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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笛福是一位伦敦商人的儿子，也是畅销书《鲁滨孙漂游记》和《摩尔·弗兰德斯》的作者。他对当时英国人的生活曾有深刻而尖锐的洞察。在他的眼里，18世纪初叶的英格兰正孕育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世界上第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笛福在《英国商人手册》（1725）中写道：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外国商品消费国，它从多个产地进口货物……这些进口物资除了棉花、靛蓝、大米、姜、甘椒或牙买加胡椒、可可或者巧克力、朗姆或者糖蜜之外，主要还有糖和烟草，在大不列颠，这些物资的消费量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大英帝国的崛起与其说与新教道德伦理或者英国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相关，还不如说与英国人嗜甜的口味相关。在笛福的一生中，糖的年进口量涨了一倍，而这还只是最大的一次消费激增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只是富有精英家庭珍藏的物资逐渐成了平民百姓普通生活的一部分。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糖就超过外国亚麻制品成了英国最大的进口物资，直到18世纪20年代才落后于原棉的进口量。到了18世纪末，英国的人均糖消费量是法国（每人每年的消费量为20磅）的10倍。英国人对进口物品贪得无厌的胃口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尤其是，英国消费者喜欢的是将糖与一种极易上瘾的可卡因口服药共同饮用，同时再吸入一种同样很容易上瘾的物质——尼古丁。在笛福的眼里，茶、咖啡、烟草和糖都是新物品，而所有这些商品都是进口的。
英国人寻找茶叶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615年6月27日威克姆先生（东印度公司在平户岛的代理）写给他在澳门的同事伊顿的一封信。信中威克姆先生请澳门的同事给自己寄一些“口味上佳的茶”。但是，直到1658年，英格兰才出现了第一则茶叶广告，茶后来也就逐渐成为英国的国饮。这则广告刊登在一本官方资助的周刊《政治信使》9月30日这版中，内容为：“所有医生都推崇的绝好的中国饮料，中文称做茶，其他国家称为Tay或者Tee……现在伦敦皇家交易所旁，斯威汀斯–伦茨大楼内的咖啡店有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咖啡店的主人托马斯·加拉韦又刊登了一整版文章，题为“茶的生长、质量和益处详解”，声称喝茶能够治疗“头疼、胆结石、尿结石、水肿、便秘、坏血病、失眠、失忆、消化不良、多梦和肠绞痛”等疾病。他还信誓旦旦地对潜在客户们说：“如果与蜂蜜而非糖混合食用，有助于净化肾脏、清洁尿道；如果加水冲泡并混入牛奶，则有助于消除便秘。如果你身材肥胖，喝茶有助于消脂；如果你饮食过度，它又能够促进消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查理二世的葡萄牙籍皇后也是茶的忠实拥趸：埃德蒙·瓦勒曾在这位皇后的生日赋诗一首以表祝贺：“茶，是缪斯女神的密友，功效多么奇妙。热腾腾的蒸汽笼罩着我们的脸庞，让灵魂的殿堂平静安详。”1660年9月25日，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塞缪尔·佩皮斯喝了他的“第一杯茶”（一种中国饮料）。
不过，英国以足够低的价格大量进口茶叶要追溯到18世纪初叶，由此开创了茶叶的大众市场。1703年，一艘名为“肯特”的船载着29250公斤茶叶抵达伦敦，一艘船所运载的茶叶量几乎接近于上一年度英国进口的茶叶总量。茶叶的“国内消费量”在18世纪40年代初的年均不足360000公斤，到1746～1750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1125000公斤，这期间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1756年，喝茶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一个普遍的习惯，以至于汉韦写下“关于茶”一文对此现象大加奚落：“因为喝茶，妙龄少女们的脸颊都失去了往日红润的光泽。”（塞缪尔·约翰逊则予以驳斥，虽然对茶叶，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但永不后悔的茶客”）。
争议更多的是烟草。烟草是沃特·罗利爵士引入的，也是罗阿诺克占领弗吉尼亚计划（这是被人反复谈论的少数几个话题之一）失败后的产物（见第二章）。与茶叶一样，烟草的推广者也坚称烟草具有医疗功效。1587年，罗利的仆人托马斯·埃利奥报告说，这种“草药”在晒干和点燃后，“会散发出大量的烟和呛人的气味，从而打开身体的所有毛孔和经络：这样不仅防止血脉阻塞，而且……能在短期内打通经络：因此他们能够保持健康，远离疾病，帮助我们的国人抵御疾病的侵袭。”早期的一则广告宣称，烟草能够“保护我们的健康，减少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找到感官的享受，放松我们劳累的大脑。”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信这套。对詹姆士一世来说——他在其他方面的想法也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这种燃烧的杂草“看上去令人生厌，闻上去令人作呕，既损害大脑，又危害双肺。”