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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
1937年12月28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我很高兴获悉鲍伯
的日记……非常的有意思。
几天前“胡佛总统”号带来了大量的信件。我希望它们大多是给我的。显然，在读我的信时没有快乐。
幸运的是我非常忙。但我真的希望我能很快回到办公室去。
当南京陷落时，我的确度过了一段可怕的日子。我为鲍伯感到骄傲。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
到今天，孩子已有6个月了。她真是一个十足年轻的小姐。
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如你觉得合适，你可以将这些信件用于任何目的。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已经看到它了。我有这个长日记第一部分的副本，所以不必匆忙将其送回。
希望你新年好。
诚挚的
马乔里·威尔逊
（张志刚 译）
1938年1月21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夫人
纽约市阿姆斯特丹大道1105号
亲爱的马乔里
我相信从元旦开始，用给南京的西方员工减薪的办法，募集到的救急资金，能够将南京基金会恢复起来。这样我们就不必再仰仗那些匿名的仁慈教主了，他们慷慨大方，觉得有义务来帮助你、伊丽莎白和鲍伯医生。
为了表达对我们诚挚朋友的感谢，我想如果可能的话，送给他一张你本人和你女儿风采迷人的照片。你有没有这样的照片？最好是最近的一张，这样就能展示你的千金长得有多漂亮。简单像快照那样的也很好，如果它拍出你们二人的凛然正气就更好了。我心存侥幸，希望你最近给鲍伯医生拍了照，尽管我知道那是很渺茫的。
假如你没有类似的照片，请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送照片时最好写上一些适当的表示感谢的话，例如“致慷慨的朋友。伊丽莎白·威尔逊和她的妈妈呈”或其他类似的话。
祝一切均好
诚挚的
B.A. 西德
（张志刚 译）
1938年1月25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夫人
纽约市阿姆斯特丹大道1105号
亲爱的马乔里：
谢谢你寄来伊丽莎白小姐的照片。她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小天使。但我很遗憾，你没有寄给我们你本人的照片，因为许多不知名的朋友对此很感兴趣。
此时我正在散发伊丽莎白的照片，但我仍存希望今后能收到你和鲍伯医生的照片。
最近连载的鲍伯医生日记特别有意义。雷克斯·惠勒正试着找一些有效的渠道使之昭然于天下。
你诚挚的
加西德
（张志刚 译）
1938年2月17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夫人
纽约市西115街415号
亲爱的马乔里：
感谢你2月3日来信，寄给我们50页的鲍伯医生日记。我们正把这份材料和我们已有的部分日记加在一起。
雷克斯·惠勒一直在找能发表这份材料的杂志。他差一点就把它放在《大西洋月刊》了，但发现他们不能用，因为他们第四期的稿子已经过量了，他们感到放在第五期又太迟了。我相信他现在正在找寻其他可行的办法。
感谢你寄给我们你的新地址。如你方便，能否告知你的新电话号码？
你诚挚的
加西德
（张志刚 译）
纽约州萨拉内湖
1938年8月11日
亲爱的马乔里：
你7月24日的信到我办公室时，我正要出去度几星期的假，所以我就把信带在身边了。我和玛格丽特很高兴地读了鲍伯医生最近的一封信。很高兴他能前往上海稍做休整。我随后回了信。
如果11月的形势能让你回中国，我们办公室肯定会乐于帮你安排。今后几个月中国会发生什么事仍是未知数，假如中国人能再坚持目前的抵抗1年左右，直到日本人精疲力竭或是其他国家出手援救。在日本人撤退之前，我们在长江下游地区或许还会经历另一段恐怖时期。另一方面，假如日本人继续占领，毫无疑问，他们将把中国内地变得愈发不利于美国人的生存。这两种可能性均存在。
我会把你的信转给伊文思先生，让他在我月底回来之前，看我们能用什么办法来帮助你实现你的计划。这之后，我乐意用任何方式提供帮助。
这些天我们很想见到可爱的伊丽莎白小姐。我敢肯定她现在一定变得像个小淑女了，沉稳而端庄。
诚挚的
加西德
（张志刚 译）
纽约州，纽约市西115街415号
1938年7月24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随信附上的是鲍伯最近写的材料。你可能对部分内容会有兴趣。
我希望在11月或大约那个时候能回去。如果可能，我们会去南京，要不然就住在上海。鲍伯希望我们明年能和他在一起。
我们计划乘坐客货混装船。或许是鲍伯乘坐的同一条船。你认为我在旅行中能得到什么帮助吗？
非常感谢你有关……文章的提醒。我终于又想出个好主意（我时常会有），然后通过华盛顿的雷·麦凯先生发了一份电报。他写道，国务院对鲍伯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说是吗？
伊丽莎白是个十足的小公主，已有1岁多了。那天我要带她一块出去。现在我正工作，所以我还不能和你一起认真考虑这些事。
我对整个事情尤感激愤。我担心日本人会不会让我们沿着长江去南京。
诚挚的
又及：还没有给电报的回音。我会造访你的办公室。
马乔里
罗伯特·O. 威尔逊
金大医院
中国南京
1937年8月15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希望上星期的信有点档次，但人们会有理由怀疑它。我从这封信开始用日记体书信的形式，时不时地增加一点东西，直到我们会经历的那一时刻。
今天我们真的吓了一跳：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第一次空袭。它或许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正从Socony Hill往下走去看两位病人，碰巧有机会听到了来自上海的英语广播，详细介绍了发生在那儿的战斗，我稍后详述。在我回去的路上，我注意到人们在他们的房前聚集成一块，向北边的天空张望。那些不靠近房子的都跑着寻找掩蔽处。我开的福特车噪音太大了，我没有听到警报声，但显然它已经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响了几分钟了。
回到家时，佣人们中间有些骚动，马乔里为我回来而感到欣喜，但她一点也没有惊慌。警报器响了，不一会我们听到北边有射击声，然后就是飞机的噪声。它们几乎是直奔我们房顶而来，飞得很低是因为楼顶很矮，我们周围都被打中了。大约300码之外的司法部里机枪伸出了窗外。军政部长何应钦就住在几百码之外，从声音判断，我估计他的住地配备了防空武器。
我们不太肯定是否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至少没有一个落在我们附近。警报器警告了我们，而且当我们听到飞机马达的时候，我们走向了地下室，在那儿我们是安全的，除非炸弹直接落在我们的房子上。下午，警报重复了好几次，有一次两架飞机几乎直直地从我们头顶飞过。然而到这个时候，中国飞机早已上天，日本人被赶走了。谣言说，有2到4架飞机被击落。
过了一会儿，传来消息说，日军轰炸了中央医院附近的商用机场。没提到军用机场。有一个受伤的人被送进了金大医院，他被飞机上的机枪击中了。他当时靠近清凉山的水库。中央医院也打来电话说，他们也收救了几个来自机场的伤员，正嘀咕着看我们是否有病房能容下他们。
我们医院是按照紧急事态组织管理的。两天以来，我一直忙于解决住院病人的问题，那些不能走的就在底层给一张床，而能走的就放在靠上的楼层，希望他们听到警报时，能自己走下来。我随后打了电话，看看我能为医院做什么事，但系统运转得很好，无需我离开马乔里和伊丽莎白。陈医生的家在外地，西奥多·徐医生是单身汉，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负责而毋需心挂两头。我们讨论了搬进医院的话题，但目前我们仍计划呆在这里。它的长处在于我们头顶上有3层水泥板，即使受到直接的攻击，除了毒气，我们也相对安全。
（刚才通过电话，传来另一个消息，在空袭中看到了8架日本飞机，至少有5架被高射炮击落。按照这个比例，我们不应如此恐惧，但听上去有点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了。）
可能你们从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要比我们得到的更精确。我们得到的是来自中国报纸的一面之词，总是过分乐观，时常也夹杂着来自上海广播电台的内容。我希望能有一台收音机。上星期我写了发生在虹桥机场的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鱼贯进入吴淞口。40名战斗人员，加上他们在上海采取的高压手段，是略微过分了些，中国人决定打开门户。昨天一整天中国飞机都在轰炸日本军舰。几艘老旧的内河蒸汽船被沉入江底以阻断日舰的退路。在第一轮轰炸中，日本飞机的相当一部分航空油储备被化为灰烬，许多弹药也被摧毁了。日本人在外滩的公共租界架设了高射炮。中国当局严正警告说，除非它们马上被撤走，否则中国飞机就要轰炸它们。
今天稍晚时候有报道说，也许是另一个野路子的谣言，日本人已经被赶出上海了。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我们要看看有什么等待着我们。
8月17日。富兰克林的生日。许多人高兴地回来了。我上次的讲话就好像是刚说的似的。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只不过它是昨天。6：15我们就被警报弄醒了，我们穿着睡袍就跳起来了。警报系统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因此第一个信号就意味着已经看见飞机了。下一个用一系列哀号声表示的信号，意思是飞机已经接近了，该进入掩蔽所了。第二个信号出现后，任何人都不允许在街上走动，这儿看上去就像一座久已荒废的城池。只要空袭在进行，下面就是绝对的安静，除非一架日本飞机正在头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从任何人似乎都没看见的地方传来机枪和防空火力的射击声。第三个信号是一个拖长的音，代表空袭已经结束，街道上就奇迹般出现了满满的人。
这种程序昨天重复了5次。早上我是在第一和第二次空袭之间的当口去医院的。日本飞机第一次空袭时没有到达城市。第二次警报响时，我们刚刚做一个相当小的手术，注射了脊髓麻醉剂。我们将病人和辎重转移到X. 室，那儿有两层水泥板在我们头顶上。日本飞机冲破防线，投下了一些炸弹，有一个落得不是太远（离我们的房子大约300码），把马乔里第一次弄得有点紧张。我们做完手术后，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正当打完电话发现一切都好的时候，第三次空袭开始了，我们又忐忑不安地躲了两个半小时，直到解除警报声响起。这下把时间都弄到两点后了，我终于能够回家了。这一次没投下炸弹，我们逐渐了解了更多事实的真相，即我们的飞机在日本飞机还没到达城市时就和它们遭遇了，与它们战成一团。我们还没吃完晚饭，第四次空袭又来了。似乎每一次防御都组织地很好。在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过后，透过楼上的窗户，我们可以看见中国飞机三三两两地从通济门外东南方向的机场起飞，通常是往北飞，有时非常近地从我们头顶掠过。然后，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之后，它们又以近乎相似的队形飞回来，盘旋一会儿，再停在机坪上。
就在这次袭击期间，马克斯先生打来电话说，美国大使馆已经劝告所有的妇女儿童前往牯岭或汉口，他们已经预定了“吴淞”号上的25个舱位（不是卧铺），这是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的船，将于午夜起航。我们和柏睿德一家沟通了一下，又给豪尔·帕克斯顿打了电话，他是使馆二秘，负责将侨民撤退出去。马乔里不是非常想走，因为我们看上去相对比较安全，但使馆的请求多少有点命令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开始打包了。柏睿德一家也决定走。我们计划在8：00左右到大使馆集合。于是乎我们就把时间分成一会儿打包，一会儿听防范日机的警报，一会儿看中国飞机盘旋，到了5：30，又拉警报了，一直弄到了大概8：10。我刚给豪尔打完电话请求指示，得到的答复是等最后一次警报一响，就马上去大使馆，当它真响的时候，我们赶紧前往大使馆。
由于无数次地钻地下室，伊丽莎白有点缺觉，但在汽车行驶中，她睡得很安静。“吴淞”号大副朝她看了一眼，就把我们领进他自己的卧舱了。其他人都围着船长和船员的舱房在甲板上睡觉。剩下能站的地方都只挤满了中国人。马乔里和伊丽莎白的生活必需品都放在了一个corey
和一个衣箱里，现在有特里默一家在牯岭，又有一些老牌的中国通在船上，包括马乔里去年秋天曾在燕京见过的鲁尔先生，我感觉她会受到很好照顾的。她毫不气馁，就像特洛伊人一样有毅力，我希望下一个词就会说她在牯岭一切平安。我最后说的问题之一是要落实好8月21日到公墓的旅行。
