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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
过去的历史……是一种“存在的混沌”，永远鲜活，永远在运动。从它那不计其数的结构要素中，浮现出一个个朦胧的形状。……历史学家所要描述并加以科学测量的……就是这样的“混沌”！
——托马斯·卡莱尔
没有哪段历史享有特权……历史有无数的可能性，它们都是有根有据的……每时每刻，不管你认为是多么短暂的一瞬，事件的进展都会像一棵生出两根树枝的树一样在分叉。
——安德烈·莫鲁瓦
历史研究的不朽成就在于一种历史感——敏锐地洞察出事情怎样才不会发生。
——刘易斯·内米尔
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将自己置于过去的某个点——在这个点上，已知的各种因素似乎会导致多种不同的结果。如果他谈及萨拉米斯，就应该想到波斯人原本会赢得这场战役；如果他谈及雾月政变，波拿巴是否会遭受耻辱的失败对他来说就应该还是个未知数。
——约翰·赫伊津哈
假如没有爆发英国内战，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革命，假如爱尔兰没有分裂，假如英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如希特勒没有进攻英国，假如希特勒战胜了苏联，假如苏联赢了冷战，假如肯尼迪没有遇刺，假如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反对这类假设（或者说“反事实”提问）的理由很简单：何必要问这种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那些压根儿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懊恼，“事后诸葛”不过空谈而已（至于杞人忧天则更没有意义了）。
针对这种质问的回答之一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不停地这样提问。假如我注意限速或者没有醉驾会怎样？假如我没有邂逅现在的妻子（或丈夫）会怎样？假如我下注的不是这匹马而是获胜的“红朗姆”会怎样？我们似乎很难不去想象另外一种场景：要是这样做了或没这样做，会有怎样不同的结局……我们会去想象，假如自己没有犯这个错会怎样，或者假如自己未能避免某个险些出现的错误又会怎样。其实，不能简单地认为有这些想法是做白日梦。我们当然知道时间不可能倒退，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但反事实地设想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学习。因为在作出有关未来的决定时，想象不同行为的可能结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的基础。所以，分析和比较已发生事件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确是有意义的。
好莱坞不厌其烦地用语法学家们所说的“虚拟条件”（没有 X ，就不可能有 Y ）来吸引观众。在弗兰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 It ’ s a Wonderful Life ）中，吉米·斯图瓦特的守卫天使在他接近死亡的边缘时拉住他，让他看看如果自己没有出现，这个世界（至少他的家乡）会是多么糟糕。《时光倒流未嫁时》（ Peggy Sue Got Married ）以凯瑟琳·特纳步入中年后对婚姻对象选择的懊悔为中心展开故事的叙述；而在《回到未来》（ Back to the Future ）中，迈克尔· J ·福克斯难以抵抗回到过去的诱惑，差点儿糊里糊涂地让未来会成为自己母亲的洛莲爱上自己而离开父亲乔治。克里斯托夫·里夫版的《超人》里，在地震中痛失女友的超人让时间逆转，将她从“未来”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而就在前一秒他和观众才刚刚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科幻小说作家们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样的幻想。例如，在约翰·温德汉姆的《随机寻找》（ Random Quest ）一书中，物理学家科林·特拉福德被投入与现实世界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身处其中的特拉福德发现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娘娘腔，喜欢虐待妻子。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雷·布莱佩利的笔下，一个时间旅行者返回史前时代不慎踩死一只蝴蝶，结果导致整个世界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当然，就学术研究来看，好莱坞和科幻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不过，这类主题也吸引了一些相当有名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其德文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中，对人类的反事实思考倾向有大段思考：
如果存在所谓的现实性（谁都不会怀疑这一点），那么就必然存在可能性。任何一个能够感知到可能性的人都不会说某事已发生、将要发生或必然发生。他会略作思索，然后说某件事可能会或应该会发生。如果有人告诉他某件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他会想：嗯，好吧，不过这事也大有其他可能。所以，对可能性的感知完全可以定义为思考事情发展的潜在可能、平等看待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能力……（因为）可能性还包括……上帝未曾显露的意图。一种可能的经验或真理并不等同于现实的经验或真理减去其“真实值”……在推崇可能性的人看来，可能性是一种神性的体现，饱含激情与崇高的精神，是对乌托邦式理想的执著，从不在现实面前屈服，现实反而……更像是一种虚构。
不过，正如穆齐尔提到的，总还是有人质疑这种对可能性的推崇：
很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倾向的结果常常会让别人的喜好与禁忌都显得不合理，甚至连是非判断都显得不重要了。据说这些可能论者活在一个更精致的网络里，朦胧的幻想、想象、假设无处不在。一旦这种倾向在孩子身上有所表现，人们立刻就会想方设法地去消除它。当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出现时，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疯子、胆小鬼、自大狂、吹毛求疵者或者幻想成癖。当需要对这些可怜的傻瓜表示赞赏时，人们有时候会管他们叫理想主义者。
这番话可以说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几代历史学家的态度，用 E · H ·卡尔（英国史学家）充满轻蔑口吻的话来说，“反事实”的历史不过是种无关痛痒的室内游戏、海阔天空的侃大山而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那些以“如果……”开头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去思考“可能会发生什么”就等同于认可“坏国王约翰”或“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之类的历史理论，而且表现的是一种失败者的心态：
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遭受了这样那样的痛苦……他们希望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对；当他们阅读历史时，这种情绪表现为恣意想象那些更合他们心意的事件的发生……这纯然只是情绪化与非历史的反应……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如果正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低谷而非高峰，强调历史偶然性的理论就会盛行。这好比在成绩不好的学生看来，考试就是一场赌博，得分全凭运气……历史……是人类所作所为的记录，它并不会浪费笔墨在人类没有做或未做到的事情上……历史学家关心的是那些成就了某件事的人。
在职业历史学家那里，仍然相当普遍地弥漫着对“反事实”观点的敌意。 E · P ·汤普森甚至将“反事实虚构”看做是“非历史的废话”而不予理会。
可以肯定，即使像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与汤普森等人那样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决定论”，也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称自己为“决定论者”。持历史决定论的人认为一切事件都以某种方式被预先安排了，所以已经发生的事件原本就必然发生。这与相信狭义因果论有重要区别。因果论者认为因果关系呈链性或线性发展，任何事件都是其“命定”前因的唯一可能的后果。但不是所有的因果论者都像 19 世纪的许多决定论者那样，认为历史或者事件的发生都有一种目的或有特定意义的指向。宗教历史学家、唯物论者和观念论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不同。宗教历史学家将事件的最终原因（但不必然是唯一原因）归结到神身上；唯物论者通过类似或派生于自然科学的术语来理解历史（比如普遍法则）；而对观念论者来说，过去的“思想”通过历史学家的想象向一种可理解的（常常是目的论的）结构转化，这便是历史。尽管如此，他们超越了这些分歧达成一个共识，都从根本上拒绝以“假如……”开头的假设性问题。
贝奈戴托·克罗齐是卡尔和汤普森等唯物决定论者的老对手，但他同样也毫不含糊地攻击了反事实问题的“荒谬性”：
当我们对某个事实进行判断时，应该以既定事实为依据，不能有无端的想象……为了排除那些不合理的“假设性条件”，我们必须一再重申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要禁止……反历史和反逻辑的“假设”。这种“假设”武断地将历史进程划分为必然事实与偶然事实……它还将一个故事中的事件划为必然事件与偶然事件。人们必须在心里排除掉偶然事件，以便更清楚地了解若没有偶然事件的干扰，必然事件会怎样自行发展。这是一种游戏，我们闲来无事时总是乐此不疲，我们会思考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碰到某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在这类想象中，我们轻松愉快地把自己看成了某种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的因素，而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我们的确已经碰到这个人，经历了、遗憾了、幻想了，才让此时的思考成为可能……如果我们要认真充分地去探究这个现实，游戏很快就玩不下去了……尝试在历史领域玩这类游戏很不合适，会得出荒谬的、完全站不住脚的结论。
对反事实主义抨击最为激烈的是英国观念论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他看来，当历史学家“通过某种思想实验、像思考确定的史实一样来思考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就已经脱离了历史的思维轨道”。
如果圣保罗在朋友们把他从大马士革的城墙上放下来之前就被抓住并杀害，很有可能基督教就无法成为我们文明的中心。这么说基督教的传播就得归功于圣保罗的逃跑了……一旦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些事件就立刻不再是历史事件，如此不仅让历史变得乱七八糟、处处疑点，而且完全是对历史的背弃……必然事件和偶然事件之间……有何区别根本不属于历史的思考范畴，这完全是科学对历史世界的野蛮介入。
奥克肖特继续说道：
历史的问题从来不去关心什么事情必然发生或什么事情原本可能会发生，而只是关心那些有事实证据证明的确发生了的事情。如果美洲殖民地问题发生时任英格兰国王的是乔治三世，或许战争压根儿就不会爆发；但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乔治三世有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改变事件的“自然”进程，就是企图罔顾历史以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人们从未要求历史学家去思考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怎样不同的事情。
因此，用奥克肖特的话来说，想象事件可能会怎样发展是“一个纯粹的神话，一种肆意过度的想象”。这应该是他与卡尔、汤普森能达成共识的少数观点之一。
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都对反事实主义怀有强烈的敌意，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通常是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来回答我在开始列出的反事实问题。比如，罗伯特·哈里斯出版的侦探小说《祖国》就将故事背景设想为纳粹胜利 20 年以后的欧洲。随着这类书的流行，反事实问题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研究。但这本小说遵从的仍然是传统的惊险故事模式，无法摆脱虚构性，也就自然削弱了故事背景的历史可信度。在作者笔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胜利并非一场险些成为现实的、多亏无数人牺牲才得以避免的灾难，而是作为一种华丽的背景刺激人们的神经，以便打发候车室里无聊的时光。还有很多小说都基于此类反事实的历史假设：金斯利·埃米斯的《变化》（ Alteration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小说中抹掉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但此类书和那些“未来学”的著作一样和历史没有太大关系。伦敦图书馆在收录与未来学相关的书籍时，礼貌地将其归为“想象的历史”。未来学家们会猜想我们目前面对的诸多可能究竟有哪些在未来会实现，而他们的猜想与预测是基于对过去事件走向的推演。不过，就这些著作的准确性来说，真需要有所判断时，他们可能还会去参考占星术或塔罗牌。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严肃的历史学家敢于去解决（或者至少是提出）反事实问题。吉本总是会着迷于某段历史发展的细节处，偶尔也允许自己以明显的反事实方式来写作。例如，他曾假设公元 733 年查理·马特尔没有战胜萨拉森人会发生什么，并有这样一段简短的描述：
胜利的行军路线从直布罗陀巨岩延至卢瓦尔河岸，增加了 1000 多英里；同样的距离也能把萨拉森人带到波兰的边界和苏格兰高地；比起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莱茵河的航运条件也不差，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不经海战就能驶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话，也许现在牛津大学的教学内容就是《古兰经》，也许还要在讲坛上向行过割礼的学生们讲解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性与真理性。
当然，这只是一段有着讽刺意味的题外话，吉本以此调侃自己曾就读的大学没教给自己什么知识。相比之下，法国作家查理·勒努维耶则更有抱负。他的著作《架空历史：历史的乌托邦》（恰好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面世
100
年后出版）完全是一部“关于欧洲文明并未出现却极可能产生的发展的虚构历史作品”。勒努维耶称自己“好比是研究历史的斯维登堡
——一个总是幻想过去的空想家”，并且还称自己的作品是“事实与想象的混合物”。《架空历史》作为一位
17
世纪反决定论者的自白书，被后人不断地传承与补充，书中主要的反事实假设与吉本如出一辙。由于马可·奥勒留统治末期历史发展的微妙变化，基督教没能在西方确立地位，而只是在东方扎下了根。西方世界因此又延续了
1000
年的古典文明。当基督教最终进入西方时，它仅仅是世俗欧洲所包容的众多宗教之一。可以想见，勒努维耶如此的开明让这本书给了教权主义重重的一击。
1907 年，也就是《架空历史》第二版面世 6 年以后，爱德华时代一位文采斐然的历史学家 G · M ·特里维廉（应《威斯敏斯特报》编辑的建议）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中获胜”。和吉本一样，特里维廉对过去的另类假设让人更感到沮丧而非鼓舞。拿破仑获胜后，征服了欧洲，英国由此又走上了“专政与愚民主义的老路”。拜伦领导的革命被残酷镇压，一群年轻的激进分子被驱赶至南美洲潘帕斯草原，在那里为自由而战。拿破仑这位“旧制度与民主自由的敌人”最终在 1836 年死去。总之，没有滑铁卢战役便没有辉格党的历史。
尽管特里维廉有这样的尝试，许多严肃的历史学家还是不愿意在这种研究方式上下工夫。 25 年后，当 J · C ·斯夸尔汇编类似的反事实文章时，撰稿的 11 位作者也多是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斯夸尔的《假如事情并没这样发生》完全是一副自我贬低的基调，连副标题都是“堕入想象的历史”。斯夸尔在一开始就承认，作者们并非是“在同样的现实基础上写作，他们中有些人在文中融进了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臆测”；他们的有些想象让他想起了约翰逊的话：“一个人不必在墓志铭中发誓。”不幸的是，斯夸尔所写的导言自身就像是这本书的“墓志铭”。反事实历史“没什么用处，也没人想知道”，他最后的结论听上去充满了挫败感。也难怪这本书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斯夸尔的书是否让一代人不再相信反事实历史的概念了呢？对于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历史学家将反事实假设看成仅供消遣的游戏，书中个别文章也确实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菲利普·圭达拉在《假如摩尔人在西班牙赢得胜利》中反事实地假设了
1491
年西班牙在兰哈龙战败，此后格拉纳达这个伊斯兰王国在阿拉伯人领导的文艺复兴中成为中心，并在
18
世纪发展为一个帝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迪斯雷利最后成了格拉纳达的重臣。）
G
·
K
·切斯特顿的想象也很怪诞：“假如奥地利的唐·约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异母兄弟）娶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会有怎样的历史？”这成了一则反宗教改革的传奇。这对王室夫妇携手合力让加尔文教在苏格兰销声匿迹，随后两人继承了英国王位，宗教改革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
H
·
A
·
L
·费希尔在《假如拿破仑逃往美洲》一文中想象的是波拿巴横渡大西洋，会同玻利瓦尔的军队从天主教会和君主制度中解救了拉丁美洲（而不是一味地想要成为柏勒洛丰
）。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假如拜伦成为希腊国王》的想象则更离谱。拜伦于
1824
年因染热病死于米索朗基，但这篇文章却让拜伦死里逃生，最后还变成了怕老婆、日益昏庸的希腊国王——乔治一世（
1830
～
1854
），读来很是别扭。（比如，在尼科尔森的笔下，拜伦最不朽的功绩是“弄走雅典卫城顶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原地仿造了一所纽斯塔德修道院”。）米尔顿·瓦尔德曼的《假如布思没能击中林肯》相比之下要严肃一些。他把林肯刻画成一个性情古怪、“受挫的独裁者”。林肯让南北方达成了彼此宽容的和平，但双方都不满意，他因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整日在议会上与复仇心切的同党不断争论。
1867
年，在为最后一场注定失败的竞选耗尽心力之后，林肯终于任期届满。至于斯夸尔自己的文章《假如
1930
年的人们发现培根的确曾是莎士比亚作品的代笔人》，几乎可以成为当时《笨拙》
杂志的亮点（但这个杂志很可能更天马行空地反过来设想莎士比亚是培根的代笔人）。罗纳德·诺克斯颇具讽刺意味地设想了“
1930
年
6
月
31
日”当天的《泰晤士报》，大意是把一场胜利大罢工的日期填迟了。
公平地说，并不是一切假设都毫无历史价值。安德烈·莫鲁瓦的假设很有真实感，他设想了由杜尔哥领导的一场财政改革获得了成功，法国大革命因此未能爆发。在这场财政改革中，王室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 1774 年议会决定性的失败与巴黎警察局的改革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有关美国内战中南部获胜的有趣问题，他假设的是南军赢得了葛底斯堡战役。埃米尔·路德维希在文中提出的假设在当时很流行：如果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不是死于 1888 年（即位 99 天后），德国政治此后也许能更自由化地发展。不过，假设性文章写得再好，我们也能明显地察觉作者所体现的政治立场或宗教倾向。就这点来说，作者更多地是想告诉读者，自己所处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人们怎样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去考虑 19 世纪当时可能的选择。因此，莫鲁瓦想象了法国永远处于英美的联合庇护（英国已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获胜），丘吉尔也同样鼓吹大西洋两岸进行联合（英国最终让美国南北达成和解），路德维希为英德联盟计划的流产唱起了古老的德国自由主义挽歌（在他的想象里，国王腓特烈的在位时间延长了许多）。换句话说，这些作者并不是完全漠视后世人的感知来讨论历史事件的，而总是以在当代颇受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怎样才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归根到底，这些讨论都成了作者对往事天马行空的想象。有趣的是，只有伊莱尔·贝洛克反事实地想象了比既有历史更坏的结果。他和莫鲁瓦一样抹掉了法国大革命，但在他的假设中，作为强国的法国国力衰退更为迅速，神圣罗马帝国也由此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范围“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从柯尼斯堡到奥斯坦德”。因此当 1914 年与这个更强大的德国交战时，英国落败，最终沦为“欧洲联邦的一个省”。
