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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是用钱困难，像前列腺炎排尿一样困难。现在我们有钱了，突然觉得用钱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以前是无尿可排，现在是有尿排不出，还是“前列腺炎”。这话听起来有些拗口，自相矛盾。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是没钱可用，现在我们是有钱用不了。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的表述你还不完全明白的话，那我就直接说了。我们从南海回来后不久，就把一万元购车预付款汇给了车行，如果不是“张检”提醒，我们汇的将不是一万元，而是十万元。我们在汇出一万元购车预付款之后，后面的购车款再也汇不出去了——我们换车遇到了麻烦。
以前我只知道人坐在车上，车载着人并按着人的思想抵达人要抵达的目的地，我没想到车和人居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公务用的车子，和作为人大的公务员一样，都是有户口的，有籍贯的，有身份证号码的，有编制的，有规定退休（报废）年限的。车的户口，就是车落户的单位。车的籍贯，就是车的生产厂家（全进口的就是外国国籍）。车的身份证号码，就是车的发动机编号。车的编制，就是一个单位公车的额定指标。公务人员退休年龄男性六十周岁，女性五十五周岁，公务用车报废期限是十年。买一辆公务车，就像调动或者录用一名公务员一样。公务车有编制才能购买，公务员有编制才能调动或者录用。机关单位没有公车编制，就买不了新车；机关单位没有人员编制，就调不了新人。然而，车毕竟是车，人毕竟是人，人总是比车灵活。公务员没到退休年龄可以提前病退、内退。公车没到报废期限，是不能报废的。
前面我说了，我们的“羚羊”还有两年时间才到报废期。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我们太天真了，太讲究实事求是了。我们总认为我们的“羚羊”太破烂了，很多关键的零配件买不到了，车子已经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样的车子总应该给予报废吧！当然，“羚羊”的档次、质量包括它目前的综合形象，也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们也不否定换车的动机，掺杂着我们某些不健康的心理因素。我们甚至可能还受到黄主席提前病退的影响，既然公务员都可以提前病退，难道公车就不可以提前报废吗？
陈副自告奋勇把购车的报告送到财政局，负责办理购车手续的部门就设在该局。接待陈副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副科长，姓闭，叫闭银英。闭副科长看了我们的报告后，就打开电脑查阅文件资料。闭副科长说，叫你们李主席给我打电话，我有话要跟他讲。陈副觉得这样似乎不妥，办理购车手续是他自己请缨来操作的，怎么能推给李主席？再说怎么能让一个正处级的领导给一个副科长打电话呢？这也不符合中国国情。陈副一改往昔的盛气凌人，低三下四地对闭副科长说，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你就跟我提出来吧，这事是我具体办理的。闭副科长说，不行！你叫他马上给我打电话。陈副只好摸出手机，拨通李主席电话，李主席，闭科长有些话要亲口对你讲。闭副科长接过手机，一连串没带标点符号夹杂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话语喷发而出——乃高你现在很有钱了是不是你的“羚羊”不能坐了是不是你的“羚羊”和你不般配了是不是你的“羚羊”给你丢了面子是不是我告诉你乃高你们单位只有一辆公车编制你们一辆新车也不能买了就是买来了你也坐不了我告诉你乃高……说罢啪地挂了手机递给陈副。陈副接过手机，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他说闭科长，我们不是超编买车，我们是换车，我们的“羚羊”已经破烂到报废了。陈副指着窗外不远处的“羚羊”，你看看！就是那辆烂车。闭副科长说我不看！你们把“羚羊”开到报废公司去让他们鉴定，只要他们证明你们的“羚羊”可以报废了，我就给你们办手续。陈副回到车上，小黄一看他脸色就问，办不了是吧？陈副骂了一句脏话，这个女人要么是停了月事，要么是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小黄开着“羚羊”，把陈副、“张检”和我送到车辆报废公司。我们就像送一个病人到医院一样，把“羚羊”送到了这里。有趣的是，送我们来“医院”的居然是病人——我们的“羚羊”。仿佛要“体检”要“报废”的不是它自己，而是我和陈副还有“张检”我们三个。自报家门之后，公司那位秃头斜眼的负责人，一听我们的“羚羊”是公务用车，看都不看车一眼，就说把购车发票拿出来。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这家伙的头绝对难剃了，尽管他那石漠化了的头上没有一棵杂草。发票我已经放在包里，但我还是说，领导你叫人先检测车子嘛，你看看我们这辆车，的确烂得不行了，必须报废了。“斜眼”的手还伸在那里，拿发票来！那样子就像一位正统的老大夫，只看病历，不看病人。我把发票递过去，“斜眼”声东击西地瞄了一眼发票日期，就说一句，过两年后再送来吧！我有些想不通了，我天真的想法又冒出来了。那些提前病退的人，只是象征性地到医院弄一张疾病证明，就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了，根本不用体检。当年黄主席办理病退手续，连疾病证明都不要。我跟“斜眼”求情，领导你能不能通融一下？人没到规定退休年龄，只要身体有病，都还可以办病退、内退，都还可以提前报废嘛。“斜眼”严肃道，人可以，车不行！
车比人还牛！我说了一句。
“斜眼”立即接过话去，车就是比人牛，我在南海有个兄弟刚会开车三天就上民族大道，车没油了停在那里堵了十几公里长的车流，兄弟下来一脚踢到车轮子上，小姐没钱给做思想工作还可以睡一觉，这车不加油真的不走了。我们没有心绪乐笑，悻悻地把“羚羊”开出报废公司来。
