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认识你的性格倾向

我很清楚对于习惯的外延调查应该从何处开始。

多年以来，我一直坚持记录我的“成年人的秘密”，这里面包含了我在成长过程中的各类经历和学到的教训。有的是很严肃的话题，比如“别人觉得有意思的事，对我来说却未必如此”，有的就让人感觉冒着傻气，比如“当我用手直接抓东西吃的时候，这些食物的味道好像更好”。我的成年人的秘密里最重要的一条这样写道：“我会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像其他人，或者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像其他人。”尽管我和其他人并没有很多不同，但那些不同却是至关重要的。

由此可见，同一种习惯策略并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有用。如果我们了解自己，就能更好地管理自己；如果我们准备和他人合作进行某项工作，这一策略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人。

因此，我会从自我认知开始，弄清楚我的本性如何影响我的习惯。然而，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正如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所观察到的：“要弄明白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所能参考的线索简直少得可怜。”

在我的研究中，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恰当的框架来解释人们对于习惯的回应方式的不同。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现存的研究资料中都没有相关信息。难道我是唯一一个思考过以下问题的人？

为什么有的人有更多或更少的习惯，以及为什么有的人更乐于接受新习惯？

为什么有的人如此讨厌习惯？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在一定情形下保持特定的习惯，而有的人不行呢？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这些问题——直到某天下午，答案突然冒了出来！它并非来自文献检索，而是来自我对朋友所提出疑问的反复思索。我一遍一遍地、不停地在想她所观察到的这个简单事实：以前她从未错过高中田径队的任何一次训练，但现在她就是不能再坚持跑步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像是一朵骤然间亮起的火花，打破了我眼前一直以来的黑暗，让我感到兴奋无比，这种激动的心情估计和阿基米德踏进浴缸发现浮力原理的心情一样。突然之间，我醍醐灌顶。有关习惯，其首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怎样应对自己的期望？”当我们试着去养成一种新习惯时，我们就会给自己设定某种期望。正因如此，理解我们如何应对期望便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面对着两种期望：外部期望（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完成工作，遵守交通规则等）以及内部期望（不再昏昏欲睡，完成新年愿望等）。根据我的观察，每个人基本上都能被归入以下4组之中的某个组别。

· 支持者 ：时刻准备回应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期望。

· 怀疑者 ：质疑所有期望，他们只会去满足他们自认为有价值的期望。

· 义务者 ：时刻准备满足外部期望，却很难满足内部期望（就像我那位曾经在田径队训练的朋友）。

· 叛逆者 ：拒绝所有期望，无论是内部期望还是外部期望。

正当我苦思冥想要给这一解释框架选择合适的名字时，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浮现在我脑海中——这段话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有关三个宝盒的话题》（ The Theme of the Three Caskets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解释，三位命运女神的名字的意思分别是“偶然中的必然”，“无可避免”以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命运倾向”。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命运倾向。

于是，我决定用“四种倾向”来命名我的框架。（这“四种命运倾向”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确实很准确。）

在发展这四种倾向框架的同时，我真切地觉得自己仿佛在揭开元素周期表的神秘面纱一样充满兴奋感——这里我所说的是性格元素。我并非在编造一个系统，而只是发现了一种自然规律，也可能是创建了一个新的习惯分类方式。

每个人所特有的倾向性决定了其看待世界的方式，它还会对个人保持的习惯带来一系列重大影响。当然，这些只是倾向，但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大多数人都刚好能归入其中一类。并且每当发现一个新的类别时，我都会很兴奋地注意到拥有相同倾向的人总是会不停地做出相同的评论。比如疑问者，他们会经常抱怨自己有多么讨厌排队。

支持者

支持者会积极地回应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期望。他们每天一醒来就会想：“今天有什么计划？有哪些要做的事情？”他们想知道外界和他的内心对自身都有哪些期望，然后会尽全力去满足这些期望。此外，他们也会避免犯错或者让他人失望——当然他们也不让自己失望。

人们可以信赖支持者，而支持者更信赖自己。他们属于自我导向型，并且在信守承诺、达成目标和按时完成工作（事实上，他们经常能提前完成工作）方面没有任何困难。他们想要去了解准则，并且还会找寻这些浅层准则之外的更深层次的准则——比如在艺术或道德伦理层面上的准则。