我们的保姆获准带着她的小儿子一起走，她出去时，高兴极了。给我留下了一个替代的厨师和一个替代的苦力，他们都是南京人，可能是城里最冷静、最泰然自若而又最无忧无虑的人。我们回来时靠使馆的通行证帮了忙。柏睿德前天突患严重的肠疾，我已经对他进行了治疗。他终于有了决定性的好转，能够帮着安排他的家人离开。我开着他的车，我们的duffle车在他和使馆车的中间。丹尼尔把我们送他的野营吊床留在了船上，让大副睡在上面。我在午夜过后不久就回到了死寂的家中，睡了几小时觉。
我们下船时，听说了不少新鲜事。有一离开的家庭是兰开斯特母亲和女儿。我以前可能提到过她们。他（兰开斯特）受雇于中国政府，工作地点位于通济门外的大校军用机场。他所提供的周五和周六空战的数字应当是可信的，也几乎大得难以想象。（我指的是周六和周日）看起来，这儿的中国人配备了最新型的美国战斗机，有大口径的机枪，能对击中的任何东西造成大的损害。参加这些空袭的日本飞机都是德国容克型，配备了较小的机枪。中国飞行员这两天实际击落26架日本轰炸机，而自己的损失仅仅只有3架。在第二次空袭中，有些日本飞机突破了防线，在飞机场丢下了一颗炸弹，摧毁了3架，一共是6架。实际上，在整个南京和附近地区，没有造成其他的损失。在日本飞行员身上和他们的飞机里，发现了地图，上面标有大约40个轰炸目标。上面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是准备有所作为的。兰开斯特说数字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不公开它们是怕老百姓变得过于自负而放松了警惕。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些空袭只不过是表明他们今后想怎么做，不管怎样他们也要把丢掉的面子找回来。
兰开斯特夫人希望9月份最后一拨撤离时能给她家多加个人，希望我能尽主人之谊。她现在正往汉口进发，我们希望洛根·鲁茨到时能在那儿帮助她。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获准回来。
随着故事进入到今天，我要开始新的一页了，这次要弄一个复写的副本，这样就可以把它送给在牯岭的马乔里了。
8月17日
今天只有两次空袭打扰了我们的平静。第一次的时候又让我在手术室赶上了：这回是给一个30岁的年轻妇女做结肠开口术，她的直肠癌几乎要闭合其肠道末端，已不能手术。我多希望几个月前能看到她！癌肿已经侵入她的子宫、一个输卵管并附着在骶骨上。手术将缓解非常痛苦的梗阻，但不能随后就将瘤体除去。我们没有费多大事就离开了手术室，大约15分钟后，第二次的信号来了，只有这次不是代表危险的尖啸，一声长长的胜利号说明敌机压根就没有迫近城市。
刚吃过午饭，警报又响了，我们每天中午开始执行吃中餐的新制度。我和厨师、苦力看着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从西南方起飞往北边飞去。代表危险的信号响起时，我们没看见任何日本飞机，大约3点差1刻时，最后的号音响起，宣告它们又一次被击退了。我们的飞机继续盘旋了大约半小时。回到医院时，我发现门诊业已停止了。但似乎有许多事要做。我的病室里收进了一名飞行员。他只有一点擦伤，包括眼睑上的一个伤口需要缝合。我们向他保证不出几天他就会非常健康，很快又能重上蓝天。他是战斗机飞行员。
现在是晚11：00了，我们的飞机到现在还没飞回来。在过去的4次空袭中，没一架日本飞机曾到达城市上空，如果它们的死亡率仍是周六周日那么高的话，他们轰炸南京的企图就支撑不下去了。中国人的脸色已经从周日的相当忧郁变得满是希望，而且恢复了信心。
上海的消息不是那么鼓舞人心，但即便如此中国人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他们轰炸机的使用产生了强烈的效果。相当一部分，大约20架左右被击落了，但确实将日本强大的舰艇编队逐出了吴淞河道。一艘船，一艘战舰的确被击沉了，他们的旗舰也严重受损，不得不拖走。另一艘舰艇也退出战斗序列。随着他们主要的援助力量被击退，日本人在地面的进攻也受阻，今天他们的司令部被中国军队占领。他们在长江口外数英里处有一艘巨大的航母。四面都有战舰护卫，几乎不可能从空中接近它。昨天，由一名姓丁的估计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带队，率26架轰炸机组成的中队，试图对其发起攻击。
昨晚陈医生被叫去见蒋夫人，因为她手指上有一感染。他不得不在军官会议期间给她治疗。这些军官脸上也洋溢着同样的变化。委员长情绪高昂，内心的镇定开始取代以往几周的煎熬，残酷的困境袭扰着他，是要一个失去尊严、失去主权国家位置的和平，还是要一场战争，在他看来中国尚未做好足够的准备，而且它有可能将其苦心经营10年之久的一切毁于一旦。与日本相比，中国更适于一场持久的战争，除非她的空军都打完了。那时，日本人就会有计划地对中国境内每一重要目标展开大规模轰炸。今天他们第一次使用了毒气弹，结果尚未得知。它的地点在海宁，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儿。从目前情况看，似乎不能太指望日本空军会第一个屈服，如果那样的话，会加速停战的脚步，因为中国人没有更多的念头，只想按照目前发展的势头继续发展。
但回到陈医生在委员长那儿听到的丁上校的故事。看起来他，丁，得到的命令是此次打航母的行动，不成功便成仁。他率领着26架轰炸机，从南京起飞，避开了上海，直奔海上，不一会儿他们就看到了围在航母周边的日本军舰。航母周边组成了极佳的防空火力，构筑了稳固的防护，使得要想靠近航母都是不可能的。丁随即下令他的人马返回南京，而非牺牲他们所有的飞机（以及生命），他自己则留在那里盘旋、找机会。他们返航时在扬州遇上日本飞机，打下了两架。他们在那儿降落，然后打电话请示，但没得到肯定的指示要他们回到指挥官那儿去。他们发现他仍在火炮范围以外盘旋。但防空火力太强，他们根本无法渗透，只好返航。在靖江，丁上校本人又击落两架日机，随后26架飞机全部安然回到南京。考虑到他们击落了4架日机，军方原谅了他们没有攻击航母的错误，但直觉告诉我，我们今后还会听到更多有关这艘航母的消息。
今天还报道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伟业。一个年轻的飞机射击手在和日机激烈交战中，打下了两架。突然他的飞机似乎运行异常，让他惊愕的是他看见自己的飞行员被击中了。他爬出自己的座舱，来到飞行员的座舱，他发现飞行员已经死了。因为没有两个人的空间，所以他把死人绑在自己脖颈后，将飞机平安飞回南京。
昨天晚上，马克斯一家收听了一日本广播电台用英语播报的新闻。日本人似乎将请求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来逼迫中国人停止与其争斗。
在北方，中国人正在包围天津。日本人极力想夺取南口。迄今为止，他们未能得手，而且损失了5000名士兵和40多辆坦克。我不知道中国人在那儿损失了多少，但由于他们的装备比之对手而言要差得许多，那么几率就是损失惨重。然而，因为处于防守的位置，他们的损失也可能不是太大。
海因兹小姐再也不当和平主义者了，而是和我们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国人服务之中了。上帝的意志必须完成，但我们不得不希望和祈祷我们能把所看到的一切进步不让一个强权来毁灭，对我们而言它至少也应当是类似于鲁西弗本人的再生。
8月18日
今天缓口气。一次空袭也没有。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谣言。德国大使今天告诉所有德国人要弄到防毒面具。我现在带着它到处跑，尽管必须用它的可能性很渺茫。那种与人脑袋相配、看上去像个未来世界古怪魔鬼头颅的东西价钱太贵，而且供应也有限，不可能人人都发。我们每个人随身带的面具，薄纱有20层厚，还有一瓶化学溶剂。当警报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溶剂倒在面具上，捂住我们的嘴和鼻，直到危险解除。因为致命的芥子气会穿过皮肤腐蚀，我们不得不碰运气。漂白粉的供应很少，据说它是最有效的解毒药。我们持有的溶剂是按照中和光气、氯气和其他几种可能气体所用量来计算的。
上海的形势绝没有明朗。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人成百地离开。看来中国方面又一次在各个地方获得了缓慢但却坚实的进展，日本人逐渐被打得远离黄浦江。这些进展是用大量中国军人的生命换来的，因为每条赢得的街道就意味着不计最坏后果地冲向机关枪和狙击手火力。据说两个师遭受了惨重损失。当一些日本炮艇离开后，没有船往里走，因为据报道河道里仍有30艘。
南口的战斗依然激烈。唯一的别有用心的目的似乎是切断中俄之间最短的通道。据报道一个有1500人的中国师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被日本人用坦克完全消灭了。但他们的坚守为后续部队的到来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在同样激烈的反击中，这些新到的中国军队收复了所有失去的地盘还俘获了许多坦克。
医院安静下来了，我们有了不少空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又要被伤员填得满满的。中央医院里有3个日本飞行员病号。他们得到了各种照顾，还获许给家里写信。我们正在给美国红十字会写信，看看能否以钱或物资的方式将东西运进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我和柏睿德每天晚上像锻炼似的到马克斯先生家去，在那儿我们收听来自上海、南京和马尼拉的晚间新闻。日本人尽其所能地对中国人的波长进行干扰，今晚，我们第一次发现中国人也开始同样地对设在满洲的日本广播电台进行干扰。今天我收到了大卫·罗伊从上海发的信。他8月12日到的那里，8月13日写信，刚好在战事开始之前。他现在在那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8月20日
周三的缓解并没有持续多久。我还没有写完，警报就又一次拉响了，我们沉默了两个小时，只听见无数的飞机俯冲声。月亮很好，但我们实际上看不到飞机，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空中可以不费力地看见对方。显然，日本人没有到达城市上空，因为没丢下炸弹。在最后的警报响起表示空袭结束之前（空袭从午夜持续到凌晨两点），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正如前面所说，我已经把床搬到了起居室，这样躲进地下室会方便些。
昨天早上一切都很平静，我们度过了相对正常的一天，查房、手术、干其他琐事。我比平时早些回家吃午饭，大约在12：15正吃的时候，警报又响了。这次日本飞机冷不防地潜入了城市。当它们大批进来的时候，我们已早有防范，但这次警报刚响，一架小飞机就开始俯冲了。一共只有两架飞机，它们丢下了不少燃烧弹，其中一枚落在我们房子的南面1英里，引着的火烧了大约15分钟。它不久就被扑灭了。
直到3点差1刻，我们才解除警报，我赶往医院，发现门诊有不少病人。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有点轻度失调。他的神情非常之忧郁。昨天的乐观情绪业已开始沉浸在沮丧加剧、灾难将临的气氛中。他说，尽管围绕着南京，中国人在得分上相对要优于日本人，但在上海地区情况不是这样。日本在那儿的高射炮对中国飞机造成了大灾难，许多最好的飞机已经被击落了。上海市送给蒋总司令做生日礼物的10架飞机都被摧毁了。
柏睿德在下午晚些时候做了两次探访。在下关的一家商社里，气氛很紧张，有一种“今晚是大限”的感觉。然后他去了苏联使馆做拜访，那儿也笼罩着同样的氛围。他们都被吓坏了，感到在夜晚结束之前，我们就会听到敌机将采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前来攻击，而我们对过去的方式早已习以为常了。
当我正在吃晚饭时，警报响了。除了降低了我的一点食欲，它没有任何影响。吃完饭，我和苦力、厨师走出去，上了门廊，去看中国飞机，它们从机场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大约半小时以后，它们回来了，开始降落。时近黄昏，我们洗了淋浴，云彩相当低，有一些条状的蓝天夹杂其间。突然听到了东北方向传来了一阵低沉而不祥的嗡嗡声。从我的门廊上，我可以分辨出轰炸机的第一架，一组有3架。然后是另3架，又来第三组3架。它们直奔我们而来，然后开始转向南方。当它们到达离此半英里远的地方时，传来了高射炮精彩的射击声。从何应钦公馆和法务部，射出了如雨的追逐弹和小爆破弹。追逐弹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子弹飞出的方向，能辨出目标是否准确。显然是不准的，因为飞机不停地来。正当我分辨出第三组的飞机时，两次巨大的爆炸震撼了大地，没等到数第四组的3架飞机，我发现爆炸就发生在我的身后，我赶紧躲进了地下室。当马达声减弱后，我又跑出来，发现在离房子半英里远的北边和东边有两堆火正在燃烧。一个正东的火堆是一个带弹药的军营，一直炸了约15分钟。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报才最终解除，我赶往医院，估摸着会满是伤员。一个人也没来，我和柏睿德、马克斯先生一起到了后者的房子，准备听收音机了解当天的新闻。那儿没电，因为收音机正常工作要接通电源，我们只能借着蜡烛围坐在一起。但这样的喘息没多久，很快警报又拉响了。我们吹灭蜡烛，准备往地下室去，他的地下室有一个水泥顶，我们坐在通往地下室的台阶上等着预告飞机接近的警报声。我们白等了大约45分钟，警报又解除了。还是没电，因此我们没有外面的消息。马克斯先生劝我在那儿睡觉，我不太愿意。我们3人做伴感到好多了。
