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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著作有《孟子》。被认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三岁丧父，孟母将其抚养成人。在孟子小的时候，母亲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而三次搬家。后人称之为孟母三迁。孟母教子甚严，其“三迁教子”、“三断机杼”，成为千古美谈，《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之说。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7篇。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学说，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坚持以“人”为本。
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他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韩愈的《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他的理论对宋代影响很大。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之后《孟子》一书逐渐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融为一体，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滕、薛、宋、邹、梁等国。《史记》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唐虞三代之德”，各国君主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未能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因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史记》说孟子著述有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庶人的疾苦，庶人就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暴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明，民心背向关系到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
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忠信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才能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是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基础之上的。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炼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来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予的。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就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正因为如此，《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孟子从“尽心、知性、知天”思想出发，认为知识的学习，并非从外而来，必须经过自己主动自觉地努力钻研，才能彻底领悟。既然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在我心中，那么只有自求自得，才能深入心通，心有所得，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所以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他认为君子的高深造诣要有正确的办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地追求得到。自觉地追求得到的，掌握得比较牢固，牢固地掌握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孟子认为深造自得必须注意由博返约。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之后，再回到简略地述说大意的地步。孟子承继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深造自得要注意能将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然后再归纳为简约的结论以达到“约”的地步。这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与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教学方法。作为教师，要把一个道理讲明白，如果没有关于这个道理的广博知识并能融会贯通，就很难把这个道理的重点、难点与关键之处向学生讲清楚。由博返约，以简驭繁，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重要的教学与学习方法。
孟子同孔子一样，善于启发思维，善于使用问答法达到他预期的结果。他善于用比喻的方法，使学生容易明白他所讲的道理。他要求学生主动积极，开动脑筋，不急于代替学生作结论。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完全相信《书》，那还不如没有《书》。他要求学生有存疑精神。这是对孔子的“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思想的发展。有疑才有思，疑，证是启发思维的起点。他还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弃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意思是说，高明的工匠不因为拙劣工人改变或废弃规矩，高明的弓手弃也不因为拙劣射手变更拉开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做出跃跃欲试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生，激发学生有进无退的学习积极性。教师不能降低要求，要在正确的道路中站住脚跟，有能力的学生便跟随而来。这是教师引导的结果。
孟子重视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他继承了孔子“循循然善诱人”的思想，所谓“循循然”意味着孔子善于按照次序、一步一步地进行诱导。孟子认为学习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应自强不息，不可松懈或间断；一方面也不应流于急躁或邋。他说：“其迸锐者，其退速，”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他还把进学的次第比作流水，“不盈科不行，”流水遇到坎坷时，必须等水盈满后才能继续往前进行，“盈科而后进，”日夜不停地流到海里去。“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所谓“成章”竟引申为事物达到一定阶段或具有一定规模，则可日成章。孟子的意思是，君子的有志于道，没有一定的成就，也就不能通达。不能投机取巧，不能急躁冒进，没有一个两个地循序渐进的累进，不可能达到伟大的成就。所谓“源泉混混，不舍心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于四海，”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认为学习既要不间断地努力，但又不能拔苗助长。
孟子重视学习的专心致志，反对三心二意。他以下围棋为例，他说，下围棋虽是小技术，如果不一心一意，那也学不会。弈秋是全国的下围棋能手，假如让他教授两个人下棋，一个人很专心，听弈秋指导；另一个表面听着，心里却在想，要是有只天鹅飞来，就要拿起弓箭去射它。后者的学习成绩一定不如前者。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聪明吗？自然不是的。这说明学习上的差异，和对学习是否专心有关，而不完全是决定于人的天资的高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讨论“注意”的问题，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以及注意的分配问题。他说：“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是，莫怪王的不聪明，纵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冷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这里表明他反对一曝十寒，主张专心有恒。他还教人不要有头无尾，功亏一篑，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尤为弃井也。”有作为的人做一件事譬如掘井，掘到六七丈深不见泉水，这时停止挖掘了，结果仍是一个废井。这说明有为者必有恒心，取得最后成功才摆手。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是没有恒心的表现。
孟子认为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总的精神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意思是说，君子的教育方式有五种，有的像及时雨一般润泽万物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还有以流风余韵为后人所私自学习的。这五种便是孟子提出的教育方式。他还说过：“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说，在各种教育方式中，还有一种是不屑于去教诲他，这也是一种教诲呢！这是一种激励奋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