另一部反事实论文集《假如我曾……》也有同样的缺点。其中有两位作者“绕开”了美国独立战争（一位假设自己是英国首相谢尔本，另一位假设自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位（假设自己是胡亚雷斯）在 1867 年赦免了墨西哥马克西米连皇帝，从而避免了墨西哥内战，还有一位（假设自己是梯也尔）则阻止了 1870 ～ 1871 年的普法战争。欧文·达德利·爱德华兹想象自己是格拉德斯通，通过土地改革而非地方自治解决了爱尔兰问题；哈罗德·沙克曼笔下的克伦斯基对科尔尼洛夫的态度更为谨慎，因此避免了布尔什维克的突然袭击。路易斯·艾伦则化身东条英机，他没有攻打珍珠港，而是攻打英国、荷兰这两个帝国，日本也因此赢得了战争——不管是对美国人还是对日本人，这个想法都是很有吸引力的。除此之外，罗杰·摩根笔下的阿登纳在 1952 年重新统一了德国，菲利普·温莎笔下的杜布切克让布拉格的春天免于战火的摧残，哈罗德·布莱克莫尔笔下的阿连德维系了智利的民主。以上这些假设在很多人看来很明显是事后诸葛的表现。每种假设的论证主要都是事后的推导，并没有考虑到在当时的背景下历史人物能够采取哪些选择。
斯夸尔与斯诺曼这两部文集共有的另一个弱点，是不少文章都认为单一且微妙的变化通常能导致极为重大的结果，并以此作为立论前提。我们虽然在逻辑上无法反驳这个前提，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由某处细节的改变得出结论并认为它直接导致了某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这个推导太过简单化。“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最初版本是“帕斯卡的鼻子”）理论正是此类还原推导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安东尼对她那大鼻子的迷恋左右着罗马的命运。把理查德三世的失败归咎于丢失了一颗钉子也是这类推论之一：
丢了一颗铁钉，坏了一个铁蹄；
坏了一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名骑士；
伤了一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吉本也基于同样的逻辑认为， 14 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赛特是因为痛风发作而没能占领罗马；美国南部顽固派在内战中落败是因为北部联邦的将军麦克莱伦偶然发现了李将军的第 191 号特别令。也是基于这种逻辑，丘吉尔认为 1920 年希腊国王被猴子咬伤受感染身亡导致了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一场庞大战争。这种还原论的解释可以引发反事实的假设（比如，没被猴子咬伤就不会发生战争），斯夸尔书中很多反事实假设便是由这种解释推导出来的：路易十六的优柔寡断促发了法国大革命，腓特烈三世的早逝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斯诺曼的文集也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一些大人物的错误决策导致了美洲殖民地的脱离与独立、普法战争的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等重大事件。和前文讨论过的还原论解释一样，这些假设有时也不无道理，但我们除了提出假设之外，还应该对之进行论证，否则解释会失去可信度，作为假设基础的反事实结果也很难站住脚。
此外，反事实假设还涉及一个问题——幽默效果。斯夸尔书中的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轻松有趣的风格。但越是如此，可信度就越低。大多数的还原论解释都可以通过阐述方式的改变而变得更有说服力。“如果安东尼没有拖延离开埃及的时间，他也许就能战胜恺撒。”“如果理查德三世在博斯沃思一役中获胜，约克王朝的统治或许会得以稳固。”“如果巴耶赛特从匈牙利凯旋之后选择了进攻意大利，他或许就能攻克罗马。”“要不是识破了李的意图，北部联邦完全不可能赢得安提塔姆战役。”“如果希腊国王没有死，希腊与土耳其也许不会交战。”以上叙述方式或许听上去不那么有趣，但可信度随之提高了。类似地，下面的说法也是有其意义的：如果大罢工取得成功，工党政府的执政时间也许会更长，也许还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反事实假设只是因为出现在对《泰晤士报》的滑稽模仿里才显得不可信。
不过，斯夸尔的书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确立了反事实类文章的写作风格——“想象者的游戏”。人们可以借这种“游戏”异想天开或进行还原论的解释——总之，是一种高阶的幽默。伯特兰·罗素在《自由与组织》（ 1934 ）中就带着调侃的口吻：
如果亨利八世没有爱上安妮·博林，那就不会产生现在的美国，这听上去颇为合理（原文如此）。因为正是这场爱恋使得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不承认其将美洲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做法。而如果英国保持天主教国家的性质，美国很可能到现在都还是西属美洲的一部分。
还是以这种诙谐的笔调，罗素“不那么严肃”地提出了“对工业革命缘起的另一种解释”：
工业制度缘自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展缘自伽利略，伽利略的出现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的出现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产生缘自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缘自土耳其人的移民，土耳其人的移民则归因于中亚的干燥气候。因此，要找到历史事件的根本起因，还得去研究水文地理学。
约翰·梅里曼于 1984 年出版的文集《就因为少了匹马》继承了这样的行文传统。书中包括了三个有关美国的猜想：假如波卡洪塔斯没有救出约翰·史密斯船长？假如伏尔泰在 1753 年移居美国？假如哈钦森总督的女儿成功说服他不要派回达特茅斯号（正是这个事件加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生）？还包括两个有关法国的话题：假如路易十六一行成功地从瓦伦逃脱？假如波旁家族的统治路线在 1820 年得以持续？另一个话题是关于英国的：假如威廉三世在海战中败给了詹姆斯二世？总体上看，这些都好比是茶余饭后闲聊的历史。全书在一开篇就确定了基调，即假想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与纽约巨人队签下一份棒球比赛的合约会发生什么。彼得·盖伊的荒诞之作也承续了这种风格，向读者暗示如果精神分析法的创始者不是犹太人，人们会更严肃认真地对待它。只有康拉德·拉塞尔关于 1688 年的文章《天主教之风》，才称得上有真正的历史学价值。
切斯特顿曾经在斯夸尔的文集中异想天开地提出：如果海上风向有利于詹姆斯二世而非威廉三世的舰队，英国宗教改革是否就因此不会发生？拉塞尔又重拾了这个问题。其实休·特雷弗–罗珀就曾提到过类似的话题。当时他曾对 17 世纪 40 年代和 80 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失败的必然性表示质疑。“如果是一个（比查理一世或詹姆斯二世）更明智的国王，是否就能像欧洲许多国家那样维系或重建英国的君主专政制？”罗珀写道，如果查理“在位时间再多几年”，议会里那些反对他的人也会因为年老力衰而不战自败。如果詹姆斯“像他兄弟那样把政治置于宗教之上”，“斯图亚特的复辟”也许会“稳当得多”：“此后，英格兰辉格党的显贵们难道就不会像法国胡格诺派那样转而崇拜升起的太阳吗？”约翰·文森特则更进一步，把勒努维耶想象的异教欧洲史与英国成为天主教国家的假设结合到了一起。他选择的起点比特雷弗–罗珀更早：
16 世纪西班牙的征战中因理性的涉入而变得相对不那么血腥，但……几乎不间断的征税引发了零零星星的反抗，比如发生在诺里奇的毁像活动。更严重的是，英国被迫解除了军事武装。在三十年战争中，多达四个国家的军队为争夺英国而争斗，布里斯托尔从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文森特还设想，在这场灾难之后英国进入稳定期并延续至 18 世纪。但此后又发生了一场灾难：“在对法战争失败以后，英国国家信用彻底崩塌，并且对法国将‘天然国界’推至泰晤士河表示让步。”
此后，形势迅速恶化，以致英国在 19 世纪并未进入鼎盛时期而是滑入了低谷：
随之而来的国王退位导致伯克
式的公民贵族与海军激进派之间总是争战不断，直至韦尔斯利上台执政并推行法国的重商主义时才结束。尽管执政时期的英国政府十分清廉，但由于国家贸易权被剥夺，英国开始陷入人口数量下降的困境；同时，随着法国的快速工业化，英国逐渐沦为法国的产粮地。依赖于单一农作物的生产与出口使英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连年多雨引发小麦大面积患锈病，导致饿殍遍野，人口进一步大规模减少。而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国政府救济措施的无力引发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其追随者声称要解放泰晤士河南岸这个所谓“失落的”法国大省。由于辉格党逃往马德拉、格拉斯通被囚于圣赫勒拿岛，这场运动戛然而止。
但接下来的情形更糟糕：
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中，对德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英国在科学方面长期滞后，德国首先研制出原子弹也实属必然。里兹与谢菲尔德遭到原子弹的灭顶轰炸，直接促使英国迅速投降。这至少让英国免于受侵之苦。此后的确也没有什么事件在英国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了……
和斯夸尔、梅里曼文集中的许多作者不同，拉塞尔、特雷弗–罗珀和文森特的假设都不算异想天开，也都不是出于调侃的目的。三个人都站在某种严肃的历史立场来讨论“英国例外论”的偶然性。不过，他们在文中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建议及其相应的不充分论据，总算是颇具技巧地表述了反事实“问题”，但他们没有提供相应的答案。
所谓新经济历史的倡导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了反事实论证。首先尝试正式运用大量反事实论证的是 R · W ·福格尔，研究主题是铁路建设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他尝试构建一个没有铁路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向“铁路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不可或缺”这个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根据他的估算，如果不建造铁路，尽管耕地会大面积减少，但 1890 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只会比实际数据略有下降。麦克洛斯基等人在讨论 1870 年后英国经济的相对衰退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他们不是在臆想，也不是在调侃历史。但这种计量历史学的论证遭到了严厉的驳斥。最常见的批评指出， 19 世纪的统计学基础相对薄弱，并不足以支持这种论证所需要的推断与计算。此外，还有批评针对的是福格尔关于奴隶制经济的论述，其言下之意颇具政治意味：按福格尔的观点，从经济角度看，如果没有爆发南北战争，奴隶制就可以维持下去；这个观点在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中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对于铁路问题的论述，这种批评也同样适用。福格尔只有通过“历史前后相关联”作出极其大胆的猜想，才可能描绘出一个没有铁路的美国。对他的方式有一种更严厉的指责，即他所设置的历史场景缺乏可信度——原因不在于他进行了反事实假设，也不在于假设很荒谬，而在于与时代的真实情况有出入。当时有关铁路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应该在哪里修铁路展开的，而不是应不应该修铁路。福格尔对此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驳：计算铁路带来的“社会节约”不是为了推想一段可能的历史，而是为了检验铁路是否真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人打算去“想象”没有铁路的 19 世纪的美国。这种反事实假设的最终结果就在于通过在总体上量化铁路之于经济的（巨大）贡献，来精确地说明为什么当时要修建铁路。与此类似地，对魏玛共和国末期经济政策选择的讨论也趋于表明，从政治的角度看， 1930 ～ 1932 年德国总理布吕宁除了实施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使用的反事实假设有两种：一种基本上是想象的产物，（一般而言）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另一种则通过（据说是）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检验提出的假设，更倾向于计算而非想象。前者多依赖来自事后认识的灵感或是还原历史的假设性解释，常让人觉得不可信；后者则倾向于进行不同于既有历史的假设。杰弗里·霍索恩开创性地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以图克服其各自的弱点，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他声称的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里，中世纪的法国免遭瘟疫之苦。然后他想象了农村人口下降， 18 世纪法国经济与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想象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插手朝鲜半岛的种种结果；而在第三个世界里， 13 世纪末 14 世纪初的意大利艺术并没有产生那些成为文艺复兴先声的革新。第二个想象也许是三者中最有可信度的，我们至少可以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找到依据，但其他两种想象就很值得怀疑了。霍索恩的第一个想象在中世纪的人口统计、 18 世纪经济政治的发展之间建立了联系，但即使是最大胆的计量历史学家也会对此表示质疑；而他所设想的“不曾发生过文艺复兴的”艺术史几乎完全建立在有关艺术风格变化原因的假设基础上，而这个假设也并非没有问题。至于他对 20 世纪 80 年代工党复兴和 20 世纪摩尔人超级大国的粗略描述（实际上也是圭达拉在 1932 年发表的文章的引申），放到斯夸尔主编的新版《假如事情并没这样发生》里也许会很合适。
以上这些明显的反事实假设分析存在着诸多弊病，这本身就能说明反事实主义为什么无法受到欢迎。不管是提出让人难以置信的问题，还是给出让人难以置信的答案，人们都不再觉得反事实假设下的历史有什么意义。不过，历史学家之所以很少采用反事实论证或者在承认事件有其他可能的发展时只含蓄地流露这种倾向，显然还有别的原因。“修正主义”历史著作的突出特征便是这种遮遮掩掩的反事实主义——这倒也不奇怪，因为大多数修正主义都倾向于反对某种形式的决定论解释。比如， R · F ·福斯特的《现代爱尔兰》就强烈质疑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必须脱离英国统治的目的论解释。不过福斯特在论及可能的选择（比如早期自治法案之一如果成功通过，或许能让爱尔兰仍然保持英联邦成员身份）时，表达却十分隐晦。约翰·查姆雷对于丘吉尔的批评也引起了争议，因为他在批评中暗示如果能够与希特勒和谈，大英帝国完全可以延续至 1940 年以后，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其实，这些历史学家没有解释自己书中所暗示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因为反事实假设存在种种缺点。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反事实主义始终有着一种更深层的怀疑——这种怀疑在历史哲学中早已根深蒂固。
历史决定论的胜利似乎是必然的。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提出，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眼中的世界或许就是决定论的。生命由各种自然力量主宰，这些力量中有些会规律地出现，具有可预测性（比如季节的变换），有些则只能诉诸超自然力量才能给出解释。
每当原因与结果看似不相称或是一般的解释力不从心时，每当发生与人们的预期相冲突的巧合或不寻常的事件时，每当其他无关因素异常地进入思考过程时……只要对故事稍加歪曲，就会有人相信以上的情况是因为有了（神的）干预。以这种诉诸神意的干预来解释未知事件说明了历史偶然性的重要，也说明了人类发展早期还认识不到事物间存在的全部联系、突发事件的灾难性质，看不到小事件发展成重大事件的可能性；人类会因为自己所处的世界中发生了不能理解的事件而产生恐惧；会认为历史并非自己的创造，而是自己遭遇到的事件；在不能理解或掌握自然的运行时，人类因无可奈何会想要去依赖什么；还有自然界中的神秘事件……所有这些都让人类感觉到很多事情背后都有着神的干预。
对于世界的解释，人类的“撒手锏”就是诉诸神力。不过，在多神教中，这常常只是为不同的自然力量命名的问题。的确，多神教的缺陷使得伊壁鸠鲁学派反对任何形式的神力作用：也许这是反决定论哲学的最早表述。卢克莱修宣称存在一个无限的宇宙，由随机运动的原子构成。
我们的世界是自然通过原子间即时随意的冲撞、多种形式偶然随机的无目的的聚集与结合而形成的……自然并不受傲慢君主的控制，它自由自主，不依赖神、完全凭自己的力量让宇宙运行。因为，谁……能统治如此庞大的无限？谁能主宰如此高深莫测的存在？……谁能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能让乌云遮天、电闪雷鸣——常常毁了它自己的庙宇神殿，或者常常在暗处冷眼旁观，让投掷物越过有罪者而砸死无辜者？
卢克莱修思想中唯一有决定论色彩的就是他关于无序状态的基本理论：“一切都在逐渐衰退，在岩礁上搁浅，随着岁月流逝耗尽自己的生命。”
于是人们开始形成关于有目的意图的超自然仲裁者的观念。比如，我们可以在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兴起》（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写于公元前 2 世纪）一书中看到作为仲裁者的“命运”这个古典概念的演化过程：
恰恰是我笔下事件中不可预知的因素，方能挑战和激励人们……来研究我这体系化的历史……命运操纵着世上近乎所有的事件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并迫使它们朝着唯一且相同的目标前进，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以纵览全局的角度向人们展示命运圆满完成目标所经历的过程……事件进展的总体计划、何时产生、源自何处以及结果如何，都是由命运完成的……因为尽管命运总是新意迭出、在人类生活中上演新的剧目，却还从未创造出或上演过像如今这个时代我们目睹的戏码。
波里比阿认为，命运的“变化无常”其实是有目的的，即罗马的胜利。这种看法代表修史者向神性干预的决定论立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可以在塔西佗那里看到类似的观点，尽管在他书中神的目标是摧毁罗马：“罗马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苦难充分证明……神惩罚我们的急切。”对塔西佗和波里比阿来说，“事件实际过程”的“结果通常是由偶然性摆布的”，“但事件发展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原因”。
波里比阿承认的另一个超凡因素是来自斯多葛学派的历史循环概念，这种循环在周期性的自然灾难中进行：
当洪水、瘟疫或农业歉收……毁灭了大部分人时……所有的传统与艺术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但随着幸存者逐渐从灾难中恢复，人口开始增加，就像土壤里的种子萌芽成长一样，人类社会生活将开始新的一页。
当然，在《旧约·传道书》中也能找到关于循环过程的相同观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不过，来自希伯来的天启计划比希腊罗马的命运之说要复杂得多。在《旧约》中，耶和华的意图是在复杂的历史故事中展开的：创世记、亚当夏娃的堕落、拣选以色列人、先知的出现、犹太人出埃及，还有罗马的兴起。早期基督教的《新约》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一个革命性的结尾：道成肉身、耶稣受难与复活。所以，犹太人与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从早期开始就比古典史学更具决定论意味：“上帝不仅主导着世上一切事务，而且对于早期的基督教徒来说，上帝的干预（以及潜在的意图）是历史唯一的意义。”在优西比乌的著作（公元 300 年）中，不管是人还是事，要么支持基督教得到上帝的宠爱，要么反对基督教并因此注定要走向失败。
