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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的时候，经常有机会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刘子健教授，在东亚系那间雅致的壮思堂，喝茶聊天。有一天，刘老师对我说：“你是念唐史的，应该到西安去看看。”跟着，刘老师突然站了起来，用双臂做了一个环抱的姿势说：“西安南部都被整个终南山包围着。你去看了，就知道为什么唐朝要选在长安建都，因为那里可守啊！”
刘老师的这一番话和他那个生动的环抱手势，正好打动了我内心深处，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以为，到了西安，只要站在市区，往南一看，就可以见到终南山！从此，我更下定决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还要走遍整个中国大地。
当然，我这个走遍整个中国的梦，并不是在普林斯顿时开始的。我记得，早在中学时代，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武侠小说，我的幻想已经到了黄河、长江、峨眉山、大理等地。不巧，整个中学时期，国内都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外深锁。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内地开始慢慢开放，但我是穷学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所以，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处了。
在普林斯顿五年，我改行专治中国文史，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这些幻想和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另一种反映。既然到不了中国，那么在故纸堆中，捕捉中国的影子，也是一种补偿吧。不料，这样做真的是愈陷愈深。书本上的中国，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选的是《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这题目正好可以让我在幻想中，奔驰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广大版图上，从西北边疆跑到西南边界，再随着隋唐大运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了解唐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部署，当然要先弄清楚整个唐代的历史地理。在这方面，一般的历史地图集是不足以应付的。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已故严耕望院士，是这方面名满国际的权威。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当年我读他的一系列论文，和他那套大部头的专书《唐代交通图考》，都深为倾倒，也常常在想，甚么时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圆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几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诗《塞芦子》的起首两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历代注释杜诗的学者，对“五城”何指，不敢确定，看法也不尽相同。连博学的钱谦益，也只引了几则前人互相矛盾的说法了事，把读者更弄糊涂了。据严耕望的考证，这里应当取朱鹤龄的注。这“五城”其实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区的五座主要的军城：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东受降城。
这五座军城，对唐代的西北国防太重要了，所以连杜甫写诗，也要提上一笔。它们的位置和距离，在《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的地理书中，都说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远，有多“迢迢”，我就没法体会了。所以，我常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乘搭火车，沿着黄河，走这一段路。从现代的兰州出发，往北走，经中卫、银川、平罗、五原和包头，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五城何迢迢”的滋味。
在普林斯顿期间，我靠奖学金过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没有多余的闲钱去旅行。到中国内地去的机缘，一直要等到我在普大写完了论文，转到香港去教书后，才给我碰上。1988年的秋天，我决定接受香港岭南学院的聘约，到翻译系去教中英翻译。我想其中一个促使我接受聘约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香港和内地，只隔了一条短短的罗湖桥。我心想，从此住在中国这个南方的门户，必定有许多机会，经常回内地去圆梦。
岭南的这份教职，也是我几乎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头读书，没有正常工作后的第一份“正业”。我这才开始有了“正规”的收入。岭南的暑假长达三个多月，闲我也有了。于是，到香港后的第一个暑假，我终于踏上往中国内地之路了。那一年，我三十五岁，正好走到了诗人但丁在《神曲》一开头所说的“人生旅程的一半”。我有幸在这一个意义深长的年龄，开始整个内地行，觉得真是一种美丽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