拥有支持者妻子的朋友告诉我：“只要在我太太计划之内的事，无论如何她都会去完成。我们在泰国旅游的时候，本来计划要去参观一座神庙，结果我太太头天夜里食物中毒。即便这样，第二天我们还是去了这座神庙，尽管她在去的路上呕吐得一塌糊涂。”

因为支持者有一种迫切要去完成他们所期望事情的意愿，而且他们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非常强大，这会让他们能够不受满足他人期待的倾向的束缚。“我自己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一个支持者朋友告诉我，“我要锻炼，要考虑工作中一些新的想法，还要听音乐。要是有人要求我中断正在做的事情而去做别的事，我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对不起，我没空。’”

不过，支持者在对自己的期望不明确或者相关准则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他们可能觉得必须要完成某种期望，即便这些期望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要是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违反某些规定，哪怕这些规定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也会觉得浑身不自在，除非他们能给自己一个足够有力的理由去违反规定。

这就是我的倾向。我是一名十足的支持者。

我的支持者倾向有时候会让我对遵守规定这件事过度担心。几年前，当我在一间咖啡店拿出笔记本电脑准备工作时，店员对我说：“不好意思，本店不允许使用笔记本电脑。”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现在每当我去一家新的咖啡店时，我都会担心那里能否使用笔记本电脑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支持者还有种特质，那就是坚持不懈。我敢肯定，杰米一定对我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这件事感到很厌烦——说实话，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厌烦。我的一个支持者朋友大约计算了一下，她一年里大概只有6次没有按时去健身房。

“你的家人对此怎么看？”我问她。

“嗯，我丈夫以前还经常抱怨，但现在他已经习惯了。”

虽然我喜欢做一名支持者，但我也深知身为一名支持者的缺点——追求成就、大包大揽，以及有时候会盲目遵守规则。

当我发现自己是一名支持者时，我才领悟到为什么我对研究习惯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支持者都会觉得养成新的习惯很简单——我所说的简单，是相对于其他类型人群而言。他们这类人喜欢养成各种习惯，因为他们发现好习惯确实能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事实上，就算是热爱习惯的支持者也要十分努力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可见要养成好习惯是多么困难。

怀疑者

怀疑者质疑自己所有的期望，他们只会回应那些在他们看来有意义的期望。适当的理由、符合逻辑以及公正公平是他们做事的动力。他们一大早醒来就会想：“今天有什么任务需要完成？为什么？”他们首先会进行判断，看看自己决定做某件事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他们不会去做一件看起来缺乏充足理由的事。最终，他们会把所有期望都转变成内部期望。一名怀疑者类型的读者在我的博客上这样点评：“我不会去遵守一些可有可无的准则——只要路上没车，我就会横穿马路；半夜的时候，只要没车，哪怕信号灯是红色的，我也会横穿马路。当然，我觉得基于道德伦理的规则以及有理可循的一些准则还是应该无条件遵守的。”

有个朋友对我说：“我不吃维生素片，我的私人医生说我应该吃，但我一般都不吃。”

她是一名怀疑者，所以我问道：“你觉得你需要吃维生素片吗？”

“嗯，不需要。”她回答说。停了一会儿，她补充道：“事实上，我觉得我不用吃。”

“我敢肯定，要是你觉得吃维生素片有用，你肯定会吃的。”

怀疑者会抗拒为了遵守准则而制定出来的准则。有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我儿子学校的校长要求在校学生必须把衬衫下摆扎在裤子里。对这条随意制定的规则，我感到非常惊讶。校长解释说学校里有很多制度，确立这些制度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如何遵守规则。用这个理由来要求他人，包括让孩子遵守规则，简直太愚昧了。如果知道有这样一些规则存在，我们就应该去找出并且取消这些规则，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怀疑者喜欢在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进而形成自己的结论。他们做事的时候非常专注，并且常常愿意就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果他们认为某种规则背后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他们就会遵守这一规则；如果没有，则不会去遵守。一名怀疑者说：“我觉得我的妻子很让人厌烦，因为她希望我们对花出去的每一笔钱都进行记录。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外债，我们的消费支出也在自己能承担的范围之内，我真不觉得有必要去费力气记录些什么。反正我是不会记的。”

