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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去世于公元前479年。《论语》这本书也就应该是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即公元前5世纪前半叶编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反映了公元前6世纪与公元前5世纪之交，春秋时期的事件与思想。排除一些虽然号称高古、实则成书年代可疑的文献，从时间上看，《论语》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排名非常靠前。比《诗经》《尚书》《左传》部分内容来得晚些，但又比这三本书里面的部分内容，要来得早。
《论语》成书很早，而且成书之后很快就流传开来，对于我们两千多年后来认识孔子，真是件幸运的事。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基本、不容任意窜改的面貌。《庄子》书中曾借名孔子、明显是捏造的故事，用来表示对于儒家的轻蔑嘲笑。然而，比对《庄子》的文章风格，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将这些故事拿来当作寓言，不会和真实存在过的孔子搞混。
像庄子这种论敌，其实相对无害。真正可怕的，往往是孔子和儒家的追随者、崇拜者，为了抬高孔子的地位，而将部分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删除，或增添他们认为比较伟大比较了不起的记录。早在秦汉之前，就有《礼记》中的部分篇章和《易·系辞》这类文献，塞了很多话到孔子的嘴里。文章中明确引用孔子之言，记录孔子之行，但那样的语言，绝不可能是孔子会说的；那样的行为，绝不可能是孔子会做的。
我们怎么知道？一方面可以透过春秋时期的相关文献，考索出那个时代的语言、风习，找出后人窜入的破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用《论语》来当作基准，和《论语》中的用语、思想、价值不相符的，大概就不能尽信。
《论语》书中，少有窜乱的痕迹。这显然是因为《论语》流传得早、流传得广，在有人想对《论语》动手动脚之前，其主要内容已经深入人心固定下来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大致保留了公元前5世纪编辑形成时的原貌，成功抗拒了两千多年的修改变乱。
《论语》不是一本大书，字数并不多，然而在有限的篇幅中，竟然多次出现重文，完全一样的字句，这里出现一次，那里又出现一次。会有这种现象，最有可能就是当初辑录时没有注意到，不小心让同样内容多抄录了一遍。这么明显的错误，照理说很容易发现，也很容易改正，却到今天都还留在书中，一定是因为《论语》早早便已取得崇高地位，阻却了任何想要修改的做法。连这么基本的错误都没改，《论语》被重编增删的概率，显然不高。
还有，虽然经过上千年的解释努力，《论语》的篇章次序究竟有什么统一的安排，从来没有得出可信的答案。看起来，《论语》真的就像是弟子们在第一时间将各人笔记聚集在一起，谁都无法垄断编辑权力，因而保留了相对凌乱的面貌。这样的凌乱反而让我们放心—毕竟若是经过有意识的改动、伪造的话，首先会被改动的理应就是表面的凌乱，会被伪造的理应就是一套更明确的次序逻辑。
汉代之后，《论语》的流传史上，出现过“鲁论语”、“齐论语”、“古文论语”等不同家派，然而这几家教授的《论语》原文，顶多只有几百字的差异，且相异之处，多半是字句写法，不影响内容意义。像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那种一差差了几十篇，或像《春秋左传》和《春秋公羊传》解释方向完全不同的现象，从来不曾发生在《论语》的教授流传上。
今天通行的《论语》，称为“张侯论”，是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综合鲁、齐两家而编定的版本。到东汉灵帝时，“张侯论”的字句就已被刻在了熹平石经上，彻底固定，不再变动。
如此，《论语》一方面让我们读来格外安心，不必像读其他上古经典那样谨慎提防中间有后来伪造、掺杂进去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却也让我们读来格外不安，因为编撰者没有给我们一套明确的次序逻辑，我们得通过排比来决定这些散乱对话和文句，彼此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