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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本义是佛的教化，或者说佛陀的教育，指佛用自己悟出来的大道来教化众生。后来信奉佛法的人或者说去寺庙里烧香祈拜的人，为求升官发财、平安好运、健康长寿或者求子求孙什么的，“教”才具有了“宗教”之意味。与释迦牟尼最初创立佛教之意图已是大相径庭。

释迦牟尼出家的目的即是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诸多痛苦的方法，这些都是他所拥有的爱与美满、他所拥有的才学与智慧、他所拥有的权力或者财富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所接受过的学问全都未曾跨出过这个范畴，未曾触及这些终极意义。而他当年在菩提树下所悟出来的佛教的教义，其基本内容简单地说来，就是苦、集、灭、道四谛，谛即真理。这四圣谛用来解说世间的苦（苦谛），探查苦的原因（集谛），寻求苦的消灭（灭谛），提出灭苦的方法（道谛）。佛教经籍数目繁多，但并不超出这四圣谛。

四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则是缘起论。缘起论是佛教所有教义的源头，它解释了世间一切现象、事物存在的原因，皆是因为有其前提条件的存在。“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用来说明那些同时或者异时的互存关系。佛经中说缘起有十一个意义：（1）无作者义，（2）有因生义，（3）离有情义，（4）依他起义，（5）无动作义，（6）性无常义，（7）刹那灭义，（8）因果相续无间断义，（9）种种因果品类别义，（10）因果更互相符顺义，（11）因果决定无杂乱义。我国赵朴初居士在其著作《佛教常识答问》中归纳十一义，有四个重要的论点：（1）无造物主，（2）无我，（3）无常，（4）因果相续。从缘起思想出发，佛陀提出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的学说。

有生皆苦。苦的来源是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无明灭即行灭，行灭即识灭，识灭即名色灭，名色灭即六入灭，六入灭即触灭，触灭即受灭，受灭即爱灭，爱灭即取灭，取灭即有灭，有灭即生灭，生灭即老死忧悲苦恼灭。颠倒当知，一切众生，不能见于十二因缘，是故轮转生死苦趣。”（《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环环相扣，十二种因缘互相引发，逆其流追溯起来，反推则得到使苦不生的方法。

要真正地消灭人生的诸多种痛苦，释迦牟尼也给出了具体的实践路径，即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即首先通过修戒来完善道德品行；再通过修定以达到内心的宁静平和。最后在内心平静的基础之上再修慧，培育智慧就是透过自己的内心来观照名色法。名色法即是由眼、耳、鼻、舌、身、意所构成。眼、耳、鼻、舌、身称为五根，这五种感官构成我们的色身，即肉体之身。意有六种，即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我们通过这六识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形成自身所具有的与之相对应的六意，六意合成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全部概念与认识，即我们所抱持的意念的总和。了解名色法之后，就可以完整理解苦集灭道四谛。在许多佛教典籍中，认为智慧所了知的对象就是四圣谛，也将如实地了知四圣谛称为智慧。

佛教徒修行想要达到最高理想境地，佛陀指出八条途径，即八正道（梵文Aryastangika—marga），亦称八支正道、八支圣道或八圣道，或八船、八筏等。梵语“正”包含有“圆、全面”的意思。此八正道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缘此修行，即可到最高境界。