怀疑者抗拒一切看起来很随意的事。比如，怀疑者常常会说：“如果我觉得某件事情很重要，我会许下相关愿望，并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但我不会去许什么新年愿望，因为1月1日这个日期对于做一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有时，怀疑者想要获取信息和理由的欲望会强烈得让人喘不过气。“我母亲简直要把我逼疯了，”一名读者说，“因为她期望我像她那样在行事时掌握海量的信息。她总是会问一些我不问，也不会去问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怀疑者有时希望自己也能不必经过没完没了的探究就去完成某种期望。有个怀疑者痛苦地对我说：“做分析的时候，我常常深受工作停滞不前的困扰。我总是希望信息能再多一点儿，这样我就能继续分析工作了。”

正当的理由能让怀疑者充满动力——起码是他们眼中的正当理由。事实上，怀疑者有时像疯子一样，他们可能只相信自己所得出的结论而不采信专家的看法。他们总是会无视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会问：“为什么你觉得你比自己的医生还了解癌症？”或者问：“大家都按照这种方法准备报告，为什么你要坚持自己那种疯狂的方式？”

怀疑者有两个取向：一些怀疑者偏向于支持者，剩下的怀疑者则偏向于叛逆者。我丈夫杰米对周围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但要劝他表示赞成也不是很困难。作为一名支持者，要是没有和一名支持者或是带有怀疑者特点的人结婚，我会对我的婚姻能否幸福表示怀疑。这真是个清醒的认识。

如果怀疑者认为某种习惯是值得的，他们就会坚持去做——但这只会发生在他们对习惯的有效性很满意的情况下。

义务者

义务者会满足外部期望，却很难满足自己的内部期望。外部责任让他们充满动力，他们一大早醒来时会想：“我今天必须做些什么？”义务者在满足外部期望和按时完成工作方面表现得很出色，并且会竭尽全力履行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们是绝佳的同事、家人和朋友——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因为我的母亲和姐姐就是这样的人。

然而，因为义务者抗拒内部期望，这使得他们很难进行自我激励——比如写博士论文、参加社交活动、给汽车做保养等。义务者依靠的是外部责任，事件的可能后果是他们的动力，比如工作截止日期、滞纳金或者担心让其他人失望的感觉。一位义务者在我的博客上这样写道：“单就编写日程而言，这并不会让我觉得有负担。如果日历上只写着‘去慢跑’，我可能就不大会去做这件事；但如果这件事情与其他人有关，那就不一样了。”另外一个义务者总结道：“只涉及个人的承诺是可以被打破的。对他人所做的承诺永远都不能被打破。”义务者需要外部责任来激励自己，哪怕这些事是他们本来就想做的。有些义务者对我说：“以前我总没时间看书，所以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这样我也就真的开始阅读了。”

有时，义务者自我牺牲的行为看起来不可思议——“为什么我总是把时间优先花费在别人的事上，而不是花在我自己的事情上？”但如果我们把某种自我牺牲的行为和义务者需要被赋予责任的特点相关联，这一切便显得合理起来。

此外，义务者会找一些聪明的方式来创造外部责任。一个义务者解释说：“我一直想看篮球比赛，但是我从没去过现场。后来我跟哥哥一起买了月票，现在只要有比赛，我都会去看，因为如果我不去，哥哥就会很恼火。”另外一个义务者说：“如果我想在周末清理衣橱，那么我会马上给慈善机构打电话，让他们下周一来取我的捐赠物。”另一个义务者后悔地说：“我报名参加了一门摄影课程，我知道我需要任务和截止日期来激励自己保持兴趣。上了几次课后我就想，‘我喜欢摄影，所以我不需要上课。’你猜猜看，从那以后我拍了多少张照片？一张。”到了摄影课的第二个学期，他还是报名参加了。

需要扮演某种角色，这常常让义务者有动力保持好习惯。我的一个义务者朋友在他的孩子面前只吃蔬菜。另一个义务者朋友告诉我：“我知道我不会去练钢琴，所以我一直等到孩子能上钢琴课了才开始练琴。现在我们会一起练习，我必须得练习，因为如果我不练，我的孩子也不会练。”义务者有时能为他人去做一些事，而这些事他们是不会单纯为自己去做的。有些义务者告诉我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我可能还在那段可怕的婚姻里，我必须为我的孩子们离婚”。

外部期望很容易使义务者心力交瘁，因为他们很难对其他人说“不”。一名义务者解释说：“我丢下所有要做的事去帮同事审读报告，但我都没有时间去完成我自己的报告。”

义务者可能觉得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很困难——因为我们养成习惯通常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好处，但是义务者更容易为别人做事，而不是为他们自己做事。对于他们而言，关键是外部责任。

