》记录也起自鲁隐公元年。但是《春秋》结束在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却结束在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了十三年的内容。也就是说，作为解经的传，《左传》里竟然有十三年的解释，没有对应被解释的文句。
另一个问题，《公羊》、《谷梁》主要在解释《春秋》文句的意思，进而挖掘、分析对《春秋》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左传》中也有这种直接解释文句的部分，但《左传》里更多的，《左传》真正的内容主体，却是“以事解经”。也就是说，将《春秋》中简单的三言两语记录加以展开，让读者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原其相对比较复杂的过程。
因为以事解经，所以事，而非理，才是《左传》的重点。也因此才可能出现鲁哀公十五年之后，有传无经的奇特现象。事实上，那就是从鲁哀公十五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大事纪，说明了那十三年间发生了哪些事。
换个角度看，鲁哀公十五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左传》内容，不会因为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而失去意义，仍然可以独立地提供我们对那些年间历史变化的讯息，那么有什么道理认定《左传》其他两百四十二年以事解经所记录的“事”，不能独立于经文存在吗？没有经文，不用对照经文，占《左传》绝大部分篇幅的事件记录，独立来看，都是重要的历史；《左传》根本就可以独立于《春秋》之外，自成一本丰富而精采的史书啊！
还有，《公羊》、《谷梁》的作者，可以对着《春秋》的文字，讲出他们大部分的解释，《左传》却不可能。《左传》的作者再怎么了不起，都不可能从《春秋》经文中简单的“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几个字，读出从郑武公娶妻开始，到后来庄公和太叔段的兄弟之争，再到太叔段逃到鄢等等复杂的过程。显然，写《左传》的人，手中必须有别的记录，才能依照这些记录补充《春秋》中没有记载的细节。
然而，《左传》运用的这些材料，为什么《春秋》的作者看不到？还有，为什么《春秋》的作者不运用这些材料，把事件说明清楚呢？
答案的关键在：《春秋》的撰写用意，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着眼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历史”功能的。《春秋》所关心的，回到那样的时代环境下，是借由文字将现实事件和应然礼仪、秩序、道理、原则，进行比对，并且将比对结果固定下来，供当时人及后人学习参考。也就是说，《春秋》的重点不再记录发生了什么事，而人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事的意义，放在封建礼仪秩序下所展现出来的意义。
换另一个方式说，《春秋》的核心功能是“正名”，找到符合封建礼仪道理的方式将现实事件写下来，传留下去。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那样的价值观念，应该是有周代封建，至少是鲁国文化传统为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