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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刚进文联的那个年代，不说家庭没有小车，就是很多单位都没有小车。那时堂堂的地委小车队，只有那么几辆北京吉普，书记专员谁下乡就安排给谁。市直各部门干部出差下乡坐的都是班车。公检法部门的车也不是很多，干警们外出办案也是坐班车的。有一次我下乡坐上班车，一位曾经是我师弟的警察见到我立即让位。车到站后，师弟就把我的邻座押下车去，我才知道邻座是个罪犯。我竟然和一名罪犯零距离地坐了一天的车，彼此还饶有兴趣地聊了很多国际国内形势的话题。那个年代啊！每个单位每个部门之间，都是平起平坐的（有点像我跟那个罪犯一样），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这里所说的差别，当然是指有车和没车的差别，好车与坏车的差别。都说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话有些以偏概全。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确有些闭塞。当我们心安理得地坐着班车下乡出差、挤着公交车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只顾闭着眼睛构思那些离奇古怪不切合实际的故事、情节和细节。而这些故事、情节和细节，正在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丝毫没有注意到马路上的车流，已经像一条进入汛期的河道一样汹涌澎湃。当有一天清晨我们从梦中醒来，发现鸣叫的不是小鸟而是小车时，终于发现市直机关所有单位所有部门都买了小车，我们才手忙脚乱地开始写报告。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递交买车报告时，人家已经把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报废了。

我们好像永远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或者说永远落后于这个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过去我们是市直机关唯一没有小车的单位，后来好不容易有车了，现在车子又变成市直机关中最烂最差的车。我们在想方设法买车的时候，也是人家想方设法换车的时候。我们总是永远跟不上，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为此，我很想建议我们的李主席李乃高同志，这次换车，我们就一换到底，换它一款美国车。美国车永远不会淘汰，永远不会报废。一旦淘汰了报废了，就变成“老爷车”了，那就是经典了。哪天我们把这款美国车，再开进殡仪馆去一趟，让门卫以为美国总统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一种天真的幻想。美国车我们是买不了的，也不可能买的。公务用车是有具体规定的，别说进口车不能买，就是排量也有明确的规定。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很有必要跟李主席提出来，就是现在我们换车与当年我们买“羚羊”的情况不同了。当年我们买“羚羊”时账面上还有八万块钱，目前我们账面上可以支配的经费只有三千六百五十三元，全部取出来只够给“羚羊”支付本年度的年检费。我还想提醒李主席，人家换车就像换一台电脑，我们换车那是相当于人体器官移植啊！

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李主席换车是铁了心了。李主席专门召集我们开了一次会，规定从现在起“羚羊”只能在市区内跑，不能跑长途，理由是他去殡仪馆参加告别会回来忘了“避邪”（就是当场给车子贴一小张红纸）。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说法，不可采信。我们心里都明白，李主席是不想让我们再把这只“羚羊”开出去丢人现眼了，因为这只“羚羊”已让他已经丢尽了脸面。不过，“羚羊”目前车况的确不好存在安全隐患倒是事实。小黄还告诉我们，有几次他送李主席去开会，在会场远远的地方，李主席就让他停车，自己步行几百米进会场去，仿佛他前面铺了红地毯。有一次下着雨，李主席也是远远地淋着雨水走进会场去。这不仅仅是一种只顾面子的问题了，而是一种刚毅的决心和信心，是要破釜沉舟了。

周一早上例会，李主席提出一个出乎意料的议题——我们单位要搞一份刊物。在这之前，我们单位是没有什么例会的，我们经常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不开一次会。李主席来以后，我们一周就有两次会要开。周一上午是例会，讨论分析我们将要做的工作和正在做的工作。周五下午是学习会，学习会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李主席要求每个人挑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部小说或者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歌，然后当众朗读，让大家一起赏析。李主席亲自带头朗读，他朗读最多的是舒婷的《这不是一切》。“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李主席的朗读不仅情感投入，而且字正腔圆。

在正式讨论刊物之前，李主席和往常一样先谈了换车话题。这叫承上启下，因为上周例会我们分析讨论的议题是换车。李主席这次谈换车谈的时间很长，比上次例会谈的时间还长。李主席这样比喻道，对一个农家来说，车子是一扇大门。这扇大门的好与坏，关系到你在一个家族的地位，关系到你在一个村子里的影响力，关系到你有没有话语权，关系到你在信用社那里能不能搞到小额信贷。对于一个人来说，车子就是脚上的一双鞋。不同的人群穿着不同的鞋，不同的鞋体现不同的身份。纵然你是个博士你是个专家你是个院士，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纵然是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你脚上一双臭烘烘的露出脚趾的鞋，也是让人迟疑的，也是与这个幸福的时代不和谐的。李主席最后强调，车子的档次性能和质量，还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人要善待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人更要善待自己，因为一辈子就在睁眼和闭眼之间。我们一坐到车子上，就把生命托付给它了。谈到这里，李主席话锋一转，就转到了刊物上。话说回来，李主席道，车子虽然是个庞然大物，说到底毕竟只是个面具。我们这样一个单位，真正能够支撑门面的是一份刊物，一份举足轻重的刊物。道公念经要有唱本，我们文人也是道公，也是救赎现实的人的罪孽，我们的唱本就是刊物。没有刊物，我们单位就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失去了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两样东西，我们单位就形同虚设。大家都想一想，我们的刊物叫什么好。

