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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居住在瓦尔登湖畔的你来说，
野鸽子的晨间哀歌，
青蛙划破黎明水面的呱呱声，
就是挽救这片大地的真正理由。
亨利
！
我可以直呼你的教名吗？在《瓦尔登湖》（
Walden
）
中你的语调是这么亲切平实，想感受不到都难。该如何解释你在文章中总是采用第一人称呢？你说：“我”写下了这些话，它们是“我”最深刻思想的反映，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能传达得更清楚。
尽管《瓦尔登湖》有时在语气上如同神谕，就像有些人演讲时提到它时那样，但是我没有。相反，我把它看成艺术作品，它是一位新英格兰康科德（Concord）
市民的遗嘱，源自某个时空、某位作者的个人处境，但他试图穿越五代人，来诠释人类的普遍状况。艺术的定义还有比这更贴切的吗？
是你引领我来到这儿。我们的相会本来可以仅止于特拉华州（Delaware）的森林里，但是现在我来到了瓦尔登湖畔，你的小木屋前。我来，为的是你在文学上的地位，以及你所提倡的环保运动。可是另一方面，有个比较不那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家就住在莱克星敦（Lexington），距离这儿不过两个街区远。所以，我的朝圣之旅不过是在一个快乐的下午，到自然保护区做了趟远足而已。但是我到这儿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你们那一辈人中，你是我最想了解的。身为生物学家，又有现代化的科学图书馆做后盾，我所获得的知识已远远超过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所知晓的。我可以想象出这位乡绅在面对一个多世纪后的思想时所抱持的审慎态度。我这样想象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号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大人物早已安稳地盘踞在我们记忆中的舒适的角落。但是，我没法想象你的反应，至少没法完全掌握。你的文稿里有太多隐晦的成分，太容易牵动人的情绪。你离开人世太过匆匆，而你那躁动的灵魂至今仍令我们迷惑。
对着150年前的人说话，真有这么怪异吗？我不觉得，尤其当话题为博物学的时候。生物进化之轮是以千年为单位来转动的，相较你我之间的时代差距，其间还不足以使物种发生进化改变。由这些物种组合而成的自然栖息地，大都还维持着老样子。瓦尔登湖畔的树林只被砍伐了一部分，没有完全变成农田，它的面貌在我的时代，与在你的时代大同小异，只不过树木长得更茂密了。所以还是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它周围的环境。
总之，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历史应该以生物的寿命为计算单位。如此一来，我们的时代更接近了。如果你是活到80岁，而非44岁，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段影片，片中你混在一群头戴草帽、手撑遮阳伞的假日游客里，在瓦尔登湖畔散步。我们可能还可以借由爱迪生的记录仪器蜡筒（wax cylinders），听一听你的声音。你的说话声是否如外传的那样有些微喉音？
我现在72岁了，这么老还能和达尔文的最后一位依然健在的孙女一块儿在剑桥大学喝下午茶，感到十分荣幸。当我还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时，和我讨论我第一篇关于进化论文的人，正是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他小时候经常坐在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腿上，而后者正是达尔文最忠诚的门生及亲密的朋友。你马上就会知道我讲这话的用意。1859年，《物种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
）出版那年，你在人世还有三年寿命。这本书立即成为哈佛大学以及大西洋沿岸时髦沙龙的讨论话题。你抢购了美国第一版印行的《物种起源》，而且兴致勃勃地注解起来。我常常设想到这样一种情形：理论上，我小时候很可能会和某位“孩提时曾经到瓦尔登湖畔拜访过你”的老人说过话。这么一来，我们之间就只相隔一代记忆而已。亲自来到湖畔后，甚至连那一代的记忆之隔也消失了。
