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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在景观方面的差异（景观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这不仅是因为“今日的”景观乃是历史时期的遗存与积淀，更由于景观是人与环境的统一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本身就蕴含着对历史过程的记忆与解释。正是从景观的多样性出发，我们开始关注历史过程与特征的区域差异，认识到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乃至政治模式、文化形态诸方面会有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是造就“今日的”景观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我们把这些差异概括为“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它主要表现在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三个方面。
（一）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
“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主要是指不同区域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发展的起步有早、晚之别，发展有快、慢之分，道路有顺直与曲折之不同，发展水平有高、低之异。
各区域历史发展在起步方面有早、晚之别，已得到考古学研究的充分论证。一般认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可能是中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红山文化诸遗址特别是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率先产生了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古国）；山东地区（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代表）、中原地区（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代表）、长江下游江浙地区（以良渚文化为代表）、长江中游荆楚地区（以石家河文化早中期为代表）可能要稍晚一些，但至迟到公元前2600年前后，已出现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很可能已进入文明社会，或至少处于其门槛。公元前2600—前2000年，即通常所说的龙山时代，燕山地区、山东地区及长江流域却似乎出现了文化发展的低谷，红山文化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石家河文化晚期均比不上其前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高度，表现出明显的衰退态势；而黄河流域则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从而为夏商周文明的相继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显然，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位置，能够博采周围各地区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故自夏以后就越来越成为文明发展的中心，并在此后三千余年间（至12世纪前后），一直走在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发展的前列，长期保持领先地位。
自然条件与经济开发起步比较相近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速度也会很不相同。以长江中游江汉—洞庭平原和下游的太湖平原为例。《史记·货殖列传》将楚、越之地合称，谓其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啙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西汉中期成书的《盐铁论》也将荆、扬并称，谓其“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民鮆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
。
可知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其在两汉时期的发展速度亦基本相同。然六朝以迄于隋唐、两宋，太湖流域的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较成功地发展了以治水、圩田为核心的水利事业，所以，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太湖流域已稳固地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至出现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以及“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
而江汉—洞庭平原在六朝以迄唐宋时期的发展却相对缓慢；直到南宋后期，两湖平原地区才逐步解决平原湖区的防洪灌溉问题，兴起了垸田；到明朝前期，随着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江汉—洞庭平原的广大湖滩河滨才得到逐步开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以致到明中后期，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
显然，从六朝至南宋时期，太湖平原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而江汉—洞庭平原则相对缓慢；元明清时期，由于太湖平原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达相当高度，故发展速度放慢，而江汉—洞庭平原的基础较差，发展速度较快。
太湖平原与江汉—洞庭平原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实际上已隐含着二者所走过的道路有顺直与曲折之分别。这种分别并非道路的根本歧异，而只是在具体行进过程中是否存在曲折，以及存在怎样曲折的差别。相较而言：太湖平原的发展历程相对顺直，较少受到大规模战乱的影响；而江汉—洞庭平原的发展历程则相对曲折，经过几次大起大落。关中地区在发展进程中的曲折表现得最为突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秦、西汉时期，关中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政治核心区，史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在两汉之际的变乱中，关中颇受残破；东汉徙都洛阳，关中的政治地位降低，经济发展亦颇受影响。《续汉书·郡国志》所记永和五年（140）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郡户口数，合计为107741户、523860口，只有《汉书·地理志》所记元始二年（2）户数（647180户）的16.6%、口数（2436360口）的21.5%