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大约12人被杀，不少人受伤。这是我的手术日，我也就第一次真正开始战争下的外科手术了。一个脚截肢、一个手指截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创伤修复。一个约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看到炸弹落下，背对着爆炸蹲下。她的臀部差不多炸飞了。我们清洗了伤口，等到引发的感染清除后，可以给她做植皮术。一个腿部骨折的男人因内伤而在晚间死去了。
就在给脚截肢的时候，警报器又响了，但我们继续手术，半小时后，警报解除，敌人的飞机未能抵达城市。现在各种报道和流言满天飞。中国报纸说，4架飞机被击落。好几个地方传出的谣言称，我们的飞机有意避战，是给高射炮一个机会，看看他们究竟能做什么。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希望他们不要再给它们下一次机会。
我现在真是高兴，马乔里和伊丽莎白到了牯岭。这对马乔里而言是个考验，很难讲清楚。我焦急地等待着她们从那儿发出的第一封信，想看看她们是怎么安排的。现在是晚上7：30，每个人都有点心惊肉跳，担心黄昏时分又会生出类似昨晚的事端来。我要去马克斯先生那儿听外界的新闻，在我下次连载文章中会让你知道详情。
8月21日
我是借着满月的光亮在写这篇东西的，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今天的第三次空袭。昨天晚上我写好连载文章后，就去找马克斯先生，在他那儿，我们未受干扰地听了当天的新闻。立场公正的《上海邮报》（Shanghai Post）第一次承认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各条战线均取得了进展。中国军队已经在日军中央打进了一个楔子，将很大一部分日军孤立起来了。他们用轰炸的方式摧毁了黄浦江边所有的码头，这就使日本人登陆增援变得非常困难。约有45000名士兵从日本抵达上海，也就是3个师团，但他们还没能上岸。
今天，一枚日本炸弹落到美国“奥古斯塔”船上，炸死1名美国水手，炸伤18人。它肯定是从高射炮里打出来的。日本人早已占领了离岸的几个岛作为空军基地，特别是有一个就在长江口和杭州港之间。
我们约在11：30上床睡觉，我的床就是在楼上书房地板上铺张床垫。这是一个美丽的月光之夜，温度也降到华氏70多度，因此我们这一夜很舒服，直到凌晨4：20。（啊！是解除警报声，现在有电了，所以我能看见我写的了）这时警报响了，我们穿好衣裳，在此后的两小时里目睹了壮丽的日出，随后信号告诉我们空袭结束了。我们后来听说，在约50英里以外的扬州上空发生了激烈的空战，双方各被击落3架飞机。参战的总数不得而知。但有几架日本飞机到达了下关，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攻击，飞回去了。
回家吃早饭，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宁静。王在8：00匆匆赶来，我们花了一小时主要看中文报纸，我现在开始能懂得大意了。我们刚开始，第二次警报就响了。我们观察了一会儿，看看有无骚动，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研究。就在9：00，好像是给我们发结束研究的信号，解除警报的号声响了起来。恢复了宁静。送来了一名病人，他是前天晚上在轰炸中受伤的。他的体侧被击中，只有一些小的皮肤伤，但很快情况就不妙了，更大的问题是他的腹部开始膨胀，我们判断他的某些内脏，可能是空肠被炸断了。只要我们能找到什么人为他签字，他马上就可接受手术。这是个不利因素，我们现在在家的超过21岁的人没人能为他签字。一个月前我们是不会那样做的，要是打官司，医院就要关门。
昨晚，陈医生又被叫去见总司令了。他坐在一辆特制的看上去价值百万美元的巨大别克游览车上，绝尘而去。他又到了一个有二十多军官列席的会上，但没什么新闻。总司令的身体略显过劳，但还没必要忧心。
最后一次的警报又打扰了我的晚餐，我吃得早是因为如果拉警报，我仍可以在光亮底下吃。空袭持续。
8月22日（昨晚。我们停在了一个句子中间）
从6点1刻到8点差1刻，很明显日本飞机没能抵达城市。看到医院很平静，我就去了马克斯先生的家，我们收听当天的新闻广播。这天还是多多少少有些远距离的轰击，夹杂着空中的轰炸，但少有进展。中国人宣称的楔子得到了证实，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占领了路边码头，将日本人压缩在码头和公共租界之间的区域里，使之狼狈不堪。
中国话说“狼狈”是“lang bei”，来源于两种动物的名字，一种长着短短的前腿、长长的后腿，另一种则是长长的前腿、短短的后腿。这种说法还有一个意思是“阴谋”。精妙的联系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我们能安静地睡觉了，好歹他们还保留着安息日的传统，没发生空袭，现在是下午5：00。外国教堂的祈祷被停止了，我们就呆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祈祷。医院也很平静。
又有4个日本飞行员被俘获了，加上中央医院的3个病号，城里一共有7个。其中一个中国话说得不错，他的故事很有趣。如你所知，日本人有一种对截肢的恐惧。只要他们身上的一些部位没被割掉，他们对死亡都很少有畏惧。即使一只耳朵或一个手指头也包含在这种恐惧里，据我所知，这是建立在灵魂转世的神道信仰上的。可能佛是有责任的。似乎如果他们身体的任何部分被切掉的话，他们就不能通过地球上的另一个人再生了。这些飞行员说，在日本，人们坚信所有在华的日本居民都被有计划地屠戮和断肢了。当他们被击落后，他们认为也会如此下场。说此故事的人和他的同伴被一些中国农民抓住后，又给吃、又给睡，直到他们被移交给当局后，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无比惊讶。如果他们的境遇在家信中提及的话，我们确信，军事审查当局会将这些删得干干净净。
电台报道昨晚50艘日本运输船在天津下锚，运来了士兵、军火和给养。50艘运输船能运载相当规模的军队。另外，相同规模的、连续的兵员运输也从满洲经山海关滚滚而来。电台还说，尽管他们费劲地打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也没能拿下南口要塞。相反，中国人似乎在长城北边取得了进展，打进了热河省，既构成了切断日军后路的威胁，又拉长了战线，而这是有利于中国的。
再过一周我们就会知道风向如何了。迄今为止，除了日本人最初进军河北占领了北平和天津，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落下风。中国人到这时还没有确定除了保卫自己，究竟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现在的思路是能撑多久就打多久，我们都希望他们能比日本人坚持得久些。当然，制空权是非常受关注的事情。有没有足够的飞机和飞行员去继续战斗是个大问题。迄今他们表现优异。在南京这儿的战斗机是美国的柯蒂斯飞鹰型，速度达300英里/小时，有强大的机枪火力。昨天有一次拉警报时，我数了一下，我们一次就上去了10架飞机，其他我看不见但听到的声音表明有更多的飞机在盘旋。
有几个人因当奸细而被抓起来了。其中一个是离我们很近的最大商店的业主，他刚开了一家现代家具店，看上去不像第五大道的至少也跟百老汇的相似，前天最严重的空袭中，当日本轰炸机飞近时，他在他的新店屋顶上发绿色和红色信号，结果被抓住了。另一个在太平路上的富商也被抓了。这儿的许多人认为，日本人对内地城市的轰炸与日本人所设想的效果正相反。中国人非但没有陷入混乱的境地，而是认识到上海和北方的战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整个国家都卷进去了，因此这个国家变得比以往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这座城市现在已是人烟稀少了，除了那些非常穷的无处可去，还有就是有官方身份的人。有意思的是，1932年，麻烦的苗头刚冒出来，国民政府就迁到了洛阳，而这次形势要比1932年险恶多了，却毫无迁出南京的迹象。我的厨师在街上很难找到东西买，他实际买的东西要花十分昂贵的价钱。他准备早上在早饭前出去买东西，要是他遇上了空袭，我就要自己弄饭吃。
还没有收到来自牯岭的信。我们听说邮局信誓旦旦许诺的航邮业务实际上早几天就不办了。可能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焦急地在等信。也没有迹象表明什么时候我能给这封信画个句号，送达目的地。
8月23日
当今儿早晨收到马乔里的两封信时，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信里说已平安到达牯岭，还介绍了旅途情况。九江附近，河水漫出堤岸，给航行带来了困难。马乔里会和特里默一家呆在一起，这样她就会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这也是我们原先就计划安排好的。让几个叫威尔逊的人再去卫理公会山谷显得相当自然，尽管这些特殊的威尔逊们从没去过那儿。如果战事愈发激烈，大使馆也可能会坚持让我们撤出。他们现在敦促所有在华无特别事务的人完全撤出这个国家。
每次我完成连载文章时都是用的平和的口吻，仿佛预感到灾难的降临。昨天一切是那么的平静。晚七点我去医院给一个19岁的女孩做手术，诊断是脾脏周边脓肿。做了这样的诊断，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马上手术，否则有可能脓肿破裂侵入腹膜腔。幸运的是，我用了局部麻醉，因为她的身体条件相当差，我感觉局麻比起休克来要好得多。她到手术室时又喊又叫，非常害怕。我们的麻醉师冉长昆（Ran Chang Kun）是个神人。在我们开始手术前，他已经使她完全平静下来，正和她聊她的身世。整个手术期间，他一直和她聊天。我们发现了预料中的病灶，于是没花多长时间，就把脓肿清除了，放进了排脓管。就在这个时候，警报响了，让我第三次在手术时碰到了空袭。我们卷起又重又黑的窗帘，借助着手电筒把她缝合起来，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和她的生命都指望着它似的。上上下下运送病人的苦力都在忙着把病人运到底层，因此手术室工作人员急忙将她搬进担架，及时把她送到病房。这是一次真正的空袭，3架轰炸机就在我们头顶，高射炮就在我们附近轰隆隆地、格格地射击。它们往南飞了个大圈，又在我们头顶轰鸣了。
在医院里，好像是比在屋里更吓人，因为直到飞机正飞在你头顶时，它们的噪音才能听见，而只有高射炮才能让它们现形，这些炮就像罗马蜡烛那样搜寻着世界，红白两色的追逐弹顺着无数探照灯的指引，紧咬着轰炸机那邪恶的身影。我们思忖听到了许多炸弹的落地声，但今天早上清理，发现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空袭中我们又碰到了引起骚动的事。一个男子，完全是陌生人，在空袭开始时走进医院，拿的手电筒上有个红徽章，而不是我们惯常的绿徽章和黑徽章。他来到一层，进了一双人间，里面仅有一个女病人，我两周前刚把她穿孔的阑尾切除了。他上了另一张空床，用被单把自己盖住。当警报第二次响起表示敌机接近的时候，他站起身，准备打开窗户，但因为害怕毒气，这些窗户被护士们小心关上了。一名护士和另一名病人进来阻止了他，他就开始与这个病人聊天，而这位病人恰好是我们的一名中国飞行员，他手指上有点轻微感染，我们准备尽快治好让他能重上蓝天。这个陌生人提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他开始问的是这样的问题，如我们轰炸机的飞行半径、它们通常的飞行重量和其他。这名飞行员随后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拒绝回答，同样也拒不说出学校的名字。几个人围拢来，随后就是一群，不久他就被提交警察局，但仍然不能自圆其说。他是不是被空袭吓得语无伦次，还是真是个间谍，我们就让警察局去决断吧。
昨晚大约有20人因为用红灯、绿灯向飞机发信号而被捕。在中国，爱国主义是个新概念。几百年来，它完全是蛰伏着。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它渐渐有了民族意识。它有了巨大的迈进，但尚未深入人心，进而可以调动所有的人。仍有不少人为了一点报酬而出卖自己的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事在每个国家都有，但由于与多数国家相比，这里的爱国主义更是新鲜事物，我们不禁料想到会有更多的犹大。令人惊讶的是团结一致的程度而不是偶尔为之的差错。
大约在9：30，空袭结束后，我和柏睿德到马克斯那儿去听上海的广播，主要是讲上海市政委员会的公共卫生和安全活动。我们大约11：30结束，因为又一次空袭从12：30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约两点。在这次空袭中，3架飞机直接越过我们头顶，伴随着通常的轰鸣、爆炸和火花。又没造成什么破坏。今天有关此次空袭的两篇报道互相矛盾：一篇说有两架被击落了，另一篇则说都逃跑了。
今天详细报道了一个目击者说的可怕的悲剧。8月17日，在长江北岸距上海约80英里的南通，以前叫南通州，日本飞机轰炸了基督教传道医院。在40名住院病人中，30人被炸死，主要是被炸弹落地后引发的大火烧死的。两名中国医生、几名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就这样死了。两名美国护士幸免受伤，院长海格曼医生现在牯岭，无法回来。没人给轰炸做解释。医院与其他建筑是被一个很大的开阔地隔开的，炸弹一定是故意投向那里的。
