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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公使重光葵致币原外相函
机密公第448号
驻华重光公使馆致币原外相函（1931年11月2日）
先呈报我处制作的关于本次事件调查的宣传资料，英文资料译出后再追加奉寄。此函一并抄送驻外全部公馆。
一、国民政府将对己方不利的、与各国制定的条约称之为不平等条约，且欲利用排外运动来实现废除条约之目的，这已是国内外公认之事实。中国政府废除条约的实例是，在国民政府成立前的1925年，北京政府以比利时签订的通商条约的期限已满为由，否认该条约继续有效。
1927年，在日本的通商条约的改订问题上中国亦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国民政府一直以来坚持的。国民政府在与别国签订的条约到了改订期限后，根本不与他国进行改订的交涉，就单方面取消这些国家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1928年7月7日，在声明这一宗旨的同时，公布了对外国人裁判管辖的临时办法；又在1929年12月发表了可以看作是要在1930年之后撤废治外法权的宣言；更在1931年2月公布了民国法院可以对外国人行使裁判权的法律。此种单方面否认治外法权的态度对日本表现得格外明显，结果：
（一）由于1929年上海特别区临时法院（会审衙门）协定改订产生问题，国民政府即在日本政府改订通商条约的期限已到，不得继续主张治外法权的前提下，拒绝参加该条约的改定谈判；
（二）1928年以来，国民政府屡次要求那些具有治外法权的国家举行通商条约改订会议，却唯独只对日本不提该要求。
二、如前所述，民国一面拒绝承认条约，另一方面欲以收回条约规定的权利与利益，达到驱逐外国势力的目的，并以此而利用了排外及抵制洋货运动。之前，在1925年国民政府控制下的香港和广东发生的抵制英货和针对英方的苦力罢工，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英国势力，这些都是在（国民）党部的指导下进行的，1927年收回汉口及九江的英租界，虽然最后缔结了英国民间协定，但也是在国民党等的领导下，鼓吹排外的群众以暴力占领了租界的。
这些收回权益的行动对日本也很激烈，在满洲更加明显。满洲和民国本土隔绝，在30年前还仅仅是片未被开发的殖民地，通过日本所作的长期贡献，现在已经变成民国最富饶的地区了。但国民政府不顾这一点，也从未考虑日本在此地区设定权益的历史沿革以及日本所作的贡献，采取各种手段想要驱逐日本势力并收回日本的权益。具体作法如下：
（一）国民政府对大正四年（1915年）的南满洲以及东部内蒙的条约，自1921年华盛顿会议以来就主张废除。
最近又根据单方面措施，采取否认的态度，用阴险险恶的方法务求收回日本政府及人民的既得权益。南京政府公然提出收回旅顺、大连的要求。
（二）民国持续违反关于禁止修建南满洲铁路并行线的条约以及向日本借款修建铁路的商定，使用本国的资金修建和南满洲铁路事实上是并行的打通线，并在它（打通线）左右两侧修建海吉及沈海线。
（三）国民政府向南满铁道公司借款修建了吉敦、洮昂两条铁路作为满洲铁路的培养线，但没有清偿借款。这些铁路和上述满铁的并行线连接，增强了并行线的竞争性。
（四）百般阻挠完成间岛条约规定的吉会线。
（五）既设的民国铁路将盈亏置之度外，采取运费政策以及差别运费政策，导致满洲铁路的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六）东三省的官宪无视条约规定，禁止向日本人出租土地，甚至利用官宪非法施压收回日本人既有的土地权利。
（七）对多年来在南满洲开拓水田，为南满洲产业开发作出了极大贡献的朝鲜人进行迫害、驱逐，并随意逮捕和处罚朝鲜人，或废除佃户契约将他们驱逐出境。万宝山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八）此外，欺压位于南满洲的日本及日本人的矿山、森林以及农业等企业，并侵犯他们的权益。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
三、民国对外国以及外国人权益的否认及一系列排外和抵制洋货运动，实由来已久，早在孙文的遗训中就有已存在。孙文指出，民国应该建立在民族、民权及民生三个主义之上。这个在他革命初期所表述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为其最终目的，为使其得以实现，就必须确立民权、伸张民生。作为达成此民权主义的方法，必须首先驱逐在民国的政治及经济上的外国势力。基于民国的现状，在还不具备完全驱逐外力的实力的时候，就应该采取对外不合作主义来与外国对抗。为了实现它，其一就是采取消极策略，即不为外国人劳动，不使用洋货，不使用外国货币。换言之，根据孙文的遗训，要实现民族主义，就要驱逐外国势力，而发起排外和抵制洋货运动是实现目的的唯一手段。
孙文的三民主义成了国民党的纲领、建国大纲的基本原则，孙文的遗训最后成了国民党党员的宪法。以国民党执委中的一人担任政府主席的国民政府，理所当然就是遗训、国民党纲领以及建国大纲的忠实的执行者。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就是所谓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它的手段就是指导并控制激烈的排外以及抵制洋货运动，都基于以上背景。
