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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已经可以把那时的情形作为淡泊的回忆来叙述了。
然而，围绕着七人被判处死刑的巢鸭报道之战，在当时占领军的“报道管制”条件下，犹如打破管制般壮烈。
路透通讯社的英籍日裔二代移民石井君和A报社的小N关系非常好。
两人在一年前的审判中，受到小野清一郎的暗示，访问了这里唯一的训导师花山信胜博士，并了解了隐藏在巢鸭监狱中的生死插曲是如何的有“意义”。
这两人的兴趣一直在巢鸭。
审判结束后，石井记者和N记者访问了花山博士，然而瞄准这个“渠道”驱车向武藏野飞驰的，并不只是A报社和路透社。UP也去了，AP也去了。日本所有的报社，通讯社全部蜂拥而至。
无论关系如何亲近，在这种环境下，虽说是花山博士，也不可能与某一个报社签下君子协定。
因此，花山博士宣布第一线消息：在死刑执行后，他将与各社平等地在东京大学的教授室内见面。
他作为重要人士不能改变这一约定。
然而石井记者并不甘心，他拿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与花山约定，他们去巢鸭正门接花山，但一定要让花山坐石井记者的车，N记者也在场，然后驱车开往某个地方，在那里慢慢聊上一个小时，再送花山去东大。
商议的结果，认为大琢的茗溪会馆比较好，于是N就去那里转了转，实地考察了一下会馆的情况。
那里的条件的确很优越。计划虽然有些草率，但只要能早一刻将消息打成铅字，早一版登载报道，在新闻记者的特别报道大战中，即便充满火药味也是值得的。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嗅觉敏锐的INS社记者约翰·里斯探出了这个计划。
（照片，标题：花山信胜训导师，略）
因此不得已之下，路透社和A社再加上INS，发展为三社密约。“劫走”花山的地点也由大琢的茗溪会馆转到了汉德曼分局局长的官邸。
三人详细商量了计划和实施步骤，等待那天的到来。知情与不知情的各报社记者还是一如既往地追踪花山，驱车赶往武藏野。
A报社的员工又拟定了另一个计划。
那就是瞄准横滨的警备。
巢鸭的指挥属于第八军司令部的权限范围内。特别是七名战犯的行刑由第八军的司令官沃克中将下命令。因此第八军司令官会出现在行刑现场这一推理是顺理成章的。
A社盯上了这里。
把第八军司令官的车有没有通过巢鸭监狱大门，作为预测是否行刑的依据；同样，花山训导师是否进入巢鸭监狱，也成为具有相同价值的判断依据。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些信息，就必须了解第八军司令官的车有没有驶出横滨，开向京滨公路。
“监视”这位沃克中将的三星座车，就成为横滨分局的任务，于是联络上了横滨分局。
横滨分局的记者不知所措。
虽然已经工作了那么久，但跟踪占领军头目的车，还是头一回。
寒冷的冬日，圣诞节即将到来，但分局的年轻记者M君被委派去追踪沃克中将的汽车。
几点离开公馆，几点进入司令部。
又是几点吃午饭回来，几点出门。
虽然记录现在已经丢失，但A报社的办公桌上仍记录着当时来自横滨分局一丝不苟的联络情况。
在巢鸭，“别动队”不分昼夜地监视着监狱的动静。
这帮称为“巢鸭班”的记者团，租下了巢鸭大门旁边的民宅。他们不分白天黑夜都烤着暖炉，目光则越过拉门外面的高墙，监视着监狱内部和进出的汽车。
然而，这样设了三道防线的立体报道之战迎来了暂时的休战。
这是因为向美国最高法庭进行申诉的问题，行刑确实被推迟了一个多星期。
路透社、INS、A社的秘密协定也自然中止，横滨方面也暂且抽手。
这十多天竹篮打水一场空，终究可惜。N记者也隐约有这种感觉时，K记者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K记者曾经听说花山博士有意在甲级战犯的工作结束后，把死于巢鸭的人的情况写下来。
N记者也知道这件事。
因此，决定和花山交涉：帮助花山著书，期间同他一起生活，自己也可以打听到必要的信息。
花山博士毕竟已经十分劳累，决定趁这个机会休养写书，和N、K二记者一同前往热海某个山上的温泉旅馆。
N和K的热忱终于有了收获，他们把各报社瞄准的人物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一天，花山博士与七名战犯结束会面后，突然走出巢鸭监狱大门。
然后上了一辆老式的带篷汽车，避开喧闹拥挤的东京车站，沿着京滨公路向横滨驶去，然后转乘火车到达热海。就这样，小心谨慎地悄悄离开了东京。
花山博士到达热海住处后放下三个大包，里面塞满了详尽细致的笔记、死刑者家属的信、令人心酸的遗书等。
房间里堆放得满满的。整理起来一看才知道，当新闻目光集中在政治社会问题时，成千上万日本人的悲伤、感慨和诉说围绕着巢鸭监狱这扇大门而展开。
正是巢鸭监狱，那扇紧闭的大门里才有真正饱受战争折磨、痛恶战争，并最终成为敌人和自己人之间“牺牲品”的身影。
对于我们来说，那种只想着自己，只知道光明一面的思维定势受到了无言的鞭笞。
来热海真是太好了！能有机会询问巢鸭监狱的情况太好了！记者们虽然身处在特别报道大战的漩涡之中，还是会有这样深切的感受。很多日本人也是一样，深信巢鸭监狱里的“人们”无一例外都是“恶人”。那是占领军持枪管理的地方，禁止采访的区域，所以人们走过时都会别过脸去。
然而在这里，那些被战场绑架的人们却无处申诉，胸怀苦闷挣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