叛逆者

叛逆者抗拒所有期望，无论是外部期望还是内部期望。他们做事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出于自由。叛逆者一大早醒来时会想：“我今天想做什么？”他们不愿被控制，也不愿自我控制，他们喜欢置身于一切准则和期望之外。

叛逆者用自己的方式朝着目标奋斗，这些人拒绝做那些外人看来他们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他们也能够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一名叛逆者朋友告诉我：“我的学士论文页数比学校所建议的页数少10页，并且我说服学院破例在我的答辩小组里增加了一名导师。最终我的论文通过了，并且还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分数——以我自己的方式。”

叛逆者非常看重真实性和决断性，并且能够天马行空地去做一件事。一名叛逆者说：“我会去做自己心里想要完成的工作，而不是别人给我下达的任务。这样就有问题了——需要定期完成的事（比如每周进行的质量检查），我就没法做了。”有时，叛逆者对于权威的反抗对社会有极大的价值。一名怀疑者指出：“叛逆者的最宝贵之处是他们敢于表达异议。我们不应该在学校准则、公司文化或者伦理道德上将这种品质剔除，它的存在能够保护我们所有人。”

然而，叛逆者经常会让别人失望，因为别人无法向他们提出要求或者下达命令，他们根本不在乎“大家都指望你了”，“你说过你会做的”，“你父母会失望的”，“这不符合规定”，“这是截止日期”或者“这很无礼”这些话。事实上，要求或者告诉叛逆者去做某件事情往往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一名叛逆者写道：“别人让我去做或者希望我去做某件事，这会在我头脑中产生一种‘停下’的感觉，我不得不去克服这种感觉。如果有人要我清空洗碟机，我的大脑会说：‘嗯，本来我是打算这么做的，但是现在由你要求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不能做了。对不起，不行。’”

叛逆者身边的人得时刻提防着，千万不要一不小心触动了叛逆者反感的神经，让事情的结果走向反面——这对于有着反叛者特质的孩子的父母尤其具有挑战性。一位家长解释道：“对付叛逆的孩子，最好的办法是把信息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做决定。把事情转变成孩子自己能够回答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自己去完成，让他们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自己做决定。观众就等于期望，如果他觉得你没在看，他就不需要反抗你的期待。”另一位家长说：“我那个叛逆的儿子被学校开除了，他根本不想为了以后而努力学习，尽管他很聪明。后来，他18岁那年，我们给他买了张环游世界的飞机票，然后告诉他：‘随你怎么过吧！’他旅行了三年，现在已经读大学了，并且成绩很好。”

叛逆者有时甚至会让他们自己失望，因为他们无法告诉自己应该做什么。作家约翰·加德纳注意到：“我有不愿意做别人让我去做的事情的强迫症……这让我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去改变生活地点或者生活方式，所以我常常觉得很不开心，我希望自己能安定下来。”另外，叛逆者能颇具建设性地熟练使用自己的反叛能力。一名想要坚持自己最初预算的叛逆者可能会说：“我不会受那些想要把没用的产品卖给我的销售人员所操纵。”而一名想要在学校取得好成绩的叛逆者可能会说：“没人相信我能考上一所好大学，可我一定会考上给他们看看。”

叛逆者通常会被那些带有疯狂西部元素的工作所吸引——就像我在颠覆性科技行业工作的朋友（他特别强调，是颠覆性科技）。叛逆者抗拒等级制度和规则，但他们常常在工作上与他人展开较好的合作。然而，这个绝对真理的对立面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像一位评论员所写的：“让他人享有控制权也能够带来自由。你会发现军队里的叛逆者人数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多。”另一个叛逆者写道：“可能叛逆者需要有一个界限让他去抗争和打破。如果全都靠我自己做决定，我会变得焦躁不安并且工作效率极低，因为没有规矩可打破，也没有什么要做的事。等到一天结束，回过头看，我会想：‘天哪，今天我一件事情也没做。’”

每当提到性格倾向的时候，我都会要求人们举手示意我，他们属于哪一类别。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基督教牧师里面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叛逆者。一名属于叛逆者群体的神职人员解释道：“神职人员认为自己被神传唤，因此不同于常人。他们拥有来自同事、圣会和上帝的赐福，这让他们能够凌驾于生活中的很多事物之上，包括各种准则。”

叛逆者抗拒习惯，这很正常。我碰到过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叛逆者的女性。我问她：“你不觉得每天都要做决定很累吗？”

“不，”她回答道，“做决定让我感到自由。”

