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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文姓名的拼写，我们想起了加拿大的四新生乐队（ The Four Lads ）。 1953 年，他们的摇摆乐歌曲《伊斯坦布尔（不是君士坦丁堡）》曾高居音乐排行榜之首。那首歌的副歌是：“伊斯坦布尔曾是君士坦丁堡 / 如今它是伊斯坦布尔，不是君士坦丁堡 / 君士坦丁堡早已无踪影 / 君士坦丁堡为何被折腾？除了土耳其，那与别人没关系。”但是，说到中国的名称变更，我的天！那就变成了与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事情。因为，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名、地名的变化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绝大多数人知道北京（ Beijing ）曾被称作北平（ Peking ，短暂过渡期还被称为 Peiping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著名的贸易港口 Canton 就是今天的广州？又有多少人知道，以前中国官话的发音，香港就是 Hong Kong ？人们是否又知道， Chiang Kai-shek 就是蒋介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采用罗马拼音取代韦氏拼音体系时，那些变更的名称，变成了官方用法。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托马斯·弗朗西斯·韦德爵士和赫伯特·阿伦·贾尔斯合作发明了韦氏拼音法。韦德爵士是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外交官，贾尔斯是剑桥大学的语言学家。使中文名称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台湾至今仍在使用韦氏拼音法，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是如此。 20 世纪初，中国邮政局出版了自己的邮政地理目录，被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出版物广泛采用。此外，在中国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城市也拥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据说，目前中国国家数据库中收录了 2500 万个地名。一些地名属于描述性的或纪念性的，另外一些则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或是无节制的滥用（北京就有 22 个名称）。
在本书中，我们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折中方案，两者兼顾：引用他人言语时，我们尊重原文拼写；在我们自己叙述时，我们先列举拼音使用前后的地名、人名拼写，再列举目前所用名称。尽管如此，由于本书各章节属于专题，时间前后跨越两个世纪，名称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在所难免。为了帮助读者辨认中文名称的不同用法，我们附加了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重要地名目录，标明了它们的前后用法。
关于人名，我们也同样保持了类似的灵活性。中国人的姓名用法是姓在前，名在后。由于只有一百多个规范常用姓，中国人的姓名看似简单，但是正如大英图书馆中国部的名誉退休主任弗朗西斯·伍德在其重要著作《与中国为伴》（ 1988 年出版）中所指出的，在中国的传统中也会有多个名字：“有‘乳名’，有‘学名’或‘训名’，至少还有个‘室号’；男孩子有时还会使用女孩名，以防被恶鬼辨认出自己的男儿身。”
在此重申，我们对本书引用的资料予以尊重，尽最大努力将名称的正确用法与人们耳熟能详的用法协调一致。但是，涉及美国国内的中国移民时，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部前咨询委员会会长方闻（ Wen Fong ），就延续了他本人的用名方式。另外，在中国出生的北美学者，可能会选用美国人更容易接受的名字。因此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研究员王伊悠（ Yiyou Wang ）就变成了王黛西（ Daisy Wang ）。在需要之处，我们尽量在索引里照顾到此类变化。最后，我们在本书中附带了部分大事的年表。由于本书各章节叙述自成一体，互不关联，作为阅读指南的大事年表就显得特别有用。因此，在本书中，有关占据 20 世纪汉学主导地位的哈佛大学的章节，便和摩根、查尔斯·弗利尔、小约翰·洛克菲勒等与哈佛大学扯不上任何渊源关系的大收藏家的崛起并行展开。此举也延续了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古代文明争辩：两点之间的捷径，常常是一条蜿蜒盘旋的曲线。
最后要说的是插图注解。由于出版费用限制，我们不得不减少书中所描述艺术品照片的数量。此外，读者可通过有关博物馆的网站，获得书中绝大多数艺术品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