不过，过分夸大教会史的决定论也是错误的。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上帝并非完全偏爱基督教徒，而是对他们赏罚并重；因为善人也好，恶人也好，都已沾染了原罪。奥古斯丁的上帝全能而全知，但他赋予了人自由意志——尽管这种意志已因原罪减弱并趋于作恶。用神学的术语来说，奥古斯丁介于摩尼教的绝对宿命论与贝拉基主义者之间，前者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后者则认为自由意志不会因原罪带给人的缺陷而有所让步。用历史学的术语来说，奥古斯丁结合了犹太基督宗教关于神预先安排的观念与人相对独立的自主性——这是对早期希腊罗马思想的一种独特的提炼。
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也为书写基督教历史提供了一个相对灵活的框架。我们也确实能在 1000 多年以后波舒哀的《论普世历史》（ 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 ， 1681 ）中找到这样的灵活性。他和奥古斯丁的看法一样，尽管神的意图最为重要，但除此之外的次要原因似乎也不可忽视：
帝国兴亡背后的种种原因都依赖于天意的裁决。上帝高高在上，手中紧握所有国度的命脉。他也掌控着每颗心脏的跳动。有时他抑制激情，有时他让激情迸发，以此让人陷入激奋难抑的状态。上帝就这样根据绝对律令实现他那令人敬畏的判决。正是上帝，以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筹划庞大的事件；正是上帝，重重的一击会影响深远。因此，正是上帝统治着世界。
当然，从奥古斯丁到波舒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神之意图与人之自由二者关系的认识就曾回归到原初的古典概念。在马基雅维利的历史学著作中，命运女神是个体人生去向的最终仲裁者——尽管她任性多变，并可能被“有德行者”的求爱所打动。相反，在维柯关于“理想永恒的历史”（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市民时代三者依次相继）的循环模式中，上帝的角色无疑和奥古斯丁设想的一样。自由意志是——
包括正义在内的所有美德的归属……但出于堕落的本性，人总是被自私心控制，并受之驱使将私利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因此只有通过神意才能用一定的秩序约束他们，并使之作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成员去行使正义。
所以说，维柯的《新科学》是“一部有关神意的、理性的凡人神学……是一种对神意主导下的历史事实的论证，因为这是神赐予人类的历史，它必然不被人类察觉、不受人类意图影响并常常有违人类意愿”。维柯这种看法与阿诺德·汤因比的看法极为相似。汤因比称得上是 20 世纪最有抱负的基督教历史学家，他坚信自由意志，尽管也赞同某种类似的（一些批评认为本质上是决定论的）循环理论，即他所谓的文明形态的兴衰。
当然，基督教神学中总是存在更为强硬的决定论倾向（奥古斯丁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从上帝全知这个事实得出结论，认为他早已决定将恩典赐予谁，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不过，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早出现于 9 世纪关于预定论的争论中。如果真像奥尔贝的哥德斯卡尔所说，上帝决定让一些人得到救赎，而让另一些人受诅咒；那么，认为基督是为后一类人而死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因为这样一来基督的死不过是徒劳的。这种“双预定论”的教条在中世纪的一些神学家那里始终得以坚持，诸如里米尼的格里高利、奥维多的胡格里诺，并且还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中再度出现（尽管将预定论抬高至加尔文教义中心地位的实际上是加尔文的追随者西奥多·贝扎）。然而如果将加尔文教预定论与历史预定论等同起来，仍然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神学家关于预定论的争论很大部分涉及来世，与现世生活没有明显关联。
总之，神意干预历史这种观念限制但并没消除以下观念：人类有选择不同行为的某种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古典神学也好，犹太基督教神学也好，都不必然排除对历史问题提出反事实的假设——尽管一个最终的神意显然不会鼓励这种做法。如果在神学与成熟的历史决定论间存在某种联系，由于自省且理性的 18 世纪哲学介入其中，这种联系必然只是间接的。 18 世纪常常与“世俗化”、宗教相对科学的衰落联系在一起。但就历史学来说，此时神学与历史决定论间的区别并不如最初清楚，这在汗牛充栋的“启蒙运动”著作中有明显的体现。正像巴特菲尔德所说的，许多启蒙运动思想仅仅是“偏误的基督教”，它们只是用“自然”、“理性”和其他一些含糊不清的实体简单地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虽然关于进步的学说号称自己具备经验基础，但很明显是对基督教教义的世俗化改造。真正的不同在于，比起作为自己源头的宗教，这些新的学说常常表现出更强硬的决定论立场。
牛顿对万有引力与其他三大运动定律的揭示，标志着真正的宇宙决定论诞生了。牛顿之后，“每一个对象都在绝对命运的主宰下发生某种程度和方向的运动……因此，物质的活动应被看做是必然活动的某种体现”，（正如休谟这段话所说）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一个人是否把这些定律看成是神意的主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休谟所说的“绝对命运”在莱布尼茨那里得到不同的表述：“上帝计算时，世界得以产生。”重要的是科学似乎消除了物理世界的偶然性。尤其是莱布尼茨对于所有现象的“复杂性”（即万事万物之间的关联）的强调，似乎暗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可变性（除非在其他想象的世界里）。由此他向拉普拉斯的更强硬的决定论迈出了一小步，认为宇宙“只做一件事”：
一个智性的存在能够在一瞬间理解和激发自然生命力的所有动力，以及自然存在物各自的状态；它完全能够处理和分析这样浩如烟海的信息；它将宇宙中最大的组织与最微小的原子纳入同样的运行公式；因为对它来说，没有任何事物不按照确定轨迹发展；未来与过去一样，都在它面前展露无遗。
笛卡儿等人提出了这种决定论的唯一局限：有没有可能思想与物质是不同的实体，而且只有物质才会受到决定论法则的约束？与拉普拉斯同时代的比夏在其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决定论只真正适用于非有机实体，而有机实体“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计算……我们不可能预见、推测或计算任何与它们有关的现象”。不过，有两种方式可以反驳这种限定。
第一种方式很简单，即用唯物论的术语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这类论证已有前人尝试过。比如，希波克拉底曾提到“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亚洲人在精神与勇气方面的欠缺”，这是因为“亚洲气候的季节多变性让人们难以变得富庶”。此外，他在解释一些东方人的优柔寡断时还提到了“制度因素”——尤其是专制统治的负面效应。这几种解释在法国启蒙作家孔多赛与孟德斯鸠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将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差异与气候及其他自然因素关联起来。他对这种唯物论极有自信：“如果一场战役的偶然结果是一个国家遭到破坏的特定原因，那么这个国家因一场战役而灭亡就存在一个普遍原因。”因为“盲目的命运制造了我们在世上所能看到的全部结果”。在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后人严格地从经济上分析社会打下了基础，但也提出了历史是循环的过程。这里虽没有“盲目的命运”，但却有只“看不见的手”，它主导着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即使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地会考虑到公共利益。
德国哲学中也产生了倾向于决定论的类似变化，尽管形式极为不同。像笛卡儿一样，康德在自己的哲学中为人类的自主性留下了空间，但却是在未知的并行宇宙（他所谓的“本体”）中。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他认为“人类行为中意志的体现与其他外部事物一样，由普遍自然法则来决定”：
当我们从宇宙历史这个宏观尺度来考察人类意志自由时，就会发现它自有其运动规律……这样一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看似杂乱无章的个体表现完全可以被看做人类原初的能力与天赋持续进步却进展缓慢的发展……个体的人乃至整个民族，都很少去思考当各逐己利时……自然设定的目标正引导自己不自觉地前进。但这个目标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康德在《普遍历史观念》中详细解释了一种新历史哲学的任务：“尝试发现自然在无意义事件序列背后的目的，并决定究竟有没有可能根据自然确定的计划来阐明无计划行动的生物的历史。”
在德国众多的哲学家中，黑格尔迎接了这个新的挑战。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人类行为的任意性乃至外部世界的必然性，都必须从属于一个‘更高的必然性’”。正如他在《历史哲学》的第二稿中所说的，“哲学探究的唯一目标”就是“消除偶然性……我们必须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目的，即世界最终的目的。我们必须相信，意志的领域完全不受偶然性的摆布，并把这种信念带入历史”。不过，黑格尔所谓的“更高的必然性”不是物质的，而是超自然的——在很多方面都酷似基督教中的上帝，最能体现这点的是他提到了“一个永恒的正义和爱，它是绝对的、最终的目的，自在且自为”。因此，他基本的“预设”是“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
世界历史由一个终极的目的支配……它之合理是因为它是……一种神圣而绝对的理性——这是一个前提，而我们必须假设其为真；其证据就在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本身，是理性的影像与再现……任何人只要理性地看待世界，都会发现它已设好一个理性的方向……世界历史的全部内容是理性的也必须是理性的；一个神意高高在上，它强大到足以统驭一切内容。我们的目标一定是发现察觉到这个存在，为此，我们必须让自己怀有理性的意识。
这段某种程度上的循环论证是处理笛卡儿关于决定论不适用于非物质世界的第二种可能的方式。黑格尔并不想对唯物论让步，他坚持认为“精神及其发展的过程是历史的实质”；而且“物理自然”无疑是从属于“精神”的。但黑格尔认为，即使是“精神”，也和物理自然一样必须服从决定性的力量。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呢？黑格尔将他所谓的“精神”等同于“人类自由的理念”，认为历史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这个理念通过“世界精神”不同阶段的不断实现进行自我认知的过程。（以他最关心的问题为例，）黑格尔套用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对话，断定在国家精神中存在着二分法——现实与本质、普遍与特殊。正是二者双方的辩证关系推动了历史跳华尔兹一般向前、向上发展——正题、反题、合题。不过，这是费雷德·阿斯泰尔式的传统华尔兹，发展是阶梯式的。“精神向更高概念阶段发展、进步与提升之前，现实必然要经历堕落、破碎与破坏……普遍从特殊中产生、固化，并走向自己的否定……所有这一切都是自觉发生的。”
黑格尔的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比同时代其他关于历史的唯物论更为极端。在他以矛盾为驱动力的框架中，个体的抱负与命运是没有价值的：“世界历史对其漠不关心，只是在自己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把他们当做工具。”不管个体可能遭到怎样的非正义对待，“哲学都应该帮助我们去明白，现实世界原本就应如此”。因为“世界历史中人类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总是与他们意料中的不同”，“个体的价值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国家精神”。因此“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个体……能够把握更高的普遍性并将之视作自己的目的”。道德因此也无关紧要：“世界历史会向比道德更高的阶段发展。”当然，“主观意志与普遍性的结合”的“具体表现”（即“全部的伦理生活与自由的实现”），正是黑格尔时代人们所迷恋的对象——（普鲁士）国家。
可以说，黑格尔以这样的论证把预定论给世俗化了，加尔文的神学教义被他挪用到了历史领域。个体现在不仅无从得知自己在来世是否能得到拯救，也无法掌控现世生活中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代表了彻头彻尾神学决定论的终结——如果承认存在一个至高的神，这从逻辑上来说也许是合理的结论，但也一是因为奥古斯丁等人的不懈努力才使之如此缜密。同时，在黑格尔观念论的历史哲学与其他的唯物论之间至少存在粗略的相似。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机巧”也许比康德的‘自然’、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更严密，但这些类似神的概念扮演了大同小异的角色。
黑格尔主义者很可能会说，观念论和唯物论最后的综合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黑格尔逝世的年代，这种综合仍然显得遥遥无期。与这位伟大的观念论者同时代的英国人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模式，（正如博伊德·希尔顿等人所认为的）潜在地以宗教模式为基础，但从表面上看，他们仍然在很自觉地继续运用经验的、唯物论的原则。此外， 19 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典型特征在于，与黑格尔的相对乐观主义（黑格尔与康德在基本立场上都持历史进步论）比较起来，它更呈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李嘉图的农业收益递减律、利润率下降规律以及工资铁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样，将经济描述为一个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平衡与有道德报应的系统——其增长不可避免地会伴随有停滞和收缩。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模式与历史循环论而非历史进步论更为相似。
黑格尔关于历史过程的观念论模式与同时代法国的众多唯物论也没有太多明显的雷同。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宣称发现了另一条“伟大的基本定律”：“我们拥有的每个重要概念——每一种知识，都要相继经历三种不同的理论状态：神学的（或虚构的）阶段、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阶段以及科学的（或实证的）阶段。”照泰纳的说法，这本专著是历史学家最好的工具：“他如同利刃扎入历史，抽出来时带着过去真实的血液。在二三十次这样的勘测后，一个人才能对一个时代有所理解。”总之，没有人想到过让英国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彼此联姻，从而发展出最成功的决定论。
马克思与 19 世纪其他历史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担心自由意志问题，也许这恰恰是他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当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号召“真正崇尚科学的思想家通过将事实与普遍历史理论相联系”，来“找出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的衍生法则”时，他是在回应此前的孔德和康德。然而就像 19 世纪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一样，穆勒暗地里有点害怕从决定论滑向宿命论。毕竟，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抛弃自由意志——个体的作用——是很困难的。穆勒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重新定义“因果关系或必然性的学说”，以便表明“只有人类的活动是普遍法则、人类本性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特定性格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性格又成为构成其教育背景的自然环境与人为因素的结果，这当中，环境必须被视为他们有意识的努力。”不过，仔细考察的话，这显然是个相当大的限定。而且，在一段明显进行了反事实假设的文字中，穆勒公开地承认“普遍原因是举足轻重的，但个体也会让历史产生重要的变化”：
任何尊重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判断都会肯定地认为：如果没有塞米斯托克利斯，就不会有萨拉米斯战役的胜利；而如果此战失利，我们的文明从何而来？如果指挥喀罗尼亚战役的不是卡雷斯和吕西克列斯，而是伊巴密浓达、蒂莫莱翁甚至是伊菲克拉底，情况又会有怎样的不同？
穆勒对于两个反事实假设的确是赞成的：没有恺撒，“欧洲文明的……进程或许会有所改变”，而没有征服者威廉，“我们的历史或民族性格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此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个人的“有意识的努力”会在集体水平上，而且是在长远的时期里服从“人类生活的法则”。这个结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人类存续时间越长……前代对现在的影响就越大，人类集体对于其中个体的影响也越大，这是一股主导性的力量……族群集体产生的作用将不断地增强，并压倒其他所有因素的作用，不断地将人类的进化向预定的轨道上引领而不至过于偏离。
即使在亨利·托马斯·巴克尔的著作中也能找到同样的不确定性，他的《英国文明史》（第一卷于 1856 年出版）似乎对穆勒描述的“科学的”历史有所回应。在他笔下，将历史与自然科学的类比是明显而自信的：
关于自然，即使是看上去最不规律和最多变的现象也已经得到解释，并被证明是与某些确定、普遍的法则一致的……如果以类似的方式来处理人类的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类似的结果……每一代人都证明了某些事件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而它们在上一代人眼里是杂乱无章的，所以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倾向就在于增强我们对于秩序、方法以及定律的普适性的信念。
对巴克尔来说，社会统计数据（当时正开始迅速增长，直到今天势头也没减）研究可以揭示这条伟大的真理：“现实中的人类行为从不一致，但这看上去的混乱无序只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宇宙秩序体系的一部分……道德世界不可移易的规律性。”然而，巴克尔也对自由意志问题颇感忧虑。和穆勒一样，他的因果模式声称“我们实施某种行为总是出于某一个或多个动机；这些动机是某些前因导致的后果；因此，如果我们找出并熟悉这些原因及其活动法则，我们就可以准确无误地预测到紧随其后的全部结果”。因此“人类行为仅仅由前因所决定，其必然有着一致的特性，也就是说，如果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下，同一种行为必然就会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这显然很有宿命论的味道，于是巴克尔附加了一段无甚说服力的解释：“历史所充满的种种变化都是两种行为的结果：一种是外部现象之于精神的行为，另一种是精神之于现象的行为。”
也许 19 世纪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末章那样更纠结于自由意志与历史决定论间矛盾的难题了。为了解释这部史诗般作品的时代背景—— 1789 ～ 1815 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法国对俄国的入侵及失败，托尔斯泰嘲讽地提到了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回忆录作家和传记作家有心无力的尝试，乃至黑格尔主义的观念论者。神意、机会、伟人英雄……在托尔斯泰看来，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拿破仑时期无数人进行的运动。对托尔斯泰来说，“历史的新学派应该研究的不是力量，而是产生力量的原因……如果历史的目的是描述人性与人们的变化，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推动国家的是什么力量”。他借用牛顿的术语认为“唯一能解释民族运动的概念，就是某种与之相称的力的概念”。而有人基于法理学来定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甚至暗示前者的权力源自后者契约式的委派，托尔斯泰对此不屑一顾：