，
关中社会经济在东汉时期的衰退由此可见一斑。晋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述关中衰败之迹甚详，谓：“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氐，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汉末之乱，关中残灭。”
故关中之衰落，可上溯两汉之际，而实自永初（107—113）发端，至东汉末乃彻底残破，故魏晋人乃视关中为荒残夷狄之区。至西魏北周及隋唐前期，奉行“关陇本位政策”，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复兴和长足发展。《隋书·地理志》所记大业五年（609）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合计为492294户
，已接近西汉元始二年户数；《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天宝元年（742）京兆、华阴（华州）、冯翊（同州）、扶风（凤翔府）、新平（邠州）、汧阳（陇州）、中部（坊州）等七郡（所统地域与汉、隋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大致相同）共有585609户
，
超过元始二年（2）户数。然即便是在盛唐之世，关中已现盛极而衰之象。《新唐书·食货志》谓：“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中唐以后，关中复频遭战乱，经济实力大减。《太平寰宇记》所记北宋初年（980—989）上述七府州主客户合计为197070户
，仅及盛唐天宝户的三分之一（33.7%）。北宋时期，关中复渐次兴复，至元丰二年（1079），关中七府州主客户合计达652511户
；崇宁元年（1102），上述七府州户数达653867户
，
超汉唐极盛时期的户数。然自宋代以后，关中不再是王朝统治的政治中心，故其政治文化的发展已远不能与汉唐时代相比。因此，关中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起伏跌宕，相当曲折。
由于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起步不同，发展速度各异，所走的道路亦有曲折顺直之差别，故就某一特定历史时段而言，其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总体发展水平亦各不相同。以汉代汉水流域为例。通过对人口密度、城镇密度与土地利用方式等农业社会下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考察，可以认知：在汉代汉水流域各地理单元中，南阳盆地的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在全流域居于领先地位，其次是襄宜平原、随枣走廊、汉中盆地，再次是鄂西北、商洛地区，汉水下游地区和安康地区比较落后。
就社会经济形态而言，同一历史时段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漆侠先生曾讨论宋代各地区间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别，认为：在宋朝统治下的东方诸路及成都府路、梓州路河谷地区和利州路的汉中一带，封建租佃制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两浙、江南东西路部分地区，租佃制获得高度发展，出现了“二地主”阶层，土地所有权、占佃权和使用权开始分离，分成制地租形态向定额地租演化；而海南黎族地区则仍由“各峒通同占据”田土，“共耕分牧”，实行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湖南路西部，广南西路的瑶族、壮族地区则实行村社土地所有制，“男丁受田于酋长，不输租而负其役”，很可能还处于奴隶占有制阶段；至于夔州路及其周围地区，则盛行庄园农奴制，“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相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使，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挥于其间”
。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段里，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别如此巨大，正说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极度不平衡。
（二）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
所谓“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是指不同区域在历史发展的出发点、走向与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即其所走过的道路根本不同，而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曲折或分歧。
人类得以生存、发展并组织社会，从而开始其文明历程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获取食物；生活于不同地区的人们“适应”其所处生态环境及“应对”其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获取食物的方式，即“获食模式”。采用不同的方式以获取生存及养育下一代所必需的食物，乃是不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在出发点上的不同。一定的环境区域——温带草原、暖温带平原、沙漠、热带雨林、极地高寒地区，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施行了种种限制（人们不可能在高寒地区耕种粮食作物，也很难在热带雨林里放牧牛羊）；但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人群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获食手段，而地区迥异的居民却完全可能采用惊人的相似手段。因此，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仅仅是人类获食系统多样性之形成的原因之一。某一区域范围内人群获食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仅仅是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或反应，而是地区群体对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诸如可供资源的数量、质量和供应的起伏波动及争夺相同资源的其他群体的活动，等等，所作出的反应。