佛教真的是一种宗教吗？反对的还是大有人在的。首先，佛教始终否认造物主的存在，在佛教经典中，讲一切皆是因缘而来，一切存在皆有其前提条件。“因前有因，漫漫无法知其始”否定了最初的一个类似神样的人或物的存在。与此相比，《新旧约全书·创世纪》中上帝说“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什么，就有了什么，世界因此具备了人类可以生活的基本条件。基督教的宗教性因此便无可质疑。世界最初开始的动因在哪里？这不仅是宗教问题，也是诸多哲学家终身思考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诸多自然科学家们最后的瓶颈与无法摆脱的困境。佛教把这个问题推向漫无边际的过去，推向了时间空间方向上无法查知甚至已经无法想象的如同黑洞深渊般的存在，然而道理讲得豁然清朗：就如同现在这般事物与现象的环环相扣一样，每个能推知的物象前方必得有它赖以存在的一环，世界上没有独立存在的没有起因和条件的物象，因此，以前也必定没有，不可知的恐惧是由于不可见引起的，并没有什么神秘所在。其次，原始的佛教关于佛陀与诸弟子的记载都是非常简朴的，释迦牟尼与孔子一样有确凿的生平可证，他的世俗生活甚至要优越于普通人，只是他爱好沉静思考，对当时已有的学问并不满意，所以对于一些超过世俗具象生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宣之于众。被生活琐事烦困的群众由他的讲说而开始正视自己的生命与内心，因而对他有了信任，愿意跟随。他不是神，没有神通的力量，他的力量来源于自己思考的勇气与内心的智慧。他也不是东西方其他宗教中都有的那种造物主与凡人之间的使徒，他的教义来源于他长久的思索，他针对弟子们的困扰回答他们的问题，以便帮助他们走出被世俗生活遮障缠绕拘束的藩篱，可以从更高的角度来考量自己的生命。他对世人宣讲烦恼痛苦的所来与如何摆脱，也是为了帮助他们。而且像孔子一样，他也“因材施教”，对不同人提出的问题根据他们自身的状况、所达到的修为甚至包括了他们的个性及社会地位等种种因素来给出相应的回答。他同正常人一样出生，也一样生活并且娶妻生子，即使是出家悟道之后，他也会生病，受人尊敬的同时也会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最后像正常人一样，在八十岁的时候离世，并非不可思议的长寿。再次，佛教里面所讲的轮回观念是极其接近宗教的，但是佛教教义中坚决反对灵魂的说法，带我们进入六道轮回的并非是其他宗教所信有的叫作“灵魂”的东西，它从一个臭皮囊中钻出来，再钻入另一个臭皮囊，由此来完成轮回。佛教中没有具体地讲经历轮回的到底为何物，大致不过是我们的“六识”，即六种意识的综合，而它也是变动不居的。再次，可以说任何一种宗教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救赎”，而这对世人的救赎总会因人的信奉或不信奉而有不同的态度，因信仰的程度不同给予差别对待，这几乎是人们信奉并且虔心信奉一种宗教的必要条件。而佛教讲众生平等，“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连那些不信奉的恶人都与大家站在同一条平等线上，简直就是对自身宗教性质的消解。禅宗则讲究成佛要返求内心，使终点又回到始点，这些都使得其宗教意味变得极其淡薄。最后，除了那些经常去庙里烧香念佛希望心愿实现的人，对于大多数今天研究佛教或者喜欢听一些禅理故事的人来说，佛教，更像是一种哲学。尤其是禅，几乎只是一种思想境界，甚至只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努力修行希望获得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思维方式，当然这是对大多数更为理性也具有更高文化素质的人来说的。

英国人尼尼安·斯马特（1927—2001，兰开斯特大学和圣塔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宗教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宗教研究之父”）在他的著作《世界宗教》中提议从七个角度考量宗教：一、实用性和仪式性。二、经验性和情感性。三、叙述性和神话性。四、教条化和哲学性。五、伦理性和律法性。六、社会性和组织性。七、物质性。毋庸置疑，从这些方面来考量，佛教全都具备甚至可以说非常完备。但如果同样从这些方面来考察的话，我们的儒家亦是一门完备的宗教，道家更不必说。