马克斯先生说了一个故事，大概和这次轰炸有点联系。在12或13世纪的什么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在南通发生了一场激战，日本人被彻底打败了。胜利者割下死去日本人的耳朵，把它们放进一座小山，在上面立了块碑，直到今天仍巍然屹立。在1932年事件时，一些狂热的人士聚集在一起，向东京发了一封电报，称，“南通还在地图上。”这种对正义和道德等公正法则明目张胆的亵渎，一定是极力要考验一个人的能力，即保持基督徒对作恶者那类似的情感。带来轰炸消息的中国基督教牧师说，他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在祷告，希望上帝能给日本国民的心灵带来变化。
今天还有一个谣言在流传着。说是21架日本轰炸机从台湾起飞轰炸汉口。只是它们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谣言没有说。它们被中国战斗机追得乱窜，因而比预想的要飞得远。结果是所有21架飞机在回程时，还没到海边就用完了汽油，不得不在中国领土上迫降。按照目前最低的轰炸机价格计算，这就意味着损失600万日元，按照最高价则是1000万日元。我希望它们损坏的程度不大，而且修理以后还能用，这样中国轰炸机群的力量就能得到加强。
8月24日
昨晚我们听了各种新闻广播，包括先施公司百货商店的悲剧。报道各有不同，但肯定的事实是一颗大炸弹爆炸，炸死了100多人，伤了200多人以上。炸弹的来历不明。它正好1：00后落地。刚好一些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当被问及事件发生时，他们的飞机是否在上空，军方将此问题推给海军方面了。没有报道他们的回答。但大家公认的是当时没有中国飞机在飞。如果是一个大炸弹，很难判断其来自何方。先施公司百货商店歇业了一周，昨天早上才开门营业。对商店造成的破坏程度，按照金培尔的报道说是个沉重打击，人们不禁担心公司能否维持偿付能力。
军事新闻称，战场上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吴淞，日军拼命想把增援部队弄上岸，已经调集了30艘战船来负责登陆。中国战报说他们竭力阻止日军的登陆，给他们以极大的伤亡。日本战报说他们已经有大批部队登陆，正准备以吴淞为出发点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军越发靠近居民区，看起来处于关键的节点，他们分成3个集群从三面包围了上海。中立的新闻很难搞到，因为战事太激烈，中立方的人士不能去吴淞观察形势的发展。几天以后我们才能弄清情况。
我们11：00休息，到了12：00就被警报声弄醒了。现在城里的许多地方，都装了不少警报器。我们穿着半拉衣服，走到楼下，以便必要时能跑到地下室去。我们听到飞机靠近时，就往地下室走，又听到了3声爆炸，我们以为是高射炮开火了。再没听见爆炸声了，一点半警报解除，我们上床睡觉。今天早上，我们发现那个声响是炸弹的爆炸声。中午，我和陈、迪克上了迪克的轿车去查看破坏情况。两颗炸弹落在了玄武门外的马路上，过去叫丰润门，是通往菱洲的。爆炸点几百码之内没有建筑，地上钻了约15英尺宽、三到四英尺深的洞。只是给一根水管造成了破坏。另一颗炸弹落到了湖里，第四颗正落在城墙上，在外沿上弄出一个楔形的凹痕约有10英尺深。这最后一颗炸弹落在了苏联大使馆几百码范围内。我们怀疑是不是所有这些炸弹都是冲着使馆去的。日本人似乎有激怒俄国人的习惯，他们刚占领天津就袭击了那里的苏联领事馆。
昨晚的月亮特别亮，我们在楼上的门廊里都能看到20英里外那连绵起伏、灰蒙蒙的山影。任何不是黑色的建筑都历历在目。我们都很高兴，月亮已经结束了它的轮回，就要回到黑暗之中，那时探照灯和高射炮就能更好地杀伤日本飞机。
今天又很平静。那个脾脏周边脓肿的女孩今天温度正常，感觉好多了。与前天晚上抓人有关联的那个阑尾切除的病人，今天回家了。另一个切除阑尾的14岁女孩今天能走了，明天回家。截肢病人恢复得都不错。我今晚可能还有手术。
昨天医院订的一大批物资运到了，它能够让我们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当然，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撤退的问题。陈今天暗示，如果美国人走了，大量家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中方雇员就会觉得他们也有离开的权利。医院就只好关门或由军事当局接管。大使馆的人准备坚持到最后关头。很难说，最好该做什么。人们不禁会想此时离开将错过最高级别的服务机会，不仅是医务上的，也是道义上的，而当其时，也不能指责任何人，至少对孱弱的狐疑将一直责备着人们的良心。毫无疑问，人们没有明确的计划，所有的妇女和儿童在这儿都没位置。
8月25日
昨晚的空袭来得较早，从7：55开始到8：50结束。最恼人的是，上海的广播从10：10调整到了8：10，因此我们全都错过了，只好借助于谣言和中国的报纸。它是比较严重的一次空袭，但今天我们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破坏。几晚之前，中国飞机没有升空应战，而是想给高射炮一个机会。但昨晚他们上天了，还打下了两架日机，一架冒着火降落在城外，另一架就我们所知仍只是一声爆炸。
报道显示，日军已经在战舰的掩护下成功登陆吴淞。很难说它是否会改变当前的局势。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报道。中国人在上海的胜利或失败将对未来事态影响巨大。如果日本人在那儿得手，他们就可能在北方也这么做，那么中国就要吞下这颗苦药。中国人在上海的胜利将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支持，我确信会给他们以足够的激励，从而获得完全的胜利并将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今天下午下了阵雨，随后出现了美丽的双彩虹。几架中国飞机在天空翱翔仿佛在和彩虹嬉戏。一周以来，大道格拉斯运输机突然第一次出现，预示着商业飞行仍少许在进行。
今天我也腾出时间来整理了个大包，里面装满了马乔里的东西，希望不久有人去的时候捎上。还没等他们有机会下来，那儿的天气可能就会转凉。今天我的中文老师来了，一天的工夫我们好好地上了中文课。我有没有提起过我现在的老师是大王，以前是语言学校的功勋教师。和他在一起学习肯定是高兴的，我的中文一定会突飞猛进。
8月26日
日本人看来是存心不让我们听每天的新闻广播。根据时间表，新闻要在8：10播，到了8：05，警报器宣布了飞机的到来。我们根本没看见飞机的影子，也没听到炸弹声。在第一声警报后，我们的战斗机马上就冲上蓝天。它们正在低空盘旋，这时第二个信号来了，警告日机接近了。每隔几分钟，一架飞机就会飞得离我们很近，我们只好钻进地下室，等噪声远去了，我们又跑出来，欣赏着月光，它刚从紫金山顶冒出来，过了满月没几天。天又变热了，白天要华氏90多度，晚上要华氏85度。地下室是全封闭的，非常闷热，我们都愿意在袭击之间跑出来换气。我们觉得能区分中国战斗机和日本轰炸机了，但是当任何一架飞机正在你头顶时，这绝不是世界上最舒服的感觉，我们还是乐于暂时躲进地下室吧。
今天收到一份令人意外的邮件，里面是从8月15日到22日的《字林西报》。另外还有8月5日的《北平时事日报》，里面有约翰叔叔和玛丽阿姨金婚纪念日的故事。我猜你也收到了一份。从北平到南京要21天。我们经常很快地能收到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邮件。报纸没给我们提供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多少证实了我们的担心，即大批日军在舰队和空军的合成掩护下，已在吴淞登陆。
J.H.
今天早上，黄上校访问了医院，探望了几名飞行员，我和他简短地谈了话。他去年12月驾机送蒋介石夫人去西安，当时蒋介石被扣押了。他身材高大魁梧，有6英尺4英寸高、200磅重。他确认了登陆吴淞的报道，但表示最多在4000人左右，而不是日本人宣称的50000人。日军进行某种大规模的作战不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必须面对这样的不测事件，但我们衷心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黄是励志会的头儿，它是基督教青年会中为军官专设的组织。
今天海格曼医生从牯岭到了这儿。他见到马乔里了，说她看上去不错。他计划往下游走，去南通看他医院的废墟，但我们会把他留在这里和我们呆几天。迪克和麦克伦先生各睡单人床在一间房里，马克斯先生在另一间卧室，我在两间房子中间的书房地板上铺了双人床垫。海格曼可以与我共享地板上的双人床垫。如果夜里空袭来的话，一帮人在一起，肯定会更意气相投。
我的厨师替工和他的小儿子呆在我们的房子里。我早上回来刮脸、吃东西，再把我的饭带到这儿来。今天另一个惊喜是我们每月的支票来了，我感觉肯定是耽误了。我现在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吃饭是很小的开支，所以我觉得暂时我还能够让这个家正常运转。
8月27日
昨天晚上在我写信时，我统计了一下日记报道的空袭数量。到统计时为止，共有19次。我们的第二十次昨晚来了。我们听完发生在今天的、相当令人沮丧的新闻报道后，于11：00休息。看来我们必须承认日军已占领了吴淞地区。
最有影响的事件是昨天下午向英国大使开火的事。他开着一辆飘着英国国旗的轿车。这车离上海还有一段距离，这时4架日本飞机出现在了上空，开始攻击该汽车以及同行的另一辆车。在炸弹落空后，它们开始俯冲用机枪向汽车射击。仅有的伤员是英国大使许阁森爵士，他被一发机枪子弹击中受了重伤。他究竟有没有恢复，在收到我写的这个日记前，你自己就会在报纸上看到。
我们刚刚好不容易睡熟，12：00时又被警报声粗暴地吵醒了。这一次我们直到凌晨4：00才回到床上，与此同时，也经历了迄今最严重的轰炸。城里有3块不同的地方燃起了大火，都不太靠近我们。显然，有12架飞机参加了空袭，两架被打下来了。有一把火将两块宅地上的空房子烧掉了，另一把火在太平路上的一个大商店，第三把火则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空袭没达到任何目的，只是剥夺了相当疲劳的民众一些急需的睡眠而已。几个苦力被炸死在破屋子里，当时一颗炸弹正落在了屋子外面。
我今天下午在诊所里得到了一个空袭纪念品，是从一位老妇人臀部中取出的。那是一块锯齿状的半径约2英寸的弹片，打进她的臀部皮下有6英寸，就留在那儿了，幸好处理起来还算简单，只需要在金属周围给她上一点奴佛卡因，把它取出来就行了。它看上去是炸弹的一部分。她到医院来回都是走着的。
经过昨晚非常有限的休息，我今天早上就碰上了一个相当有难度的手术，一个男子自早上之前开始就有疝绞扼了。约有8英寸的肠子已有坏疽状了，但还没穿孔，因此在修补了疝气后，我不得不再切开一个口子把坏死的肠子切除，然后完成吻合术。最后一步要在吻合处的上方几英寸放置一个引流管。幸运的是手术期间没有发生空袭。事实上，你也可能注意到了，白天的时候没有空袭，这已有一阵子了。
格雷先生今天打来电话说，他早上要去牯岭，能捎上些带给马乔里的东西。今天下午，迪特里希·胡斯曼博士打来电话，问他能否搬到这儿来，因为他的妻子要走了。能有其他人到这房子里来住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就不用独自一人吃饭了，也不会因为弄这么个大房子来养我一人而有任何负疚感了。
这天另一件大事是收到了美国的来信。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弄过来的。你的信都是8月5日寄的，真是一个好日子。一定有几封夹在当中的信失踪了。这促使我赶紧把这封信寄出去，免得太长了。但是我很担心别弄丢了它，因为它记录了迄今为止这儿发生的所有事情。
8月28日
大使馆又发来传阅件，强烈要求所有的美国人离开这座城市。我必须找陈裕光校长和其他人谈谈，看看这是否是该做的最好的事情。对丹尼尔、威尔逊和爱默吉·华德来说，它也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的东西都堆放在三楼。也许会秋毫无犯，但那就是离奇了。
昨晚有两次警报，一次是从七点半到八点半，另一次是从凌晨一点到两点。日本飞机没一次到达城市。昨晚的新闻非常不妙，日本人在上海周边的罗店、浏河地区稳步推进。一种悲观的气氛正在生成，我希望能有所缓解。
今天早上，我带着油炉和马乔里的箱子去了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Co.）公司的水蜈（Sui-Wo）号汽船，把它们放在了英国传教士格雷的名下，他要去牯岭。它们能让马乔里和孩子过一阵子。几封美国来的信被放进箱子里了。
8月29日
写完昨天的简报后，我回到医院，又惊又喜地接到了来自牯岭的电话，听到了马乔里的声音。她很高兴得知她的东西已经在路上了。
昨晚是几乎两周以来，我们头一次晚上没有警报声，总算睡了个好觉。以前，如果空袭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那后一次袭击就尤为严重。我们希望这次不要发生同样的事，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天，下午我正在写这份材料时，大约有十几架中国飞机在上空盘旋。只要它们保持目前的数量和绩效，我就感到相当的安全。
今天下午我和使馆二秘豪·帕克斯顿好好谈了谈。我解释了维持医院运转的精神动力，并说不等地面的军事行动开始迫近南京，我们就离开，我们感觉这没道理。日本方面决定派遣8个常备师团，约12万人到上海地区，将战事变为现实的可能。中国军队现在从上海近郊撤退，在后面几英里处利用良好的工事采取防御姿态。