而由于采用不同的获食方式，人群就会采取不同的居住方式与组织方式，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并逐步形成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形式与文化特性。因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有三个根源：第一是自然的多样性，第二是人群的多样性，第三是人群对多样性自然的适应、应对与抉择的多样性。
在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限制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水。因此，有限的居民分成小群星散在沙漠边缘的绿洲上，依靠灌溉，发展农业，逐步形成了“小国寡民”的绿洲国家。
《汉书·西域传》称：“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当时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共有“土著”（定居）的绿洲国家17个（另有以牧业为主的“行国”27个），其规模较大者如龟兹有户6970户、口81317、胜兵21076，焉耆有户4000、口32100、胜兵6000，较小者如渠犁有户130、口1480、胜兵150，车师都尉国有户40、口333、胜兵83，平均每个绿洲国家约有户1838、口14865、兵3046。
这些绿洲国家的经济基础是有灌溉系统的农业、园艺业以及家畜饲养。塔里木盆地南缘、今民丰县北境著名的尼雅遗址，一般认为是汉代精绝国的遗存。据《汉书·西域传》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户480、口3360、胜兵500。遗址沿着现已干涸的尼雅河两岸散布，南北10公里，东西25公里。房顶是用麦草、泥浆混合制成的，墙壁是用涂抹泥浆的柽柳枝编成的篱笆墙；环绕着居住地的是宽广的果园。
这个遗址所反映的经济生活在绿洲国家里是有代表性的。
在青藏高原的卫藏、安多和康木地区，地貌结构主要表现为高山、深谷与盆地相间，气候垂直变化明显，长期以来，即形成了农、牧并存的生计形态：在河流的横向剖面上，聚落散布在河谷、山麓，农田主要位于谷地，森林常常位于山腰，更向上则是牧场，即“谷里种粮，山上放牧”；在河流的纵向剖面上，下游多为平坝田地，农业所占的比例较大；中上游河谷渐窄，农业比重越来越小，牧业比重渐增，最后完全表现为游牧经济。农牧业并重的经济生活方式，导致了定居与迁移相结合的居住形态，给高原地区的社会与政治形态带来深刻影响：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集体性，使村寨（“得”，sde）与部落成为长期稳定的基本社会经济组织，每个村寨与部落均拥有相对固定的土地、牧场，在生产中分工协作，共同生活；这些村寨与部落是相对封闭的，青藏高原上随处可见的堡垒式村寨清晰地反映出这种封闭性；而孤立与封闭造成了一种离散的倾向，并构成了青藏高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基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青藏高原上分散着众多的小邦（rgyalphran）。《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小邦邦伯与家臣”描述吐蕃王国统一之前，“在各个小邦境内，遍布一个个堡寨”。“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应世而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面之首领，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鹘提悉补野之位势莫敌最为崇高。”
各小邦、部落各自为政，“相互剿灭”，互不统一，胜者为一，败者则被“收为编氓”，很可能是青藏高原历史上的常态。
在广袤的蒙古草原，由于气候与土壤条件均不适合发展农业，在很长时间内，居住于草原上的不同人群均以游牧作为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司马迁曾描述匈奴人的生活形态云：
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驘、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逐水草而居，随牧畜到处迁移，没有城郭，此即司马迁所谓的“行国”。游牧的草原地区，可以说是分散化与平等化的世界，分散、平等、自主乃是普遍的生存原则；而频繁的移动则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都是短暂的、易变的；个人对所属牧团或部落的认同，以及对部落领袖的效忠，都不必是永久的。这些原则与国家组成的原则（集中和阶层化）是相违背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与定居民族紧密的互动，游牧人群将组成小的自主团体，或是分散型亲族体系，而很难形成“国家”，更遑论“帝国”。
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暖湿的气候、肥沃宜耕的土壤，则较早地孕育了发达的灌溉农业。虽然“治水社会”或“治水国家”的理论备受批评，但人们仍不能不承认：灌溉农业需要调动大量的劳动力、布置任务、分配用水量和土地，从而提出了集中权力的要求——一些制定和实施决策的权力必须交给一个统一的权威，而不是均匀地分散在单个家庭中；随着灌溉的出现，不同土地间原来在生产效益方面的细微差别扩大了，从而导致了贫富的分化，以及生产的分工。集中控制和统一的决策、社会与经济的分化，最终促成了国家的产生。“集中”（权力的集中、人口的密集分布、财富的集中以及文化的集中），遂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并与草原地带的“分散”形成鲜明对照。
显然，塔里木盆地、青藏高原、蒙古草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这种差别根源于其生存环境以及生存于其间的各种人群对其所处环境及其变化的“适应”与“应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方式。虽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地区的人群不断流动、融汇、交流，其经济生活方式相互影响，在政治、文化方面亦有广泛的接触与互动，但是，由于其各自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在不同轨迹上运行的各地区社会历史并未汇合为一条道路：虽然中原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影响是强大的，但塔里木盆地、青藏高原、蒙古草原地区仍然得以保持其相对的自主性，大致沿着其固有的发展轨迹前行。
（三）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