原谅我扯远了。我来其实有个目的：我想变成更地道的梭罗主义者（Thoreauvian），以便对你，以及除我以外的所有人，更精准地解析我俩都热爱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姑且从瓦尔登湖畔外围地区谈起，它们改变得可厉害了。在你那个年代，森林差不多都没了。个头最高的白松，老早以前便被砍伐运往波士顿，制成船桅。其他木材则被用来建房，或用作铁路枕木或燃料。大部分沼泽雪松都变成了盖屋板。当时美国虽仍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但在木炭以及大块木材即将用罄之际，面临了第一次能源危机。不久之后，局面完全改观。煤炭填补上了木炭的空缺，人类以更惊人的迅猛速度发动了工业革命。
1845年，当你利用柯林斯（James Collins）小屋拆卸下的板材，盖起一座小木屋时，瓦尔登森林坐落在一片光秃秃、几乎没有树木的荒原上，有如一块朝不保夕的小绿洲。如今它的情况还是如此，只是四周农田上多植了一些树。这些树还是散乱的次生林，也就是18世纪中期，湖畔周遭的巨大原始林的子孙。小木屋四周，生长了一半的白松之间，增生出许多山毛榉、山胡桃、红枫以及红橡和白橡，它们试图重建阔叶林在新英格兰南部森林中的优势。由你的小屋通往最近的水湾，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梭罗小湾（Thoreau’s Cove），沿途什么杂树都没有，只有更高大的白松，它们的树干笔直，离地老高的枝丫朝水平方向伸展。地面则由稀稀落落的小树苗和越橘占据。
在这里很遗憾地向你报告，这里的美国栗树已死光，是被一片疯狂生长的欧洲真菌害死的。尽管残株上还是东一点、西一点地冒出小苗，但很快又被欧洲真菌感染并杀害。这些苦命的小苗，冒出锯齿状的叶子，依稀提醒我们，这种强大的树种曾一度占据东弗吉尼亚森林近四分之一的面积。不过，你所熟悉的其他树种都还健在。红枫生长得益发旺盛，强过你那个时代。在森林更新过程中，它活得是史无前例地好，而它为新英格兰秋天所装点的红色，也从未这般艳丽。
我能清晰地想象出你坐在门前微微高起的门槛上，就像你妹妹索菲娅（Sophia）帮你画的素描那般。那是6月的一个凉爽的早晨，我认为，新英格兰地区最美好的月份非6月莫属。我想象自己正与你比肩而坐。我们闲散地眺望满是春意的湖面，这片面积辽阔却被新英格兰人顽固地称之为池塘的大湖。今天我们在这儿，用共同的语言聊天，呼吸同样清新的空气，倾听松林的低语。我们在落叶上行走，不时稍停片刻，抬头仰望天空中盘旋飞翔的红尾鹰。我们的话题东拉西扯，但总脱离不了博物学，以致打破了可怕的魔咒。我们的谈话也从不太亲昵，以免有违我俩孩子气的乐趣。我想，即使未来一千年后，瓦尔登森林还会是老样子，它那忽隐忽现的平衡依然能运用它的魔力，对不同的人，依其个人经历而产生不同的感觉。
我俩起身去散步。我们沿着木头铺成的小路来到湖边，这儿的轮廓改变不大，和你1846年勾勒的差不多，绕着湖岸，我们爬坡来到林肯路（Lincoln Road），然后又转回怀曼草地（Wyman Meadow），最后下到梭罗小湾，完成3公里远的环形路程。我们搜寻砍伐得最少的林地。我们刻意穿越这些遗迹，而非绕经它们的四周。我们逗留在距离湖畔400米左右的范围内，遥想在你的年代，周边树林外围的土地几乎全被用作耕地。
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轮流独白，因为我们偏爱的生物太不一样了，常常需要相互解释一番。按照探索的生物种类来区分，世上博物学家可以分为两种，我想你会同意这一点。第一种，也就是你属于的那种——想要寻找大型生物，例如植物、鸟类、哺乳类、爬行类、两栖类，或许再加上蝴蝶。喜欢大型生物的人，会倾听动物的叫声，窥视树林冠层，戳弄树洞，搜寻泥土中动物的蛛丝马迹。他们的视线总是在水平方向打转，不时先是抬头瞄树冠，然后又低头检视地面。寻找大型生物的人，一天只要能有一项大发现，就很满足了。我记得，你毫不犹豫地步行6公里或更远的路程，去观察某株植物是否已开始开花。
我本人则属于另一种——小型生物爱好者，也算是自然界的猎人，但不会去追踪美洲豹之类的动物，而是净抓一些到处乱嗅的负鼠。我是以毫米和分钟为单位的，而且我在观察时可说一点儿耐心都没有，因为无脊椎动物总是这么丰富，这么容易找到，把我都给宠坏了。我只要踏进一座丰饶的森林，很少需要步行超过数百米，就会遇到第一棵蕴藏丰富的腐木，于是我便停下脚步，俯下身，把腐木翻转过来，下边隐藏的小世界，总是马上能带给我喜悦与满足。把细根和真菌交织的纤维扯开后，附着其上的树皮屑也随之落地。空气中立即弥漫着一股来自健康土壤的甜霉味，对于喜欢此味道的鼻子，这气味就像香水一般。里面的小生物这时好比乡间小路上被探照灯射住的鹿，因为秘密生活突然曝光，而吓得僵住片刻。然后，它们快速逃离光线和突然变干燥的空气，用各自专擅的方法四散逃命。