儒家，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它强调学习，“不读《诗》，无以言”，不读《诗经》，根本就无法同世人说话交谈。后来三字经里“人不学，不如物”道出这种学习的实质是为了修养人性从而超越天然的“物”性。但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学习最终是为了做官。《论语·阳货欲见孔子》直接提出“不仕无义”的道理，一个人有才能而不出去做官从政，并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社会道德标准的“不仁”“不智”“不时”。《礼记·大学》讲个人“格物”之后“致知”，之后“诚意”，之后“正心”与“修身”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都是一个人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的道理。孔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求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时，要按照这个社会身份所要求的规则来行事。这可以概括为一种社会身份论。当你面对不同方向，以不同的人做参照时，你的社会身份截然不同，你也要有相应的调整变化，遵守奉行不同的规则要求。或者说通俗一点，这可以叫作“角色扮演论”，每个人都演好了，自然家睦国和，天下太平，人人自安。可是这有一个前提条件，便是对自己内心欲望的压抑，对自身人性中不好的东西要时时提防，对不积极的堕性的东西要及时加以排除，所以孔子要“吾日三省吾身”，之后方可“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漫长而且严苛的过程。孟子解释说人之有“仁”“义”“理”“智”如有四肢，用来鼓励人们发展这些人本身具有的美好品性。荀子把这点继续发挥，提出“性善论”，以“人之初、性本善”这类的话来蒙蔽众生，希望大家将眼光放在自己好的一面以及他人好的一面上。可惜连他自己的学生都不肯相信，韩非与李斯都相信人之初、性本恶，并且相信政治统治就是要以暴制恶，他们自己同门相残，最后都一样，不得善终。

儒家的学问并不是一门哲学，孔子亦不过是一个学问家、思想家或者说教育家而已。且儒墨法都是如此。中国是不易产生哲学家的一个民族，唯老子的“玄之又玄”我们无法质疑它的形而上的哲学性。庄子考虑到生命和宇宙的问题，尽管有些琐碎，但也已经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啦。

道家，是一门避世的哲学。老子最后骑青牛出了函谷关，庄子的名篇《逍逍遊》“游”古字为“遊”，三个字都从“走”字，讲的是一个人如何逃离这个世界。社会太黑暗，人生无意义，所以要逃走，放弃，回归人的自然本性，回归到宇宙自然之中，不要被社会世俗规则约束影响，放心自在的生活，“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对生活表象必须超脱。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也将学习看作是危险的事情，更何况是终生学习，简直是无可救药。庄子将仕宦名利视作“腐鼠”，而宁愿“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庄子将儒家视作大盗，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而贬讽儒家之道：

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天下政治在他看来即是“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而制止的办法是“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所以道家和后来的法家一样，都不希望百姓们读书学习文化。但道家的出发点是百姓心中本来便有完善美好的“大道”，如河水般湍湍流淌，学习反而会使之扭曲干涸。而法家的出发点是将百姓视作顽劣难以制服的动物，如猴子之类，只有用驯服的方法，赏罚分明，使之选择对的行为，而一旦犯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让他们内心时时存有畏惧。知识只会促使民间产生异端思想，他们只要能够辨明统治者所指示的“对”与“错”即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便是地地道道的法家思想所致。

印度佛教，是出世的哲学。如同其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享受现世完好生活之时，便认识到了其无常的本质，主动脱离世俗的社会关系与丰厚的物质生活去思索、寻找大道。如果深陷于世俗社会之中，就难免会时刻遭受变幻之苦，内心无法得到宁静，受到生老病死的困扰。所以传统的佛教徒皆是于深山野林，远离人烟处修寺建庙，诵经修行，以求悟化。像东晋时期的高僧慧远，一生“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甚至连他与当时文人们交往，谈佛论理，互相唱和的集子，都“不借外人，不出山门”。将世俗社会看作饱受污染的地方，将社会关系看作对个体的束缚。

中国禅宗，是一门化世的哲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讲一个人如何化同这世界，将自己看作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即是清净佛国，此岸即彼岸，烦恼即菩提。所以现世的生活点滴，行住坐卧，无不是修行，而个人亦“动静语默皆是禅”。寻求不离现世而得解脱，不断烦恼而得清静，不住生死而得涅槃。不将我与佛看作二元对立的关系，则求佛的漫长遥远路途消之于无形，于内心自性中觅得佛性，于此种心态下放心自在地生活。