每一条被执行的命令总是无数未执行命令中之一。一切不可能的命令都不符合事件的进展，因此也就未被执行。只有那些可能执行的命令根据事件过程相继联结起来，并得到了执行……每个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事件总是会与某个表现出的欲望不谋而合，在为自己找到合理性辩护后，看上去就变成了一个或多个人意志的产物……不管发生了怎样的事件，看上去也总是符合之前的预测甚至像是已决定好的……历史人物及其发出的命令也都取决于事件……一个人如果在集体行为的观点、理论及其合理性辩护上表达得越多，他在该行为中的参与度就越低……那些在最大程度上直接参与了事件的人，所担负的责任最小，反之亦然。
这段论证似乎让他走进了死胡同：“从道德上看是权力促使了事件产生；而从物理现实的角度看，则是服从这股权力的人们制造了事件。但由于我们很难想象脱离物理活动的道德活动是什么样的，所以事件背后的原因既不在于单纯的道德活动，也不在于单纯的物理活动，而在于二者的结合。或者换句话说，原因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于我们目前正考察的现象。”不过，托尔斯泰在此只是为了说明自己已经达到了论证的目的：社会运动法则和物理法则是类似的：“电产生热，热产生电。原子彼此吸引和排斥……我们说不出这当中的原因，（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这些现象的本性，就是它们的法则。历史现象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与革命？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人类为了战争或革命自行组织起来，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于是我们说这就是人类的本性，这就是一条法则。”
当然，稍作思考就足以看出，这个关于自然法则的定义（即一条法则就是事物间我们无法解释的关系）是多么的空洞。但接下来，随着托尔斯泰继续讨论他所谓的个体自由意志“法则”，我们更加困惑了。因为“只要存在一条主导人类行为的法则，自由意志就无法立足”。所以，为了不破坏决定论的一致性，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他对个体动机的深刻洞察赋予了《战争与和平》持久的生命力——开始反对自由意志的存在。他是否真的认为皮埃尔的全部痛苦与他无法挣脱的命运毫无关系？似乎的确如此。按托尔斯泰的看法，个体对他所谓的权力法则的服从就如同对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服从。这样的个体会由于非理性地去理解自由拒绝而像对待万有引力定律那样接受和遵从权力法则：
人类基于既有的经验，通过推断石头会向下掉落，进而坚定不移地相信并且期待这样的法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意志也必然服从法则时，却怎么也无法相信……如果意识到自由对于理性是种无甚意义的抵触……那这只能说明意识并不服从理性。
托尔斯泰的另一条法则更有说服力，详细地解释了这种对历史的区别对待：“我们在考察的每种行为中都能看到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某种程度的必然……自由与必然的比率有增有减，这要看以怎样的视角来衡量该行为。”托尔斯泰随后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学家越是明白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描述的事件越是久远，越是能理解“在理性要求下的因果链中，任何现象都能得到解释，这种因果链没有止境……由于因果相续，它必然有其确定明晰的秩序”，他们就越不会想要去用自由意志来增加自己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被迫在这一点上承认历史写作中“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必然性”，因为“为了设想出一种仅仅服从必然性法则、毫无自由可言的人类行为，我们必须假定自己对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乃至无止境的因果链有全然的了解”：
自由是内容，必然是形式……我们关于人类生活所知的一切，都只是自由意志与必然性在某种比例下的关系，亦即意识与理性法则间的某种关系……自由意志的力量如何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依赖于因果关系，构成了历史的课题。
事实上，上述这段话从逻辑上完全体现不出严格意义上的决定论。不过，托尔斯泰随后又说道：
我们将自己所知道的称为必然性法则，将自己所不知道的称为自由意志。就历史来说，自由意志只是表达了我们关于人类生活所不知道的一切……承认人类的自由意志是种能够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这就好比天文学中承认天体组织的运行来自某种自由力量的推动……如果存在一种可归因于自由意志的人类行为，那么历史中就不存在任何法则……只有将自由意志限制至无限小的地步……我们才能让自己相信原因是神秘难测的，于是历史的任务不再是寻根问源，而在于摸索历史法则……要承认个体必须服从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其困难就在于必须摒弃个人独立于法则这样的想法。
然而，我们仍然没搞清楚，为什么当历史的参与者真正意识到自由意志时，他们却应该为了维护决定论法则——历史学家如果不具备近乎无限的知识，就不能真正理解这些法则——在最大程度上去限制自由意志。托尔斯泰努力想要构建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决定论，但这个英勇的尝试最终宣告失败了。
只有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他在托尔斯泰（与其他许多人）失败的地方成功了。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置于其自身的语境中去理解：作为众多决定论中最有说服力的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近乎完美地综合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历史仍然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但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精神冲突，而是物质矛盾，所以（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真正的生产过程”取代了“思想对自身的思考”，成为了“全部历史的基础”。蒲鲁东最先尝试过，马克思则是对之加以完善，否认国家支持了各阶级间的和谐这种观点，从而“纠正”了黑格尔，并在《哲学的贫困》的争论中抛弃了蒲鲁东。 1848 年《共产党宣言》提出了 19 世纪最持久流行的警句——“到目前为止，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非常简单好记。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不仅是辩证法，也吸收了黑格尔对自由意志的轻蔑：“人类创造了并仍然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却浑不自知。”“在历史斗争中，一个人必须将政党的口号、幻想与自己现实……的利益区别开，将对自己的认识与现实区别开。”“人类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中进入了独立于其意志的确定而必然的关系。”“人类是否能自由地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形式？完全没有。”但在黑格尔背后有着加尔文甚至更早年代的先知的影子。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某些个体——被剥夺和被异化的无产阶级——成为了新的“选民”，担负着推翻资本主义、接手整个世界的使命。
对此，《资本论》提出了一个明显《圣经》式起源的预言：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不可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像其后来大多数的解释者那样教条主义。实际上，前人政治预言的失败让他们间或也会在著作中对决定论有所调和。马克思自己就承认“发展总趋势”的“加速或延后”会受到“包括了……个体‘偶然的’性格等‘意外因素’”的影响。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常常跳跃着、曲折地前进”。这会对“思想的连续性造成很多干扰”。在恩格斯后期的书信中，他试图论证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后来证明这番努力是徒劳的）。
正是这样的难题让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备感困惑。在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尽管他千方百计想要摆脱一大堆几乎能说明个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例子，但最后举出的例子实际上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更多地持反对而不是赞成意见。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路易十五是另外一种性格，法国国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也许能有所扩大，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也许会发生改变。如果蓬巴杜夫人对路易的影响更小一些，苏比斯亲王糟糕的将才可能就没有施展的余地，海上的战争或许能进展得更为顺利。如果 1761 年 8 月布图尔林将军在斯切格（今波兰的斯切戈姆）向腓特烈大帝进攻——就在伊丽莎白女王死前几个月——他可能改变腓特烈大帝的行军路线。如果米拉博活了下来或者罗伯斯庇尔死于一场意外会怎样？如果波拿巴在他早期进行的某次战争中战死会怎样？普列汉诺夫试图把所有这些限定条件和反事实假设都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中。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企图的表达很是晦涩费解：
（个体）……是必然的工具，而且是由于其社会身份及其产生的心态和气质不自觉地成为这样的工具。这也是必然的一个方面。既然他的社会身份让自己拥有特定的性格，那么他不仅是不自觉的，而且是抱着十分急切的心情想要成为必然的工具。这是自由的一个方面，此外，这种自由来自于必然，准确地讲，自由恰恰是与必然同一的——它是转化为自由的必然。
因此，“个体的性格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社会关系决定了它发展的目的、方式和程度”。普列汉诺夫甚至预料到了后来布里的论证，即历史的偶然是其必然性因果链之间冲突的结果，但他从中得出的是更富决定论意味的结论：“不管有多少心理学、生理学的原因复杂精巧地交织在一起，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可能消除产生法国革命的强烈的社会需求。”即使米拉博活得再久一些，罗伯斯庇尔离世更早，波拿巴死于冷枪的一颗子弹：
事件也许仍然会按照同一轨迹发展……革命运动的最终结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展成它既有结果的反面。有影响力的个人可以改变事件的个别特征和某些特定的结果，但却无力改变总的趋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总趋势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个总趋势，他们就绝不可能从潜在变为现实。
至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能抵消奥地利联合俄国战胜腓特烈大帝的效应，普列汉诺夫只字未提。他也没有考虑到他在论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时，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反事实的可能结果：“路易–腓力也许能在 1820 年而非 1830 年从他深爱的男性亲属那里继承王位。”那是否真的如他所认为的——这个问题无足轻重？
而正当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应付种种质疑时，与之不相关的科学领域有了一项突破，为马克思主义者证明其社会变革模式提供了新的资源。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革命性论点立刻受到了恩格斯的注意，并被他用做阶级矛盾的新证据——尽管很快种族冲突理论家也有了同样的主张，但他粗率的理解导致他误读并歪曲了达尔文所要传达的复杂（且有时自相矛盾的）信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和恩斯特·海克尔等作者，用一种简化后的自然选择理论改造早期戈比诺的种族理论，使其更有现代化色彩。在这种简化的自然选择理论中，个体生物间的竞争变成了种族间的残酷斗争。这个概念在世纪之交发生的许多政治争论中成了广泛流行的用语。由于缺乏可以对社会智性发展加以某种控制的政党式政治的约束，“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快以大量不同的形式出现：优生学理论家的伪科学工作、英国历史学家 E · A ·弗里曼过分自信的帝国主义论、斯宾格勒的魏玛式悲观主义。当然还有最后希特勒反犹太人的狂暴幻想，将种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形成了 20 世纪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但以上不同思想之间的联系就在于决定论（在某些例子中预言性的）论断，以及对个人自由意志概念的漠不关心。考虑到马克思与达尔文的这种明显糅合（尽管二者有明显不同的思想来源），关于存在历史决定论法则的信念在他们乃至以后广泛传播也不足为怪了。
可以肯定， 19 世纪也不是人人都支持决定论。兰克及其追随者就认为，历史学家可以从科学世界中吸取不同的经验教训。兰克对于之前的历史学家试图凭空（或充其量从其他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的书里）抓出普遍的历史法则表示怀疑。他相信，只能通过恰当的科学方法——对文本档案一丝不苟、全面彻底地研究才有希望获得历史普遍性的理解。这也是他为什么早年就承诺要对历史“如实直书”，不断强调过去事件与年代的独特性。“历史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是兰克发起了这股思潮）主张在特定现象自身的语境中对之进行理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拒斥决定论，因为在很多重要方面，兰克都受惠于黑格尔哲学。方法论的方向也许颠倒了——从特殊走向普遍，而不是反过来——但兰克著作中普遍性的性质与功能仍然是黑格尔式的，也同样赞美普鲁士国家。尤其是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用心按照本来的样子（或者也许是它“本质的”样子）来描述过去，这潜在地排除了一切对于历史事件其他可能性的严肃反思。兰克和黑格尔一样，坚持着同样的假定：历史来自某种精神性计划的运行。他对这个计划有着黑格尔一样的笃信，没有丝毫怀疑，而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普鲁士国家的自我实现。
英国人引入了兰克的史学方法，并且去除了其中黑格尔的影子，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工作也还是建立在类比神学的基础上。斯塔布斯的研究主题不是普鲁士国家而是英国宪法趋向完善的演进过程，这仍然与不那么学院气的麦考利有关系。另一位杰出的兰克派历史学家阿克顿将类似的概念用于整个欧洲历史。和法国的实证主义者一样，世纪之交的自由派史学家对自己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很是自豪，自认揭示了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也例证了“进步”的普遍化过程。此前，莱基对这个过程十分着迷。阿克顿的确将历史研究本身看做欧洲中世纪阴影的动力源之一——他用相当德式的语言说道：“关于考察与发现的普遍精神……总是一直在运作或撤回不断出现的倒退，直至……它最终得以被普遍接受。这条……从附属到独立的……渐进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历史科学一直是其诸多工具之一。”因此，历史学家不仅会关注描述进步的必然胜利，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实际上也为进步作出了贡献。在更多新近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如约翰·普拉姆、迈克尔·霍华德等人那里，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乐观主义的苗头。
当然，这种进步论的乐观主义不管是对于观念论者还是唯物论者，都遇到了挑战。托马斯·卡莱尔在《论历史》一文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
最有天分的人也能观察到更可以记录到自己脑中连续的印象序列，因此……他的观察也必然是连续性的，而事件常常会同时发生……并不像历史书中所写的那样：实际事件之间绝不像父母与后代的关系那么简单；每个事件都不单单是某一个事件的后果，而是源自在它之前或与它同时发生的全部事件共同的作用，随后又反过来与其他事件一起产生新的事件——这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混乱，事物在无数的因素作用下不断地塑造自身。这种混乱……正是历史学家所要描述或者说科学地估算的东西，这种描述只能通过有限的几条线索彼此穿插交织来进行！从本质上看，人们认为所有行为都可以在宽度、深度和长度上延展……一切叙事因此本质上都只有一个纬度……故事是线性的，而行为是立体的。唉，我们所谓的“因果链”亦是线性的……但一切事物都处于广阔深邃的无限之中，每个原子都是与所有的原子交织联结在一起的！
与卡莱尔同时代的俄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反科学的说法则持更极端的看法。在《地下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整整一大页篇幅来炮轰理性主义的决定论，强烈指责经济学家关于人的行动出于私利的假设，以及巴克尔的文明理论、托尔斯泰的历史法则：
你似乎很肯定人会主动停止因自由意志而作恶……也肯定宇宙中存在自由法则，以及不管在人的身上发生什么都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像被列入了对数表里，比如提到“ 108000 ”这个数字，然后转入时间表……它们具有详细的估算，精确地预测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但随后，一个人会出于无聊做出任何事……因为人更喜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行动，而非理性和利益的驱使……一个人拥有自由、无限的选择，会一时兴起，也会天马行空地幻想，若达到狂野不羁的地步，有时候甚至会导致一种狂乱——这是人类最突出的优点，不适用于任何表格……一个人完全可能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希望自己被伤害，出现一些愚蠢的甚至是完全无知的举动……（只是）为了确定自己拥有犯傻的权利。
将这个法则用于历史，进步的观念就只能被排除出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病态的、“第二自我”来说，历史也许“宏大”、“多彩”，但本质上是单调乏味的：“他们争斗、争斗，还是争斗；现在在争斗，过去在争斗，未来仍然还是会争斗……所以你要明白，你可以谈论世界历史的任何话题……除了一个，那就是你不能说世界历史是合理的。”
然而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无法在他最伟大的著作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别处（也许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是最为明显的），他回身转向宗教信仰，似乎只有信奉正教才能让他免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梦魇里预言到的那种混乱。卡莱尔的思想也有类似的转向，当然，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比起正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神圣意志的概念和黑格尔（也许还有加尔文）更为接近。在对黑格尔的回应（尽管也是修正）中，卡莱尔将“普遍历史”看做“本质上是伟人的历史”：“世上我们见到的所有成就都正是被送到这个世界上的伟人们思想的……外在物质结果；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在于这些……活的光源……这些在天堂之光笼罩下的自然之光的历史。”这很难说是一种反决定论的历史哲学。正相反，卡莱尔简单地拒绝了新生的、支持旧有神性说的科学决定论：