一只雌狼蛛往前猛冲了好几个身长的距离，仍找不到遮蔽处，只好停下脚步，呆呆站着。它那带着斑点的外表，具有拟态伪装的效果，但在螫肢与须肢间悬挂着的白色丝卵囊，却暴露了它的行踪。再靠近点儿瞧，遭受突袭时正在饱餐青苔的马陆，这时也卷起身子，准备御敌。在曝光的腐木尽头，有一只毒蜈蚣半个身子潜藏在树皮下。它的硬甲片仿佛闪闪发亮的棕色盔甲，注满毒素的下颚仿佛皮下注射器，蹲踞的腿则仿佛一弯大镰刀。只要不抓它，毒蜈蚣倒是没什么可怕的。但是谁敢碰触这条小毒龙？于是我抓起一根小树枝来戳它。快滚开！它翻了个身，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了。现在，我总算可以安心地用手指翻弄腐殖土，寻找那些不太可怕的小东西了。
这些节肢动物其实已经是这个微观世界里的巨无霸。（请容我再稍做说明。）这种体量的动物都是数十只一起出现——如果是蚂蚁或白蚁，则是数百只地出现。如果能够把视野再放大10倍，捕捉到那些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动物，它们一出场，数目可是以千来计算的。例如线虫和管蚓类、螨、弹尾虫、寡足类、双尾类、综合类以及缓步类等，全都生机盎然地生活在地表下。将它们撒在白色帆布上，每一粒蠕动的斑点，其实都是一只完整的动物。总合起来看，它们的外貌远比附近所有的蛇类、鼠类、麻雀以及其他脊椎动物加起来更有看头，也更多样。它们的窝是一处缩小版的洞穴迷宫，迷宫的墙壁则是由腐朽的植物碎片与长达10码的真菌丝，紧密交织而成。而这些正是我们脚边地表层的动物群（fauna，或译动物区系）和植物群（flora，或译植物区系）。继续探索，继续放大，直到眼光穿透沙粒上微薄的水膜，在那儿，你能在极少量的泥土或虫粪里，找着多达百亿个细菌。
这么一来，你将触及能量层阶最低的分解者世界，这是继你隐居瓦尔登湖畔150年后我们所了解的知识。
在我们脚下所踩的泥土和腐败植物中，存在着奔放的自然世界。肉眼所见的野生动物或许已经消失——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已开发的森林中，再也见不到狼、美洲狮以及狼獾的身影。但是，另一个甚至更古老的野生世界依然存在。显微镜可以帮助你探访它。我们只需要把视界缩窄，观察森林里一千年前树木的一小部分即可。而这就是身为小型生物博物学家的我能够对你说的。
“Thó-reau”，你的家族把姓氏的重音放在第一音节，念起来就好像是“tho-rough”（完全的），不是吗？至少有人发现你的好友爱默生（Waldo Emerson），曾经在笔记里随手这样写过。梭罗，完全的博物学家，你应该会喜欢最近我们为纪念你所举办的“生物多样性日”（Biodiversity Day）。构思的人是康科德居民彼得·奥尔登（Peter Alden）
，他同时也是国际野生动物旅行团向导[名字很好记，因为他是著名的清教徒约翰·奥尔登（John Alden）
的后裔]。1998年7月4日这天，也就是你于1845年移居瓦尔登小屋的纪念日，一百多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博物学家加入彼得和我的阵容。我们开始着手列出我们在一天之内能够靠肉眼或是放大镜，在瓦尔登湖周围康科德和林肯一带能够发现多少野生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真菌。我们预定的目标为1000种。
最后，这支饱受荆棘剐伤、蚊虫叮咬的队伍，在黄昏的户外晚餐席间，宣布了总数：1904种。嗯，应该说是1905种，因为第二天早晨，一只驼鹿（Alces alces）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闲逛进康科德城中心。不过，它很快又走了，而且显然已离开康科德地区，因此生物多样性数据又再度跌回前一天的水平。
你要是回来参加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日活动，恐怕也不会引起注意。当然，前提是你如果能节制一下，不要把波尔克总统（President Polk）和墨西哥问题
一道带来的话。即便你那身1840年代的服装，也不会太惹眼，因为我们全都身着邋遢的野外工作服。同样，你应该也能了解我们的用意。根据你最后两本著作《种子的信仰》（
Faith in a Seed
）以及《野果》（
Wild Fruits
，于1990年代出版，由你的几乎无法辨认的笔记整理而成）
