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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一开始沿用了北魏的租调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但是这个有年龄限制，50岁以后才可以纳绢代役，不到50岁的话，该服徭役的你还得去。
唐朝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谷物叫租，绢和布叫调，在服徭役的期限内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庸。唐朝的庸不再有50岁的年龄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纳绢代役。本来，在农忙季节如果大规模征发徭役，就没有人种地，会误了农时，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纳绢代役，留着劳动力去种地，多有好处。
租庸调有一个前提，我给你交租、交庸、交调，但是你得给我土地。你不给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种出来的嘛，得种麻才能纺麻布，种桑树才能有绢子。但是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归地主所有，那么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土地，这个待分配的土地是从哪儿来的？显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给没收了再去分。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新开垦的，再一个就是大规模战乱、人口大量死亡后所形成的无主荒地。不过，随着国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无主的荒地几乎没有了，新开的地也够戗，能开的差不多都开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来分给百姓呢？
这时候，政府有了新的应对措施。它规定，每个成年男子20亩永业田、80亩口分田。20亩永业田可传之子孙，80亩口分田死后得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好拿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问题是到了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国家就得想招儿，不能再按照租庸调这种方法来收。公元780年，唐玄宗的曾孙唐德宗接受大臣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指的就是户税跟地税。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年收两回。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朝廷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原来的租庸调制，收税标准是以人丁计算，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每年为国家交比如150斤粮食、两丈四尺绢布。有你这个人，就有国家的150斤粮和两丈四尺绢布。这意思就是，哪怕当年国家分给你的地已经被兼并了，地都没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样得交。那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这儿了，因为我勤劳致富。我们家八个儿子，你们家就两个丫头，所以你们干活干不过我们家，最后我们家发了财了，把你家的地兼并过来了。但我怎么交税？我还是按照我的人头走，就算我现在有四千多亩地，我还是按照两丈四尺绢布、150斤粮这么交，因为我就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交的和你一样。
所以两税法以前是按人丁为主征税，而现在则按照土地财产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没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没有土地的商人，交总资产的1/30。这就表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来租庸调制下不允许人口流动，你这一百亩地在海淀，你人跑朝阳去，我跟谁要税去，你的地在海淀，人必须在海淀，地在人在。现在无所谓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因为谁占了这一百亩地，我就跟谁征税，你可以随便流动。如此一来，你在这儿没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开发，在海淀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昌平、平谷，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两税法实行的好处就在这里。