8月30日
我们的第二十三次警报响了，当时我和迪特里希·胡斯曼正从靠近金陵学院的他的老房子那儿往回走。我还牵了两条狗。“斯努基”被我收养也两个半月了，有点猎狗的样子了。它非常粘人。“贝尔丽”，爱默吉·华德的狗，是一种小小的白色的斯匹茨狗。它的血统有多纯，我不得而知。我们赶紧回家，也把狗弄到安全地方去。警报响了约45分钟，但飞机没有抵达南京。大约有15架我们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今天我们听说他们在扬州交火了，飞机场的兰开斯特证实了报上的消息，两架轰炸机被击落了。这是第一次他们白天来袭击。我们晚上又睡了个好觉。
看来我们能够把医院的病床逐渐填满。但门诊的数量明显少了点。前一天那个疝气病人恢复地很好。我忘了说一句，那天手术时，我们突然发现他的阑尾也有慢性感染的迹象，于是我们就多花了几分钟把它也切除了。
那天当我把给马乔里的东西送到怡和公司船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前面提到过的开阑尾炎的妇女，她当时和那个可疑的人物在一屋。她和她的家人要去汉口，看上去身体和精神俱佳。
两天前我们的厨师不顾我的警告打开了鸽笼的门。所有的5只鸽子都飞走了，迄今只有两只回来了。现在我们给这俩自由的空气，让它们每天都出来。
8月31日
又要记上两次空袭。第一次是刚写完昨天日记之后不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第一声警报一响，我就急急忙忙地吃晚饭，好借用这日光。胡斯曼没能赶回来，只好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警报解除的信号出现，他才饿着肚子回家。日本飞机没有到达城市，但15到20架中国的战斗机让空中响成一片。
第二次空袭警报短短的，从1：45到2：30，日本人又没能到达城市。它只是让门诊比以往晚开一会儿。美孚Socony地方分部的经理米德先生，每天都来治疗脖子上的疔和许多散发的疖子。他受了不少罪，但现在正快速恢复中。自体菌苗看来发挥了作用。
我提到米德先生的原因是他的家人乘坐的“胡佛”号昨天被中国飞机炸了。他没显得激动是因为今天早上他才听说这件事，他也得知旅客没人受伤。飞机是奉命起飞轰炸一艘日本运输船的。
9月2日（又在句子当中）
该船预计在吴淞靠岸。“胡佛”号离灯塔约20英里，距吴淞70英里，此时4架中国飞机轰鸣而来，其中一架打开弹仓，丢下一串炮弹。7个船员受伤，3个旅客震昏了过去。船舷上有无数的弹洞，但都不靠近水面，还不是太严重。昨天一个船员死了，但其他的都脱离了危险。中国外交部很快就发出道歉信，并表示承担一切损失。调子完全和日本人轰炸许阁森爵士的反应不同。我们都感觉到这是一起最不幸的事故，中国人对此都心碎了。
昨天是我半休日，大王准点在2：50到达，他和我就着当地报纸细心研究了两个小时的形势。正在上课时，华德太太突然来了。她刚从上海到南京，正要从我们三楼整理一些爱默吉的东西，随她一起往长江上游去。
大约5：00，美国“土土依拉”号上的医生和其助手到了，我和他们一起到炮艇上吃晚餐、看电影。“关岛”号的医生也在城里，他也过来吃晚餐。他认识我的许多医学院同学和朋友，我们的访问很愉快。“土土依拉”号上的斯万森医生有个病人在我医院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能做出诊断。猛一看可能是疟疾，但9次化验也没能发现疟原虫，通常治疗疟疾的方法也全不奏效，我们暂时颇感为难。
我们在艇上又看了电影，约10：30我上了岸，发现码头空无一人。出租车都没了，出租车经理人说弄不来。公交车在9：00左右就停了。一个落单的人力车夫在附近，提出愿送我走。我们讨价还价了一会儿，最终决定50分，他开始要价80分。他是个很友好的小伙子，我们还没到交通部，我就知道了他的过去、他目前和将来的想法以及对生活的态度等私人事务的详情。整个行程花了1小时。一路上，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总是不断的出现。路过的人力车夫总是互相问到哪儿去，付了多少钱。事实是每个经过的车夫都会得到我的车夫的回答，然后就大笑起来，说他们走的路只有一半远却收两倍的钱。这没让我不自在，因为我知道由于交通停运，他们会向旅客敲竹杠，但我的车夫已经有点受不住了。最后我给他加了足够的钱让他笑着离开了，恐怕这天他要跟不少人讲这件事。
心怀侥幸，我们记录下难得的例外，已有两天我们没收到报警信号了。我们的估计是日本人正集中其所有的力量在吴淞登陆，准备发动总攻，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偏离此目标的事情都是不值当的。种种迹象表明今后几天将有大的战斗，它会造就或打破目前的态势。
9月3日
仍然没有更多的空袭可报。显然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广阔的空间。有一则惊人的谣言，大意是他们（日本人）成功地轰炸并摧毁了南昌的一个大工厂，这座工厂装备有许多贵重的进口机械，是用来修理美国造的飞机的。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是无可弥补的损失。谣言还说，非常靠近该厂的一家同类型小厂是修理意大利造飞机的，毫发无伤，地方当局十分怀疑意大利人向飞机发了信号，因此逮捕了一些人。这件事当然没有出现在当地报纸上。陈是从他的一些官方渠道那儿获得此消息的。
昨天特里默医生从牯岭回来了。他带来了马乔里的一封信还有些可吃的东西。我们以为他们快闹饥荒了，而显然他们以为南京也是这样。我又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放在另一个corey和一个帽箱里送给了马乔里，现在她在山上就能有一些像样的自己的财产了。尚无明确的迹象表明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不得不离开。
中国人似乎仍坚守在吴淞附近，而不是像日本人报道的那样。中国最好的3位将军现正指挥着上海周边三块地方的战斗，这三位都听命于统帅部。我们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印象是战斗将趋于结束。日本人决心竭力清除中国文化的又一个例子是，昨天报道说他们有计划地摧毁了同济大学和吴淞附近的医学院。当时没有中国士兵在附近。他们派出一批轰炸机，向所有较好的建筑投弹，把它们炸成了瓦砾。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之前的某个时候已经搬走了。
医院的病床，除了第四层，已经住满了。8月产科创了月纪录。今天早上作为前列腺切除术的第一阶段，我给一老人做了耻骨上膀胱造口导尿术，准备几周后再做。门诊还是比以往要少，因此我们并没有超负荷工作。我们在外国人中开展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1937年9月24日
亲爱的朋友们，
又回到南京了，我将恢复日记体的书信，让你们知道这儿发生的一切以及当地对其他地方发生事情的反应。
上一封信是在牯岭写的，谈的是我去那儿的理由和在那儿做的事。周三早上斯图华德一家突然决定下山，是第十五个去迎接史德蔚的，他正坐黄埔号从南京过来。然后他们将一起前往汉口。在对形势做了认真评估后，看来最好是让马乔里和朋友们一起往长江上游走，我们刚好钱够，这样我就能和她一起去汉口，再送她上去广东的火车。
周二早上，我借用牯岭社区医院给玛丽·帕克做了小手术。她没必要住在医院，可以由泰勒医生进行术后护理。周二中午时，我们决定走，然后就开始打包。到晚饭时分，我们接到消息称黄埔号第二天上午11：00从九江出发，而不是我们以前想的下午。
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晚上去了两次隘口，终于解决了滑竿和挑夫的问题。滑竿要早上7：00出发，我和史德蔚家的3个小孩子从6：30开始步行下山，这样我们就能在黄埔号进港时遇上它，不让它把史德蔚的行李弄下船。按计划我们6：00刚过就出发了，8：00前到了莲花洞，乘小汽车穿过了平地。我们到达九江时，昨晚我们发送的重行李也到了。一共22件行李，其中有我们的4件，都堆放进一些小舢板里，顺着水流划向太古码头。我们吃惊地看到一条船绑在黄埔号上，但很快发现它是武岭号，正在往下游走。黄埔号只是在下游能看到，在武岭号消失之前，它在河里停泊了一阵子。
我们步行后，马乔里给娃娃洗了个澡，在黄埔号起锚前，她来了。跟她一块的有史德蔚太太、牛顿、W.P. 罗伯茨太太和她的3个孩子，约翰（11岁）和布鲁斯，4岁，以及海伦，15岁，后者是要去美国的学校上学，我们希望她能是马乔里回纽约一路的旅伴。往上游走的旅程平安无事，天气也渐渐好转起来。
抵达汉口时，我们高兴地发现海伦·范·沃斯特在岸边迎接我们，并把我们带到了F. 克劳福德·布朗夫妇的家，他们是圣公会传教团的。他为许多人通过汉口，承担了大部的谈判工作。我们非常感谢他向我们敞开了大门。他们有个小女儿能说一口令人吃惊的汉语，部分原因在于她是和布朗家半领养的两个男孩子一起长大的。一个男孩是金陵大学商务经理苏D.D. 的大儿子。他现在约6岁，从14个月大时就和他们在一起了。另一个男孩子有个中国爸爸和俄国妈妈。他们都和女孩一起到中文学校上了一年。这个小女孩恐怕是世界上除了马乔里以外另一个问起绰号回答说“无聊”的人。
我们能搞到的首要东西是登上周一从汉口发出的火车。马乔里弄到的是头等包厢，和海伦·范·沃斯特在一起，她暂时要去香港。想想看，在火车头等包厢坐48个小时，要45美元。许多人坐三等车厢只要15美元。约翰纳伯一家、史德蔚一家、罗伯茨一家和其他一些人也在火车上。日本人答应在26日之前他们不会轰炸铁路线，在此之后他们对发生的任何事情概不负责。但他们对广东进行了一些狂轰滥炸，如果火车按时到达，它将会是在两次袭击之间。
在送走她们后，我去了武昌的医院，洛根·鲁茨住在那里，我和他一起吃了午饭。周二上午我和米勒医生简短地谈了话，他是上海疗养院的，到汉口来是为了在武昌武汉大学附近开办一个新的宏大的分支机构。他让我一旦情况有变，在南京没有了工作，就给他发航空信。午饭后，我和布朗太太出去到了联合医院，肯戴尔医生是院长，他给我当了一到两小时的向导。就在晚饭前，我们带着3个孩子去看“象孩”，是伦敦电影公司根据吉卜林的《大象中的图美》拍摄的精彩影片。
“吴淞”号晚上九点半往下水方向去了。我很高兴能和马乔里一起往上水走，因为还有许多无止境的例行公事要办理。我们甚至不得不给我们的娃娃照了相，把照片贴在了她的护照上。然后就是与讹诈者、铁路、行李检查和所有杂七杂八的人讨价还价。马乔里能够休息一会儿，不用总是东奔西走。
靖江的黑尔先生是乘“吴淞”号到九江的，还有“美孚”公司的艾弗尔·巴特勒，他跟我在南京很熟。杰克·舍伍德和另一个叫皮克林的小伙子，也是“美孚”南京公司的人，在九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往下游走了。我十几天前在汉口时，到售票处买了一张票，并不是因为我想到它会挤，而是因为我恰好路过。我想我是第二个拿到票的人。我上船的时候惊讶地发现，甲板上全是野营吊床，船舱里全是人。经历了两次上水旅程的“甲板旅行”，在这最后一次，我睡在了吸烟室的地板上，马乔里还占了一个躺椅，有这样一个真正的铺位，我感到很骄傲。
在往下游走的路上，我们听说周日、周一和周三南京遭受了大规模的轰炸。很难想象当我们到达时会是怎样。在我们离开汉口之前，太古公司给我发了一封急信，宣称他们南京的大船已经往上水迁移了10英里，因此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在南京靠岸。经过周日和周一两天40到60架飞机的轰炸，日本人向所有的大使馆发出警告称，周二他们的确要去办正事，使馆最好能撤出去。美国大使馆是唯一顺应这一暗示的，他们搭乘停在下关的美国长江巡逻艇——旗舰“吕宋”号离开了。这让他们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笑柄，总体上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声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报道称其他的大使馆将坚守岗位，直到他们母国政府下令让他们撤退，而美国人却是听从日本的命令撤出了。他们也许是有道理的，但要重获以往他们曾拥有的信心将会很困难。
“美孚”男孩提到的报告是第一次严重空袭后，他们南京办公室里的中方高级雇员写的。他说“他们轰炸了机场，他们轰炸了广播电台，他们轰炸了火车站，事实上，他们轰炸了所有东西。”总之，用“轰炸机”一词替代“炸弹”一词听上去更显得逼真。
我们23日周四中午到达了三山下面的太古码头。太古的代理人艾弗尔·马凯在岸上。黄埔号泊在码头上，给大约30个外国人充当起了避难旅馆的角色，主要是暂时还没离开的德国人。从使用飞机的数量和丢下炸弹的数量等角度上讲，周日、周一和周三的空袭是猛烈的，但造成的实际损失却是微不足道的。最大的人员伤亡是由恰好落在下关难民营的炸弹引起的。人们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失去了在上海的家园，从一个地方躲到另一个地方，却最终在南京遇炸而亡。河岸与较大驳船间的一个小浮桥被一颗炸弹炸沉，死了一人，伤了几个。其他地方，无数穷苦老百姓的房子被炸倒了，但军事要害和大型重要建筑未遭任何创伤。两颗炸弹落在大马路上，使得一段时间里通行车辆要绕着洞走。