，很显然，在你即将过早离世之前，你正朝向科学的博物学方向发展。你这种转变十分合乎逻辑：每一项科学的源头都起自观察、描述，然后命名。人类似乎总是本能地用这种方法来征服周遭环境。如果不知道植物或动物的名称，我们就没办法把它们研究清楚，也因此，拿着观察指南去赏鸟才会如此快乐。奥尔登的点子很快就大受欢迎。就在我2001年撰写本书的时候，生物多样性日活动（或是所谓的生物突袭活动，bioblitzes）不只在美国各地举行，还包括奥地利、德国、卢森堡以及瑞士。2001年6月，来自全美260个城镇的学生，加入我们在马萨诸塞州举办的第三届生物多样性日活动。
我在瓦尔登湖畔的第一天碰到了帕克（Brad Parker），他是一位有性格的演员，是诸多在你那重建的小木屋扮演你的演员之一。他沉浸在梭罗这一角色中，而且惟妙惟肖的程度，简直令人忍俊不禁。在我们交谈过程中，他一刻也不愿脱离你的角色，多亏他，我足足享受了一小时，沉浸在他所创造出来的1840年代的氛围之中。礼尚往来，我也反邀他和我一起窥探躲藏在附近石块、枯枝下的昆虫或其他无脊椎动物。我们朝向一团浅黄色的蕈类走去。这时，这位新梭罗（NeoThoreau）提醒我，咱们头上的树冠中，有一只画眉正在高歌，由于我的高音域听力不佳，那原本是我听不到的声音。
我们就这样相处了好一阵子，他不时吐露几句属于19世纪的俏皮话和对白，而我则尽力扮演穿越时空的访客的角色。偶尔头顶传来即将在汉斯科姆场（Hanscom Field）降落的客机轰隆声，但是我俩听若不闻。此外，69岁的我和30多岁复活过来的你，梭罗先生，一块儿谈天，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就某方面来说，这样安排甚至更为恰当。我们这一辈的博物学家，正是由你们那一辈成长而来、知识更丰（就算不是更有智慧）的一代。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知识增长的情形。新梭罗和我谈起，你曾在《瓦尔登湖》中描述过一场蚂蚁战争。某个夏天的早晨，你发现就在你的小木屋旁有一场蚂蚁大战，一群红蚂蚁和一群黑蚂蚁上颚交缠，短兵相接。已死或垂死的蚂蚁散落了一地，受伤但还能动的，则奋战不懈。这真是一场蚂蚁界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
。正如你所说，在康科德桥（Concord Bridge）上的冲突，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而这个来自瓦尔登湖畔的枪声，引发了美国的革命战争。
在这里，可否容我解释一下你看到的现象？那其实是一场奴隶掠夺战。
奴隶贩子是红蚂蚁，学名很可能叫作亚全山蚁（Formica subinteyra），受害者是黑蚂蚁，学名应该是亚丝山蚁（F. subsericea）。红蚂蚁去劫掠黑蚂蚁的幼儿，说得更准确些，是去掠夺它们尚未孵化的茧或蛹。这些幼虫遭绑架后，便在红蚂蚁窝完成剩余的发育过程，最后变为成年的工蚁。然而，由于它们本能地会接受生平中遇到的第一批工蚁作为同伴，因此便会自愿被红蚂蚁群奴役。想想看！就在美国最反对蓄奴的人士家门口，上演一场奴隶掠夺战。几百万年以来，这种残酷的达尔文生存竞争始终占上风，而且以后还会如此，这群受害的蚂蚁不可能等得到一位林肯，或是梭罗，或是南北战争前协助黑奴逃跑的秘密管道来拯救它们。
如今，您这位自然保护运动先知，甘地（Mahatma Gandhi）与金（Martin Luther King）的精神导师
，总算得到这份迟来的认可。你是人类社会情境的敏锐观察者、庸俗文化的声讨者、在新大陆中漂流的禁欲者，每个世代都有你重生的影子，带着新的意含与细微差异。于是，他们尊称你为康科德贤人——圣亨利，你的历史地位的赢得当之无愧。
但从另一方面看，你不能算是伟大的博物学家。（原谅我这么说！）你就算把短暂的一生都投注在博物学上，你的成就也将远不如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阿加西（Louis Agassiz）以及采集量惊人的北美植物收集家托里（John Torrey）
，而且今天肯定没有什么人还记得你。你如果长寿一些，情况当然又另当别论，因为就在你离开人世之前，你在博物学方面正在快速地为我们创造机会。对森林演替以及植物群落的其他特性，你的看法直指现代生态学，功不可没。
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了解你为什么要到瓦尔登湖畔来居住，对此，你说得够明白了。没错儿，你选择这个地点为的是研究大自然。但是你大可住到你母亲位于康科德城中心的房子，每天轻松步行半小时，到郊外观察大自然。而事实上，你确实也常常跑到母亲家打牙祭。再者，你的小屋也称不上是野地隐士的居所。附近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野外，就算瓦尔登湖周围的森林，到了1840年代，也早就萎缩到最后的边缘。
