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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爱奥尼亚式迷情

我相信这就是爱奥尼亚式迷情的源头:追求客观的真实性,而非神的显现,这是另一种满足宗教的饥渴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正像爱因斯坦所了解的,是知识的统一。一旦某些知识统一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记得很清楚,自己被“统一的知识”这个梦想所吸引,是在1947年早秋。我那时18岁,从莫比尔(Mobile)到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进入亚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就读,开始我大二的生涯。我那时是个初出茅庐的生物学者,有年轻人的热情,但缺乏理论和远见。我在家乡自学博物学,常常在书包里带上几本野外指南,独自一人走入森林,沿着小溪开始短途行程。我认为研究科学是在户外逗留的最佳方式,我这里指的是研究蚂蚁、青蛙和蛇类。直到现在,我仍然一本初衷。 BdnLg00H+3xenYm4yXXKqof9fAes7feEfU1ukFlk5cdSWxU0Q5qd8z/GRBoIEZRL



我的“启蒙时代”

我的知识世界是由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架构起来的。他是18世纪的瑞典博物学家,发明了现代生物分类法。林奈的分类系统看起来很简单。首先,他把所有植物和动物标本分成不同的“种”,然后把彼此类似的种集成一群,就成了“属”。比如,所有的乌鸦是一个属,所有的橡树也是。之后,你就给每个种取一个包括两部分的拉丁名。比方说,Corvus ossifragus是鱼鸦(fish crow)的拉丁名,其中Corvus是属名,代表所有的乌鸦,ossifragus则代表鱼鸦这个特定的种。

依照这个方式继续向上归类,类似的属就聚集成“科”,类似的科聚集成“目”,等等,一直到“门”;最后,在最上层有六个“界”:植物界、动物界、真菌界、原生生物界、原核生物界和古生菌界(archaea)。这就像军队系统:由男人(现在或许会加上女人)组成班,班组成排,排组成连,到了最上层,则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指挥的三军。以上这些,也可以说是一个18岁年轻人心中的世界观。

那时候,我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1735年林奈的标准,或更正确地说(因为我那时对这位瑞典专家所知有限),是达到1934年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1908—1996)的水平,当时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的《野外赏鸟手册》(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第一版发行了。无论如何,这段林奈时期是我进入科学专业的开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名定而实辨”。

后来我接触到进化论,于是骤然间(这个用词并不夸张)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全新的看法。这个领悟要归功于我的启蒙师长查莫克(Ralph Chermock),他是一位很认真的年轻助理教授,一个老烟枪,顶着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头衔刚到亚拉巴马州。我喋喋不休地告诉他,自己要把亚拉巴马州的所有蚂蚁分门别类,他听完我的崇高理想之后,交给我一本迈尔(Ernst Mayr,1904—2005)在1942年写的《分类学和物种起源》( 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位真正的生物学家,就读这本书。”

这本书很薄,书皮是蓝色的。它结合了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现代遗传学知识,是“新综合学说”(New Synthesis)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本书给出了博物学一个理论框架,大大扩展了林奈当初开创的知识事业。我的心智突然开了窍,打开一扇通往新大陆的门。我着了魔一般,不停地思考进化论对分类法和其他生物学的影响,以及对哲学与对几乎所有事物的冲击。以往静态的观念也开始像流体般滑动。我那些新萌芽的现代生物学家的想法,开始沿着一条因果相承的线索向前迈进,由造成基因变化的突变,到增加物种数目的进化过程,再到组成动物群(faunas,或译动物区系)和植物群(floras,或译植物区系)的各类物种。

在放大的尺度之下观看,这些现象就成了一串连续的事件。借着调整思想的时空坐标,我发现自己可以沿着生物组织的阶梯往上爬,由细胞中的微观粒子爬到覆盖山坡的森林。顿时,一股新的热情从我身上流过。那些我衷心喜爱的动物和植物,又重新回到这个大剧场来扮演主角了。博物学也由此被确认为真正的科学。 aAzfNQwhhbt+dPCw9tgZ5veGO/If60F3qKbPEtPXUvTDhrwKSoKdZ1sxsiLRw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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