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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景观多样性出发，追寻其形成过程与历史根源，逐步认识到景观多样性主要源于自然的多样性、人群的多样性、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从而加深了对区域多样性的认识。区域多样性的视角与思想方法，促使我们更着意关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多元构成，强调中华帝国与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单一的轨迹，不同的区域都可能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它还促使我们以一种更为宏大、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在宏大的中国历史叙述中未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各种区域性的历史与文化，尊重诸种形式的区域特性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承认并致力于揭示其在人类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
（一）“五种社会形态演进”阐释模式的终结
迄今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阐释，大抵都假定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均基本遵循一个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走过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历史叙述与阐释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阐释体系，强调人类历史均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的演化，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自亦如此，中国各个地区亦概莫能外。这种思想方法假定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有其共同性，承认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并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作为“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分析中。
这种思想方法，在根源上来自早期进化论，并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与提升，而赋予了崭新的内涵。早期的进化论者以人类在心理方面的类同性为前提，认为人类有相同的心智过程，对相同的刺激产生相同的反应，从而决定了人类文化与历史的统一；不同地区的人群都会经历相同的历史过程，走过同样的道路，逐步从简单的文化、低级的社会形态，向复杂的文化、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这一过程并表现为阶段进化的模式，不同社会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别，主要是因为它们以不同的速度经历这个过程。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说：“人类社会的制度一如其所居住的地球，也是层系分明的。它们次第演化，序列一致，全球如此；即使有种族和语言的表面差异，却由于相似的人类特性而成型，且经由连续变化的情况而影响着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的人类生活。”
摩尔根也指出：“人类出于同源，在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有相似的需要，并可看出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有同样的心理作用。”而“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由于人类起源只有一个，所以经历基本相同，他们在各个大陆上的发展，情况虽有所不同，但途径是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 “人类的主要制度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而且，由于人类的心智有其天然的逻辑，心智的能力也有其必然的限度，所以这些制度的发展途径与发展方式早已注定，彼此之间虽有差异也不会过于悬殊。”
一个多世纪以来，早期进化论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或修正。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的奠基人博厄斯（Franz Boas）指出：以人类心理的同一性或地理环境的类同来解释和论证人类历史与文化的一致性，至少在方法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前者仅仅是出于未经证明的臆测。他曾举例说：“除非能列举出占据压倒性多数的证据，说明双系家庭保留有最初母系时代的特征，否则，我们就没有权利去断定一切古代亲属群体都经历了一致性的过程（由母系向父系转变），并具有相同的模式。”因此，早期进化论从部分个案研究出发、通过推演、得出人类历史与文化一致性的思想方法，漠视文化形式和社会形式的多样性及多种特点，是不能接受的。在他看来，“每个文化集团（族体）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该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所以，“现代（学术）倾向否认存在一种代表全世界文化发展历史的一般进化图式”，强调“不同地区文化平行发展的重要性”。
如今，早期进化论已被证明是谬误的，至少是不完善的，在方法论上是不可取的。即使是坚持进化论观点的新进化论者，也不得不对早期进化论的“单线进化”或“直线进化”论作出修正，提出“多线进化论”：世界各地不同人群多种多样的文化是由他们所处的多种多样的环境造成的，文化通过不断适应、变化，而呈现出多样性来。因此，“世界上没有什么唯一的神奇公式，可以去预测一切社会的进化。在特定的社会中，文化的实际进化是一种适应的过程。因此，社会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时，要顾及自然和社会文化的环境。这些环境千变万化，存在问题层出不穷，解决办法也就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不可能存在一种对整个人类社会都同样有效的唯一的决定因素”
。
因此，认为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发展必然或必须依次经过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历史阶段的看法，是建立在不系统的和未经证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的，远远脱离了历史事实；其关于中国各地区历史发展走向的断言，更主要是出于先验的预设，主要是靠预设和臆测构拟历史，先定下框框，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中。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一阐释体系已失去了其赖以成立的方法论基础，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即便是坚持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各地区历史发展或坚持套用五种社会形态演进模式的学者，也逐步认识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发展形式上有多样性；某些地区和人群在一定的条件下超越一个甚至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向前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二）走出“王朝更替”的叙述与阐释模式
