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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为一位传播教化思想的师者和圣人，教会了世人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善良教育”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均有体现。
孔子所认为的善良包含着“仁义”的成分，善良也多与君子挂钩，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的善良是宽容，是坦荡，是理解，也是同情。
而“善良教育”对于普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论语》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说，后生晚辈在家中要孝顺长辈，出门在外要敬爱兄长，做到谨言慎行，言而有信，培养博爱的心胸，多去接触有仁德的人。做到这些之后，就可以学习文化知识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是“仁德教育”，一个人只要遵从道德准则，不违背道义原则，那他的行为就是善良的体现。
其实，做到善良很简单。孔子曾说：“观危墙即倒，既毋扶，然则毋推甚善。”这话即是说，看到墙马上就要倒了，即便不去扶它，但只要站在一旁不去推它，这也可以称为善良。可见，孔子认为，人不作恶，便可称为“善良”。
孔子讲善良，不光针对君子和普通人，而是面向天下人，其中也包括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身为鲁国正卿的季康子曾多次向孔子问政，孔子多是以“善良”为基础作出回应，并留下了“子欲善而民善矣”的教言。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先生，您经常讲‘仁’，并且强调多用在统治者的身上，今天您又讲到‘善良’，想必这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不知道为政者应该如何施政呢？”
孔子仔细听完季康子的问题，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反问道：“您有什么观点吗？”
季康子回答：“我认为，‘善良’可以用在统治者施政上，也就是先生说的‘仁’的思想。”
孔子道：“你打算如何把‘善良’用在施政上呢？”
季康子回答道：“如果杀掉一些穷凶极恶的坏人，亲近那些与人为善的好人，这算是善良的施政之道吗？”
孔子摇了摇头，缓缓说道：“刚刚你还说，高位之人在施政方面，‘仁’和‘善良’是同时体现的，你要推行政令，怎么能够杀人呢？如果是身居高位的人想要行善，那么百姓就会跟着行善。身处高位之人的品德就像是空中飘浮的风，而下层民众的品德却像地上随风摇摆的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会随风而倒。只要统治者勤政爱民，百姓自然不会作奸犯科。既然讲‘仁义’，讲‘善良’，那就应该以善良宽容的心去对待百姓。”
季康子听了，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言之有理。”
季康子的“善良”“仁义”观点是针对向善之人的，他主张杀掉恶人，只向好人实行仁义。然而，孔子所讲求的“善良”是全面的，并不是有针对性的，即便是面对为恶之人，他也认为人们应该用善良的心去对待，然后以善行去感化，规劝其向善。可以说，此时善良也包含了宽容的意味。
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如何规劝民众：“那如何使百姓对我外恭内敬，忠于自己的本分，并且听从我的劝导呢？”
孔子说：“这和施行‘善良’‘仁义’的政令是不谋而合的。”
季康子虚心道：“请先生详细地说给我听吧。”
孔子想了想，回答说：“作为执政者，要能够认识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要时时刻刻心怀国计民生，以自身为表率，然后以庄严肃穆的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这样民众心里的执政者便是威严而勤政的，进而对执政者毕恭毕敬；若对待百姓仁爱孝慈，那百姓自然就会体现出忠心；常怀善良的心，把一些善人的事迹发扬光大，用这些善行去教育那些不向善的人，百姓就会受到勉励，主动向善。这样一来，自然就能达到规劝的目的。”
心存善念，以身作则，注重德行的潜移默化，用实际行动向百姓做出表率，百姓自然服劝归附。
季康子拥有大量的财富，但也时常担忧招惹盗贼，就问孔子如何避免盗窃之祸。孔子非常辛辣地回答道：“如果你自己不贪图这些财富的话，就算是公开奖赏偷盗，也是没有人会偷盗的。”
孔子表面上是在讽刺季康子贪财，实际上是为了避开“如何处置盗贼”的话题。他希望为政者在身体力行、为民表率的基础上，做到“为政以德”，以德行去感染百姓，而不是等百姓犯了错再施加惩罚。为政者应教育百姓如何免于犯罪，急民所急，苦民之苦。可以说，这里的“善良”又被注入了“政治道德”的思想。
善良也可以分很多层次，从宽容坦荡、善于理解，到遵守道德、心怀仁德以及不作恶、不杀人，都可以称为“善良”。孔子在规劝季康子的同时，也在教化世人做到善良。对于统治者来说，能够体谅民生疾苦，勤政爱民，就是做到了善良；对君子而言，做到内心坦荡，无愧于人，就是善良；而对于普通人，只要安分守己，遵守道德法则，就是善良。由此可见，善良很简单，它在为人处世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性格品德。
“子欲善而民善矣”，这是孔子对统治阶级的规劝。就是说，要想让下层民众向善，那么领导者就要做出表率。百姓都有跟随领导者的心理，领导者想让百姓呈现出什么状态，自己就要先表现出那样的状态。善行得善果，若能传播善行，自当责无旁贷，而这可以称得上是大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