“我会刻意限制自己的自由。”我告诉她。

她摇了摇头：“自由意味着没有限制。对我来说，被各种习惯控制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叛逆者抗拒习惯，但他们能通过自我选择从而拥有类似习惯的行为。一名叛逆者解释道：“如果每天我都得去做相同的事，那我保证不会去做。但如果我做出‘这次要去做某件事情’的决定，那么我通常能持续做下去。”

绝大多数人都是怀疑者或义务者，叛逆者很少。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发现支持者的数量也很少。事实上，因为支持者和叛逆者人数极其稀少，那些帮助他人建立习惯的人（雇主、设备制造商、保险公司、教员）主要会通过提供合理的理由来帮助怀疑者，通过提供责任感来帮助义务者，让两者能养成较好的习惯。

我们常常能通过研究其他人而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刚开始做习惯研究时以为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因此，当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支持者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震惊——事实上我的个性非常极端，也很少见。

我把自己的意外发现告诉丈夫杰米，他却见怪不怪地说：“你的个性本来就很极端，我本应该告诉你的。”

“真的？”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和你结婚已经18年了。”

小说家简·里斯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是具有某种性格倾向的，要么是支持型，要么是反对型。”以我所观察到的事实而言，我们身上的倾向是天生的，这些倾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但你永远无法改变它们。小孩子在这些方面的倾向比较难以辨别（我至今仍无法弄清楚我的两个女儿究竟属于何种倾向）；但就成人而言，大多数人都会属于某一种特定倾向，这种倾向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行为以及对于世界的看法。

不管我们身上有着怎样的倾向，只要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我们就都能学会如何消除它的负面影响。举个例子，作为一名支持者，我已经学会控制自己，要求自己不能未经思考就一味地想要去达成某种期望。我已经学会不停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与一名怀疑者缔结婚姻让我学会给自己提出更多的问题，我也会通过杰米来质疑自己。有天晚上，我们在剧院看演出。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对他说：“看到这会儿，我觉得这部剧真的不怎么样”。杰米回答道：“我也觉得不好看，我们回家吧。”我当时想：“什么，我们真能就这么走了吗？”事实上，我们的确离开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得把演出看完，但杰米嘲笑我：“不，你不用强迫自己看的。”于是我就很快做出决定了：“对，我并不是非得看完。”

对杰米而言，我觉得他和我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后，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支持者了，最起码在家里是这样。尽管在我提出要求的时候，他还是会问很多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不能晚点再做吗？”经过这么多年，他知道若是我提出要求就肯定有我的理由，而逐一解释这些要求的原因会让我火冒三丈。他已经（或多或少）学会不再自讨没趣地和我辩论，而是直接接受我的要求。

了解自身的倾向能够让我们以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塑造习惯。我定期锻炼，因为它被列在我必做事项的清单上；怀疑者可以常常念叨锻炼所能带来的好处；义务者每周会和同伴一起骑自行车。当我的叛逆者朋友莱斯利·范德里奇描述她是怎样开始培养跑步的兴趣时，她强调了叛逆者对自由和欲望的重视：“跑步是我能让自己恢复身材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只要时间合适，我就会去跑步。我不用为健身而付费，我也很喜欢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那是欣赏新音乐的好时机。”

这四种倾向能为想改变他人的人提供有价值的指引：老板希望员工在工作时更高效；医疗保健人员希望人们使用他们的药物；咨询师、教练、培训师及治疗师会试着帮助人们达成自己的目标。当我们企图说服人们养成一种习惯时，我们会把他们自身的倾向也考虑在内，这样能使我们获得更多的成功。例如，怀疑者可能会为了让义务者去做一件事而说出很多理由，但那些富有逻辑的论述对义务者而言还不如外部责任有效。支持者可能会向怀疑者大谈义务，可这会让怀疑者更不可能完成期望，因为怀疑者本身就对各种义务充满怀疑。一个朋友告诉我，在医生给她那属于叛逆者类型的父亲开药时，“医生会不停地说吃这种药有多重要，其实他最好是直接告诉我父亲该做些什么。所以当我父亲问我：‘你觉得呢？我该吃这个药吗？’我说：‘噢，我才不管你呢。’他说：‘什么，你想让我死吗？’然后他就乖乖地去吃这种药了。”