又有几个报社记者到了这里，这样你读到的有关南京本地的消息会相对准确一些。再回到旅行上。我们两点钟离开大船，3：00刚过就到了下关。我花高价雇了个舢板，划到岸上才发现，舢板上半打的中国人沾了我的光，拒绝支付一分钱。马车要比出租车便宜，我往医院去，穿过的城市看上去和我两星期前离开时一模一样。自从我离开后，有两次错误的警报和5次空袭，因此迄今为止总的警报数达到了35次，我们要从这继续往下数。今天下了一天雨，因此没有空袭。医院同事都在，并没有过度惊吓或筋疲力尽的样子。我的厨师已经再也不怕日本的飞机了。他看着它们来，然后嘲笑它们。如果他的反应是典型的话，那么日本人收获的结果与他们所预想的完全相反。老百姓现在躲在无数的地下掩蔽部里，一直等到空袭结束才出来。只有在像难民营这样的地方，日本人才能造成破坏。
今天最好的消息等我上床了才到。它是一份来自香港的电报，内容是“杰克逊总统号平安到达”，这就告诉我，马乔里和伊丽莎白已经从担惊受怕的两周香港等待中解脱出来了，能够在船只到达后很快上船。
9月25日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戴籁三夫人现在为国立中央广播电台做短波英文播音，你们可能听说过她，她和柏睿德、刘易斯·史迈士一起在这儿吃晚饭。我们帮她设计今晚播音的开场白用辞，“今天，平民流血以加仑计算，南京遭受了3次可怕的空袭。”
早饭后，我下楼去拿一些胶卷，两周前，在我去牯岭和汉口之前，我把它们寄放在商店里了。正在店里时，第一声警报响了，我跨上自行车，急忙赶往迪克那舒适的地下室。刘易斯·史迈士和迪克已经在那儿了，史迈士到这儿是帮助我们把汽车修好供紧急救护用的，我们看见我方战机有14架升空，向江对岸飞去。最近它们很少能和敌人的大机群交战，因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全体毁灭。它们离开不久，日本轰炸机成群结队地来了，它们开始投弹，我们的火力也在向其射击，此时我们已经钻进了地下室，每次炸弹爆炸时，都是地动山摇。许多人看见一架轰炸机燃着大火坠下，正掉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对面。
空袭结束后，我们去了医院，因为今天轮我值班手术，我做了个痈切除。我们刚要吃午饭，又一次空袭开始了，敌人实施了更猛烈的轰炸。这次他们叫我们去中山东路江苏银行对面。我们发现周围所有的窗户都震碎了，不少穷人的房子塌了。两个人在地下掩蔽所的入口处被炸死了，尸体血肉模糊。我爬上一间屋子的瓦砾，看到一个人被屋子的中梁击得平躺在地上。他的胸脯被打穿了，已经死去多时。等我自己走出瓦砾，我发现医院的一群人都已经走了，我只好开始走回医院，这时警报又响了。往家跑了大半地儿之后，我想应该去那个一流的由大使馆准备的地下室。回过身来，我跑进一堵空墙，因为门已经被锁住了，我发现它离我自己的房子很近，而日本飞机又在上空滑翔了。炸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周围，又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我们能看到高射炮弹发射后的烟雾，但显然没人能找到它的轨迹。警报全部解除的信号刚停，几乎紧跟着又来了一次警报，但这次轰炸机没能到达城市上空。
现在是五点钟，我去医院找中央医院院长詹姆斯·沈博士（Dr. James Shen），为把他的手下和病人转到我们医院来做些安排。据说有20颗炸弹落在了其医院附近，摧毁了他们的厨房、洗衣房、水厂，震碎了手术室的所有窗户，杀死了他们的电工，损坏了他们四辆救护车中的两辆，还伤了4个苦力。医生和护士没有受伤，大楼也完好只是有些窗格玻璃碎了。沈医生刚刚从国外匆匆赶回，刚好赶上这事。
五点半，柏睿德、刘易斯·史迈士和戴籁三夫人和我一起回家赶紧吃点饭，因为晚上我们要忙于护理伤员、帮助搬运中央医院的病人。这些人干得很棒。迪克用他的轿车接运病人。J. 赛珍珠已经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了，但它锁在了福特车行，今晚拿不出来。等我们把它拿出来，我就要在其他工作之外再加个车夫的角色了。检查完我们接受的大约10个伤员之后，我们发现都不需要马上手术，于是我就回家来写这篇东西。今晚我们只有烛光了，因为今天早上的空袭给发电厂造成了轻微的损失，而他们因空袭如此频繁往复，没能及时修好，晚上就不能供电了。空袭和警报数已经上升到39次了。
周日，9月26日
我们依然在点蜡烛。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因此我们也侥幸逃过空袭。今天收到3封信，大约是8月9日由美国寄出的。这提醒了我过去几天只顾忙，忘了提我们的新侄子约翰·鲍蒙特准将给我捎来的信。是两天前收到的，看来邮件还是能收发的，这给了我希望，估计我的第一封长信能平安到达。我应当很快把这封信寄出去。今天有封信是J.B. 布恰特太太寄的，她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州贝斯勒姆的贝尔德。她的家庭地址是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如果妈妈能给她回信，对我收到她的信表示感谢并告诉她我是多么高兴，我将非常感激。她喜欢与她的老朋友广泛接触。在她讲的事情当中，她提到了吉尔伯特太太的去世。
茱莉亚侄女复写的副本到了，它不久前才完成，她还送给伊丽莎白非常可爱的小衣服。衣服送来时，马乔里还在牯岭，我带给了她，她现在正穿着横渡太平洋呢。哎呀！但我很高兴她在“太平洋”上。第三封信是家里的，他们开始度假了，妈妈急不可耐地开始用过量的工作来折腾自己，把李子装进罐头等等，好像她根本用不着休息。
我的厨师今天去芜湖看他家人。他们得了痢疾，害怕去医院。我给他一张写给布朗医生的便条，还给他开了工资。他可能明天回来。他是个出色的员工，非常干净，即使他在街上买不着东西，也能做出美味佳肴。他的小儿子和一个玩伴，都在10岁左右，今晚和我一起分享晚餐。我非常开心，自己有这么个房子，我都舍不得丢下它。钢琴是令人愉快的消遣，两条狗是极好的陪伴。“斯努基”长大了。我们有了四只新鸽子，实际上，要让其变得完美，最需要的是马乔里和伊丽莎白。
我明天必须多弄些薄的纸。我一直在用的那叠纸终于用完了。
今天早上，按惯例查完房，又花了一两个小时忙完储藏室供应后，我和刘易斯·史迈士到了福特车行，将卜凯的“别克”开出来了。下午，我们用它把一些人送到明德女子学校去集中，是由吴翰礼博士（Dr. Han Li Wu）召集的，他负责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出席，我们讨论了组建战时救济和公共服务委员会的问题。会后，我开车带着吴博士、格蕾丝·鲍尔和明妮·魏特琳在雨中察看了昨天被炸的几个地方。
当我看到中央医院时，我从未如此震惊过。上帝的仁慈想必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进行了干预，防止了有史以来最大暴行之一的出现。一架日本飞机向医院俯冲，对主楼扔下了两枚1000磅的炸弹。它们在网球场两边各炸开约50英尺。弹坑有20英尺深，30英尺宽。弹坑离掘地避险的上百名员工仅几码之遥。据在里面的人讲，防空洞震得就像大地震摇晃地球那样。医院所有面向炸弹的窗户自然全碎了。炸弹如果向北或向南再移几码落地，那么破坏就惊人了。如果它们击中了医院，它就会炸成碎片，100名病人包括1名日本飞行员也会飞上天。往另一方向几码远，医院的所有成员就会被消灭得干干净净。随着大炸弹一起落下的还有无数的小炸弹，一共造成1死5伤。漂亮大礼堂的一面墙被毁了，所有的玻璃都碎了，我们在那儿曾举行过多次医学会议。
我们从那儿赶往基督教青年会，去看那架燃着火掉下来的飞机，但它已经被拖走了。我的蜡烛变短了，我想我应当省着点，这样我明天就能继续往下写了。
但结束前我应当提一句，今天早上3：00到4：00，警报响了，敌机未到达城市。
9月27日，周一
又有3次警报，总数达43次了。做完礼拜，查过房后，警报响了，我第一次去了大使馆。以后我应该常来。大使馆在一座小山丘上，从地下室的顶端，能清晰地看到数英里远。当飞机还有数英里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它们，并看到它们靠近。今天早上，它们没有进入市区，但一架接一架地向浦口火车站俯冲，将炸弹倾泻下去。那些有双筒望远镜的可以看到炸弹在落，而我们只能看见它们爆炸。9架飞机俯冲。随后的战报说没有直接命中，损失很小。一到两人死亡，数人受伤。
下一次空袭几乎接踵而至，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下游的永利化工厂，这是只凭声音判断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在视野中。第三次空袭来时，我正在家中准备吃饭。但他们没能进市区，因此人们都说今天很不错。
中央医院暂时放弃了它们的驻地，就在城外的孤儿院里重新组织成一个军事医院。他们准备照看从上海前线下来的2000名伤员。他们两天前转移到我们医院的病人将从明天早上开始正式由我们接管，这将大大增加我们的责任。多出的病员现在安置在老的大学宿舍，那里过去几年曾是梅格先生的学校。今天下午我们巡查了各式各样的病人，发现许多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需要很好地护理。今天早上在我的病区，我看到了第一个“达姆弹”创伤。病员是个从上海前线过来的军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接收他们了。子弹打进他胳膊一侧时洞口非常小，击碎了骨头，穿出去时留下了两英寸大的豁口。他的胳膊还能有用的机会很小。我病区另一个病员是在下关打高射炮的，他成功地打下了一架飞机，让它成为一片火海。他的炮管变得太热了，发生了爆炸，炸掉了他3根手指还伤了一只眼睛，因此他可能会失去它。他还有数不清的小创伤。
今天早上，我在大使馆和一些报社记者谈了话。他们谈到了周六两个新闻电影摄影师的遭遇。当时这两人靠近下关的发电厂，敌机俯冲时，他们捕捉到了燃烧着的飞机摔下去的整个镜头。凭着特殊的直觉，他们迅速赶往中央医院，上到中央医院的顶层真实记录下那两次大爆炸。沈医生想他们肯定被炸死了，飞机一走，就冲了上去，发现他们还在摇动着摄影机呢。似乎还不过瘾，蒋夫人也出现在现场，并允许他们拍她看望医院里的伤员，并让他们将所拍摄的片子径直带走。他们被告知，必须在这儿亲自洗印出来，在拿出去之前要经过审查。他们马上就带着片子赶回上海，可能你在收到我这封信之前，就会看到这些片子。蜡烛又有点短缺了。厨师明天打算去为我弄盏煤油灯。他今天下午从芜湖回来了，为他家人救了急。今晚我和格蕾丝·鲍尔及她一大家子中国人一起吃了晚饭。
鲍伯
9月28日
亲爱的朋友们，
下午还是有电的，等我晚饭时分刚吃完甜点，电就没了，我现在又点上了蜡烛。可能明天会一直有电。
今天的节目是敌机在中午出现，盘旋了大约两个小时，零零落落地丢了一些炸弹，又飞走了。云层在中间高度，因此它们从云上飞到这儿，一架又一架地俯冲下来，进入人们的视野。也看到了迅即投入战斗的高射炮，飞机又迅速地爬到云层上去了。我们4架战斗机在第一声警报响起时就起飞了，但和后面过来的12架到15架日本飞机保持着距离。
今天我在医院里非常地忙。相当一部分从中央医院转来的病人需要尽快地进行某种外科方面的治疗。我处理了3个手臂严重开放骨折的病人和一个腿部普通骨折的病人。在我就要结束最后一例手术时，警报响了。我回到家，在空袭中吃着晚饭，同时竖着耳朵听飞机是否靠近，时刻警惕着它们飞到头顶上或是太近，躲到庇护所里。
今天下午会诊后，来了个阑尾炎病人，我们高兴地看到阑尾未穿孔（中央医院转来两个未手术的阑尾穿孔病人）。这个病案中阑尾已因脓液而绷紧，到明天早上毫无疑问会穿孔……
今天又是三封信：一封是来自香港的航空信，谈了……紧张的广东神奇之旅；一封是汉口的布朗写的……;第三封是彼特罗娃给马乔里的信，我不会转给她，因为在她收到此信前很久她就能见到她了。“杰克逊总统”号万岁！我希望这艘船能让马乔里有机会休息一下，也让孩子能回到正常状态中。
我正在读阿里克西斯·卡瑞尔的《未知的人类》，他在书里宣称，人类的科学成就已经远超其道义和精神的进化，现在发生的事情正是绝好的注解，我已看到一半了。
周三，9月29日
今天多数时间在下雨，这也可能是没有空袭的原因吧。但我还要把遭遇到的第四十四次空袭的后果记下来。我们的一位飞行员在安徽省上空与敌机战斗时被两发机枪子弹击中腹部。他成功地将飞机降落，随后就昏迷了。他们花了11个小时才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我凌晨两点见到他，已经因失血而休克了，非常虚弱。一发子弹打中其右腹，穿过他的肠子，打碎了其对面的……骨上半部，……。另一发子弹击中其左腹，我还没找到它的位置。它可能还在他身体里。小肠在两个地方被完全切断约2到3英尺，另外那地方有一个圆洞（一个圆环）从他的腹部伤口里突出来。
将其两个完全隔断的肠子之间那部分切去是很容易的，只需做一次吻合术。洞也由……缝线缝合起来了，现在我们必须等待，看仁慈的上帝能否让他恢复过来。我会告诉你他的进展情况的。在我今天早上换药时，昨天做阑尾切除术的人在读报纸，所以我想不必为他操心。
今天来了更多的美国邮件，其中有最受欢迎的《读者文摘》和《时代》杂志。另外还有家信，附上了朱琳的和富兰克林的信。家信中提到，看到报纸上说马乔里和伊丽莎白去了牯岭。有3封信是马乔里的朋友写给她的，我不会转给她，因为在她收到信之前很久她就能见到她们了。爸爸妈妈和我们的新侄子约翰、海伦、帕特和约翰的快照非常好。自我上次见到帕特，她肯定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长大了。
昨天又传来了日军的一个暴行。你此时一定已经看到报道了。中国一个捕鱼船队被完全摧毁了，300个男女老幼仅剩下10个幸存者。这些人是在香港附近被S.S. Scharnhorst营救的，他们叙说了悲惨的遭遇。按照日本人一再强调的话来说，他们不可能杀非战斗人员，那么他们一定是把捕鱼船队当成中国海军了。
中国人在北方将防线撤至准备完善的保定府以南，慢慢地在争夺他们放弃的地盘。在上海，尽管日本人尽心竭力地战斗了6个多星期，他们实际上毫无进展。在中国军队撤出日舰炮火射程之后，除了一些小地方的你争我夺，战线就呈现胶着状态。日军在那儿的毫无作为无疑使他们愈加丧心病狂地对内地狂轰滥炸，显然是在出恶气。