听到会议的议题是搞刊物，始终关心换车的陈副，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们不换车了？李主席摆了摆手道，车要换，刊物也要搞。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学会弹钢琴。接下来应该到潘副发言，潘副在偷偷地摆弄他刚买的苹果手机。潘副最近不但换了手机，还换了私家车，把原来的“马自达”换成了排量为2.5的“别克君威”。潘副自我安慰道，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落实了个厅级待遇。李主席脸有不悦道，潘副你讲一下吧！刊物叫什么好？你是行家嘛！潘副不说话则已，一说话直率的毛病又犯了。他说，我想提醒的是，搞刊物不是搞“一夜情”，搞一夜算一夜，搞一期算一期。搞刊物那是真正的谈婚论嫁，组建家庭，得一期接一期地搞下去，一代接一代地搞下去。要么搞要么不搞，搞不下去干脆不要搞。我估算了一下，目前我们搞一份刊物更换一辆车的困难一样大。换一辆车是一次性投入，一下子需要筹集十几二十万。搞一份刊物，开头只要两三万元就可以创刊了，可是一年下来，一期一期地累计也是一辆车的钱了，只是相当于分期付款而已。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刊物叫什么，而是搞刊物的钱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就像一对久婚不孕的夫妇，首先要想的是怎么生的问题。是继续寻医问药吗？还是通过试管婴儿或者借腹生子的渠道把孩子生下来？至于孩子叫什么名字，孩子长大以后要不要培养成作家艺术家，那是以后的课题。

请理解，这就是我们单位的实际。我们单位凡是讨论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涉及经费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都陷入经费困难的境地，最后都是因为经费困难而搁浅。别说一辆车，一份刊物，就是一台传真机我们也没有讨论下来过。我们的确很需要一台传真机，因为我们的业务上级一旦有重要的事项总是通过传真机传给我们。我们由于没有传真机就只好借用单位附近一个打印店的传真机，上级有什么通知就传到打印店那里，一次收费五块钱。上级也不是经常有重要通知发下来，偶尔一次五块钱，我们的“前列腺炎”再严重也能承受得起。问题是把传真机设在别人那里，保密的问题就出来了。把传真机设在别人那里，这在战争年代不等于把发报机设在敌人那里吗？黄主席在原单位的经济问题被引发出来，就是因为他的第一个老婆把恐吓信传真到打印店那里。这仅仅是一个案例，其他方面还有很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道出，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听了潘副这么一说，其他人就跟着陈副死机闭起嘴巴。因为大家感兴趣的不是刊物，而是小车。况且李主席提出搞刊物也是老话重提，前面五任主席也都提出过要重新搞一份刊物，不仅上送了几次报告，还曾作为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提交上去过，最后都是胎死腹中，因为没有经费。我们曾经有过一份杂志《木棉花》，后来就是因为经费拮据停刊了。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份刊物，我们这么多的高级编辑，没有一份刊物可编，那不是徒有虚名吗？可是根据我们单位目前的经济状况，搞一份刊物更换一辆车同样是天方夜谭。

李主席问还有谁要发言，没有了我就讲几句。李主席说，刊物经费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议题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是刊物名称。经费问题不是同志们考虑的范畴，那是属于我的范畴，不然要我这个核心做什么。同志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想出一个好的刊名来。李主席还强调，不要以为一份内刊，就可以随便用一个刊名。旧社会那些唱戏的，都还有一个很好听的戏名。内刊又怎么样？内刊同样是刊。你们知道过去我们的夫人叫什么吗？叫内人。内人也是人。一个出色的贤内助，可以成就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吗？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位了不起的内人。啊不！是女人。见到大家都默不作声，李主席说，我看就叫作《苦楝树》吧！苦楝树是我们这个地方一种常见的树木，它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具有顽强不屈的品格。每到冬天它的叶子纷纷飘落，腐化成肥泥融入养育它的泥土里。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这是一棵感恩的树。听到大家没有异议，李主席当即就布置召开《苦楝树》创刊座谈会，从口袋里掏出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名单交给潘副，要他亲自通知名单上的单位领导出席创刊座谈会。李主席直到散会前才一语道破天机：同志们！《苦楝树》创刊座谈会一开完，我们换车的经费就有了。 Oru5eEjc5XXhrfEzQh3ZzbnF94iXXmezmtS7zJRCgiSq4Jf99XsKobBPFoazq9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