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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冠生，原名冼炳成，1887年出生于广东佛山一户裁缝家里。他童年丧父，因为家庭贫困，只在私塾读了几个月，就在家里帮助母亲干些零活勉强糊口。15岁那年，为了摆脱贫困的处境、填饱肚皮，他央求一个远房亲戚带他来到上海，在一家“竹生居”的宵夜馆里做学徒。
20世纪初上海失业现象很严重，在此谋生很困难。年轻的冼冠生深知他当时的“饭碗”来之不易，每天起早摸黑地干，从不偷懒，不久就学会了各种食品制作的手艺，店主十分喜爱他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好帮手。而南方人那种特有的机敏和狡黠，以及广东人身上特有的创业意识，使得他处处留心，时时在意，在工作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今后做着打算。
在店主的同意下，冼冠生得以向店里的老厨师学习烹调技术。他对老厨师们非常尊敬，学习技术的时候又很刻苦用心，老厨师们都愿意教他，使他在烹饪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学徒期间，冼冠生每天抽出时间看报纸，大量的阅读，他不仅认识了很多字、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也丰富了他在各方面的知识，这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年学徒期满以后，冼冠生和一个谭姓的同乡女子结了婚，婚后不久又把母亲从广东老家接来。他利用平时省吃俭用省下的钱，组成了一个家庭班底，开了一家名叫“陶陶居”的小型家庭宵夜馆，专营广式小吃。冼冠生年轻气盛，踌躇满志，认为只要店一开起来，凭着自己的一番苦干精神，就能赚到钱。
可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宵夜馆经营不到半年，便因没有什么顾客，面临即将关门的尴尬。年轻的冼冠生对创业的艰难有了切身的感受，但是他没有被打垮，而是东拼西凑，又弄了点钱，重新开张了一家餐馆，可是不久又蚀本停业了，之后如此停停开开竟达七八次之多！最后资产耗尽，他再也无力经营了。面对这番情景，就是有雄才大略的经营巨子也会心灰意冷的，但是冼冠生反而冷静了下来，他认真地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路，思索着自己失败的原因，总结出了三条教训：一是因为地点偏僻，不得“地利”；二是附近的贫民多，顾客光顾的少，缺乏“人和”；三是因为缺乏本钱，未能随季节、时令的变化而供应不同的产品，有违“天时”。别看他读书不多，但分析起问题来，居然头头是道。吃一堑长一智，年轻的冼冠生从失败中悟出了一些经商的道理。
从学徒到开宵夜馆到创办“冠生园”，冼冠生经历了多次失败，这段历程长达15年之久，以致他到了而立之年，还是一事无成。有人问他：“大块头（上海方言，意为胖子），怎么样？又关门了？”他晃动着矮胖的身躯，笑哈哈地回答：“没什么，另想法混。”经受过如此多失败的打击，反而让冼冠生变得精明开朗了。
按照自己总结的经商之道，经过反复思考冼冠生决定另谋生财之道。
当时的上海文明戏盛行，南市“新舞台”等戏院演出的剧目很受欢迎，几乎场场爆满。一些小贩就在戏院的门口设摊兜售鸭皲干、干果、蜜饯等消费食品，上海的男人女人都爱吃零食，所以生意特别的好。冼冠生受到了启发，决定改做摊贩生意，一则是本钱小较易筹措；二则可以在繁华闹市觅选适当地点设摊，这样既顺天时，又得地利人和，生意肯定不会差。
于是，冼冠生便在自家租借的上海亭子间里开设起食品手工作坊。白天，他同母亲、妻子忙着制作陈皮梅、牛肉干等，傍晚的时候挑着担子到南市“新舞台”戏院的门口设摊，同时也进剧场内托盘子出售。由于这些食品风味独特，价廉物美，很受顾客的欢迎，他现做现卖，几乎每天都能卖完；加上他接待顾客时总是笑容可掬，热心对答，他那张祥和福气的笑脸，格外使顾客感到亲切，渐渐地，生意就做开了。为了扩大经营品种，改进制作方法，冼冠生专程回佛山老家的一家干货加工厂，就话梅的制作方法学习了两个月。
一天，冼冠生从报纸上看到了香港有一家名为“冠生园”的食品店倒闭了。他觉得，“冠生园”这字号很吉利，便捡起了这块招牌，印制了专用包装纸。丰富的品种，精湛的手艺，加上别具一格的包装，使冼冠生在同行中独树一帜。没过多久，他就在附近一带小有名气了。冼冠生独特的经营之道引起了“新舞台”戏院的检票员薛寿龄的注意。薛寿龄家资富裕，很想和冼冠生合伙开店，冼冠生也非常乐意，于是他们决定共同集资3000元。冼冠生没有现金，只好以家具作价500元入股，这便是冼冠生后来津津乐道的“冠生园是500元起家的”的缘故。
1915年，“冠生园”在上海南市九亩地开业，仍以冼冠生的亭子间作为制作食品的作坊，生产的主要人员还是冼家母子三人，只是新添了几个工人。冼冠生同时主持着业务经营，内外照应。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创业，生产和业务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很快地，合伙经营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到了1918年，冠生园增资至15万元，将合伙作坊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董事会，冼冠生被推举为董事，并担任总经理。在斜桥局门路公司建立了一家食品工厂，“冠生园”这才粗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