很多时候，尽管支持者、怀疑者和叛逆者可能会为自身性格上的负面影响而感到懊恼，但他们还是会接受自己的个性类别。就像我很了解支持者的种种缺点，但我还是庆幸自己是一名支持者，正因为我体内具有的支持者基因，我才能一步步走过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的书记员。后来，我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也是因为我体内所流淌的支持者的血液。（当然，我的支持者基因也意味着我会花很多时间担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法律期刊脚注里的逗号是否应该使用斜体。我真的会为这种事纠结。）怀疑者有时会被自己无休止的质疑搞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还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怀疑者，因为这种类型是最合理的。叛逆者有时会希望自己能够遵守规定，但是他们还是喜欢叛逆的感觉。

与此不同的是，义务者常常很不喜欢自己身上的倾向。他们能够满足他人的期盼，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期盼，这让他们感到很苦恼。其他三种倾向的人所制造出来的问题大多则落在他人身上。顽固的支持者、质疑一切的怀疑者和特立独行的叛逆者都可能会让他人心生反感，而“取悦别人”的义务者却承担了自身倾向影响下的所有后果。

事实上，义务者也有可能会到达某个叛逆点，这时候他们的行为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其表现就是义务者会突然拒绝满足他人的期盼。一名义务者解释说：“有时候我简直要崩溃了，我实在受不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会一直按他们的想法去做所有事。这算是我想要捍卫自我权利的一种叛逆的方式吧。”另一名义务者补充道：“我非常努力地去实现自己向他人所做出的承诺，但我竟然无法替自己实现一个承诺……虽然我偶尔也会很坚决地拒绝取悦别人。”他们可能会以一种象征性的方法来反叛，例如用他们的头发、衣服、汽车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来表现出对外界的反叛。

义务者的这种反转迹象解释了这样一种模式：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叛逆者能够维系一段长期的感情关系，那么他的另一半必定是一个义务者。这与支持者和怀疑者不同，支持者和怀疑者会对叛逆者拒绝一切期盼的行为感到很沮丧，而义务者却很享受这一点。一名叛逆者这样解释这种关系里的互补性：“我之所以能在正常的成人世界里过得不错，这要归功于我的丈夫，他会按月支付房租。这非常好，因为我不喜欢在每月的同一天缴纳这笔费用。他会负责处理垃圾，扫雪机过来的时候他会把汽车挪开，并且能保证那些让人讨厌的账单都能够按时支付。我真的很讨厌准时这种事。不过当我们讨论一些重要的决定时，一般还是我说了算。”

但不管我们属于哪种倾向类型，我们都有自己做主的欲望。如果被人掌控的感觉过于强烈，就会触动内在的“叛逆”现象，这是在一种自由或选择能力受到威胁时所激发出的抵触情绪。如果有人命令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想要抗拒——即便这可能是我们本来就想做的事。这种事情在我女儿伊莱扎身上就发生过。如果我说：“你为什么不把作业做完呢？做完了不就没事了吗？”她会说：“我需要休息，我必须得歇一会儿。”如果我说：“你学习一直这么用功，一定很累了，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她会说：“我想把作业做完。”可见，对某件事越是紧逼，就越容易让人产生反抗情绪。

一次，在我有关人的四种倾向的演讲结束后，一位男士问我：“哪种倾向最能让人快乐？”我有点儿慌乱，因为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却从没想过。“还有，”他继续说，“具有哪种倾向的人最成功？”

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很完美的答案，因为过去我太专注于弄清楚这几种倾向本身了，我从没有考虑过去比较这些倾向。然而仔细斟酌之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不同情况”。（我有时会觉得这种答案很让人恼火。）它受制于个人如何应对倾向中的好坏两方面作用。最快乐和最成功的人是那些已经找到特定方式，并将倾向所能带来的好处为己所用，以尽量消除倾向局限性的人。

我永远无法忘记《巴黎评论》刊载的一段对作家兼叛逆者约翰·加德纳先生所做的访谈。在这段访谈中，加德纳先生提到了自己的观察：“你得为每次违法买单，你也得为每次守法买单。”每个举动、每种习惯都有其后果。无论是支持者、怀疑者、义务者还是叛逆者，每个人在行事时都必须符合自身倾向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因此我要为此付出无法睡懒觉的代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我也不得不早点儿上床睡觉。

每个人都必须为一些事情买单，但我们可以选择为哪些事情而买单。 l8rSshm+or2KKZE7GLnKUlJ/iByQe2iHL2HJRT1sdUcI7W6yDHnQEkKGGJDCky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