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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强烈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之间在自然环境、居住人口及其生产方式、居住方式、文化形态（特别是方言和习俗）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且不说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较大距离的区域差异（如大区之间或省际的差异），即便是在乡村旅行，我们也会发现，每隔二三十公里，生活方式、自然条件、聚落类型乃至田野形象和色彩全都会发生变化。每个村庄、每个乡镇、每个县都有属于自己的地域特征。这些地域特性早已渗透在平民百姓的心坎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随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地区特性似乎正在逐渐消失，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地区发生的变化，都有别于邻近的其他地区，或者变化的方式各具特点，从而造成了界线分明的新差异。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开始思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问题。首先，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通过观察、感知而得以描述、展示并赋予其意义的，这种可以通过观察而认知并加以描述、展示的区域差异，可以概括为“景观多样性”，它主要包括自然景观的多样性、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以及景观认知与意义的多样性。而不同区域在景观方面的差异（景观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这不仅是因为“今日的”景观乃历史时期的遗存与积淀，更由于景观是人与环境的统一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本身就蕴含着对历史过程的记忆与解释。因此，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乃至政治模式、文化形态诸方面也会有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是造就“今日的”景观多样性的重要原因。这些差异，可概括为“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它主要表现在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三个方面；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即：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单一的轨迹，不同的区域都可能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不同区域在历史发展的出发点、走向与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等方面，都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即其所走过的道路根本不同，而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曲折或分歧。而不同区域所走过的、有着根本性不同的道路，则可称为“区域性道路”。
迄今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阐释，大抵都假定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均基本遵循一个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走过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这主要有两种阐释路径：一是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阐释体系，强调人类历史均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的演化，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自亦如此，中国各个地区亦概莫能外。这种思想方法假定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并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作为“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分析中。显然，这种阐释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和未经证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的，远远脱离了历史事实；其关于中国各地区历史发展走向的断言，更主要是出于先验的预设，主要是靠预设和臆测构拟历史，先定下框框，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中。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一阐释体系已失去了其赖以成立的方法论基础，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认为中国各地区均走过相同或相似历史道路、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与文化一致性的第二种阐释体系，则以“朝代更替”为核心线索，认为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变动，均与王朝的更替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假定各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与王朝的兴衰更替同步的，因而也就是相对一致的。这样，有关各地区的历史发展，就主要被叙述为王朝武力向各地区的扩张与征服，人口迁移带来了各地区的经济开发，然后是王朝制度在各地区的推行以及所谓“教化”的展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国文化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得到贯彻与展开，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遂得以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轨道中。“王朝更替”的叙述与阐释模式，掩盖了不同区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进程简单化了，因此已受到广泛的质疑，在很多领域实际上已经被摈弃了。
区域多样性的视角引导我努力突破这种单线式的思考方式，更着意于探究不同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纳入中华帝国体制内的根本性需求，分析这些区域自身的历史轨迹，理解其区域特性的形成及其与大一统帝国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别与关联。质言之，即探寻不同区域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考察这种区域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近年来从事中古时期南方史地研究的基础上，我尝试摸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南方脉络”，试图将汉人群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区分为“中原道路”与“南方道路”；进而认识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新疆（西域）地区、青藏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均有别于中原和南方地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当可视为与“中原道路”、“南方道路”并存的区域性历史发展道路；使用中原王朝的更替以及中原王朝对这些民族地区的征服与控制，作为建构这些地区历史、文化阐释体系的基本框架，不过是“大中华主义”（又以“大汉族主义”为其核心）观念下历史阐释体系的组成部分，反映的仍然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这样，我即初步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中原道路、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与沙漠绿洲道路等五种区域性历史发展基本道路的看法。
不仅如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有三个根源：一是自然的多样性，二是人群的多样性，三是人群对多样性自然的适应、应对与抉择的多样性。因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是绝对的，而一致性则是相对的。
区域多样性的思想方法，不仅使我更着意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多元构成，强调中华帝国与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还促使我以一种更为宏大、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在宏大的中国历史叙述中未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各种区域性的历史与文化，尊重诸种形式的区域特性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承认并致力于揭示其在人类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我将关注的目光从巍峨的殿堂转移到乡村的庙宇、集市，从“核心”转移到“边缘”，从“正统”转移到“异端”——但这不是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改变，因为在“多样性”的思想方法中，朝廷的殿堂与乡村的庙宇、核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同等意义的存在，是并列共存的关系，并无上、下或重要、次要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