历史……就是瞻前顾后；的确，即将到来的一切早已在当下等候着，无形却确定，一切已事先安排好，无可避免；前事也好，后事也好，只有在两者的结合中才能找到其意义……（人类）生活在两个永恒之间，而且……他将欣然在与整个未来与整个过去之间的……清醒明确的关系中找到完整的自己。
事实上，直到世纪之交，英国历史学家伯里、费希尔和特里维廉等人的工作才让我们看到一个尽管简单但很完整的针对决定论的假设，其中甚至还包括了隔代遗传下来的卡莱尔式加尔文主义。世纪之交牛津学派的历史学研究对偶然性作用的强调也许更多是受反加尔文主义而非其他学说的影响，引来了很多争议。伯里和费希尔提出，查尔斯·金斯利所谓的人类“违反自己现有法则的神秘力量”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费希尔在其《欧洲史》的前言中直率地承认：
比我更明智博学的人已经注意到，历史中有情节、节奏和预定的模式。我没能发现这般隐藏着的和谐，而只能看到突发的事件就像一层层波浪推进般相继不断地发生……进步不是一种自然法则。
于是，费希尔提议历史学家“承认偶然性与意外时间在人类命运发展中的作用”（尽管他是否在自己的著作中做到了这一点还有待讨论）。伯里则做得更多，他在《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有关完全成熟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偶然性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原因链的重要冲突”，原因链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具有决定性却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因为同一个鼻子所引发的事件。这在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调和决定论和偶然性的尝试：在伯里复杂的规定中，“偶然巧合的成分……在对事件的决定性力量中有所辅助”。然而伯里和费希尔都没有进一步去具体探究历史发展的别种可能性，尽管二人可能在不同重要性的不同问题上有所冲突。伯里的确证明了他的观点通过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偶然性事件……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原因在于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日益增强，以及民主制度对个体政治家的约束。这听上去就像穆勒或托尔斯泰对于自由意志衰退的说法那么可疑。
特里维廉在其论文《克里奥女神》中更进一步，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学”是“对物理科学的错误类比”，应完全摒弃。历史学家可以“对因果关系作出归纳和猜想”，但首要任务应该是“讲故事”：“毫无疑问……（克伦威尔）的行为是有其影响的，就好比是推动潮汐起落的层层波浪之一，但……他们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偶然性，而这偶然性是无法量化的。”对特里维廉来说，战场最能说明这一点：
机遇从众多地方中挑选了这一处作为战场……从而扭转战争局势，决定民族和信仰的命运……在瞄准那个村庄的尖塔的攻坚战中，若不是某个诚实的士兵充满了勇气或者是一时走运，我们现在肯定会把战斗失败的原因归于无论如何都无法逆转的“必然趋势”。
这种方法影响了下一代历史学家中著名的 A · J · P ·泰勒。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偶然性（“错误与琐事”）在外交史中的作用。尽管他很清楚，“指出原本应该做什么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义务”，但他还是非常乐于这么做。
他还反复地强调英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的偶然性。对于后来的德罗伊森等德国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哲学的任务是“不仅要建立客观历史法则，而且还要建立历史研究与知识的法则”。德罗伊森比兰克更进一步，关注的是“不规则、个体、自由意志、责任、天才……人类自由的运动及其结果，还有个人的特点”。狄尔泰详细地阐释了这个论点，他的一项工作不仅被认为是创立了历史相对理论，也使他被看做是该理论中测不准原理的创始人。在历史学方法的发展中，弗里德里克·迈内克试图区别因果关系的不同阶段——从决定论者的“机械论”因素到“人类的自发行为”。他在最后一部著作《德国的浩劫》（ German Catastrophe ）里作了一个明确的区分，不仅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对两种伟大观念灾难性的黑格尔式综合）的一般原因，而且也强调了让希特勒能够在 1933 年掌权的偶然性因素。
然而，要彻底地推翻 19 世纪的决定论还有重要的理论条件限制。有两位英国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的工作在英国的背景下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他们是科林伍德和奥克肖特，这两位观念论者的工作多要归功于布拉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科林伍德最著名的是他基于简单的实证主义立场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贬低。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思想”的反映：“历史思考是……思想向自己呈现一个半确定性的事实世界的过程。”历史学家因此最可能做的是“重构”或“重现”过去的思想，而这种重构或重现必然会受到他个体经验的影响。毫不奇怪的是，科林伍德根本不去理会决定论者的因果论模型：“历史所揭示的计划并非预先就已经存在；历史是一场戏，一场即兴发挥的戏，由它自己的演员彼此合作表演而成。”“历史的情节”不像小说的构思，它只是“一组被赋予了特别重要性的事件”。历史学家之所以与小说家不同，是因为他们试图建构“真实”的叙事，尽管每种历史叙事都只是“暂时性地报告了我们历史研究的进程”。
科林伍德对时间的思考十分深刻，而且还预先论及了此后现代物理学家对这个主题的说法：
我们总是……用某种比喻的方式来想象时间，即把它想象成像河流那样或以持续流动、始终不断的方式进行运动……（但）河流的比喻毫无意义，除非它意指的是河流会受到堤岸的约束……未来的事件并不像剧院售票处排队的人群那样，按部就班地等待着发生的那一刻：它们尚未存在，因此也就无法以任何秩序来归类。只有当下是实实在在的，过去与未来仅仅只是观念。坚持和强调这一点很必要，因为我们习惯了将时间“空间化”，或者干脆用空间的术语来描述它，导致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想象过去和未来……这就好比当我们走上牛津大街，穿过王后巷时，抹大拉与万灵无时无刻都存在着一样。
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学家的目标只能是“认识现在”，尤其是“现在是怎样形成的”：“现在是真实的，过去是必然的，未来则蕴于可能之中。”所有历史都是在尝试理解现在，重现它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他简单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历史只能是目的论的，因为历史学家只能从其自身的角度、难以避免成见地来进行写作。“此时此刻”是唯一可能的参考角度。这是一种决定论色彩较弱的新理论，但很明显还是对任何有关反事实假设的讨论持拒绝的态度。
当然，我们还是有可能拒绝“现在有其决定性的条件”这种说法——方法就是抛弃因果关系的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观念论者与语言哲学家那里，存在一种普遍的趋向。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将“对因果关系的信仰”作为“迷信”排除了出去。伯特兰·罗素对此表示赞同：“因果法则……是过去留传至今的遗风，就像君主制一样，被人们以为是无甚坏处的东西。”克罗齐也是如此，他认为“原因的概念”从根本上讲是“外在于历史”的。
乍看下这似乎是一个很深刻的反决定论问题。但正如站在观念论立场上的奥克肖特明确表示的那样，这个问题“和决定论一样直截了当地排除了反事实主义”：
每当我们……从历史中抽取一个时期，将其作为历史整体或其他部分历史的原因时，我们都舍弃了历史经验。因此，每个历史事件都是必然事件，我们不可能去区分必然性的不同重要性。没有历史事件是纯然负面的，任何事件都对历史会产生促进作用。如果将单个事件不恰当地抽离出来（因为没有历史事件可以安然无忧地与其特定环境相脱离），称其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促生与解释的意义上来看，整个事件的过程……不是劣史或疑点不断的历史，而是根本不存在历史了……历史思考的前提是，杜绝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将整个事件过程归结于先于它发生的某个特定事件……严格的因果概念似乎与历史解释不相干……原因的概念……被世界上层出不穷的事件所取代，它们天然地与彼此有所关联，不允许任何缺漏的存在。
这或许秉承了某种哲学的逻辑，但其实际意义远不尽如人意。在奥克肖特的阐述中，“历史中的变化本身就已带有相应的解释”：
事件的过程完整而充实，并不探究或需要任何外在的原因……历史的统一性或连续性……是……可与其他经验性的历史假说产生共鸣的唯一原则……事件之间的关系总是会表现为其他事件，并总是通过事件的全部关系得以确立其在历史中的位置。
因此，历史学家可以完善对事件的解释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更全面的细节”。如奥克肖特表明的，这不是一个可以用于“整体历史”的秘方。我们还是必须在“重要的关系”和“偶然的关系”中作出某种选择，因为就好比我们承诺了要构建出……一系列彼此有重要关联的事件来回应某个历史问题，“历史探究没有给无意义的事件关系留有空间”。但是，是什么让一个事件变得“重要”？奥克肖特在这里只给出了一个隐晦的回答，大意是历史学家对特定问题的答案必须有内在的逻辑，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以过去遗存至今的人工制品与言论为凭据，推导出与之相关却未能发生的事件，形成一段历史，为某个历史问题提供答案。”这似乎是在暗指科林伍德所设想的那种叙事结构，但事实上任何一种结构只要能被人们所理解，在逻辑上也就满足这样的要求。
观念论者向 19 世纪决定论的挑战对于时下的很多历史学家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巴特菲尔德与内米尔。这两位对外交史与政治“结构”的研究也都体现有一种针对决定论（特别是其唯物论变种）的深重敌意。莫里斯·考林也传承发扬了同样的观念论传统，他对高层政治与 19 、 20 世纪“公共学说”的准宗教性质的关注，实际上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的牛津学者。我们在杰弗里·埃尔顿的著作中也能找到观念论的反决定论痕迹，只是不那么明显。
奥克肖特提出的理论观念仍然是不完备的。他驳倒了从自然科学衍生出的因果决定论模式，事实上却是用另一种决定论替代了它，而且其约束性依然很强。他的这个定义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限制在重要历史事件的关系中，就好像他们实实在在地站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然而历史学家用以区分事件重要、不重要或“偶然”的过程，完全没有得到过清晰的阐述。很明显，这是个主观的过程。在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答案的追索中，历史学家找到了过去留存到现在的一些残迹，他将自己的意义附在了这些残迹上。还有一点同样很明显，历史学家发表他的答案时，这个答案必须也对其他人有意义。但谁选择了最初的问题？谁拥有发言权来判断读者对已有文本的诠释是否与作者意图一致？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应该排斥反事实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奥克肖特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持观念论的英国历史学家都以其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而闻名。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学院派的争论也的确表明，历史哲学中的反决定论与政治中的反社会主义有着紧密联系。不幸的是——从观念论角度来看——这些争论都是对方获胜。
正如人们心里所期待的那样， 19 世纪的决定论没有因 1917 年之后那些打着它的旗号肆虐的罪恶而失去其说服力。马克思主义能够保持其生命力主要归因于人们普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是其反面的极端表现。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复兴也应归功于意大利、法国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要脱离与斯大林、列宁乃至马克思本人的关系。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太过关注萨特和阿尔都塞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不同修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马克思摆脱历史的困窘与复杂，安然地回到黑格尔哲学。我们也不用过多地提及葛兰西的有关理论，尽管从历史角度来看，他的理论更实用。葛兰西试图解释无产阶级为何未能如马克思以统治集团、错误意识等术语所预言的那样行动。这些思想帮助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思想焕发了新的生机。大陆国家的影响扩至英国的过程十分缓慢，不过即便如此，英国特有的“贵族义务”精神——一种社会上层对下层激进主义的故作多情——也刺激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在英国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中， E · H ·卡尔可能是最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思想家了。卡尔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年谱的记录者，但他对决定论的辩护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会持续下去，直到有人以与《历史是什么？》一样诱人的书名写出一本更好的书。卡尔试图将自己与黑格尔或马克思严格的因果决定论拉开距离。他声称相信“一切既已发生的事件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要想某个事件不发生，除非其原因产生变化”。他自认在这个意义上是个决定论者。当然，这个定义弹性很大，意味着他对非决定论是认可的：
历史学家其实并不会在事件发生前就假设它注定不可避免。他们常常会假设存在多种选择，讨论事件参与者可能的不同命运……历史上没有什么是必然发生的，除非我们从形式上讲，如果一个事件以其他方式发生，那么它的原因也必定有所改变。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说得通。但卡尔又加了一句，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解释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了这条路而非另一条”，“解释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他不耐烦地提到：“研究当代历史的困难，在于人们都还记得所有选择都摆在面前的那个时刻，因此很难像历史学家那样接受既定事实不作任何他想。”卡尔的老派决定论也不仅表现在这个方面，他还提问：如果“历史的偶然……的确存在”（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我们怎样才能在历史中发现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序列？我们怎样才能在历史中找到意义”？在勉强附和了一下观念论（“这是哲学里模棱两可之处，这里不需赘述”）之后，卡尔和奥克肖特一样断定，我们必须根据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重要性”来进行选择：
（历史学家）从多种因果关系序列中仅抽取出其中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那些因果关系，而判断的标准是他有多大能耐将它们嵌入自己的理性解释与理论模式。其余的因果关系则作为历史的偶然被丢弃，这并不是因为因果关系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它们与主题不相关。历史学家用不到它们，它们无法得到理性的阐释，对过去或未来都没有什么意义。
卡尔的这种观点只不过是另一种黑格尔历史观，即仍然把历史看做是一个理性的、目的论的过程。他最后的结论是：“历史学家工作的实质即把胜利者推到显赫的台前，将失败者拉入阴暗的幕后。”因为“历史的本质就是……进步”。这很明显是种情绪化的观点。在《历史是什么？》第二版的注释中，卡尔先验地反对“宇宙以一次随意的大撞击为开端，并将终结于黑洞之中”，认为这种理论“反映的是当代的文化悲观主义”。作为一个彻底的决定论者，他将这种理论中不确定的“随机性”，看做是“对无知的推崇”。
E · P ·汤普森也以类似的方式回到了决定论立场。他与卡尔一样尝试在波普尔严格的反理论的经验主义与阿尔都塞严格的非经验主义理论间寻找中间道路，这源于他对意义的渴求——渴求“理解社会现象与因果关系间的联系”。和卡尔（以及克里斯托弗·希尔）一样，汤普森本能地反对一切偶然性概念。他想要找到“对历史过程（因果关系方面）合理性的解释……一种客观知识，一种拥有确凿证据、在对话中得到揭示的知识”。但汤普森提出的“历史的逻辑”——“一方面是概念与证据在若干连续性假设引导下的对话，另一方面是经验主义式的研究”——并不比卡尔所谓的“理性”因果选择论更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说，它只是重温了一番黑格尔哲学。
如此一来，卡尔和汤普森二人对反事实论证嗤之以鼻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即便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发现要完全舍弃反事实分析是很困难的。当卡尔在思考斯大林主义的灾难时，他也免不了会问，这是否就是布尔什维克最初的计划所导致的？或者“如果列宁一直活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仍然拥有强大的掌控力”，他是否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卡尔在第二版的注释中提出，列宁如果在世时间更长一些，也许能够“减轻高压政治的成分……在列宁当政期间，局势不一定会更平稳，但也不会发生已有历史上的那些事情。列宁不会允许斯大林常常纵容对指标记录的歪曲”。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类似的论证完成了他 1789 年以来的四卷本世界史《极端的年代》——被看做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伟大的成果。《极端的年代》在很多方面都论及一个隐含反事实推论的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处于充分工业化时期，打败德国并“拯救”了资本主义，假如没有出现这样一个苏联，会发生什么？不管卡尔和霍布斯鲍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怎么样，有一点很明显，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都自称是决定论者，但最终都不得不提出反事实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像他们这样对严格目的论证的脱离很难再见到。在葛兰西的激发下，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工人阶级受压迫或受控制等问题，同时包括因女权主义兴起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以性别取代马克思斗争学说中的阶级）。新左派的“底层历史”也许的确颠覆了卡尔“历史就是赢家的历史”的观点（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正将过去的输家作为现在或未来的赢家进行研究），但这只是体现了他们比以往更加坚持历史发展的决定论模式。