两税法一实行，国家不再管这个地在谁手里了，这也就意味着土地兼并不受限制了，麻烦也开始出现。从唐朝以后，田制不立，愿意兼并就兼并，农民没有土地就只能去租种地主的土地，一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就把税赋转嫁到农民身上了。比如，我是一个血汗工厂的厂主，是生产圣诞树的，全世界的圣诞树都是我们生产的，我厂里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是700块，每天要劳动11个小时，每个月可以歇3天，你看我够仁慈的吧！现在国家提高了我的企业所得税，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让你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1个月歇1天，工资600块，3个月不发。实际上我为国家交所得税，为希望工程捐款（我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企业家啊），都是你们出的这个钱。我该坐游艇坐游艇，该环游世界就环游世界。其他所有负担都是你们掏的钱，可想而知，这样一来，国家虽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地主又给农民加上去了，客观上还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强盛，交通发达，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前期的统治者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让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政府对外开放。这些原因促使隋唐两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
农业的发展表现在：第一，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南方经济跟北方的差距缩小，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但是也有坏处，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对自然生态平衡有影响，所以中国的生态问题出现得很早。第二，农田灌溉和农具的改进。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筒车，另外还有用于耕作的曲辕犁。第三是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比如说茶叶，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贵族才饮茶，到唐朝，百姓也开始饮茶了。有的电视剧里，汉朝就让老百姓一进门给你捧出茶来，甚至春秋战国就捧出茶来喝，很好玩，那会儿是没有的。那会儿应该一进门喝酒，不应该喝茶，唐朝才开始大规模饮茶。
手工业发达，具体表现在中国能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有的书记载说通过波斯湾时必须换小船，这就有点儿扯了。这船主要是在洪州造，洪州是江西南昌，不靠海，在江里湖里造出来后再拖进海里，这个船能有多大？我记得，美国航空母舰都能进波斯湾，如果那时中国造的船进波斯湾就要卡住，那得多大，你以为波斯湾是北海公园哪？
唐三彩
为后代的彩瓷开辟了道路。唐三彩其实是冥器，给死人陪葬的，大量烧制，不计其数，所以不值钱。我如果是唐朝贵族，我生前住的庄园，我骑的马，我用的桌椅板凳，侍候我的丫头，都给烧制成唐三彩，埋到坟里去接着侍候我。所以这个玩意儿在唐朝大量使用，太多了。唐三彩不像青瓷中的秘色瓷，全国就那么几件，你得一件，子孙万代吃不穷喝不穷。秘色瓷只有到了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博物馆亲眼看到，才能明白它有多美，当然现在早失传了，做不出来。原来认为唐朝根本就没有，后来从扶风县法门寺地宫挖掘出来了，才看出来是有的。
唐三彩这种冥器，到了宋朝觉得它浪费，改扎纸人纸马。民国的时候，农民要刨地刨出这个来，就摔了。历史剧《孝庄皇后》里多铎戴着一只大耳环，一看就要吐。你见到过清朝王爷戴耳环的吗？你以为是歌星啊？他还说我这一路到中原来，得了不少宝贝，拿出来一看全是唐三彩。开玩笑，谁把纸人纸马摆家里，应该给你爷爷烧的，你觉得特漂亮弄家摆着，你爸不抽死你才怪。
咱们现在无神论了，无所谓，家里才摆这个。反正我们家不摆，谁给我唐三彩我坚决不要，兵马俑摆它干吗？电视剧里还让太后寝宫里挂一幅柳永的《雨霖铃》，妓院里才挂柳永的词呢！到故宫里看一眼，慈宁宫里应该挂列祖列宗的圣训，弄一个《雨霖铃》挂着，整天让太后“寒蝉凄切”，太后还守得住吗？
当然，唐三彩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它相当于唐朝的历史照片。它都是真的，照着生前的样儿做完了埋在里面，挖出来一看就知道，原来唐朝的房子是这样的，原来唐朝的人都长这样，胖乎乎的，跟壁画的作用一样。
唐朝丝织品有波斯的风格，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
中国现在特别常见的作为吉祥物的动物有两种，一种是大象，一种是狮子。衙门口立着的狮子，皇帝宝座两边是象征太平有象的大象，这两种动物全是从波斯进口的。中国最古老的动物形象，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青龙白虎大家都知道，朱雀就是三足乌
，玄武就是一条蛇缠在龟上，也叫龙龟。最早中国出现的动物形象是这四种，没有狮子和大象。后来有一段时间倒是有，那是在“文革”以前，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把大象都插缅甸去了；原来中国境内也有东北虎，现在都跑俄罗斯去了。