四、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指导与控制下的排外以及抵制洋货运动的实际方法，堪称与时俱进，并愈来愈详细周密，其大概情形，就是以中央及地方党部为主，在各地组织一个团体（反日会或抗日会等），通过这一组织，党部指导以上运动，同时作为抵制洋货的方法，通过报纸宣传、传单以及海报来煽动民众的排外情绪。禁买洋货，禁止为外国人劳动，甚至给予违反禁令的人不应该在文明国家看到的很苛刻的残酷制裁。这次排日及抵制日货运动，就是以上方法的彻底体现，而且在中央及地方党部的统制下，行为极有组织。日本货物的受损额已经相当大。
民国政府为了不给他国留下“干涉”的口实，以及防止他国舆论对民国造成不利影响，极力避免发生对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造成直接损害的事情，暗地却强制国人和日本人断绝经济来往。国民党以及政府作为运动的指挥及领导者，根据需要调整运动的激烈或缓和程度。虽然目前民众还比较听从约束，但向来一般民众都是比较冲动的，万一将来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恐怕就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了。这样的例子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结果政府不能控制民众的激烈情绪，为了保证其（统治）地位，最后不得不采取了迎合民众的态度。
事已至此，居住在偏远地方的我居留民也因为排外和抵制洋货运动的威胁，日益增强了不安全感，陆续有人撤离。郑州、云南、成都、重庆、赤峰等地的日本帝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也因为恐怖运动危及到了生命安全，不得不撤到距离最近的日本领事馆或公使馆避难。
五、在政府指导下的抵制洋货运动实际上是战争的代替手段，其所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这里就不重复叙述了。换言之，作为国民政府否认条约以及收回外国权益这一国策驱动下的抵制洋货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向所有条约国发出的挑战。
《东京审判辩护方被驳回和未提交资料》（第三卷），
第102—105页。平静、雷国山 译
日本外交协会编《日支纷争》拔萃（1937年，2—5页）
（1）背景及原因
诱发北部支那战争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仍是基于经济理由。
在观察近年来日本产业经济的显著发展时，可以明白很多东西。以制造业为例，在过去20年间，与英美两国相比（以大正二年的指数作为100），三国的指数如下：
大正二年（1913年） 100 100 100
大正十四年（1925年） 222 151 87
昭和四年（1929年） 297 170 97
昭和八年（1933年） 346 109 87
如上表所示，在1913年至1933年这20年间美国的制造工业仅增长了9%，英国则减少了13%，与此相对，日本在同一时期却超过250%。因此，日本就必须研究能消化这些高速增长的产品的市场出路。
日本为解决人口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要解决粮食和原材料，所以极其重视产业化，但却基本上未见有实效。究其原因，日本面临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曾经的市场被封锁，再加之高关税为壁垒的贸易保护，要让他国进口日本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面临着如此困难的局面。事实上，日本已被逼到了绝境，已经到了要决定是在狭小的岛国窒息而亡，还是选择开辟新市场的时刻了。
日本选择了后者。作为新市场，日本选择的是在地理上接近，而且已经被日本占领的地区，那就是有着7600万人口，有着能匹敌全日本人口的顾客群的北支那。由于日本不得不以亚洲大陆为经济发展的据点，所以日本为了生存就要排除一切障碍。仅仅没有战争并不能称为和平。反抗剥夺国民的活路和正当权利的可怕的斗争在和平的假面下进行着，这就是多年来支那对日本采取的行动。
（2）骚乱波及上海
那些把卢沟桥事件看作是在支那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起普通事件的人是大错特错了。其实，这起炮击事件明显是蒋介石一派为了确保其统治而令长期积蓄的反日情绪大爆发。因为卢沟桥事变后，南京政府麾下的数万军队就迅速地摆出了战争态势，开到了北方。
与此同时，上海的原定5千名左右的特别警察队员即保安队也迅速膨胀到了1万余名，并全部装备了迫击炮、装甲车、轻重机关枪。另外，支那在非武装地带内及其附近重要地区集结了大批正规军。毋庸置疑，这违反了1932年的日支停战协定。根据去年（1936年）10月的调查，在上海地区集结的支那军队达到了73000人。在今年8月，这一数字又猛增到了约10万人，其中9450人驻扎在非武装地带。