当然，不是所有的现代决定论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使得许多不那么刻板的理论得以发展，历史学家很快开始利用这些理论。和马克思一样，社会学思想之“父”托克维尔和韦伯仍然相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他们还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作出了细致的区分。但他们不主张简单地认为因果关系将某事件引向其他事件，并必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因此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行政变化、阶级结构和启蒙思想的作用，却没有特别强调其中某个因素可以作为旧制度的出路。此外，他对地区行政管理记录的开拓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基本结构并没有因为革命有重大变化。他所感兴趣的历史过程（比如政府集权化和经济调控等），在他看来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而且将长期存在；这些过程早在 18 世纪 90 年代之前就存在，而且在 1815 年以后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韦伯的工作则更进一步，在某些方面，他的社会学思想就是不考虑因果关系的世界史：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社会现象类型学。当他进行历史思考时，往往会有选择地举例，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比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教派的特定文化（而非神学）进行了联结。这里要注意的是“联结”——韦伯想方设法地避免在宗教与经济行为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我的目标不是……用一种同样片面的精神因果关系取代物质因果关系来解释文化和历史。这两者都是可用的……”韦伯感兴趣的历史发展趋向——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性化和去魅过程——似乎是自行展开的。
提升出结构而不只关注事件本身，专注研究长期发展而不仅盯着短暂的变化——这种对因果论的贬黜，对于 20 世纪的历史编纂有着重要启示。在法国或许是最为明显的，这里的历史学家首先系统地采用了社会学方法。著名的年鉴学派的目标就是书写“整体历史”，也就是将特定社会的所有（尽可能多的）方面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形态、文化、政治制度等。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认为的，历史将成为一个不同科学学科的混合物：从气象学到法理学，每一种学科都会发挥自身的作用，而理想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位全才，通晓各种专业技术。但这种整体论也适用于历史学家不得不考虑的历史时期：用布罗代尔特有的豪迈口吻来说，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总是希望抓住整体，抓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不同水平和时间跨度，不同种类的时间、结构、事态和事件，都统统放到一起”。
当然，如果没有某种建构原则或对重要性等级的区分，是无法写出这样的历史的（麦考利在一个世纪前就说明了原因）。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实际上都会优先考虑地理学和长期的变化，布罗代尔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自称“农民出身的历史学家”，凭直觉认为“任何社会现实被还原到它最初层面”时，都必然意味着“地理学或生态学”。“当我们说人时，是指他所归属的群体：个体离开、其他人又加入，但群体总会依附于某个特定的空间和熟悉的地方，在那里扎根。”从这种地理决定论出发，布罗代尔更倾向对长期发展而非短期事件的研究——这与法国启蒙时期的唯物论很是相似。在《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他明确区分了三种水平的历史：首先是“关于人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其推移的发生很难让人觉察，变化缓慢，是不断循环往复的历史”；其次是“群体及其形成的历史……关于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乃至……战争等激流涌动的历史”，发展虽然“缓慢却有明显可感的节奏”；最后是关于“个体”、“事件”的“传统历史”，是“历史巨浪带来的白沫四溅的浪峰与激荡难平的水面，是走马灯般波动不断的历史”。最后一种是最微不足道的。“我们必须学着去怀疑这种描绘事件的历史。”布罗代尔警告说，“因为它只是为当时人所感、所说、所经历。”它就“像萤火虫一样，只是短暂地略过历史舞台，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常常被人们遗忘”。某个事件的假象也许会“迷惑当时的人，但不会持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对布罗代尔来说，社会学影响下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历史，它的使命在于把“（传统历史中）那种轻率、戏剧性、让人难以喘息的叙事从高位上拽下来”。“短时期”仅仅是“记者……所要处理的时间跨度”，“它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可信度”：
漫长的时期才能最终说明问题。时间够长，那些因无法融入历史主流被无情地扫到一边的无数事件才会湮灭，这显然限制了个人自由乃至偶然性的作用。
很明显，把“过去的琐事”（一些王公贵族的行为）贬至“历史缓慢有力的行进”之下，是一种新的决定论。布罗代尔不自知地落入了 19 世纪决定论者的窠臼：就像托尔斯泰所认为的那样，单纯的个体被“无情地扫到一边”，被超人的历史力量肆意践踏。对于这种观点有两种明确的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布罗代尔在舍弃那些记录当下人经历与感受的历史的同时，也舍弃了大量的历史证据，甚至包括作为他研究基础的经济学统计数据。如凯恩斯所说，“从长远来看，人都是会死的”；因此，也许我们可以将布罗代尔对历史等级的划分作个颠倒。毕竟，如果我们的前人最关心的是短时期的历史，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把他们最关心的看成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第二种反对意见针对的是布罗代尔关于环境变化性质的看法，因为他认为长期生态变化难以觉察、气候变化规律可预测，完全是对自然世界的严重误解。
公平而论，布罗代尔后来也修正了这种对“长时期”的教条式坚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理因素和自然力的主导作用显然已经大大减弱：“资本主义的主要特权……在于它的选择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定优先次序更为困难。布罗代尔在《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中问道：物质财富、国家权力和文化，究竟哪个更重要？“答案就是，得看时间、地点、谁在说话。”因此，主观因素至少暂时摆脱了长时期历史的客观限制：“社会时间的流逝并不是匀速运动，而是时快时慢。”这使得“在刻板的结构限制之外，自由、散乱的社会现实”至少在某些领域得以存在。
马克·布洛赫如果在世时间更长一些，也许会将这种观点发掘得更深。从他为没有写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第六章、第七章所做的笔记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因果关系、偶然性及他所谓的“先见”而言，布洛赫的理解胜于布罗代尔。这本书中已完成的内容可以表明，他根本无暇论及“伪地理学的决定论”：“不管是面对一个物理现象还是一个社会事实，人类的反应都不会像时钟指针一样总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反事实问题：假如布洛赫从战争中幸免于难会发生什么？法国史学或许不会受到布罗代尔及其后年鉴学派的摆布。
法国以外的社会学历史从未如此关注过环境的决定性因素（或许是因为其他国家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见证了更为浩大的移民潮以及土地的自然变化）。不过，还是能找到类似的决定论。在德国，这部分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复兴。“社会历史学派”的先行者、“唱反调的”埃卡特·克尔基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倒退的错位的观念，设想了一种关于德国历史异常的模式。一方面， 19 世纪的德国经济成功地进入了现代工业化阶段。另一方面，它的社会、政治制度仍然由传统的容克贵族把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一种失败的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德国像英国一样走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民主制才是真正的进步）。对这种失败的解释有时是葛兰西式的， 1968 年后的德国史学因满篇的贵族霸权政治变得极其乏味。最近，人们对韦伯思想重又有了兴趣，由此产生了不那么明显的决定论，比如社会历史学派的元老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然而，尽管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百般质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与议会民主之间理想关系的合法性，德国历史学家仍然极不愿意考虑除此之外的其他可能选择。社会历史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德国的浩劫”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甚至他们中最为保守者也对历史偶然性不怎么感兴趣：有一些坚持兰克学派原则，只研究业已发生的事情；其他人像迈克尔·施蒂默尔，退入了更古旧的地理决定论，认为德国位于欧洲中央这个事实就算不能为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也已能解释大多数问题。
英美史学也吸收了一些由社会学启发的决定论，一些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些则更有韦伯的影子。劳伦斯·斯通的《英国革命的起因》之所以颇受关注，是因为依赖了另一种三重解释模式，即前提条件、积累沉淀与导火索。斯通没有像布罗代尔那样将三者的重要性进行明显的排序——他也的确想要回避去“判定革命爆发的更重要原因是查理一世的顽固还是清教主义的蔓延”。但整本书都在表明：这些事件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使得内战的爆发不可避免。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态度同样谨慎，认为“生产力与税收的提高与军事实力增强”之间“在很长时期内都保持有重要关联”。当然，细读这本书之后会发现，作者并不是大而化之的决定论者。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书中仍然认为在经济因素与国际力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似乎是种微弱的经济决定论，但终究还是决定论。其他人则尝试着基于某种社会学模式提出重大的理论，比如从瓦勒斯泰因所作的马克思式《现代世界体系》到米歇尔·曼更细致的《社会力量之源》、格鲁与比恩的《政治发展的危机》以及昂格尔的《权力的可塑性》。最有伪科学特点的大理论要数关于七种“基本自然灾难”的还原拓扑学式的“灾难论”了。毫无疑问，人们还会继续寻找一种统一的关于权力的社会学理论。至于说这种努力是像炼金术士寻找点金石一样无果而最终被放弃，还是像对秃顶疗方的研究那样延续下去，目前还很难有结论。
除了这类极度简单化的理论之外，近几年来许多历史学家更偏爱的是一种更为狭隘的专门化。当然，布洛赫原本希望历史尽可能从其他许多科学学科中吸取灵感。但实际上，这么做的代价是放弃他与布罗代尔所追求的整体论方法。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科学的历史学已经令人不解地四分五裂，混杂着各种学科，彼此间或多或少都不太相干。
将心理分析引入历史学的尝试就是如此。弗洛伊德当然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的主要目标是揭示个人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因此他提倡“在精神生活方面运用严格而普遍的决定论”。不过，如果将他的理论严格地用于历史学，就有传记文学的意味了。即使要撰写社会群体的“心理历史”，也严重依赖个体表白的分析，但这样的表白与弗洛伊德用以分析病人的表白并不同（弗洛伊德向病人提出诱导性问题，有时甚至会对病人实施催眠）。因此，弗洛伊德对历史写作的真正影响并不是直接的：他学说中的术语（如“无意识”、“压抑”、“自卑情结”等）被普遍随意地运用，而不是严格的仿效。更新近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也有类似的问题，同样也体现了一种决定论的倾向，尤其是在试图将博弈论和理性选择论引入历史时，这种倾向体现得更加明显。其中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及其衍生理论中推想的人类行为，常常比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更为清楚明白。但它们同样没脱离决定论——因此当心理学家遇到这些模式难以解释的现时意识表白时，他们倾向于套用葛兰西的老说法，称之为“错误的意识”而不予理睬。博弈论和心理分析一样也必然是个体化的。如果历史学家希望将博弈论运用于社会群体，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它研究外交史，因为在外交史领域长久以来就有着将国家拟人化的传统。
因为这种个体化倾向，集团心理学或集体“心理”的人类学模式一直最受历史学家的欢迎。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深描法”——旨在将一套“表意符号”纳入一个容易理解的结构——吸引了许多仿效者。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史，在这种文化史里，（广义上的）文化多少从传统的物质基础决定论中摆脱了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因为人类学学者作田野调查的方式，部分因为“国民性格”概念已经臭名昭著，还有部分则是因为政治术语“团体”（一般指的是地方性的通俗文化而不是更高层面的民族文化）的风行。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可能是所谓的“微观史学”的经典范例了。但也有人将同样的技巧运用于国家乃至国际等更高层面的文化，最为成功的则要数西蒙·沙玛。
不过，对于这种新的文化史也有不少反对声。首先，“微观史学”以如此琐碎的主题为研究对象，导致又陷入了好古癖（尽管历史学家对主题的选择通常由他自身、出版商和阅读市场来决定）。一个更有力的反对则是针对因果关系问题。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历来更关心结构而非变化的过程。因此，采用人类学模式的历史学家在解释诸如巫术信仰的没落之类的问题时，往往会被迫诉诸自身学科的传统资源。最终，最为严重的是对“集体心理”的“深描”很有可能沦为过分的主观主义，即仅偶尔联系经验事实的自由叙述。在任何意义上声称这种历史具有科学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近些年人们再度关注起叙事形式，其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偷偷摸摸的主观主义，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历史学家始终对变化而非结构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当然，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作用是在某种秩序中整理和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卡莱尔和麦考利以他们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这一点。路易斯·明克在将“历史知识的目标”归结为“发现事件背后的规律”和“将事件有序关联起来”时，实际上是重新表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种观念。这解释了为什么海登·怀特及其他人对 19 世纪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又重新燃起了热情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叙事形式的复兴受到了某些传统主义者的欢迎，特别是那些（简单地）把科学化的历史等同于计量历史学中的数字运算的人，对此尤其热衷。巴赞在对“新”历史的批评中，欢欣鼓舞于历史写作中的主观主义，并附和卡莱尔，认为过去的事件其本性就是混乱不堪的：
自然科学是一体的，而历史却五花八门，交叉重叠，相互抵牾，不断争执，各自为战，态度偏颇，观点又含糊不清。每个观察历史的人都会根据自己思考与想象的能力来重构过去，这样做的缺点很容易体现在其作品中：谁也不会上当。但历史版本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错误的。我们毋宁说它们反映了人类的心灵……历史的主要效用就是展示过去不可预测的、“毫无条理”的无序状态（这源于人类对于表达的渴求以及为表达而进行的努力）……在写作时想要克服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人类的实践、信仰、文化和行为无法用同一标准来衡量……
对巴赞来说，这完全是种“常识”：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成为一个社会科学家，而是应该“将读者”与“历史事件”、“感觉”“产生某种联系”——让他获得“故事带来的原始愉悦”。另一方面，历史叙事的复兴和赶时髦差不多，喜欢在基本“文本”（即对过去自身的书面记录）的解释中运用文学批评的技巧。因此，历史叙事的复兴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历史写作中传统的文学模式开始复兴；另一方面，对历史的解读中也涌入了大量的流行术语（文本解构、符号学等）。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声称历史“是一种解释过程，而非客观中立的科学”时只是套用了观念论者的话，但仍然指出了问题所在。乔伊斯写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从来都只是散漫的”，而“要从文献记载……以及构成过去事件、结构和过程的历史话语中辨识出这些事件、结构和过程是极为困难的”。这只不过重复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科林伍德（表达得更为精到）的论述。
叙事的复兴产生的唯一问题，就是将文学形式运用于历史这个永恒的难题。文学多少还是可预测的：这也恰恰是其一部分的魅力。我们常常在阅读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或看一部“经典”电影时很清楚会有怎样的结局。即使是一部新的文艺作品——在没有看到故事梗概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从它的类型大致猜到它结果如何。如果一场戏开始是喜剧，我们会潜意识地排除最后一幕出现血腥场面的可能；如果很明显是场悲剧，我们则有相反的猜测。甚至在作者想要向读者“卖关子”的作品中——比如一部悬念小说或电影——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可预测的：根据其作品类型，犯人终将落网，疑案得以解决。职业作家在写作时常常会为了讽刺或别的效果向读者暗示已设定的结局。正如加利所认为的：“要跟上一个故事的讲述，就要……大致了解故事进展或走向……还要明白后文是如何受前情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不是为了后文中的情节，前面的故事也不会如此铺陈。”斯克里文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一场好戏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将其过程看做必然的、有合理解释的。”马丁·埃米斯的小说《时间之箭》（ Time ’ s Arrow ）表明了所有叙述中暗含的意义：结局实际上已经先于开始存在了。埃米斯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纳粹医生的人生故事，他作为叙述者以这个医生的身份出现。这个医生“知道一些自己似乎无法面对的事情……未来总是会实现的”，因此这个从美国医院临终床中“幸存”下来的老人，“注定”要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中拿犯人作实验，并像一个无邪的婴孩一样“离开”世界。套用恩斯特·布洛赫的话说，在文学中“真正的开始并不在故事的起初，而是在结尾”：时间之箭总是模糊地瞄上错误的方向。埃米斯在对国际象棋比赛的反向描述时有颇为精彩的论述：开始是一片“混乱”，然后“曲折回环、冲突不断。但总算调和一致……尽管其间麻烦不断——但一切还是圆满地结束。白棋卒子的最后一收，完美的秩序得以恢复”。
因此，根据小说或戏剧的惯例来写作历史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新的决定论：传统叙事形式的目的论。当吉本思考特定历史事件时，他会充分考虑偶然性，但他却把 1500 年的欧洲历史置于一个庞大的目的论标题下。如果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以《公元 100 ～ 1400 年：欧洲及中东史》为题，他的叙述将失去它统一的主题。麦考利也是如此：《英国史》中有种倾向不可否认，即将 17 世纪的事件看做是 19 世纪《宪法》制定的序曲。这种形式的目的论在后来的科林伍德看来，是历史必不可少的要素：即假定现在永远是历史学家所选择的那段叙事的最终（且唯一的）结果。但以这种方式写作的历史（和小说一样），完全可能倒着写，就像 1914 年乔治·威廉·拉塞尔倒着想象爱尔兰历史那样：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私有财产逐渐落入大业主手里。进入 18 世纪后，社会不断进步，开始隐约出现独立自治，宗教冲突和战争随着最后一个英国“强弓手”的离开而消失。文化开始兴盛，约在公元 400 年，宗教不宽容因为圣帕特里克的消失而停息。此后我们进入了英雄与神的伟大时代。