你把孤独当成你最爱的伴侣。你说，你一点儿都不害怕沉溺在自己的思绪中。然而你却是那么渴求人道，你的声音在情感和哲理上，又是如此以人为本。而且瓦尔登小屋总是欢迎访客。有一次，超过25名访客同时挤进你的小屋，几乎是摩肩接踵。你似乎并不害怕紧挨着的人体——但是我怕。你通常都很孤独。在寒冷的雨夜中，通过菲奇堡（Fitchburg）线的火车汽笛声，或远方正在过桥的牛车所发出的隆隆声，都会带给你安慰。尽管你害羞得要命，有时，你还是会特地出去找寻人影，任何人都可以，只为了和人说说话。照你的说法，你黏着他们不放，简直像水蛭一样。
简单地说，你实在一点儿都不像拓荒者，不像那种面容冷峻、背着干肉饼和长枪的人物。没错儿，拓荒者不会悠闲地漫步、采集植物，或是读希腊文书籍。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业余博物学家寄居在一间荒芜的森林边缘玩具般的小屋中，后来又如何会变成动物保护运动的奠基圣贤？以下是我的推论。你渴慕神灵，因此你试图把物质生活降到最基本的水平，以寻求事物的真谛以及《旧约圣经》的实践之道。小木屋是你山边的洞穴。你以贫穷换取相当程度的自由生活。唯有这样做，你才能找寻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挣脱日常琐事和忙碌对生命的束缚。按照你本人的说法（我没敢更动你原文中任何一个字），你住在瓦尔登湖畔。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那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么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做出一个真实的报道。
有一点，我想你是弄错了，你认为生命的方式可以有无限多种，仿佛是从圆心往圆周画出的半径一样，而你的选择只是其中之一。恰恰相反，人类心智总是只沿着几条有限的、可以想象出来的路径发展。我们总是本能地选择能使自己获得满足的路径。就是因为人性的强健，人类才会栽种植物，天神才会老是住在高山上，而湖泊也总是被视为世界的眼睛（根据你的隐喻），让我们借以衡量自我的灵魂。
人类渴望寻求经验的完整与丰富，但是当这些索求迷失在烦乱的日常生活的作息表之中，我们便会往他处寻求。当你将身外的牵绊降低到最少时，你那训练有素且敏锐的心灵，顿时落入无法忍受的真空之中。而这就是事物的本质：为了要填补这份真空，你发现了人类的天性——拥抱大自然。
你的童年经历决定了你的目的地。你不会跑到当地某处玉米田或采石场去，你也不会跑到波士顿的大街上，虽说当时它已是一个新兴国家的蓬勃中枢大城，但是到这儿当游民，很有可能丧失个人尊严，甚至赔上性命。因此，理想的地点一定得是一个能同时容纳贫穷与富足的地方，而且风景还要足够秀丽，作为精神上的补偿。环顾康科德地区，还有什么地方能比湖边的一块林地更理想呢？
你把现实生活里大部分的财富拿来换取自然界中同等的财富。这样的选择完全合乎逻辑，原因如下：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完全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以及“完全投入社会、与他人互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个令自己安适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总是没法固定，我们因此而焦虑、动摇，将自己的生命驶入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天性所造成的激流之中，承受来自两个极端的压力。但是，我们所感觉到的这股不确定性并非诅咒，它不是通往伊甸园外的路途上的迷惑。它只不过是人类的环境。我们是有智慧的哺乳类动物，适应了进化（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适应了上帝），可借由合作来追求个人的目标。我们把最珍贵的自我和家庭摆在第一，之后才是社会。就这个层面来看，我们人类和你家屋边的蚂蚁群（他们紧密团结，仿佛一个超级生物体），显然是两个极端。我们的生命也因此成为无解的难题，成为一场追寻不确定目标的动态过程。它们既不是礼赞，也不是奇观，而是如同近代一位哲学家所说的，一场困局。
所谓的仁道，是人类这种动物在天性的驱使下所做出的道德抉择，以及为了在变动无常的世间寻求自我满足所想出的各种方法。
你来到瓦尔登湖寻求人生精义，不论在你心里认为是否成功，你都谈到了一项感触很深的道理：大自然永远能供我们探索，它既是对我们的考验，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它是我们天生的家园，它就是一切。救救它吧，你说过，保护世界就在于保护它的野性。