把“羚羊”卖了！陈副断然道。
可以理解，陈副说这句话是愤怒到了极点，要把他怎能说出这句不够情义的话来呢？你明明还坐在“羚羊”上嘛！“羚羊”要是像马像驴那样有灵性，它肯定就不走了。
“张检”否定道，“羚羊”只能报废，不能卖！卖了编制也跟着它走了，没有了编制，我们还买什么车？
回单位的路上，我不禁又想起我们已经相中的“大众PASSAT领驭”。只要“羚羊”一天没到报废期，“大众PASSAT领驭”就一天不能入户，就不能泊在我们单位的大门前。我们现在的境况啊！真有点像影视剧里那些为情所累的角色，外面遇到了一个知音，无奈家中已经有了一个“小脚”原配。又有点像一个焦头烂额的男人，遇到了一个知疼着热通情达理的角色，家中身患绝症的爱人却还在苦苦地撑着。对不起！我这样的比喻或者念头是很不道德的，你也别以为我们单位的人都是这样的念头，都是这样的货色。我们单位除了原主席黄天德同志婚姻状况有变化以外，其他人到目前为止一直维持现状。
周五下午学习会改为班子碰头会，碰头的内容自然是目前换车遇到的困难。潘副依然是当初的态度，依然是当初的那句话，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陈副当即就顶了回去，你的意思是再等几年等政策放宽了买一款全进口的。过后陈副说，潘副是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潘副不瘟不火地回道，我还没讲完呢！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也就两年“羚羊”就报废了，到时候我们换车谁还能够阻拦我们？现在“羚羊”是不能跑长途了，但我可以把我的“别克君威”贡献出来，哪个要出远门都可以用它，我已经给小黄一把钥匙了。别担心它的排量，路上遇到检查我们谁也不怕，超标又能怎样？那是我的私家车。坐私家车办公家事，谁愿意这样做？只有中国文联的同志才会这样做，不但不能处罚我们，还要通报表扬我们，不过，油得加我们单位的。我个人意见，先把买车的钱用来改善一下我们的办公条件。我们单位除了门牌的材料和别人一样以外，其余硬件没有一件是过硬的。我们办公楼的窗户应该换了，我们的办公桌椅也应该换了。我们一个单位不能只有一台电脑，尤其是现在刊物办起来了，编辑人员没有电脑是不行的。现在来稿还有多少作者是手写寄来的，都发电子邮件了。我们更应该换掉电风扇了，装上冷暖的空调。我这人冷倒不怕，却最怕热。陈副故意夸张地摇着纸扇，请问潘副，把办公条件都改善了，两年后我们用什么来买车？潘副不以为然道，你这样讲就是低估我们李主席的能耐了，你知道李主席在原单位是干什么的吗？是专门跑项目跑钱的。这话陈副以前说过，现在被潘副重复引用。
话题像皮球一样踢到了李主席跟前，李主席说，潘副提出要着力改善我们的办公条件，这点我完全同意。既然潘副提出来了，我就顺便跟大家通报一下吧，本来我是想在资金到位了之后再跟同志们讲的。情况是这样，前段时间我跑了一趟南海，有关部门同意拨给我们八十万元办公楼维修经费。我原来的想法是建一栋新办公楼，但是现在上面有规定，不给建办公楼了，只允许维修。李主席一说完，会场顿即沉寂下来，“张检”突然站起来打了一个手势，会议室里随即爆出热烈的掌声。大伙纷纷挤过来，抢着要跟李主席握手。李主席却拒绝握手，说我还没讲完呢！现在有个问题，上头从来没有给我们系统拨付过资金，因此这笔钱要通过哪一条线下来，上头还在考虑，可能要先拨付到市财政局，再转到我们的户头。这笔资金一到位，我们就把办公楼武装得雄姿英发，别让人家以为我们是“残联”。其实我们哪能比得上残联，残联那辆车呀，我见过了，比杨市长那辆还牛。话题自然就转到换车上了，李主席接着说，八十万用来装修办公楼是用不完的，我还想通过什么渠道，再搞到几辆车的编制，让班子成员人手一部车。不过这事以后再议，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尽快把南海那辆车搞回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别说等两年，就是一年也不能等。万一突然来个公车改革，我们还买什么车？我们要有危机感紧迫感。再说了，我们总不能老是坐你潘副的私家车嘛！你的车那么豪华，坐上瘾了怎么办？目前，我们在办理换车手续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干什么事情没有困难？洞房花烛夜都还遇到一层困难。有困难就要想方设法去破解，不然要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当初我们解决换车经费问题，就是从《苦楝树》上获得灵感，现在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继续从《苦楝树》上去寻找灵感。
我和陈副首先登上民政局的门，接待我们的是龙副局长。龙副局长是我们单位的老朋友了，他既是我们的文友，也是我们下属的一个协会副主席。每年我们单位搞的一些活动诸如笔会座谈会，龙副局长都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一听说我们办了刊物《苦楝树》，龙副局长显得非常兴奋，然后就感叹一番，我这辈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忘，就是不能忘了《木棉花》，我当年就是从《木棉花》起步的，如果没有那份《木棉花》，我龙某人可能还在那个偏僻的村小学教书，现在顶多是个小学校长。龙副局长陷入沉思之中，仿佛在追忆一位故去的恩师。龙副局长当年因为在《木棉花》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下子由一个小学教师变成地区人事局的秘书。有的人因为某一个人改变了命运，龙副局长是因为一本杂志改变了命运。我问龙副局长，你当年的笔名是不是“荔枝”？龙副局长说是呀！我说你当年的那篇小说是不是叫作《人事》？龙副局长说你怎么知道？我说那是我编发的。哎哟喂！龙副局长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乃平老师呀！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我说那期杂志我现在还保存着呢。龙副局长说我拿十瓶茅台跟你换怎么样？我说不能换，那是文联最珍贵的档案。珍贵的档案和珍贵的酒，是不能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