城里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电力，包括医院，但还没通到我这儿，除了昨天短时间通了一下。但这个小煤油灯不错，比蜡烛强多了，这让我回想起早年在南京的岁月，那时我们还没有电。
9月30日
紧张的9月就要结束了，而展望10月未见光明的前景。结束的这天非常忙，有8台手术，多数是炸弹引起的。最严重的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病例，榴霰弹片打进其肛门附近，切开了其直肠，完全割断了膀胱颈。弹片自身扎进了耻骨弓的联合部位。他所有的排泄系统都负伤了，不能用正常管道了，对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来说真是一场噩梦。我给他暂时缝合，让它能起作用，等到他下面的伤愈合后再修补。他还需要输液。那个飞行员还在硬挺着。他复原的希望本是很渺茫的，但似乎情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邮件方面看来转到了香港邮路，我们依旧还有正常的家信盛宴，今天又收到几封给马乔里的信，还有桑蒂8月17日写的信。它里面提到了妈妈的生日、到威克特维尔的旅行和上海战事的开始。现在日本人已经开始轰炸粤汉铁路了，我们可能又要被孤立一阵子了。马乔里已经在太平洋上5天了，因为她是一个好水手，船上的食品也不错，我想她到这个时候业已从铁路旅行的疲劳中恢复过来了。若能收到她到达美国后的信就好了。
今天又开始下雨了。我们醒来发现天下雨时，都高兴地说今天的天气真是好极了。晴天以及云彩高高在上的天对我们而言都是危险。雨天让我们能够抓紧将中央医院转交我们的手术做完。我还在用煤油灯，抢修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一两天后灯就会亮。
10月2日
昨天是无事可记的一天，我把它跳过去了。普拉默·米尔士从牯岭过来了，暂时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听到一次防空警报，但没见飞机。所有重症病例的手术在医院里都做完了，我们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巡视和照料他们。地球上的人为这两三千伤员都做了什么。他们所得到的照顾真是可怜的微不足道。
奥利弗·卡德威尔从上海到了这里，他把妻儿留在了上海。他们还是想在4日把大学重新开放。奥利弗也要和我住一起，这样我家的人就多起来了。我希望我的苦力柯师傅能很快回来，因为洗洗涮涮等事情会变得繁重起来。
今天早上拉了5分钟的警报。开始时，我正在教堂讲解“上帝，我灵魂的爱人”，我们结束了祈祷，准备避难。几乎同时解除警报响了。第46次警报过去了。
战争的前方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奥利弗有些上海战区的故事可讲。他说上海外国人，包括士兵的同情心，都完全向着中国人。公共租界的卫兵接到命令不许任何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日本人进入公共租界。
几夜前，20名中国士兵为了炸沉日军的旗舰徒劳地献出了生命。他们带着浮游的水雷从黄浦江下水，向“出云号”游去。距其一百码，有道钢网环绕着它。他们用……在上面弄个洞的时候，被发现了。他们没有时间能穿过钢网了，于是就引爆了水雷，爆炸声震惊了上海。大约一英里外的“奥古斯塔”号上，有几个船员被震下了铺位，奥利弗本人在美国学校大楼里也惊醒了。爆炸肯定对该舰有所破坏，但一定不是他们预想的结果。日本人生气了，将巨大的炮火砸向中国军队的防线，几乎连续打了几个小时。当他们认为已经杀死了周围数英里内的中国士兵时，他们将士兵派到凸出部，立马就遭到机枪火力的射击，又被打回自己的防线，只留下几百具尸体和伤员。他们至今无实质性的进展，光是今天就又完全放弃了前线的一部……
在北方日军似乎在两条铁路线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他们在山西省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前进了约40英里，很少或基本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分成3个单独联队，每联队5000人，各自进入不同的山谷，向雁门关进发。突然，他们遭遇了前中国红军的先遣支队，现在是中央政府下属的一部。一个联队被消灭，一个被打死多人，另一个则迅速完全撤退。
当红军决定和中央政府并肩作战时，他们派了两位主要领导之一的朱德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会谈据说是这样的：
蒋：既然你们和我们一起了，我想你们会需要一些装备。来点坦克怎么样？
朱德：不，谢谢，我们有很多。
蒋：来些飞机？
朱德：我们有很多。
蒋：那么来点大的枪？
朱德：我们比够用的还多。我们能否给你们一些？
上述这些可能夸大其实，但它说明俄国可能一直忙于向红军提供装备，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日本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们在那个地区满手流油。有许多传言说俄国迟早要卷进来。俄国大使刚刚乘机匆忙返回莫斯科，报社记者揶揄道，就是一个盲人也比大使重要得多。
10月5日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个相当奇怪的生日。我直到中午才想起来。然后我让厨师给我做了个蛋糕，他自己很骄傲地用中国面团做出来了。普拉默·米尔士和奥利弗·卡德威尔看上去也很高兴。
昨天一次警报，今天两次，总数共49次。昨天和今天早上的警报都错了，因为飞机没有到达城市上空，但今天晚上6架飞机过来了。我5：30刚检查完我的最后一名病人，警报就响了。匆忙结束巡诊，我换好外套向家走去。白天在空袭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它要持续多久，我宁愿去家里，假如它持续时间长的话，我在那儿可以吃点东西。
米尔士已经到家了，但奥利弗去了大使馆，在那儿他比我们有更好的观察角度，看到一架飞机冒着火往下落，另一架直接往下栽，迄今他确信飞机已经坠毁了。两架都在城市的南面。我们没有受到炸弹的袭扰，但可以看见高射炮炮弹在飞行区域里爆炸。解除信号响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的飞行员在经历了一周与巨大伤痛的殊死搏斗后，死于今天上午。最初的几天，他看上去还不错，连我都有了些许希望，但今天早上5：00，他的情况突然恶化，再没能恢复。
今天下午，我又看到了兰开斯特先生，发现他仍对空中形势抱乐观态度。他尤为反对美国政府停止装船运送中国人购买的且已付过款的飞机。《中立法案》的这一面肯定是非常有利于日本人，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许多飞机。由于他们开始大规模轰炸，中国人将自己的飞机以小单位分散在国土范围内。如果他们试图进行大的战斗，即使他们以2比1的比例将敌机打下来，他们也会是失败者，因为他们至此就再无补充了，而日本人仍然还有许多。他们现在在玩一种狐狸式的游戏，将战斗机送上天骚扰那些掉队的飞机和大机群后面的飞机。兰开斯特说，用这种方法，每次日机来袭时，他们都能打下4到6架飞机，而自己毫无损失。
北边的消息不是很振奋人心，我们不知道日本人在遇到强劲抵抗之前，还能推进多远。我们的乐观还是植根于中国的报纸，在最近的《字林西报》上披露说山西断然拒绝投降，日本人取得了一场大胜，夺取了雁门关，首府太原岌岌可危。我们希望能听到更多有关装备精良的前红军的消息，但《字林西报》肯定不能让人满意。
昨晚电只来了一刻钟工夫，我们又回到煤油灯和蜡烛照明了。
10月6日
空袭总数又加上3次到52次了。第五十次发生的时间特别让人难受，是从午夜到凌晨两点，搅醒了我们的好梦……我披上几件衣服，又躺下了，在解除警报响起前好久，我就已经快速进入梦乡了。等到真响的时候，我脱下多余的衣服，很快就沉沉睡去。
第五十一次空袭时，我看到1架日本飞机被打下来了。有3架飞机越过我们头顶，向南城飞去，他们飞得相当高，就擦着云彩的边角在一块小小的云上飞。第一架飞机开始穿过这片小小的云朵向下俯冲，正撞上高射炮火。等它再出现在云彩下边的时候，已是燃着大火，以惊人的速度直往地下栽，升起的火和烟连绵几百英尺。第二架飞机已经开始向下俯冲了，但很快改变了主意，调转方向，很快消失在云彩里。第三架压根就没开始行动。
10月8日
在下午的空袭中，我们看到六架飞机和一些高射炮炮弹的爆炸。敌机没有飞到12000英尺以下，至少在我们看来，没扔下炸弹。上边中断的原因是来了第五十三次空袭，我刚开始用蜡烛，不得不把它吹灭，没事可干，只好暂时停下来。警报大约响了一个半小时，但我们没听到任何飞机声。昨天下了一天雨，今天又是小雨，我们的天气真是太好了。大多数时候温度表都在华氏60度上一点。我不得不用上所有剩下的被褥，这样米尔士和奥利弗就必须带上他们自己的了。
10月3日、4日下午，我和一名护士到下关难民营去设门诊给任何得病的人看病。在大的旧剧院里，已经有两个这样的难民营了。一个容纳了400名难民，另一个大约有200名。几乎都来自上海。他们还是很愉快的，身体状况不错。中国红十字会和红卍字会给了他们充足的食品。他们中的大多数有自己的被褥。他们睡在长凳上。都急着想往前走，每天的周转是几百人。我们第一天下午去的时候，一个地方有400人，其中两百人正准备前往芜湖。等我们第二天再回来的时候，剧场里空无一人。很难说他们去了哪里。似乎他们是懵懵懂懂地在往前走。有个怀孕妇女，孤身一人，随时可能生产。她丝毫不把困难放在眼里，当我们建议她最好等生完孩子再离开南京时，她对这个主意嗤之以鼻，准备往长江上游走了。可能在船上会出现一些紧急的分娩。
另一件正在做的事情是向教会医院和军队医务团之间的合作提供帮助。米尔士对此特别有兴趣，我和他一起去拜见（军事委员会）卫生勤务部部长又是全国卫生部门首脑的刘瑞恒（J. Heng Liu）。这个主意必须落实，但可能采取的形式是教会医院提供专业帮助、医生照料危重病人并向在长江流域刚建起的军队医院提供咨询。正式的信函已经发出去了，当局将提供财政帮助，既给需要这些帮助的地方也包含照料负伤的士兵。
10月10日
10月4日下午走访了难民营之后，我和护士去了军队医院，这是中央医院的员工在中山门外孤儿院里组建的。街道两边各有一个男童和女童的孤儿院。每边都有无数的平房式建筑四散在数公顷范围内，中间由水泥路连接。据说它们能接纳照顾两千名伤员。中央医院几乎所有的设备都直接搬到了这些房子里，这种分散的状态使之不易被毁坏。它们有宽敞的手术室和大的病房。
过去的4天，云层非常低，一次空袭都没有。今天中国人非常安静地庆祝自己的国庆节。他们都以为今天会有特别猛烈的空袭，但啥也没有。持续不断的蒙蒙细雨是最受欢迎的。只有奥利弗希望天能放晴，因为他说雨天让人郁闷。我们均表示反对。
可能过去几天最大的一则新闻是罗斯福总统芝加哥讲话的影响。中国的报纸给予了它铺天盖地的报道。对美国人批评的态度就像魔术一样消失了，他们又是地球上最好的人了。当中国人的士气在我们看来非常好的时候，读了这篇演讲和随之的国务院声明，完全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有了这样的效果，丽格报告也如是，中国觉得它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当它想要一些更实在的东西时，它也不会因为暂时缺乏而哭泣，而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如果罗斯福现在能继续推进他的努力，真的迫使日本人让步，那么他就将载入历史成为最伟大总统之一。机会看来是他的，而且他也是最能把握机会的好手。这儿的大使馆也极大地振作起来，完全赞同这一新的立场。
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很容易受影响而加入共产主义阵营，但它也有机会与强大的民主国家为伍。日本的全面胜利将是世界性灾难的前奏曲。我们是多么希望和平王子的原则能够胜利。今后数月期待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我们必须继续尽力而为，继续祈祷，希望上帝的意志能够得以实现。
10月12日
亲爱的朋友们，
又有4次空袭，总数已达55次。昨天警报响了一次，但我们没看到飞机。今天早上它们到了靖江，但在两架飞机被中国战斗机击落后，它们并未到达市区。但在今天下午，我们见到了一幅相当可怕的空战景象。第一次警报后没多久，我们就去了各自为应付每次空袭而准备的地方。（这次我们四个人去了赛珍珠为我们一两天后搬过去所安排的地方）就在紧急警报响了不一会，我们就看见9架大型日本轰炸机从东北方向飞过来。它们是一种新型号的单翼飞机和双翼飞机，比我们之前见到过的要更快、更大。南京最近来了一批柯蒂斯—豪克飞机做支援，于是我们就见识了一些有趣的缠斗。1架中国飞机被迫降落，1架日机燃着大火摔下去了。官方的报告是今天下午又打下两架日本飞机，使得今天一天的总数就是4架。我们那架被迫降落的飞机显然未受损伤。这位飞行员因下唇撕裂来到我们医院，我们给做了缝合。他要在这儿住下休息几天。
有些炸弹落在了城市的南部地区，但我们尚不知损失的程度。因为除了那名飞行员，没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我们估计没造成太大的损失。
除了我们又在忙于门诊，医院又变得安静了一点。我们诊治了相当数量的能走路的伤兵，收治了大概50名士兵住进医院。因为下了这么多天雨，空袭很少，被炸弹炸伤的也少。今天是这么久以来第一个晴天。