这封信写到尾声，现在，我不得不报告坏消息了。（我拖到最后再说。）2001年，大自然在你我眼前随处消失——被切碎、摧毁、犁耕、攫取、取代，这一切都是人类所为。
你那个时代的人，恐怕想象不出规模这等宏大的破坏。1840年代，地球人口只有10亿多一些。他们绝大多数以务农为生，少数人家只需要两三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生活。当时美国境内还有很辽阔的土地未开垦。美国以南的几块大陆上，那些大河流域上游、难以攀越的高山上，长满未经破坏的热带雨林，里面的生物多样性丰富至极。当时这些野生生物仿佛天上的星辰难以企及，永远存在。但是由于西方文明的情感是亚伯拉罕式的，这种情况注定不会长久。探险家和殖民者遵守的都是《圣经》里的祈祷：让我们拥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流淌着奶与蜜的美地，直到永远。
如今，已有超过60亿人口拥塞在地球上，其中许多人都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差不多有10亿人口濒临饿死的边缘。所有人都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很不幸，这些办法也包括破坏残存的自然环境。广大的热带雨林已消失了一半。世界上未开拓的地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自从人类出现以后，植物和动物物种消失的速度增快了百倍以上，而且到了21世纪末，现有物种将会消失一半。到了第三个千年开始时，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但是，情况并不像《圣经》所预测的，会发生一场超级大战或人类突然灭种。相反，那会是一个饱经蹂躏的星球残骸，而加害者正是数量过多、充满才智的人类。
目前，有两股科技力量正在相互竞争之中，一股是摧毁生态环境的科技力量，另一股则是拯救生态环境的科技力量。我们正处在人口过多以及过度消费的瓶颈之中。如果这场竞争后者得胜，人类将会进入有史以来最佳的生存状态，而且生物多样性也大致还能保留。
我们的处境非常危急，但是还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存在，胜利可能终会降临。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缓，如果人口增长曲线维持不变，21世纪末地球人口总数将介于80亿到100亿之间。专家告诉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还是可以维持相当的生活条件的，但也只是勉强及格，因为全球每人平均耕地面积与可饮用水的数量，正在下降。另外也有专家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同时保护大多数脆弱的植物及动物物种。
为了要通过此一瓶颈，我们亟须一套全球土地伦理。这套全球土地伦理不是随便制定的，只要大家都同意即可；相反，它的基础在于最深切地了解人类自身以及环境，而这份了解可以经由现存的科技来协助达成。其他生物当然也很重要。而我们的管理方式绝对是这些生物唯一的希望。明智的做法是，我们应该仔细倾听心灵的声音，再借助所有可能的工具，理性地采取行动。
亨利，吾友！谢谢你率先提出这项伦理的第一要义。如今，轮到我们来总结一条更全面的智慧。生物世界正在步向衰亡，自然正在你我繁忙的脚下崩溃。我们人类一向太过热衷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没有预见到我们的行为所造成的长远影响，人类要是再不甩开自己的幻觉，快速谋求解决之道，将来可要损失惨重了。现在，科技一定得帮助我们找寻出路，走出困境。
你曾说过，老习惯适合老人，新行为适合新人。但我认为，就历史的角度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你是新人，我们是老人。然而，我们现在还能变得更智慧些吗？对于居住在瓦尔登湖畔的你来说，野鸽子的晨间哀歌，青蛙划破黎明水面的呱呱声，就是挽救这片大地的真正理由。对于我们，挽救它则是为了准确掌握事实，探究事实所隐含的意义，以及如何运用事实以达成最佳效果。所以，共有两种事实，你、我以及所有现在的和后来的人，只要接受大自然的主宰，便都会得到。
此致
爱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