所谓“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是指在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各种因素并不相同；同样的因素，在不同地区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可能不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乃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地区人口的繁盛就一定能带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六朝至唐宋时期，江南地区人口的增加不仅导致了精耕细作农业的高度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而且使这一地区逐步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人口的增加则可能进一步加剧生存资源的匮乏，群体间的冲突更加频繁，从而导致经济与社会文化的衰退。汉晋时代居于河湟地区的“西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随着部落的繁衍，河谷地带的耕地资源与草原资源愈显紧张，毗邻的部落之间为争夺狭窄的河谷地带而不断相互征战，所谓“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汉人的移入与垦殖更加剧了当地生存资源的短缺，汉、羌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引发了长期激烈的战争。至东汉中期，诸羌遂“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胜兵不过数百，亡逃栖窜，远依发羌”，河湟地区社会经济大幅度衰退。
清前期，秦巴山区人口尚相当稀少，多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乾隆前中期，“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
，以致山区人口大幅度增加。汉中府属留坝厅（今留坝县）乾隆三十八年（1773）有7851户，五十七年（1792）为9172户，嘉庆十五年（1810）为11736户，二十一年（1816）为14573户。
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嘉庆二十一年（1773—1816），年均户增长率达14.49‰ 。商州所属山阳县，乾隆七年（1742）有1851户、11794口，乾隆六十年（1795）增加到7806户、63201口，人口增长率为 69.51‰；道光三年（1823）达到107700口，人口增长率为19.22‰。
人口大幅度增加带来了山区资源的全面开发，但山区的人口承载力很快就趋于饱和状态，水土流失严重，水旱灾害加剧，土地愈加贫瘠，于是移民复离开山区。至光绪中期，秦巴山区一些地方的“高山棚民一往而空”，“川楚客民之有家可归者，皆已迁回原籍”，从而造成已垦耕地大面积抛荒，“凡半山以上之农田竟尺土不耕”
，“地之昔辟而今荒者，十居四五矣”
。山区经济出现全面衰退。
以朝代兴亡更替为核心的政治变动是制约与影响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的确，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社会经济的兴衰与王朝统治的兴亡之间表现出明晰的对应关系；但在另一些地区，这种对应关系可能不明显，甚至完全不存在这样的对应关系。例如：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东部地区的发展，即肇始于导致唐王朝衰落的“安史之乱”，并在唐后期日趋加快，在五代轮替和北宋前中期达到鼎盛；而在公元1100年前后呈现出减缓趋势，至13世纪达到最低点。
长江流域也正是在唐王朝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开始其大规模开发与经济快速发展历程的。因此，并不是每一地区的发展周期都是与王朝兴衰周期同步或对应的，而朝代的更替或王朝周期对于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施坚雅曾论证说：清朝初建时，对长江下游与中游的控制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而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上游却耗时数十年。这样，就两个区域而言，清初的安定过程对于长江下游地区（太湖平原）来说，因为带来的破坏时间较短，以至于它不过是自15世纪开始的上升阶段中为时甚短的轻微混乱；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却使这一地区以海外贸易为中心而带来的地区繁荣受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1661年至1883年间，在严厉的禁海政策下，从浙江到广东沿海一线的人口被迫迁往内地，大部分聚落被夷为平地，从而导致了这一区域经济的整体衰落。
生产力的进步，对于传统中国来说，特别是农耕技术的改进，一向被认为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大部分地区来说，农耕技术的改进，确实意味着生产力提高与社会经济发展；但在另一些地区，则可能主要意味着人类破坏自然能力的提高，却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一般认为，农耕经济是较之畜牧经济先进的经济生产方式，但是，并非在每一个地区，农耕技术的推广必然会导致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内蒙古东部西拉木伦河流域降水条件较为优越，10世纪时，这里是“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的肥沃之区
，孕育了辽帝国的主体民族契丹与奚，并成为契丹帝国（辽）的政治经济核心地区。正是在辽帝国的统治下，农耕技术在这一地区得到较为广泛的推行，部分草原被垦为耕地，农耕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但却削弱了契丹赖以立国的游畜牧经济，甚至出现了“土瘠樵绝”的现象，故入金以后，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核心的北京路政治经济地位大幅度下降。
在农耕技术中，精耕细作的连种制比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撂荒游耕—休耕制先进得多。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撂荒游耕—休耕制一直是南方山区旱地垦殖的主导方式，即使是在平原河谷地带已普遍使用犁耕、广泛采用连种制乃至轮作复种制之后，山区民众仍然顽强地保留其“原始粗放的”垦殖方式。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撂荒游耕—休耕制应当是与山区资源与环境条件较为适宜的农作方式。而山区环境的总体恶化，正是在连种制与轮作复种制在山区逐步推行之后。换言之，正是连种制与轮作复种制的推行，打破了数千年来撂荒游耕—休耕制下山区人地关系的相对平衡与稳定，从而成为山区环境恶化与社会经济衰退的动因之一。
综上所论，可以认知：在中国历史上，各地区走过的历史道路不尽相同，特别是蒙古草原、塔里木盆地、青藏高原地区，所走过的历史发展道路，很可能与中原地区有着根本性不同，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即便是走在同一条历史道路上的不同地区，在历史进程中也有不同，主要表现为起步有早、晚，速度有快、慢，道路有顺直或曲折，发展水平有高、低；而在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各种因素亦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