正如拉塞尔对历史的这番“戏谑”，这只不过是民族主义者错误地颠倒时代的“神话历史”。
过去就像一场真实的棋局或游戏一样，它是不同于小说或戏剧的，它没有一个预定的结局。它不是某个出色或平庸作者的作品；存在的只有人物，而且不像在游戏里那样，它的人物数量众多。没有情节、没有所谓必然的“完美秩序”，只有结局，各种各样的事件同时展开，有些瞬间即逝，有些则贯穿一个人的人生。关于这一点，罗伯特·穆齐尔再次明确指出了严格的历史与故事之间的不同。在《没有个性的人》“何不虚构历史”一章中，乌尔里希搭乘有轨电车时有这样一段颇具象征意味的思考：
数学问题上并不承认存在任何一般解，但允许有特定解。特定解的结合能让我们离一般解更近一步……他将人生问题也看做这样此类数学问题之一。所谓的时代……涉及如此广泛、如此无序、如此多变的条件，差不多相当于做数学题时为寻求解答而进行的一连串乱七八糟的尝试。这些尝试不尽如人意而且（单个看）完全是错误的，人类也许能通过它们找到正确和完整的解答，但前提是学会把它们整合起来……想想看，历史是多么奇怪啊……凑近了观察我们的历史，它看上去可靠而令人生厌，就好像一片半凝固的沼泽；而相当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出现了一条可以穿过它的路，没人知道这条“历史之路”起于何方。这种“身为历史的材料”的想法让乌尔里希很愤怒。他置身的这个发亮的、晃晃悠悠的大箱子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机器，把好几英担
重的人摇来摇去，造出所谓的“未来”……念于此，他开始厌恶起这种对变化与条件的软弱接受，厌恶起这些无助的同胞，厌恶起若干世纪以来的零散凌乱、逆来顺受、无人类尊严可言的随波逐流。他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起身，下车步行走到目的地。
乌尔里希不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故事……发生、发展都如同其他故事一样”，因为“作者的写作毫无新意，不过互相抄袭而已”。相反，“历史……的发生通常没有所谓的作者。它的发展不是从中心点而是从外围即次要原因开始的”。而且，历史的展开方式从根本上就是混乱的，就好像一列士兵悄声耳语地传达“军士长站至列首”的命令，到最后却变成了“立刻枪毙 8 个骑兵”。
如果这一代欧洲人在幼年时被移送到公元前 5000 年的埃及，留在那里生活，公元前 5000 年的世界历史又会从头开始，起初没什么变化，然后由于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原因，逐渐有了变化。
所以，世界历史的法则就是“渐进发展”：
历史的过程……不像打台球，一旦被击中就会朝一个确定的方向滚动；正相反，它如同浮云掠过或街上闲逛的人——因为某处阴影绕到这里又因见到人群拐到那里……——最终到达一个自己没听说过也没打算去的地方。历史的过程天生就有某种偏离的倾向。
这段论证让乌尔里希很困惑——困惑之深竟让他为此（而且，似乎是为了证明这点）迷了路。
总而言之，历史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场电车之旅；历史学家如果坚持想要把历史当成故事来写，也许可以像埃米斯或拉塞尔那样倒着来。如穆齐尔提到的，历史的现实就是在旅行之初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我们看不到肯定会驶向未来的轨道，也没有明确的列车时刻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作者笔下虚构了一个中国哲人崔朋，以崔朋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情节复杂曲折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时间永远在不停地分岔，指向无数个未来”：
我很自然地注意到这句话：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给不同的未来（而非所有的未来）。我恍然大悟：《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不同的未来（而非所有的未来）对我来说意味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的分岔……在所有的虚构作品里，每当面对不同选择，人只能选择其一而舍弃其他；在崔朋的小说里，他同时选择了所有可能性。他用这种方式创造了不同的未来、不同的时间，不断地衍生、分岔……在崔朋的小说里，有各种可能的结局；而这些结局各自又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
书中假托的翻译者继续说道：
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寓言，谜底就是时间……它呈现的是一个不完整却并非错误的宇宙形象……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崔朋认为时间不是统一而绝对的。他相信时间是一个无限的序列，时间序列之间不断地背离、会聚和并行，形成了一张不断增长的、错综复杂的网。这张网里的时间相互靠拢、分岔、交错或彼此互不干扰，其中包含了所有关于时间的可能性……
这个主题的变体经常地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出现。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观念论者想象的世界中，“虚构作品包括单一情节及其所有可想象的变种”。在《巴比伦的抽签游戏》中，一个虚构的古代抽签游戏发展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方式；它“开始只是让机遇更为集中，对宇宙进行定期破坏”，此后则变成一个无休无止的过程，“没有决定是最终的决定，一切都在分岔产生出别的东西”。“巴比伦就是一个关于偶然性的永无止境的游戏。”《巴别塔图书馆》和《查希尔》里隐喻虽然变了，但还是同一个主题。马拉梅的诗《骰子的一掷》或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未选择的路》中也有类似的喻象：
多年前，在某个地方
忆及此我就不禁轻叹：
站在林中那个岔路口，我——
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个方向，
从此，人生的一切不同便开始出现
对历史学家来说，这首诗的意义显而易见。就连斯克里文也承认：
在历史学中，根据与既定问题有关的资料可以推出某个事件的许多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对我们来说似乎没有哪个是不可理喻的……只有在反思时会出现必然性……决定论的必然性是用于解释而非用于预测的。因此，选择不同未来的自由并非与事件的因果关联水火不容……如果我们试图消除所有意外，就不得不……放弃历史。
穆齐尔和博尔赫斯等作家对叙事决定论的质疑与 20 世纪科学家对拉普拉斯式古典决定论的质疑极为相似（这远非偶然）。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对此往往视而不见（就像 E · H ·卡尔忽视黑洞理论那样），或只是曲解其意。因此， 20 世纪就历史是否是“科学”而争论不断的许多历史哲学家似乎并没有明白，他们对科学的概念完全停留在 19 世纪的过时理解上。而且，如果他们好好关注一下同时代科学家们真正从事的工作，一定会很吃惊——也许甚至是高兴地发现自己连问题都问错了。自然科学在现代所取得的大量进步的突出特征，就体现在从根本上它们都是历史性的，因为它们都涉及到时间推移所产生的诸种变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老问题颠倒过来，不去问“历史是不是科学”，而是问“科学是历史吗”。
这也适用于相对古老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认为孤立系统的熵总是会增加——也就是说，任由事物自行发展会加剧混乱和无序，甚至连创造秩序的尝试最终也只会减少已存在有序能量的数量。这对历史来说显然有着深刻的意义，尤其是因为它暗示了人类生活与宇宙历史最终会走向混乱无序的状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对历史有深刻的启示，因为它抛弃了绝对时间的概念。在爱因斯坦之后，我们意识到对于时间，每个观察者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如果我在离地面很高处俯视，由于地球引力场对光速产生的影响，一切事物的运动看上去都会显得比从前速度更慢。不过，即使是相对的时间也仅仅指向一个方向，这主要是因为熵，它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心理感受：就连我们记忆某个事件所消耗的能量也增加了宇宙的无序度。
宇宙的无序度在增加。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不过，与 19 世纪实证主义所期望正相反的是，自然世界中不是所有现象都能用这样明确的定律来加以概括。 19 世纪末最为重要的科学发展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关于自然现象间关系的大多数表述在本质上都只具有或然性。事实上美国的 C · S ·皮尔斯早在 1892 年就在其著作《审视必然性学说》（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Examined ）中宣告了决定论的终结：“偶然性会通过所有的感官渠道蜂拥而至：它是所有事物中最冲动冒失的。”他声称：“偶然性第一，定律第二，习惯倾向则排在第三。”而佐证这一点的决定性证据来自 1926 年海森堡的论证。他发现精确预测一个粒子的未来位置与速度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测定它的目前位置只能利用光量子。光的波长越短，对粒子位置的测量就越精确，但同时对其速度的干扰也会增大。由于这项“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只能预测某项观察的可能结果，指出其中哪个结果是最有可能的。正如史蒂芬·霍金所说，这“把不可预测性或者随机性作为无法避免的因素引入到科学中”，而且是引入到了最基础性的科学中。而这恰恰是始终坚持拉普拉斯式宇宙概念的爱因斯坦所反对的，他在写给马克斯·波恩的信中说道：
你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而我则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着完美的法则和秩序，而且，我倾尽所能地去思考，想要理解它们。对此，我有着坚定的信念，然而我也希望有人能找到一个比我更现实的方式，或者说一个更实在的基础。即使是量子论取得的初步成功，也不能让我相信世界是场骰子游戏的说法，尽管我很清楚你那些年轻的同事们认为这是因为我老了。
但“测不准原理”比爱因斯坦在世的时间更久，而且它居然让历史决定论也感到了尴尬。因为依此类推，历史学家也绝不应该忽视他们自己的“测不准原理”——任何对历史事实的观察都不可避免地会扭曲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只能是“事后诸葛”地选择出要观察的历史事件。
另一个现代科学概念也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启示，即所谓的“人择原理”，关于这种原理最强硬的说法是：“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宇宙，或者在单一宇宙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区域，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起始结构，也许还有自己的一套科学法则……（但）只有少数像我们这样的宇宙才能发展出智性存在。”这自然会引发明显的问题：我们并不清楚应该给那些我们并不置身其中的“历史”赋予怎样的意义。按霍金的话说：“我们的宇宙不仅仅是可能存在的历史，而且还是最有可能存在的历史之一……有那么一类特殊的历史，它们存在的可能性比其他历史要大得多。”这种多重宇宙（和维度）的观念在如加来道雄等物理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似乎没必要照搬加来的某些幻想色彩浓重的概念。由于需要难以想象的庞大能量，即便只是说“穿越虫洞
”在时空中旅行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很值得怀疑。（且不说别的，如果时间旅行可能的话，我们的世界早就被来自未来的“旅行者们”灌得水泄不通了——这还没算那些返回到更早的年代的人，他们想要阻止林肯被杀或掐死还是婴儿的希特勒。）尽管如此，有无限多宇宙的这种概念也是相当有启发性的。想象在别的世界里克丽奥佩特拉著名的鼻子在鼻尖上有颗令人生厌的瘊子，在某个物理学家看来近乎胡乱臆想。但这却很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具有不确定的本性。
这些年来，生物科学也以类似的方式离决定论越来越远。例如，理查德·道金斯的著作中尽管颇有决定论色彩地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单个有机体只是“生命期漫长的基因进行短暂的结合所制造的生存机器”，但他在《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中表明，基因“只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决定行为……（它们）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创造”。他的达尔文式进化论“对未来是一无所知的”——自然没有预先制定一个蓝图。进化的关键其实就在于复制基因分子（比如 DNA ）不仅制造错误也重复错误，所以“看上去很细微的变化也会对进化产生巨大影响”。“基因没有预见性，它们并不会提前把一切规划好。”道金斯只在一种意义上算是个决定论者，因为他排除了“坏运气”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就本身来说，运气是随机发生的，一种基因不断地遭到淘汰并不是它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它就是一种坏的基因。”因此，那些能够从命运的残酷选择中幸存下来的个体原本就被设计了这样的能力：基因必须做一项类似预测的工作……但要预测这个复杂世界中的事是相当困难的。生存机器作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赌博……有些个体的基因为他们构建了出色的大脑，让他们能够在赌局中做出更准确的决策，其直接结果就是让他们更易生存并繁衍同样的基因。我们因此拥有了对痛苦和快乐这些基本刺激的反应，能记住自己的错误，能模拟各种选择，能和别的“生存机器”进行交流。
不过其他进化论者对这种论证提出了异议，因为它仍然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认为，一个种族的发展必然是留存强大的个体 [ 用道金斯对复制形式的其他提法来说就是“模因”（ meme ）或“表现型”（ phenotype ） ] 。正如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奇妙的生命》中提到的，某些偶然性事件——比如像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明显发生过的环境灾难——的确中断了自然选择进程，它们彻底改变了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条件，在一夜之间将为适应这些条件历经数千年所形成的生物属性变得毫无价值。那些得以幸存的不是因为基因为他们设计和打造了优越的“生存机器”，而常常是因为其发育不全的属性意外地发挥了作用。总而言之，研究史前史要完全抛开偶然性因素是不可能的。如古尔德所说，英属哥伦比亚省有 53 亿年历史之久的伯吉斯页岩揭示了多样化的生物机体类型，证明了传统进化理论已经过时、不适用了。伯吉斯页岩中保存的生物机体中究竟有哪些能够在 2.25 亿年前的那场危机幸存下来，并不是由达尔文自然选择法则决定的。它们只是一场灾难性“抽奖游戏”中的幸运儿。如果灾难以别的形式出现，那么地球上的生命会以不同的、难以预测的方式进化。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古尔德设想的其他可能的世界，其中生活着的不是人类，而是“海洋食草动物”以及有着侵夺性前肢、胡桃夹子般双下颚的“海洋食肉动物”（“如果蠕虫统治着海洋，我实在没有信心认为南方古猿会有机会在非洲草原上直立行走”）。但古尔德对历史偶然性作用的评论并不荒谬。由于在历史学中不能像科学一样通过重复来验证进化论，历史学家们只能建构出一种叙事模式——用他的话说，好比是重新播放一盘想象中的磁带，然后去思考如果最初条件有所不同或是一连串事件中有一个发生了变化，结果会怎样。这不仅适用于说明伯吉斯时期多毛环节动物相较于曳鳃动物的胜利，或始新世时期哺乳动物相较于大型鸟类的胜利，也适用于地球自出现人类以来这 18000 年的短暂历史。
古尔德的论证主要依赖的是激变事件的作用——比如外来星体对地球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将偶然性引入历史的唯一方式。因为持“混沌理论”的人已经证明，自然界是不可预知的，即使没有陨石的出现，想要精确预测自然界活动几乎不可能。
在数学家、气象学家和其他人对“混沌”的现代用法中，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混乱无序，也不是指自然界毫无法则可言。它的意义在于说明那些法则之复杂让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作出精准的预测，因此身边发生的许多事情看上去似乎都是随机或杂乱无章的。如伊安·斯图尔特所说，“上帝可以一边掷骰子，一边创造出一个有着完整法则和秩序的宇宙”，因为“即使是简单的等式，也能产生复杂得难以测算的运动，以致我们觉得这些运动是混乱的”。准确地说，混沌理论涉及的是决定论体系中的可能性（即看似随机的）行为。
这个现象在最初只吸引了法国数学先驱亨利·庞加莱的追随者们。庞加莱坚持认为，如果一个数学系统中反复不断地出现一种变化，周期性也终将出现；但斯蒂芬·斯梅尔等人逐渐意识到，有些多维度动力系统不会停留在庞加莱就两个维度所确定的四种状态里。用庞加莱的拓扑映射法有可能识别出这类系统常常会出现的大量“奇异吸引子”（比如康托尔集合）。这些系统的“奇异”就在于我们很难把握它们的行为。由于它们对初始条件极度敏感，我们要对它们作出精确的预测，必须要准确了解其起点，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换句话说，看似随机的行为实际上不完全是随机的——它们只是没有作线性运动：“即使我们的理论是种决定论，也只有那些在初始条件微变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稳定的行为才能进行复验。不是所有的预测都能做到这一点。”从理论上讲，我们掷硬币时如果准确地知道硬币下落速度和每秒的转速，就可以提前知道结果，但实际上这是相当困难的——更复杂的运动过程的计算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尽管宇宙在概念上仍旧是决定论的，但“所有决定论都难说明问题。我们最多只能做到可能性的说明……因为我们太过愚钝，无法看清它的结构”。
混沌理论的应用很广泛（派生物也相当多）。首先就是经典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两个同样大小的天体对一粒灰尘有着难以预知的引力作用。实际上，土卫七绕土星运行轨道看似随意就是天文学家发现的一个例子。混沌理论也应用于液体与气体中的湍流，米切尔·费根鲍姆对此极感兴趣。伯努瓦·曼德勃罗在其著作《自然的分形几何学》（ 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 ）中发现了其他的混沌模式。按照他的定义，一个分形体（ fractal ）“总是在极为广泛的尺度上展示具体的结构”——就像费根鲍姆的“无花果树”那样。爱德华·洛伦茨对于热对流和天气的研究为混沌理论提供了典型实例之一：他用“蝴蝶效应”来概括气候对于初始条件极为敏感的特点（意指一只蝴蝶现在扇动翅膀，在理论上可以决定下周是否有场飓风袭击英格兰的南部）。换句话说，大气状态的小小波动会导致重大结果——因此，即使用最先进的电脑也不可能准确地预报 4 天以后的天气。罗伯特·梅等人在研究昆虫与动物数量的波动中也发现了混沌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混沌理论最终证明了很久以前马可·奥勒留和亚历山大·蒲柏直觉到的事情：即使世界看上去是“偶然形成的”，它仍然具有一个“规律且美丽”的（哪怕是难以理解的）结构。“整个自然都是艺术，不过你还不知道；一切偶然都已规定，只是你无法看清。”
显而易见的是，混沌理论对社会科学也有重要意义。对经济学家来说，混沌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基于线性等式（这是大多数经济学模型的基础）的预测、预报常常出错。“简单的系统不必然拥有简单的动力属性”这一原则，大概也能用于政治领域。别的不提，至少可以提醒学者们避免用简单的理论来研究选举的决定因素。如罗杰·彭罗斯所提出的，以我们对混沌机制的理解，最多只能“模拟典型结果。预报的天气未必是实际出现的天气状况，但它作为一种天气的确是可能出现的”。还有经济、政治方面的预测，也是如此。长期预报所能做到的只是给我们提供许多可能的事态发展模式，并承认在其中作出选择只是一种猜测，而不是预测。