佛教传入之初，作为一种全新的异族思想，自是与本土盛行的儒家思想与早已流行的道家思想冲突不断，龃龉颇多。但在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调整自身的理论内容，不与传统的中华文化有太多太强烈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借鉴不少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内容，将之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以求“因风易行”，佛教不仅后来在中国流播渐渐广泛，与儒家和道家竟在发展过程中生出不少融会贯通之处，在唐末宋时有了渐趋合一之势。

在儒家强势的伦理纲常压力之下，慧远将当初传入的佛教理论“沙门可以不敬王者，不孝父母”作了改动，“沙门可以不敬王者，而不失其敬；可以不孝父母，而不违其孝”则要柔和得多，可以为大多数世人所接受。又因为汉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的佛教信仰中间，居士文化甚为流行。许多大文人都有居士之名号，同时又不悖儒家之礼法，成家做官并不妨碍修行悟道。南怀瑾在他的《佛教与中国文化》中一篇《宋明理学与禅宗》提到：

佛学不来中国，隋唐之间佛教的禅宗如不兴起，那么儒家思想与孔、孟的“微言大义”可能永远停留在经疏注解之间，便不会有如宋、明以来儒学哲学体系的建立和发扬光大的局面，幸好因禅注儒，才能促成宋儒理学的光彩。

向来有学者不断研究提出佛学对于儒家的影响，宋明时期的儒学分支——心学与理学虽然道路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却又不约而同地受到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

佛家与道家的关系当然就更为亲密，最初传入之时，最先参与译经的汉人几乎皆是读老庄出身，比如鸠摩罗什门下的“四哲”之一——僧肇。原因是当时只有社会上流行的谈玄之风所涉及的内容与佛教义理相似，可以用来阐释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崭新的空无思想。而对于语言完全不同、思维迥异的两个民族之间，翻译是必然的首要步骤。相容、相似是它们互相共存的条件，后来的中国思想家则全面利用它们之间的异同，强调它们的互补性，以便皆可以为我所用，作为完善自我思想的途径。宋孝宗《三教论》说：“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强调三者用途不同，但其可用于一人一身。明朝永觉元贤和尚道出：“人皆知释迦是出世的圣人，而不知正是入世的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的圣人，而不知正是出世的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指出孔子与释迦牟尼只是方向不同，而本质无异。明末憨山德清和尚说：

为学有三要，所谓不读《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诮之而已。

则强调学者应该三种学问全都具备，不可或缺。现代学者朱光潜曾经提倡：“用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应该是受佛教禅宗的影响。禅宗讲化世，与世间万物万事化同一片，认同日常生活，超越世俗知见，即在世而出世，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佛教的起点比较高。儒家毕生所追求的圆满的终点是佛陀当年出家求道时毅然舍弃的，他舍弃的东西满含着爱与希望，笼着光明的环晕，与老子当年骑牛出函谷关和庄子不肯出去做官时心内所体验的社会黑暗、人心不古又是截然不同。释迦牟尼身为王子，富贵与功名、才学与智慧，还有爱与希望，一切俱全，他在此种境地之中，考虑如何对抗生、老、病、死等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无法抗拒的痛苦的大道，所以层次比较高。我们无须担心信奉佛教的人太多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它不会成为所有人的信仰。绝大多数人都有世俗的愿望，最基本的就如佛教典籍上说，眼贪好色，耳耽妙声，舌嗜上味，鼻嗅名香，身触细滑，意恋谀赞。我们为了这些人体基本感官的满足，就会奔波终日。《佛本行经》里说：