8月9日，大山海军中尉和斋藤一等水兵就是在这种非常危险的形势下在虹桥机场被隶属于支那军队的保安队非法屠杀的。市参事会负责调查此事，结果却没有拘捕凶手，支那军队完全和此事洗清了关系，最后不了了之。据市参事会书记长邓菲生（音译）博士所言，参事会对支那人没有要求其遵令的权利。支那军队极力压迫居住在租界内的3万日本男子和妇女，试图压制在此驻扎的2500名日本陆战队。为防止数百倍于通州屠杀事件的惨剧发生，1000名日本陆战队登陆了。
为了和平解决，日本同上海市俞市长进行交涉，未有任何成果。又提出召开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来解决，同样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8月13日（星期五），支那便衣队突袭正在四川路巡逻的日本陆战队一部，战斗非常激烈。13日正午，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通过美英法总领事正式对上海市市长提出，要求双方撤退增援部队。中方置之不理。8月14日（星期六），支那军队空袭租界，投下炸弹数枚，杀伤支那本国人不下3000人。
《东京审判辩护方被驳回和未提交资料》（第三卷），
第124—125页。雷国山、平静 译
外务省情报部
外务省情报局编辑《周报》（第42号，1937年8月发行）
支那首次发起抵制洋货运动是在40年前的1898年。上海的宁波人在墓地迁移问题上与法国侨民产生纠纷，对法贸易的中止吹响了抵制运动的号角。之后，成为责难对象的就是美国。1905年从移民问题的愤怒开始，由上海商人团体发起，一直波及到了中部及南部支那。这是全国性抵制运动的开端。在三年后的1908年日本成了第三个目标，此即著名的“第二辰丸事件”。当时，神户辰马商会汽船第二辰丸号受香港安宅商会委托，装载了澳门军火商订购的枪械弹药，从神户直接开往澳门。由于潮流的影响，在九洲洋附近被清国炮舰虏至广东。交涉的结果，以清国让步结束。当时南方舆论却攻击政府，说其软弱，由此开始了抵制日货运动。
支那一方在其后又发起了全面的联合抵制运动，到满洲事变的1931年为止，如下表所示，共进行了11次全国性的抵制运动。
这11次中有9次是针对日本的。短的数月，长的达到了1年以上。其手段有，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使用日货，停止一切对日贸易，后来发展到对某些做日本生意的中国商人进行迫害：把人关进笼子里游街示众，出现了很多恶性事件。此外，还采用一些阴谋手段，在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中进行反日、仇日教育。
满洲事变后，这一形势日益严峻。一直以来反日团体的名称从“反日会”变更成了“抗日救国会”，把对日本的民族仇视摆到了首位，1935年共产国际的新方针、新战术的采用——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更是给抗日形势火上添油。
其实，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的指导并不是刚刚产生的新事物。共产国际关注支那，是在支那开始进行反帝国主义运动时就开始了。之后是更进一步的支援。组织民众是共产国际的一贯行动纲领，在1925年5月的上海总罢工时（即5·30事件），共产国际除了组织指导罢工委员会外，还出资出力四处奔走。这样，支持抗日运动的共产国际就把主要力量花在了如何扶植中国共产党上：首先帮助壮大共产党军队，依靠游击战扩大苏维埃占领区，以此来颠覆国民党统治。“军事割据”占据了首位，抗日反而放在其次了。
这种“军事割据”终于漏出了破绽。共军及其苏维埃占领区由于蒋介石的不停进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江西瑞金陷落，共军被逼至了西北支那。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割据”，于是回归了共产运动的本来形式，制定了依靠组织发动民众，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和共产党合作这一方针。团结民众又必须得依靠一个名义，对他们来讲，最现成的就是，民众中普遍存在着抗日意识。为了将之最大程度地掌握在手，第7次共产国际大会决议结成世界人民统一战线，特别把重点放在支那的抗日战线上。
共产党在1935年8月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过了一年，到1936年6月，建成了包含广泛阶层的抗日人民战线。以下列举的是战线内各阶层主要抗日团体。
一、学生层：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火烧亲日派曹汝霖府事件）以来学生的社会运动职责最大化，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党的声音均是学生最先作出回应。1935年12月的北平学生大示威点燃了结成统一战线的烽火。各大中小学校都组织了抗日救国会，这些联合起来，形成了如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这样的地方组织。上海、南京、汉口、成都等地都有。其中心组织是上海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1936年6月）。另外，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也组织了救国会。
