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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是中国最早的“传”体著作。传的功用，是解释经，《春秋左氏传》的书名就告诉我们，这是一本依附于《春秋》而成立、解释《春秋》的书，因为解释《春秋》的传有好几本，所以用左氏的名称来和《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区别开来。
“春秋”原本是个通称，而非专有名词。周代出现了一套记录国家大事的固定格式，以时间编年顺序为架构，先列出“年”，底下再用“时”，也就是季节及月份细分事件前后。这种记录法最典型的句子是：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夏五月……秋七月 ……“元年”指的是这个君王初即位的第一年，所以正月改元，而“正月”之上一定会加上标示季节的“春”。同样的，每一个月份都要加上所属的季节，夏五月、秋七月，等等。
在文本中，季节极为凸显，春、秋经常出现，所以就将这样的编年记录体裁称作“春秋”。
我们无法确知，周天子王廷是不是也有“春秋”，这种体裁是不是从天子王廷建立、流传出来的？史料上能看到的，是到东周时，有好几个封国都有自己的编年记录，也大致采取这种“春秋”形式，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最详尽，保存最好——是鲁国的记录文献。
究竟是因为《鲁春秋》保存最好、流传最广，所以取得了经的地位；还是在因果上倒过来，因为其他原因，《鲁春秋》被认定为经，成为王官学中的一部分，使得《鲁春秋》得以有更好的机会广为流传、保存，我们也无法确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周人的王官学，也就是贵族教育的内容中，很早就有“春秋”这个项目，东周之后，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六艺”中，“春秋”一项就以《鲁春秋》为其主要内容。
我们今天讲到《春秋》，概念中那是历史，那是历史记录。从历史记录的角度与标准看，早在宋朝时，王安石就嘲笑《春秋》是“断烂朝报”。“朝报”意为里面只有官方活动记录，谁和谁盟会，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打仗，除此几乎没有别的；而且就连官方活动记录，都记得很简陋、断断续续且充满缺漏，所以说是“断烂”。
现存《鲁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记录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前后两百四十二年。《春秋》记录了两百四十二年，全文却只有一万八千字左右，算一下，每年平均只分配到七十个字，其中还要扣掉像“春王正月”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套语呢！今天随便一份报纸，光是前面四个要闻版的字数加起来，差不多就和《春秋》记录两百四十二年的字数相当了。我们能怪王安石用“断烂”来形容《春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