但是，随着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烟草种植迅速扩大，烟草的价格也急剧下跌（从17世纪20年代每磅4英镑36便士降至17世纪60年代每磅的1便士），烟草逐渐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17世纪20年代一般只有绅士阶层才有资格吸烟，到了17世纪90年代，吸烟成了一种“习惯和时尚——所有农民都抽着烟斗”。1624年，詹姆士将他对烟草的狐疑放到一边，建立起了烟草贸易的皇家垄断权；只要能从烟草进口中攫取的利润迅速飙升，显然让国人吸入更多这种“有害”的气体也值得，虽然全面实行垄断最终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这些新的进口商品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国民的生活方式。笛福在他的《英国商人手册》中说：“淑女们偏好的茶室和绅士们喜欢的咖啡店似乎都是新的发明……”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新的饮品，是因为它们所提供的刺激不同于欧洲的传统饮品——酒。酒可以作为一种镇静剂，而葡萄糖、咖啡因和尼古丁则在18世纪承担了酒的功能。总的来说，这些新饮品带给英国社会莫大的冲击；可以说，大英帝国是建立在对糖、咖啡因和尼古丁的狂热需求之上——这种狂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
同时，英格兰—尤其是伦敦—成为这些新刺激商品在欧洲的中心。到18世纪70年代，85%的进口烟草和94%的进口咖啡实际上都被英国再进行出口，主要出口到北欧。这部分内容反映出当时不同进口货物在关税上的差异：对咖啡征收的沉重进口税限制了国内咖啡的消费，使得茶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英国人的许多特点都和他们的财政政策相关，他们喜欢喝茶胜过喝咖啡也是源于这个因素。
通过将他们从西印度和东印度进口的商品部分出口到大陆市场，英国人赚了足够的钱来满足他们另一个长期压抑的欲望，即服饰的革命，这也是新消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斯塔布斯在1595年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世界上没有人比英国人对新款衣服抱有更强烈的兴趣。”在他看来，英国消费者对新款服装需求越来越多，这种需求到了17世纪初叶，甚至导致了一整类立法的失效。这就是奢侈品禁令，该禁令规定，英国男人和女人只能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选择他们的穿着。笛福再一次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在他的文章“众人负责等于无人负责”中写道：
……朴实的乡村女孩摇身一变，变成了精致的伦敦贵妇，会喝茶、吸鼻烟，品位越来越高、越来越挑剔。她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就像她的女主人一样；原来寒酸褴褛的亚麻、羊毛混织小外套也换成了上好的丝绸衣服，至少得有4码或5码宽。
但在17世纪，有品位的英国消费者只愿去一个地方买衣服，那就是印度人的服装店。从质量、设计、做工和技术方面来说，印度织品非常符合英国人的需求。当英国商人开始从印度购买丝绸和印花棉布，并将其带回英国后，几乎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服饰革命。1663年，佩皮斯陪同妻子伊丽莎白到伦敦最时尚的购物区康希尔购物，“在一番精挑细选之后，我太太终于为她的新书架配了一块印花棉布，也就是印染着图案的一种印度棉布，确实非常漂亮。”在等候一位艺术家约翰·海耶斯时，佩皮斯还特地去租了一套时尚的印度丝绸晨袍穿在身上。1664年，英格兰进口的印度棉布达25万匹。当然，孟加拉丝绸、平纹皱丝织品，以及纯白薄细棉布的需求量也与印度棉布不相上下。笛福在1708年1月31日的《每周评论》中说：“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家，我的衣橱、我的卧室、窗帘、垫子、椅子，最后连床都铺满印度棉布或者印度的织品。”
这些进口织物的一大优势在于，它们的市场简直是无穷大的。说到底，一个人能够消费的茶和糖都是有限的，可是他对新衣服的渴求永远是贪得无厌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既然笛福笔下“朴实的乡村女孩”都能买得起印度织物，这就意味着，喜欢畅饮茶的英国人如今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穿着也更体面、漂亮了。
早期进口贸易的经济情况相对简单。17世纪的英国人找不到多少印度人自己不生产的物品可以与印度人进行以物易物。因此，他们一般都用在其他贸易中赚到的黄金来购买印度的产品。如今，我们将这一过程的推广称为全球化，意思是将全世界连接成同一个市场。但是，17世纪的全球化还是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如今的全球化存在差异。把黄金运到印度，再把印度的商品运回来，就这么一个买卖的过程就意味着需要走19200公里左右的路程，而每公里都会因风暴、沉船、海盗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充满危险。
然而，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挂着骷髅头旗帜的海盗船，而是在于，其他欧洲人也试图在做同样的事情。因此，亚洲即将成为争夺市场份额这场残酷战争的中心。
而这次的全球化则是由炮舰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