对历史学家来说，什么是混沌？历史学家关心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理解过去。仅仅说人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必须服从自然界的混沌行为是不够的，尽管直到 19 世纪末天气预报都应该算得上是人们健康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在现代史中，有部分人的行为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明显。 20 世纪许多人的寿命都因他们（而非自然）而缩减了，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混沌理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调和了因果性与偶然性，不仅让我们从奥克肖特等观念论者完全不提因果关系的荒谬世界中脱离出来，也可以防止我们落入决定论者基于法则且预先存在的因果链主导下的同样荒谬的世界。混沌——决定论系统中看似随机的行为——意味着即使是一连串事件存在因果关系，也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
其实在混沌理论问世之前，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哲学家对于因果关系的论述就涉及到了这样的中立理论。决定论从根本上认为因果关系只能通过法则得到建立。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根本观念可以追溯至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论证了要假定 X 1 和 Y 1 两个现象间存在因果关系必须要具备以下条件：在一连串事件中，事件 X 1 X 2 X 3 X 4 ……后都接着发生了事件 Y 1 Y 2 Y 3 Y 4 ……即这一系列事件长到足以证明事件 X 的发生总是（或者很有可能）会导致事件 Y 的发生。亨普尔对此作了改进，形成了关于因果关系的覆盖律模型，声称只有基于观察经验归纳推导出的法则（或者说“预先存在”的普遍规律的具体命题），才能说明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然而，如果说“法则”是指与经典物理学定律类似的预测性主张，卡尔·波普尔对于历史学建立此类法则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认为科学的方法论都是通过实验对假设进行系统的检验，这并不适用于历史研究。但波普尔对决定论（他含糊地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的拒斥并不意味着他像奥克肖特那样彻底拒斥因果性的概念。他承认，事件或趋势的确是由“初始条件”造成的。关键在于我们不依赖一种普遍的命题或是推导出的确定性，也可能对历史问题作出因果关系的解释。科林伍德早就区分了亨普尔（或法则性）的因果解释模型与“实践科学”的因果解释模型，在后者中原因是“一个事件或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制造或消除它来制造或消除它本应产生的结果”。在这里，建立因果关系的最佳标准不是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而是所谓的“若不是……就”或“必要条件”检验，即运用“如果原因不发生或不存在，结果也就不会发生或不会存在”这一原则。波普尔同样也指出：“可能性条件总是无穷尽的，为了在探究某个趋势的真正条件时检验这些可能性条件，我们总是会试着想象在这些条件下不会出现这种趋势。”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者最有力的指责是他们无法提出上述问题，无法“想象造成变化的条件也能产生某种变化”（我们已经知道，奥克肖特之类的观念论者也有这样的问题）。
弗兰克尔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更详尽的探讨，他引用了历史解释的一些例子，这些例子都只是简单地说明“没有这些条件，问题中的事件就不会发生”：
如果卢梭没写出《社会契约论》，法国大革命会有所不同吗？如果布思像大多数没成功的暗杀者那样没击中目标，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会有所不同吗？坦白讲，当我们将某种因果关系的影响施加给卢梭或林肯，我们就假定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再如“克丽奥佩特拉的美貌让安东尼在埃及流连忘返”此类对历史的因果关系表述，其背后的普遍规律到底是什么？
用加利的话来说，“历史学家……指出从前发生过但至今没被注意到或没得到重视的事件，从而告诉我们某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很大胆地认为若没发生这些事件，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科学和历史之间有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历史学家常常只能依靠这样的解释，而科学家可以将它们作为假设，通过实验对之进行检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讨论过去的因果问题时不想求助覆盖律，就只能采取反事实条件来检验因果性假设。
研究因果关系的法律理论家也和历史学家一样关心对过去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正如哈特和奥诺雷所论证的，穆勒虽然将原因定义为“肯定与否定双方面条件的综合，一定会导致结果发生的、在实现过程中的……全部偶然性”，但这个定义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问题。因为律师寻求责任、义务、赔偿和处罚时，必须确定（一场火灾或死亡事故中的）众多原因中哪些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这也同样只能通过提出“若不是……那么”的问题或必要条件才能确定：如果被告没有做出被指控的不当行为，伤害是否成立，通过这个推理过程来说明该行为是否是造成伤害的原因。用 R · B ·布雷斯韦特的话来说，存在因果性关联的事件——
不仅可以论证那些关于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推论，而且也可以论证“反事实推论”，即如果某个实际发生的事件没有发生会导致什么结果……律师要在因果关系中寻找普遍性的因素……方法就在于提出 A 是 B 的原因…… A 如果没有发生， B 会发生吗？
哈特和奥诺雷承认必要条件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在两个人同时开枪打死了第三个人的假设情形下），但他们无疑都认为，这显然比“现实主义者”对立法者意图的主观假设更为可取。
反事实的哲学思考复杂繁多。如加尔迪内指出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事实问题的形式，因为它们常常是不完备的：
“林荫路上的枪击事件是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原因吗？”这么问的意思是指：“这些事件如果没有发生，革命是否还能在其原本爆发的准确时间里爆发？”还是指：“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件，革命是否迟早都会发生？”在后一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如果我们问：“那么什么才是革命的真正原因？”此时又会需要更详尽的答案。因为有太多可能的原因……不存在那么一个绝对真实的原因在等着历史学家去发现。
这类形式问题此后在逻辑学家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也许是决定首先应该提出哪些反事实问题。因为针对可能性的最有力反驳之一，就在于指出了这种选择上的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分岔的花园”一样。克罗齐认为这正是反事实方法的主要缺陷。
不过，大多数可能的反事实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没有哪个理智健全的人想知道，如果 1848 年在巴黎的所有人都突然长上了翅膀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假设。以赛亚·柏林最先对反事实问题的合理性提出了要求，他对决定论的批评与门内克基于同样的起点，即历史学家需对“个体的性格、目的和动机”进行价值判断，而决定论与这种需求格格不入。但他对已发生事件、可能发生的事件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了重要区分（这种区分最早是内米尔提出的）：
没人会否认，我们常常在小说和梦里去思考人类现在、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可能性中，哪一个才是最佳选择；也没有人会否认，历史学家（以及法官、陪审团）总是会尽其所能地尝试确定这些可能性是什么；而论证的方式便决定了哪些是可靠的历史，哪些是不可靠的历史。所谓的现实主义（其反面则是对生活的无知、臆想或做白日梦）恰恰在于：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置于原本有各种可能性的背景中，并将它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区分，这……正是历史最终的意义，历史的和法律的公平都取决于这种能力……
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合理推断下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进行区分是十分重要的：
当历史学家在尝试确定某事件的发生及其原因时，会拒绝符合逻辑的若干可能性（其中大多数很明显是荒谬的），而且历史学家会像侦探一样只研究至少有一定合理性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对合理性的判断——人作为人会做的事情或会有的状态——构成了与生活方式一致的判断。
换个方式来说，我们关心的是在过去被认为比较合理的可能性。马克·布洛赫对此清楚地阐述道：
判断一个事件是否可能，其实就是判断它的发生概率有多大。那么，去探讨一个事件在过去有没有可能发生合理吗？显然不。只有未来才有偶然性。过去没有给可能性留下任何空间。在投出骰子之前， 1 到 6 这 6 个数字都有可能出现。而如果没有骰子，问题当然就不复存在了……但在一种正确的分析中，历史研究对可能性概念的利用并不会形成矛盾。当历史学家寻思过去某个事件是否可能时，他其实是在让大脑作大胆的尝试，把自己移送到过去，在该事件发生前夕去估测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可能性仍然在于未来。但既然现在被想象以某种方式送回到过去，那么现在就成了建立在时间碎片上的过去，而对我们来说，时间碎片其实就是过去。
特雷弗·罗珀同样也指出：
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时刻都的确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只看到已发生的事情而不考虑别的可能性，又怎么“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只有将我们自己送回到过去，去面对那些选择……只有当我们像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不确定的环境且面对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时，只有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问题一起袭来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吸取到真正的教训。
总之，缩小历史可能性的范围可以让我们去思考那些合理的可能，这样就用可能性评估取代了“偶然性”这个谜团，让我们得以摆脱了单一决定论和无限可能性的两难处境。所以我们要进行的反事实设想不能只是幻想，而应该是以混乱世界中合理可能性的估测为基础对过去进行的模拟性设想（也就是“虚拟历史”的由来）。
这自然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可能性有所理解。比如，我们要避免像赌徒那样推理，认为如果轮盘连续 5 次出红，下一次就很有可能出黑——但事实并非如此。掷硬币或骰子也是同一个道理。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关心的是人类，人类有记忆和意识，和骰子是不同的。对骰子来说，现在不会受到过去的影响；重要的是掷出后多种因素对骰子平衡的控制。而对人类来说，现在的确会受到过去的影响。举个（博弈论中的）简单例子：一个曾做了两次逃兵的政客，第三次遇到同样情形时却有胆子拿起武器参战，恰恰是因为他此前的屈辱记忆的刺激作用。要对他是否参战的可能性作出估测，必须参考他过去的行为以及现在对战斗的态度。因此，历史的可能性比数学的可能性复杂得多。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而人类也不是骰子。我们回到科林伍德对因果关系真正的“历史形式”的论述，在他看来，“被造成的”事件就是负有责任的、清醒的主体所发出的自由且蓄意的行为。如德雷所说，主体在过去的“行为原则”在我们看来并不总是那么理性的。
尽管如此，还有一个问题有待回答。我们究竟怎样去区别有可能实现却没有实现的选择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选择？针对反事实方法，最常出现的质疑就是认为它依赖于“那些很明显从未存在过的事实”。因此，我们没有可以用来回答反事实问题的相关知识。但情况并非如此，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有经历史考证证明当时的人的确考虑过的那些可能性，我们才应该将其看成是合理的或可能发生的。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但似乎被奥克肖特忽略了。我们常说，过去曾经也是未来；就未来而言，过去的人们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去思考未来可能怎样、合理的结果应该怎样。过去有些人或许对未来根本就漠不关心。也可能过去很多人非常肯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历史甚至真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发展。但过去大多数人所考虑的不只是一种可能。虽然最终只有一种可能性实现，但在发生之前的那一刻它并不比其他可能性更现实（尽管现在看来它似乎更有可能发生）。现在，如果一切历史都是（有记载的）思想的历史，我们自然应该对人们曾思考过的一切可能的结果给予同等的重视。如果历史学家根据实际发生的那个结果抹杀了人们认为合理的其他结果，他就别指望能“真实地”再现过去。因为仅仅考虑已经实现的可能性实际上犯了最基本的目的论错误。要理解过去的真实面目，我们就需要了解那些并没发生但对当时的人来说有可能发生的那些事件。当实际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人们事先根本就没考虑到，之前的那些可能甚至会显得更真实。
反事实分析的范围因此被大大缩小了。此外，我们能合理思考的反事实问题必须是当时的人考虑过的问题，它们还被记载在存世的文本（或其他形式的记录）中，被历史学家认可为有效的历史资料。这自然就将偶然性因素引入了历史，因为哪些文本留存、哪些文本散失是没有必然性可言的。但同时这说明反事实历史也是行得通的。
反事实分析因此就有了双重的合理依据。首先，讨论因果关系问题时，在逻辑上就有必要提出“若非……”开头的问题，去想象如果没有我们设定的原因，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在判断可能性的基础上去建构合理的、可能发生的过去；前提是要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其次，在兰克看来，想弄清过去“真实的面目”究竟如何，这样做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们必须同等地看待和重视事件发生前当时人们所考虑的一切可能性，比起他们始料未及的结果来，这些可能性更为重要。
因此，本书对方法论所作的重要限定除了已提到的首要前提，即清晰明确的必要条件论证之外，还要求反事实假设必须是当时人们所考虑的那些可能性。每一章所进行的论证，其出发点都是当时被看做有充分现实考虑的那些可能性。
考虑这些可能性时会引出很多重要问题。首先，实际发生的事件在当时大多数的智者看来，常常不是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反事实设想的场景对关键时刻的决策者来说，比实际发生的事件更为“真实”。
其次，我们会发现当人们相信了决定论也相信自己受到决定论的主宰时，决定论就会在历史中真正地发挥作用。正如前文所说的，自然界的混乱与历史的混乱之不同，就在于人类不像气体、液体或低等生物，人类是有意识的。决定人类生存下去的不仅仅是基因，他本人也会努力活下去，因此他会先试图理解过去，并以此理解为基础对未来有所期许，然后当下才会有所行动。麻烦的是他用来作为预测基础的理论常常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理论总是假定有一个超凡的存在、一个理念、阶级斗争、种族斗争或别的决定性因素，夸大了人类精确预测的能力，也因此误导了人类。托克维尔曾经说过：“过多的记忆往往让人湮灭在政治里。”其实他想说的应该是“受决定论过度影响的历史”。英国内战、北美独立战争、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对决定论的信仰增加而非削弱了这些大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最后，正如这本书想要论证的，死于这些战争的人们都成了混乱而不可预知的事件的牺牲品，而这些事件原本是可以改变的。或许，死于决定论预言的意外结果的人，与死于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一样多。但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杀人者总是打着决定论（不管是宗教还是种族主义）的名号。从这个角度看，“何必要去问反事实问题”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就是：如果我们不问会怎样？虚拟历史是对决定论的必要矫正。
所以，虽然本书实际上集结了一系列各个不同的“想象的时空”之旅，但我想也没必要对此表示歉意。它也许很有点科幻味道地带读者穿过一个个“虫洞”，到达 8 个不同的世界。但每一章假设的出发点都不只是简单的想象或幻想。世界的秩序并非神授，也不由绝对理性、阶级斗争或其他任何决定论“法则”主宰。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熵的作用下，世界的无序会不断地增加。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更加地不确定，因为：一方面他们所认为是证据的东西常常是出于偶然才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在将一件人工制品看做是历史资料的同时，历史学家已经扭曲了它的意义。他们努力从历史资料中推论而得的事件原本就是“或然性的”，换言之，也就是混乱的，因为控制物质世界行为的不是只有线性的等式，还有非线性的方程。人类意识的行为（无法用等式方程来表达）只会加剧世界的混乱。故而在历史中寻找普遍法则是徒劳的。历史学家最多只能是基于可能性判断来构建合理的反事实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来推测因果关系。最终，不同的可能性只能从留存下的当时人们对于未来的说法中推导出来。这些都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混沌故事”（一种混乱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宣言，但在很多方面也只是将许多历史学家多年来私下里在想象中进行的工作公之于世。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本书没有出版，会不会有一部类似的（也许更好的）著作很快问世？我忍不住要说是的，而这不只是出于谦逊。十多年来，科学中的因果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历史学家迟早也会受到影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这一代历史学家能像关注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学理论那样关注数学、物理学乃至古生物学，这本书或许 10 年前就出现了。不过，历史的前进和科学并不一样。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具有突发性的特质——被淘汰的“范式”还将持续作用一段时间。这种看法或许是对的。但至少范式最终还是会彻底改换的，特别是由于科学进入现代以来，研究资源日益向人们重视的那些问题集中。（即使问题被证明不重要，这个过程也是随着回报的日益减少而逐渐显露的。）历史的范式变换方式则是毫无规则可言的。现代历史学不是在周期性的更替中前行，而是一种进展缓慢的“修正主义”。后辈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去证明和完善前辈历史学家的学说，只有极少的人去挑战这些学说中的假定（这样做对他们自身的事业来说是有风险的）。如果史学史间或看上去似乎有某种循环性（从普遍意义上讲，本书是反对这种循环性的），那只是反映了这门学科本身的局限。像“叙事的复兴”的一时流行，的确也说明了历史学家在寻求新的方法论时，更倾向回头而非向前开拓。因此，本书在可能主义的强音中结尾似乎也是对的。本书的出现毫无必然性可言。或者说，如果不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历史学家的一连串见面会谈（这是很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一本书也不会出现。我们也因此能够去关注日常生活实则混乱的本性，本书的序言便是从由此开始的。接下来，本书作为实际出现的结果是否优于其他那些没有实现但却合理的可能（像书中每一章所讨论的反事实假设一样），就要留待读者自己去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