二、文化界：各地以大学教授、律师、记者为中心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沈钧儒、章乃器等有名的人民战线巨匠发起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三、文艺界：上海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文艺工作者、作家协会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文学家、评论家、记者、演员、电影人大都参加了进来。
四、商工界：工人救国联合会等。
五、妇女界：上海等各大城市基本都有妇女救国会。
六、宣传机关：各救国会基本都有自己的刊物。除此之外，各界抗日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陶行知的《国难教育》、邹韬奋的《大众生活》、《生活周刊》等是其中较为有名的。《救国时报》在巴黎发行，由理论家陈绍禹等执笔。
七、军界：19路军、29路军、东北军、广西军等都是战线的一部分。
八、政界：社会民主党派中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华民族革命行动委员会等都是统一战线的一分子。
1936年6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是最大的抗日团体。成立之后就站在战线的最前方，积极活动。去年11月，由于煽动上海纺织业罢工而被捕的人民战线七巨头，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史良（女律师）等均为“全联会”的常务委员或委员。
以上大概罗列了共产党及左翼势力的抗日团体。但抗日团体不仅仅是“左”的专利，“右”翼中也存在。在支那，“右”翼指国民党。最初，这个体系的抗日指导比共产党更加有力。满洲事变初期，是其全盛时期，但从蒋介石开始慎重考虑对日关系之后一时间消极了起来，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本来面目，现在“左”“右”两翼开始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去年的西安事件之后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说到右翼抗日团体，首先应提到的就是蓝衣社。它把将支那法西斯化作为第一目的，作为蒋介石的私党，1932年秘密结社。最初是为了帮助蒋介石排除政敌，打击共产党。1935年夏季开始，它的抗日色彩日益浓烈起来。最著名的就是，北支那的蓝衣社得到国民党党部、宪兵第三团军事分会附设政治训练所的支持，暗杀天津的亲日满系报纸社长白逾桓、胡恩溥事件。对此，我支那驻屯军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其结果达成梅津·何应钦协定，关闭国民党党部，撤销宪兵第三团，同时将蓝衣社驱逐出北支那。但是不知何时蓝衣社又潜伏进了北支那，积极进行抗日活动。此次北支事变发生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蓝衣社的活动。
右翼中第二位的就是C·C团。这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中心的文人派，同蓝衣社的武人派不同，虽不进行直接暗杀活动，但是抗日情绪比前者毫不逊色。编造法西斯理论，将抗日理论化等等就是他们的主要手段。
补充说明一下发生这次事件的北支那抗日团体的情况。主要的团体有（一）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二）河北农民救国联合会，（三）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五）平津学生战地服务团，（六）平津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七）北平妇女救国会，（八）新文字研究会，（九）文艺座谈会，（十）军事委员会等。
正因北平是学术之都，所以北平抗日团体的大部分由教育系统的人员组成。其中被视为最有力量者，有：以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尚仲衣等为首的文化界救国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直接指挥下成为宣传主力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力激发第29军抗日情绪的军事委员会（其先进分子已经打入了军队内部）等。此外，蓝衣社等右翼势力也参加进来，努力煽动抗日。说到底，北支事变最主要的背景就是由于这些抗日团体的活动。
《东京审判辩护方被驳回和未提交资料》（第三卷），
第217—220页。平静、雷国山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