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遗韵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易经》自产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今天，它仍然在众多方面发挥着作用。很多学者将《易经》与中医、建筑、物理学、遗传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希望从中获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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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与中医

今天的自然科学几乎都有一个国际通行的学术体系，唯独医学不同，分为两大独立的体系：中医和西医。在人类历史上，中医、西医各自独立地前进。中医有着几千年的辉煌，而西医则在近一二百年借助于现代科技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

西医是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自然科学不仅为西医提供了理论基础，更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从发现血液循环到心脏手术与器官移植；从合成抗生素到化学药物的出现；从最初使用的显微镜到目前的CT、核磁共振……西医的成就和优势是有目共睹的。

西医的诊断手段是中医望尘莫及的，但这并没导致中医的衰弱。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改变带来了新的医学难题：疾病谱的不断翻新、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对健康长寿的向往……这些医学课题使西医显得力不从心。但西医之短恰是中医所长。

西医把人体视为孤立的封闭系统，认为人体在与环境中的致病因子抗衡。中医则把人体看成是与外界沟通的开放系统，认为人体内各要素之间的不平衡是疾病的根源……

中医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相通，中医的系统思维来自于《易经》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后人称之为“医易同源”。

中医的理论经典《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至两汉之间，它汲取了《易经》的精华，并把它创造性地和医学相结合，使中医成为一门具有很高哲理思想的自然科学。其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气化学说、经络学说、脏象学说、药物归经、药的升降沉浮、四气五味、五运六气学说、子午流注学说等，都与《易经》有着深厚的渊源。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直接来源于《易经》，并在医学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易经》与建筑

《易经》对中国建筑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它以其“意”与“象”结合的思维模式，以及阴阳协调的思想，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同时也使得这一学问在中国建筑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北京城及故宫为例，北京城按《易经》“天地人三才之道”将皇宫称为紫禁城，与天上的紫微垣相应。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象征天阙三垣。前殿为阳，后寝为阴，后寝三大宫为乾清宫、坤宁宫和交泰宫。三宫名称皆合乎《易经》中乾为天、坤为地；乾为君、坤为臣；乾为父、坤为母的原则。“乾天清轻上扬，坤地重浊下凝，地天交合而成泰，人伦之大吉”。围绕三宫又分左右十二宫，即东六宫与西六宫，以应河洛中轴运枢之妙。东西十二宫，以应十二辰，象征妇道遵从地道，无成有终。

北京城门，外城七门，喻为面南向明而治；内城九门，喻为九五之尊统御四宇。皇城大门南有天安门，北有地安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象征先天八卦“乾天坤地、离日坎月”的格局。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又为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天象二十八宿。内城东南崇文门、西南宣武门，象征左文右武。东北安定门、西北德胜门，象征文治武功，怀柔天下。东直门、西直门，象征日月出没的阴阳大道。中轴线十五里，象征河洛运枢左右逢源的常数。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运用《易经》理念的经典实例，充分反映了《易经》“天人合一”思想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易经》占卜与宗教

在我国古代，占卜是《易经》产生时的主要用途。不过，占卜的历史比《易经》更为久远，且占卜术在任何国家地区的远古时代都曾出现过。

世界各民族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阶段，都有过“神教治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那时的统治者利用人们对神灵的崇拜进行统治。

原始社会时，人类刚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仍保留着动物的很多自然属性，可以称之为“野蛮人”。这时的人不畏死，所以只能用“神灵鬼怪”来约束其行为，自然崇拜在此时非常盛行。人们崇拜的对象很杂，包括神仙、祖先、山河大地、花草鸟兽……这时原始宗教盛行，占卜的形式是“巫卜”。巫卜由巫师主持，有时巫师即是部落的酋长。他们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具有人和神的双重人格。巫师通过自设程序来完成人与鬼神的对话，暗示吉凶祸福。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由于没有剩余，也就没有私心，他们的所为都是为了部族的生存。

奴隶社会时，中国以外的国家几乎都发展为对单一神灵的崇拜：某一宗教绝对统治某个民族或地区，只有中国不然，因为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以占卜代宗教”时期。占卜在某些方面优于宗教：宗教只能给人心灵的安抚，而占卜的结果能团结群体，提高民族或部落的凝聚力；另外，不同宗教的互斥会导致矛盾和战争，而无神论的占卜术对宗教的容忍力几乎是无限的。但是，占卜在抑制宗教产生的同时，也抑制了科技在我国的发展。

占卜术在我国古代政治中的兴衰

我国在周朝就设有卜筮之官，专为统治者占卜。后代王朝也大多设有此职，但未记录于正史。《史记》中记载，我国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统治者都用占卜来决定军国大事。在多数情况下，国家大事是统治阶层商量好的，但在高度垄断、物质匮乏、百姓文化水平低的社会里，要成就大事有赖于“天恩”。占卜术对“天意”的传达便于统一人心，因此成为愚民政策的手段之一。

春秋时期弱肉强食，各国争战不止，迫使诸侯们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广纳贤言，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儒、法、兵、墨等诸家都曾领风骚。各家都在《易经》的基础上有所扬弃和发挥。它们此消彼长，各为一时之“显学”或“隐学”。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为中国文化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底蕴。诸子百家的学说在社会中的作用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各种思想的竞争丰富了人们的思想库，使人们考虑问题更全面理性，“决疑用卜”变得没有必要了。其后，儒学逐渐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官方显学，中国开启了“以儒学代替宗教”替代“以占卜代替宗教”的政治局面。“决疑用卜”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由官方显学变为民间隐学，由主流文化蜕变为民俗文化，继续对社会的经济、科技、教育、军事等众多方面发挥着作用。

从伏羲创八卦起到春秋战国，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以占卜代替宗教”“政占合一”的历史。这为部族的兼并、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和睦起到了积极作用。

到了汉代，作为民俗文化的占卜文化得到了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汉京房发明的“纳甲筮法”。此法继承了象、数、理、占的八卦易占形式，改进了演数方法，使之简单易行。后来，此法逐渐完善为我们今天常用的六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