认为中国各地区均走过相同或相似历史道路，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与文化一致性的第二种阐释体系可以概括为“汉化模式”。这种阐释体系将中华帝国描述为一个“同心圆式”的结构：从帝国体系的腹心地带（核心区），向遥远的帝国边疆（边缘区），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与控制强度依次递减，经济形态依次由发达的农耕经济向欠发达的半农半牧、落后的游畜牧经济过渡，社会结构亦由相对紧密、典型的汉人社会向相对松散的非汉人社会渐变，文化内涵则由以所谓“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向尚武、“好巫鬼”的“蛮夷文化”递变，甚至各地民众对王朝国家（或“中国”）的忠诚程度也随着其居地距王朝核心越来越远而越来越低。与此种同心圆式的结构相配合，其形成过程就被表述为从王朝国家统治的核心，不断向外辐射其政治、经济与文化支配力的军事扩张、政治控制与开展“教化”的单向的“融合”或“同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汉文明或华夏文明从以汉人为基础的中华帝国中心，逐步传播或扩散到不同种类的边陲人群当中，从而使边陲地区的历史进程得以与帝国中心区域保持相对同步或经历同样阶段，边陲地区社会文化的特点与差异主要是由于其接受汉文明或华夏文明的早晚和程度。“它假定一种单一的文明媒介，从汉人为基础的帝国中心，直接传导到不同种类的边陲人群当中。扩张、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叙述，被看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单向同化方向”，从而将复杂多样的区域历史过程简单地化约为大一统的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
，并进而将“王朝更替”作为叙述并阐释各区域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架构。在这种叙述与阐释架构下，各地区的历史过程被用“王朝更替”的叙述框架整合起来：新王朝的建立，意味着各地区的经济复苏、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与文化进步；随着王朝的文治武略达到鼎盛，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均得到长足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各方面均呈现出繁荣景象；到王朝后期，吏治腐败，人民负担沉重，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乃走向衰落以至凋敝，王朝也随之灭亡。又一个新王朝建立，各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乃开始另一个周期性循环。
这种阐释模式，在思想方法上与文化传播论是一致的。文化传播论相信：人类文化的绝大多数方面都起源于一个地方或少数地方，然后通过迁移或模拟扩散到其他地区。因此，各地区社会文化的基本架构最终是指向一致的，其差异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限制了文化的扩散与传播所致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不同的模式。
文化传播论的根本性缺陷是把文化现象与其创造者分割开来，没有看到作为创造者的人的作用。同样，“汉化”的阐释模式，完全忽视个体在文化建构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倾向于将各地区的土著人群与地方社会从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线索的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叙述中排除出去，将一个预设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硬套到各个地区、各个地方，从而使活生生的民众生产、生活、信仰的历史，成为没有生命力的、死板板的朝代历史的地方版。
在以“王朝更替”为核心线索的叙述与阐释模式中，各地区及居于其间的人群，一直是“被动的”：他们首先是“被征服”，然后是“被控制”——被纳入版籍，被编入里甲，被作为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被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然后是被“教化”，“被标识”为某种特定的身份或族群；与此同时，这样的区域“被移入”汉人移民，其土地资源“被开发”为农耕地……这些被动态充分地突显了这一阐释模式下“民众”在历史过程中的缺失或无足轻重。“人”仅仅被视为王朝国家征服与统治的对象，而不是活生生的、与王朝国家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懂得利用政治经济手段与文化策略的、具有历史与生活经验的、有矛盾的心理和情绪的“人”。同样，在这种阐释模式下，各个地区的“地”也只是王朝统治下的疆土，是向王朝提供贡赋的土壤，是几乎整齐划一的田地，没有山地与平原之别，也没有气候之异，更没有居于其上的“人”对“地”的适应、抉择与创造。更重要的是，这种阐释模式还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越靠近王朝统治的核心区、与王朝统治“同存亡、共命运”的地区，越是先进的核心区；距离王朝统治的核心区越远，社会经济与文化就越落后。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王朝更替”的叙述与阐释模式，把中国历史的发展描述为扩张、移民、开发、教化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掩盖了不同区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进程简单化。区域多样性的视角引导我们努力突破这种单线式的思考方式，更着意于探究不同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纳入中华帝国体制内的根本性需求，分析这些区域自身的历史轨迹，理解其区域特性的形成及其与大一统帝国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别与关联。质言之，即探寻不同区域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考察这种区域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不仅北方草原地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青藏高原以及西南边疆地区可能有其迥异于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的历史脉络亦不同于中原地区，甚至东南沿海山区的无数村落，即使它们经历着共同的王朝历史，也各自有着内涵很不相同的本地历史过程。
区域多样性的思想方法，不仅使我们更着意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多元构成，强调中华帝国与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还促使我们以一种更为宏大、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在宏大的中国历史叙述中未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各种区域性的历史与文化，尊重诸种形式的区域特性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承认并致力于揭示其在人类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将关注的目光从巍峨的殿堂转移到乡村的庙宇、集市，从“核心”转移到“边缘”，从“正统”转移到“异端”——但这不是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改变，因为在“多样性”的思想方法中，朝廷的殿堂与乡村的庙宇、核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同等意义的存在，是并列共存的关系，并无上、下或重要、次要之别。
因此，摆脱以“王朝更替”为中心线索的中国历史叙述与阐释体系，把目光从庙堂之上转移到山野之间，着意于追寻区域或地方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其与王朝脉络之间的关联），探究其自身的历史发展模式，应当是我们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与阐释体系的努力方向。只有当我们较充分地展示出中国各地区、地方乃至村落的不同形态、不同历史进程与不同历史发展模式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有一个更为清晰、更为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