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五城》简体字版,终于要在中国内地出版了,真是高兴。欣喜之余,我不禁想补写一篇自序,以记其事。此书的繁体字版最初在台湾由尔雅出版社印行时,只有一篇后记,没有自序。
近年中国的经济蓬勃,旅游业跟着兴起,出门游玩的人多了起来。出版界也出了不少旅游书以应付市场的需求。我想这类书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旅游指南”,英文称之为travel guide。这类书的好处是,一般都附有地图、交通与住宿信息,以及各种大大小小旅游景点的介绍,非常实用。但它不足的是,没有旅行者个人的经验呈现,没有细腻生动的叙事细节,一般也没有任何“文采”可言。更重要的是,旅游指南必须不断更新修订。欧美著名的旅游指南,比如《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系列,几乎哪年都要出版一个修订本,否则交通、住宿等信息就会过时。
第二类旅游书我想称之为“旅行书”,也就是英文所说的travel book,以示和“旅游指南”有别。很多时候,这类书刚好和第一类相反:常常没有地图,没有交通、住宿的详细导引,经常也不介绍所有旅游景点。但旅行书的优点是,它重视旅行者个人的经历,通常放在一个特定的叙事框架下来叙述,而且一般都要求有点“文采”。比起旅游指南,旅行书最占优势的一点是,它可以说“不会过时”,因为旅行者的那些旅行经历,是独特的,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有所折损。这些经历一旦锁定在某个历史时空,甚至会变得更有历史感,更有历史价值。比如,日本和尚圆仁(794—864),随遣唐使来唐九年,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主要在北方),写下一本十分精彩的旅行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如今成了我们唐史学者最珍爱的史籍之一。圆仁在书中常常提到唐代米粟等物的时价,以及他雇用驴子或请人抄书的价钱等细节。这些在当时想必是十分琐碎的事,但现在却成了十分珍贵的唐代经济史资料。
这本《杜甫的五城》当然属于第二类。我自己给它的“定位”是:它不但是一本“旅行书”,而且还是一本“文学旅行书”。祈望读者不要把它错当成是一本旅游指南才好。
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文学”呢?
我目前的专业虽然是历史和唐史研究,但我少年时却是个文学青年,也曾经发表过一些现代诗作。大学时代在中国台大外文系念英美文学,对十八、十九世纪浪漫时代英国诗人如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和济慈(John Keats,1795—1821)的欧洲“壮游”(Grand Tour)有过不少幻想。这些年来对现代英美作家的文学旅行书也颇爱读。
我在《杜甫的五城》原繁体字版“后记”中说过,我“想以一种沉静的笔调,细写火车旅行的乐趣和一些比较少人去的非旅游热点”。所谓“沉静的笔调”,就是用我少年时所习得的写诗方法,在下笔时特别留意那个叙事语调,再以一种看似“极简”的句子和字词去表达。在本书中,我刻意不使用任何四字成语,就是因为觉得成语不免都是语言中的“陈腔滥调”,会破坏我那“沉静的笔调”和极简的风格。
几年前,有一位住在海外的中国内地读者,读完台湾版《杜甫的五城》后,给我写了一封电邮,告诉我说,他读我的书,常感觉到一种“难以解说的悲伤”。这是我收到的众多读者电邮中,最让我感动和高兴的一封。我猜想,那就是我那“沉静的笔调”在发挥作用吧,可以让这位读者感觉到一种“悲伤”,但却又是“难以解说”的。
繁体字版的《杜甫的五城》,原本连一幅地图、一张照片也没有。这次出版简体字版,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信息非常灵通,竟发现我原来还有另一本书《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台北:人人出版社,2002;内地简体字版预定2009年面世)。这本《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实际上就是《杜甫的五城》的图文图解版,内收240张我自己拍的照片,配上全新的文字,以一种写明信片似的轻快笔调来重写我的内地旅行经验。于是编辑建议采用该书中的数十张照片,好让《杜甫的五城》看起来不至于那么单调。我觉得这办法真好,甚至更可以让本书读者预先“尝尝”我另一本图文书的“滋味”(这些照片在《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中原为彩色印刷,但在本书中改为黑白,大小也略有不同)。编辑又替我制作了一些旅行路线图,费了不少心力。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
赖瑞和
2008年5月21日于台湾新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