山羊被杀因声死，飞蛾投灯由火色。

水鱼悬钓为吞饵，世人趣死以境牵。

种种欲望导致人的心灵被牢牢束缚，一生都在追求各种各样的欲望满足的路途之上，常常会忘记停下来歇息一下，想想自己到底在追求些什么，对于生命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在功名利禄方面始终有欠缺感，他们总是要想办法营营碌碌地追求这些。而儒家的教导，则是将这些方面的追求看作是自己为人的本分与责任所在。而那些看似已然什么都不缺、功成名就、富贵双全的人，由于人本性中的欲壑难填，难觉其足；又或者由于他们自觉完满，却止步于享受的层次，都不会作更高境的思索与追求。反映这种道理的诗歌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少，《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是非常典型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首歌诗把功名、金钱、爱情、家庭方方面面都说到了，言语直白却直入骨髓。人生有方方面面的“好”，却难免其一“了”。人心如壑，难觉其足，总觉还有追求的余地。正所谓“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总是要在即“了”之际方才觉“好”，而认“好”之时，“了”也已经迫在眉睫了。看看古往今来浩若烟海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种情绪一直都是存在的。就算人拼搏一生，取得全方位的好，又能怎么样呢？正像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所说：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苏轼用了大量颇具气势的句子来描摹曹操当年东征之盛况，大有不可阻挡甚至不可比并之气概，后面总结其为“一世之雄也”，而后面马上一句“而今安在哉”笔势直转，让人难以招架，再怎么样的英雄风光，也挡不住如河水般滔滔逝去的时间，所有的荣耀都被历史带走，掩埋，只剩有书上的文字记载与士子村民口中的兴亡感慨。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亦是肯定曹氏的才能与气魄。毛泽东在1936年2月作的《沁园春·雪》中评价古往今来“无数英雄”时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中没有受到贬评的便是魏武帝曹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的“今朝”则是将英雄指向自己的一种曲折隐晦之说法。在1954年夏天作《浪淘沙·北戴河》中则说：“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直将曹操与自己看作是异时空而并立的两位英雄人物。后人如此地推崇与重视又有什么用呢？《三国演义》可以无数次地重拍，甚至可以不断地为曹操平反，给他新的更高的历史定位与评价，但是他本人却已永远地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甚至不如今天一介平民百姓，还可以享受今日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呢。曹操作为一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受到千载以下的如此推崇，他自己正当是一代英雄之时还不是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可见人生可以征服的无穷无尽其实总有一道凛然不可超越的界限，而最后貌似一个瞬间的死亡带来的才是真正的无穷无尽的寂寞与荒芜。所谓：

他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是唐伯虎《桃花庵歌》中的四句诗，人生无限的风光与风流总要被时光的车轮无情辗过，这种情绪，难以化解。有些东西，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得到，比如说钱财，比如说地位，比如说学识，甚至比如说风度，比如说美貌，皆有方法途径可以抵达，只要人肯下功夫就成。但得到了又能怎样？临闭眼之时，才发现这些其实都是“小问题”，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死去来，都不由我们做主。当面对这些大问题时，那些我们曾经念念不忘、曾经为之辛苦奋斗的人生目标，都变得不值一提，随着云淡去，随着风飘走。普通人总是在最后关键时刻才会明白这个道理，甚至如葛朗台临死之前都要看一眼他的金币袋子，不知这些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们将一生的时光、精力、欢笑、痛苦都拴系在这些无用的东西之上，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时常故意忽略最后的一“了”，而当向终点张望时，谁又能毫不茫然，知机认命、乐天而行呢？太多时候，我们总是看重一“我”之得失，总是在如水生活中千般计较，贫富、多少、贵贱、大小、好坏等等，脱不出身来。

佛教，直接超越这些小问题进行思考，将这些世俗问题泯除、化同之后，再以此为起点，进行更高更远更为深刻的哲学探讨。 hgz0o6o8KgNdyfeCfxfvAl7KY5Hu7tb5enWT/2nNLHAEsm1ywpLIaAy40hNW3u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