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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生园”初创之时，上海泰康食品厂和泰丰食品厂的饼干、罐头早已驰名全国。冼冠生审时度势，认为“冠生园”刚刚踏上发展道路，不宜冒进，主张把粗具基础的糖果、糕点作为经营重点，打开销路后，再把经营范围扩大到粤菜、粤点的供应上。在集中人力、物力，发挥自己所长的思想指导下，“冠生园”的生产经营很快就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两年以后，“冠生园”的牌子打响了，资金的积累也充实了，一批生产、业务骨干也成长起来，“冠生园”出现了第一次的大发展。
接着，冼冠生把“冠生园”的总部迁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租用了一幢五开间连底三层相当宽敞的楼房，从门面到店堂、餐厅，均精心设计，布置得既堂皇又雅致。“冠生园”的发祥地九亩地原址改为“冠生园”老店后，在二马路设立发行所，经办批发业务，并在上海市区内陆续开设了五家支店，营业蒸蒸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资企业纷纷来上海设厂，外国食品商企图垄断上海的食品市场。冼冠生面临外商挑战时，毫不示弱，专门撰写了《提倡国货与改善食品》一文，提出要提倡国货、抵制外资入侵，必须提高国货的质量，改良国货生产的落后状态。之后，冼冠生还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1933年，“冠生园”公开向社会招募新股，增资至90万元，冼冠生用此款在沪郊漕河泾兴建了设备完善的新厂房，引进了德国、英国的成套先进设备，并从香港、广州礼聘高级技师，使“冠生园”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新工厂主要从事糖果、糕点、饼干等品种的生产，并解决了生产落后于销售的矛盾，此时的“冠生园”在上海食品行业中已经同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康泰、泰丰食品厂形成鼎足之势。
冼冠生早就筹划由南向北发展，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他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开好一个分店，获得了利益，再筹建另一个分店，逐步地建立起了一个遍及许多大中城市的“冠生园”生产、销售网。到1936年，“冠生园”仅上海一地就设有总厂一家、支店十家和生产工厂三座；在汉口、南京、天津、北平、杭州等地，也设立了生产、销售机构，成为一家以经营糖果、糕点为主，以饼干、罐头为辅，品种齐全、工商联营的大型食品企业集团，年产值在全国食品行业中位居首位。
正当“冠生园”稳步发展时，风云突变，日本军国主义嚣张。1937年年底，上海沦陷，“冠生园”漕河泾工厂被日军占领，生产设备全遭破坏。在此之前，北平、天津等地也已经失守。
接着，杭州、南京也被日军占领，各地的分店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无法维持下去了。
可是冼冠生并没有灰心，而是积极地筹划新的发展。
冼冠生先是将上海等地撤出的一批机器和原料，集中到当时的后方军事政治中心汉口。这时候的汉口，由于人口骤增，形成了畸形繁荣的景象，尤其以食品、饮食业最为兴盛。冼冠生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增加生产，扩展营业范围，短时间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是战火日益逼近，如此经营终非长久之计，于是冼冠生又积极地推行向大西南发展的计划。
他选定重庆作为“冠生园”新的发展中心。首先，冼冠生为重庆“冠生园”的成立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包括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估计总的价值在12万元以上。其次，为了选到一个理想的店址，几次派人到重庆探察，但好几个备选的营业地址都被他否定了；1938年，冼冠生亲自去重庆，经过多方的奔走活动，才在最热闹的都那街选定了店址，重庆的“冠生园”仿照上海模式，设立门市部及饮食部等。重庆是西南的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成为“陪都”后，出现了更为兴盛的景象，当时江浙一带来重庆的人很多，这些人对“冠生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重庆本地人对“冠生园”产品的风味也很欢迎，因此“冠生园”营业盛极一时，饮食部更是门庭若市，成为社会名流大宴小酌的理想场所。重庆“冠生园”成立以后，仍以经营各类糖果及新式糕点的产销以及粤菜、粤点的供应为主，本地的同行不多，而江浙和湖北等地迁来的同行因是手工制作，质量差、数量小、成本高，无法和“冠生园”的机器生产相竞争，因此“冠生园”几乎以压倒优势独步于市场。
抗战期间是“冠生园”历史上的又一个大发展时期，生产经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冼冠生相继在重庆开设了五家支店和两家食品生产厂，职工总计有400多人。同时，冼冠生积极地向西南各大中城市拓展业务，他风尘仆仆，亲赴各地筹建分店，对选定店址、布置店堂、安排生产经营，都是亲自缜密研究，并把由重庆带去的管理和生产人员安排在各地的分店作为骨干。
冼冠生于1939年建立了“冠生园”昆明分店，1941年建立了贵阳分店和泸州分店，1943年建立了成都分店。这些分店另设有支店、食品厂和饮食部，在一些较大的县镇还设有代销店。冼冠生将其经营的触角伸向了大西南。
抗日战争胜利后，冼冠生着手恢复上海总店和汉口、南京、杭州、天津等地的分店，由于急需大量的资金，他遂将在重庆及西南各地的盈余调出支应，由重庆汇出的款项先后计有法币1亿多元，美元数万元和黄金200多两。这笔巨额资金，有力地支援了各地店、厂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