神鸟三足乌
隋的钱币，铸的仍然是五铢钱。秦朝的钱叫半两
，汉朝叫五铢
，一直沿用到隋。学历史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是以诗证史，因为古诗里面有大量的咏史诗。
刘禹锡的《蜀先主庙》中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光复汉室天下（当然是偏安一隅），归功于诸葛亮，刘禅阿斗是一个笨蛋，所以造成蜀国的灭亡。其中他说的那个“业复五铢钱”，就是汉朝的钱。
唐高祖时流通的开元通宝钱，到现在几毛钱就能买一个，以后历代的货币都以它为范式。开元通宝的“开元”意思可能是国家刚刚建立，开辟新纪元，它不是年号，否则的话开元通宝就成了唐玄宗的钱了。以年号铸钱是从北宋开始的，北宋以前有唐一代，铸的钱都叫开元通宝。
唐朝城市里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叫市。市中有邸店和柜坊，设有官员管理。
邸店，兼营旅店货栈、交易场所。电视剧《大马帮》里，他们到哪儿都能住的就是邸店。这个地方还可以存他带来的货——烟叶子，在现场进行交易。
柜坊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早几百年。银行的出现证明了商品经济发达，货币需求量大。金属货币过于沉重，携带不便，才有了银行。
电视剧《碧血剑》里面，一个小姑娘背着两千两黄金，从岸上嗖一下就跳到河里的一只小船上，那是不合理的。第一，她背得动吗？古时是十六两一斤（所以有半斤八两之说），那么两千两就是一百多斤，一百多斤背着还跳那么远，开玩笑，奥运会要是在那时候办，金牌就没有悬念了。她武功高强我不怀疑，即使她背得动，但她背了一百多斤的钱从岸上嗖一下跳到河里的船上，那船就跟被大口径榴弹炮命中了一样，不沉有鬼啊！明显违反物理定律。
另外，电视剧里还有很多从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的人，说这是50两银子。第一，50两的大元宝只可能是官府的官银，百姓一般不带这样给的，他没有渠道，弄不到。再者，50两银子是三斤多，你搁什么袖子里，走路不打晃都会抽到自己的大腿，没走几步就把袖子扯坏了，除非袖子是用防弹背心材料做的。当时真正掏得出来的银子应该全是碎银子，十两以上就要给银票了，哪儿见过给那么大锭真银子的。《鹿鼎记》里韦小宝动不动就拿几千两银票来送给敌人，用来解围。要是他身上的几十万两银票都换成银子，他得身体倍儿棒。如果这五六千斤他能扛得动，天地会总舵主就改他当了。
所以那时候大笔买卖全是用银票，银票的意思就是我把钱存在一个地方，那地方给我开个证明，跟存款单似的，我拿这个证明到下一个地方把它取出来。发展到北宋，就出现了纸币，我也甭去取它了，我直接给你纸币就完了。随着经济发展，到现在纸币的需求量太大了，携带不便，动辄成千上万，而且容易弄脏弄破，传染细菌，于是开始刷卡。中国还没有大量普及，有些小店买东西的时候先得问能不能刷卡，要在美国的话，买东西之前得先问人家你收现金吗？因为他们一般都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很少有地方收现金的，所以欧元、美元，尤其日元，取出来都是崭新的，这就证明它很少流通。中国人民币的纸币太旧，就是流通量太大了，净是拿胶水粘的、胶带粘着的、缺一个角的。
现在你做买卖，想干到几点就干到几点，24小时没人管，那会儿不行。官府不允许，有限定，一些繁华的大城市里才有夜市，农村只有草市。
还有一个特点是胡商遍布。那会儿中国是很开放的，没人抵制这货那货，没人抵制外商，外商来华的特别多，胡商就是外商，也有西域少数民族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
隋唐两朝长安、洛阳是全国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商业大都会。长安城内有坊有市，坊市分开。坊是住宅区，相当于我们的居民小区，有围墙，有门；市是商业区，做买卖只能在市里。
市有东市、西市，你只能在这两个地方做买卖，这跟今天的情况一比，又证明了当时的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今天如果北京就两个地方能做买卖，一个西单、一个东单，你们家如果在怀柔，想吃饺子买壶醋，打车去西单吧！打车钱都够你吃牛排了。
难道古时候的人吃饺子不吃醋吗？他也吃，自己酿的。那会儿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比如像我小时候，家里自己擀面条，自己做包子，自己蒸馒头，自己做花卷，这些玩意儿现在在超市都能买着。这就说明今天的商品经济比我小时候发达，更别说比隋唐时候了。那时候的市场是一击鼓，大家就开始来做买卖，一打锣，就得散。一般太阳一下山就开始打锣，然后就开始打静街鼓，静街鼓800响，鼓声一响，赶紧往家跑。鼓声一停，你还在大街上，鞭子抽。冬天太阳走得早，四点多钟就下山了，那四点多你就回家闷着去吧！古代都是这样，一到晚上就静街了，怕你聚众谋反，不在家的、上街的人都得有腰牌，比如官员才可以上街。在唐朝，晚上上街也没事儿干，因为所有商店都关门了。
长江流域的商业都市，以扬州、成都为两个中心。扬一益二，扬州第一，益州第二，益州就是指成都。
在唐朝，扬州就跟咱们今天的香港地位相似。所以你看唐朝人写唐诗写到扬州的地方太多了，比比皆是。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另外还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人生只合扬州老”、“宁求死看扬州月，不愿生归驾九龙”。什么都是扬州的最好，月亮也是扬州的圆。那个地方经济之所以如此发达开放，是因为它不像长安、洛阳，有条条框框那么多限制。
繁华看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