今天早上日本人在上海地区发动了第五次大的进攻。我们都希望它和以前一样徒劳无功。但北方的中国士兵却暴露出截然不同的水准，他们对日军稳步的推进几乎甚至没有抵抗。我们不知道如果日军成功地渡过黄河，会发生什么事，但因为他们还没有到那儿，我们还有时间等着瞧。与此同时，食品的价格正在上涨，但似乎还没有真正的短缺。度过这个冬天，恐怕要花不少钱。
我们六七个人正聚在一起解决一些问题并计划搬进卜凯
的房子。他不久前飞回美国，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的房子是这里面最好的，二楼有三个摩登的浴室、极好的中央供暖、自来水供应以及现成的电力供应。我们在冬天会很舒服的。我们把我的厨师带过来，不用洛辛的厨师，让他继续当房屋管理人，至少等洛辛回来再说。
我是在第61次空袭期间写这东西的。昨天4次，今天两次。他们昨天在城南丢下一些炸弹。今天早上是我第五次在手术时遇上空袭。他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小伙子，他用他的高射炮打下两架日本飞机，最后炮管爆炸，炸伤了自己。由于感染沉淀在他手指里，我把他带到手术室做些清创，这样能使他的手指更灵活些。我们还没做到一半，警报响了，等我们结束时，飞机已经从我们头顶很高的位置上飞过去了，一直向南飞还丢下了炸弹，我们听到了爆炸声。我们推迟了后两例手术，直到空袭结束。
柏睿德今天下午前往牯岭，度两周假。眼下的空袭开始时，他可能已经快上船了。我们听到第一声警报时，敌机已经相当近了，因此紧接着第一次的警报，紧急警报就拉响了。从这儿的窗户看出去，我看到在南边数英里处6架敌机一架接一架地俯冲，而空气中弥漫着高射炮发射后的烟雾。我没有看到任何中国战机，因此也就没见到任何日机被击落。（我正要看敌机是否返航了，因为这轰鸣声变得更响了。）应该是我们的战机返航了，因为所有警报解除的信号响了。
今天下午，陈医生带来了一些相当沉重的消息。看来总司令部有两天时间没有得到北方战线上两个地点的准确消息。最终传来的消息是说日本人宣称在北方与他们交战的所有士兵都是共产党人，应当被彻底消灭，于是他们使用了毒气，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大，结果是消灭了数千人。我们在等待核实时不禁毛骨悚然。与此同时，过去几天在上海周围，中国军队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昨天在南京，我们接受了第一例芥子气中毒患者。有几个住进了新的红十字医院。我们目前还未见到这样的病人。
10月17日
陈医生所讲的事情还未得到证实，因此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定性为谣言。中国新闻界继续报道在山西北部获得的成功。
这3天的天气都是晴，但除了空袭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星期五有两次空袭，昨天一次。每次飞机都飞得特别高，在飞机场附近投弹，没造成什么损失。我们计数已经上升到64次了。
生活变得更加正常了，空袭没有像过去那样更多地干扰人们的生活。比如，当第一次警报响起时，如果我们正在查房，我们会若无其事地继续下去。门诊继续，直到紧急警报响起，手术室也如此，除了上述的以外。
我们已正式地搬进平仓巷3号，这是卜凯的房子。我们这儿的7个人是：普拉默·米尔士、克劳德·汤逊、贝德士、刘易斯·史迈士、奥利弗·卡德威尔、皮特·巴农和我。我还充当房主角色，因为我把厨师带过来了，我的苦力做一些打扫和每周洗衣的活儿。
星期五早上奥利弗去了上海。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那儿，他要送他们乘坐“美国交通肖蒙”号去神户，在那儿她们将与麦金利校长联系。当他向大使馆申请通行证时，他们说无论如何不会发给他，他们认为往下游走对人或动物而言都不合适，任何想打如此算盘的人将给予官方的制裁。他和一些记者在一起骑车，我们希望能看到他回来，听他讲他的所见所闻。
皮特·巴农离开学院两年了，当战事刚起时，他……他远走至香港，在那里打定了主意。然后他就飞往汉口，坐了河船往下游走。他和奥利弗现在正主持大学里的英文系。经过了蹒跚起步的阶段，有学生陆陆续续进来了，他们现在已经有了170多名学生，其中大约135人选英语，这让他们两人忙坏了，而现在奥利弗到了上海，整个担子就压在巴农的肩上了。
战争前线似乎依旧如故，这里人们的注意力多多少少都放在“九国会议”上了。人们猜想的是会议能取得什么结果。人们对它的信心不足。
柏睿德去牯岭度两周假。我和陈的外科手术安排非常多……。昨天我做了一前列腺切除术。……我在……读到美国医院的死亡率高达40%，即使最好的诊所也达到近20%。这个人还活着，透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反应，当然让人放心多了。
1937年10月19日
亲爱的朋友们，
日本人肯定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昨天白天有两次空袭，晚上两次，随后又来两次，使得警报总数达70次之巨。他们看来是集中轰炸飞机场了，但他们不敢往下飞到射程之内，因而他们的炸弹几乎总是离目标很远。昨天夜里，警报在两点十五分拉响，解除警报直到四点二十才响。在这期间，日机来了两次，丢下了许多炸弹。我们这群人里的几个起了床，披上了他们的衣服。我的浴袍就在手边，但我在飞机声清晰可辨的情况下，平静地睡着了。第二次警报大约是在5：00，但几分钟后就解除了，表明可能是看到飞机往这边飞，而实际上他们是往别处飞。
今天的大空袭是在我们正吃午饭时来的。它们在飞机场附近丢下了20多枚炸弹，还想打击铁路和渡船。在飞机场，它们炸死了3名苦力，还伤了两个。一名伤员到了我们医院，他的后背上明显有一发机枪子弹。这伤看上去和负责治疗英国大使的医生描述的几乎相同。但这个苦力没有流太多的血，因此我们相信它没有打到肝脏。我们可以看到这发子弹弹着点靠近脊柱，既不在肺部也不在腹部。
空袭的另一区域造成的伤亡不小，大约有20人被炸死了，许多人受伤。它们没有击中目标，但却摧毁了周围一些建筑。约翰·马吉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到了这儿。他们在下关圣公会教团驻地建起了相应的医院来接纳空袭受害者，他们在照顾这些受伤的人。我想等他们（日本人）发现他们在前线受阻的时候，他们又会开始漫无目标地轰炸，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来救助的。
今天下午，江阴要塞司令派来他的专车到我们医院，要求我们派一名医生去他那儿给他治疗，因为他不想要任何军队医生。江阴是保卫长江的大堡垒，可以阻止日本海军溯流直上。那里有凿沉的船只所设的数道屏障，河水里有无数的礁石，构成无数堡垒，迄今为止日本海军尚未挑战这些屏障。这个司令官显然不愿意按照我们提出的价格付账。我跟着车子一起下来，但在少尉回去询问能否满足我们的条件之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因此我猜想，这个司令官不得不接受当地军队医生的治疗。
10月21日
我们又开始按时间表来了。敌机每天中午约在十二点半时光临，其时正是我们要吃午饭的时间。昨天和今天都是上次连载曾提到过的时间，构成了连续的三天。白天另两次较小的警报使得总数达到74次。我们的预言就是到11月1日为止空袭数将达到100次。
昨天下午我的王老师来了，我们一起紧张学习了两小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把报纸的大意总结了出来。学习结束后，我和巴农去踢了会足球。今天我的右腿感觉就像得了风湿病似的。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参加经常性锻炼。
今天对我来说是忙在手术室的一天。警报响的时候，我们刚刚为了整治一个人的大疝气和阴囊积水而实施了脊柱麻醉。这是早上九点钟。我们继续手术，大约半小时后终于等到了解除警报声，没听到紧急警报。警报系统是这样的：一声长啸后紧跟着是约6声短号是告诉我们已经看见敌机正朝这方向来。如果飞机正接近城市，下一个信号就是一连串的短号。解除警报是一个两分钟的长啸后面没有任何短号。
疝气修补完后，我们又在flouroscope下取出了另一块弹片。它奇迹般地错过了这人的股骨，直接打进了它的后面，我们发现弹片在股骨的前面，但骨头没碰着。这一定是相对论还是别的什么。
现在大约是12：00，一个阑尾炎患者被送进了手术室，我们也给他做了脊柱麻醉。奴佛卡因一进蛛网膜下的组织时，警报就又响了。我们像往常那样继续手术，但这一次过了大约10分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不得不伴着隆隆的飞机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更别提那轰轰的高射炮声，继续着手术。看来阑尾炎不是就一例，晚上大约6：00第二例病人就送进了医院，还另有腹膜炎。我8：00过后不久就开始忙他的事，他的腹部已经充满了浅状脓液，阑尾上有一个大的锯齿状的洞，无数的粘连说明此前受到的打击。将它取出来是个又冗长又乏味的活儿，我估计他存活的机会大约是10%。今天早上的那位我估计在60%或更高，因为他的腹膜炎没有扩散的迹象。我会按时告诉你他们的进展情况。
昨晚我们请了陈院长来吃晚饭，实际上是搞些娱乐活动。我希望我们能有个女主人。
10月23日，星期六
昨天我们庆祝了钻石级的一次空袭。它是下午时分相对安静的一次空袭，飞机飞得相当高，城里没人能看到它们。我从医院楼上的窗户看出去，只见炸弹在飞机场爆炸，还有炸弹的烟雾从我们和飞机场之间的城墙上升起。我们看到烟雾10秒钟后，爆炸声才传到我们耳里。然后飞机离开了，压根就没让我们看见。
前天当我完成了第一例阑尾炎手术时，空袭正在进行中，即使已经是1：00了，我也不能回家吃午饭。我想了个好主意，戴上红十字会的袖章，骑着车就出去了。没有被警察和士兵把我从路上赶走，相反我到处受到笑脸的欢迎。我现在带着这个袖章以防万一。
日本人今天又想换换名堂了，今天早上他们对我们发动了3次空袭。第一次正逢王先生刚到我这儿来给我上中文课。我和他在一起又额外多学了半小时，随之我就担心起我在医院里必须完成的工作来。警报解除的号还没拉响，我就又用上了红十字会的袖章，一路骑到医院，还是没碰到任何麻烦。第二次空袭时我一直在手术，没做任何观察。第三次警报响时，我正准备回家吃午饭。这次我们看到6架飞机，它们又轰炸了光华门外的大校场机场。等飞机一走，他们就填平了弹坑，生活又和以前一样继续。
今天下午，来了一个16岁的男孩，他的腹部被牛角抵伤了。他的腹部摊着两圈约4英尺长的肠子。这个伤几乎和切除阑尾差不多了。我给他做了缝合，给他每个受伤的肠环分别进行了肠造口。幸运的是它们还没有破裂，但我们不得不等待进展情况以决定今后几天他的存活机会有几何。两个阑尾炎患者仍各自坚持着。那个前列腺患者情况正佳，真是让人兴奋。
今天上午王给我讲了一个有关爸爸的好故事，我不知道爸爸是否晓得他的中文绰号。显然我们每人都有绰号，但很少的人了解它们究竟是什么。爸爸的绰号是“威菩萨”，或“威尔逊尊神”。他得到这个绰号是在学校任教期间，当时许多倒霉蛋常在他的课后等着他，讲自己不幸的一个遭遇，然后得到他的一些好的建议或一点救济。他们会见到一张铁板的面孔、听到解决问题找到工作的简短方法、再拿点救济。他们表达了想找到工作的迫切愿望，但几天或几星期之后，又会找到这位尊神来讨点救济。这个绰号肯定是有其正当理由的。
星期日，10月24日
今天的空袭使总数达到了79次。我正在四楼查房，看到有3架飞机几乎就在头顶巡弋，在其四周有一些高射炮弹在爆炸。它们往南飞，不一会我们就看见浓烟从饱经战火的机场升起，听到了雷鸣般的炸弹声。它们随后就飞走了，空袭结束。
昨天晚上费吴生和爱默里·卢考克从上海赶来。卢考克，上海社区教堂的牧师，和我们住在这儿。1921年秋天他第一次来中国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对他记忆模糊，但他把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还只是一个长了一点头发的毛孩子。他和费吴生从上海带来一些医药物资和经费。
今天中午，我们接待了一位很有趣的客人，路透社驻远东首席记者钱塞勒先生。他看上去很年轻，但一定有35岁左右，思维敏捷，从各个角度展开他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透过表面而看到本质。他要在这儿呆几天，采访有影响的人物。他很同情中国，但对最终的结果抱乐观态度。晚饭后我们围坐在一起，进行了一次长长的讨论，几乎快到祈祷的时间。然后我们去特威纳姆礼拜堂听约翰·马吉传教。下星期天又轮到我了，迄今我还没有想好传达什么神示。如果我要多次主持礼拜，我就不得不请爸爸给我一些布道的建议了。
所有的腹膜炎患者都还活着，但非常虚弱，我们还要保留几天来做判断。腿受伤的德国人恢复得很好。回顾上周的信，我发现没提到他。我想我在给马乔里的信里提到过这件事，所以我要重复的话，她可以忽略这部分。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德国大使馆官员在河里打野鸭，舢板前排座位上的吉哈德·海斯挨了后排座位上装满火药的八号枪械射击，打中了大腿。我从他腿肚子里挖出4块舢板碎片、1块皮靴碎片、3块棉絮和540粒霰片。他因注射抗破伤风毒素而有点血清虚弱。
这儿的食品价格正稳步上扬，但我想我们能应付的了。这间房子运转起来要比丹尼尔家的贵许多，但我们有很多人可以分担它的开销。
星期二，10月26日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主要的新闻是4封从美国来的信。3封来自桑蒂。爸爸把他9月27日的信寄给了鲍蒙特将军，妈妈直接寄出来。爸爸的信今天早上到了，妈妈的信下午到了。……当然，在你收到这些信之前很久，你就会知道许多发生在这里的事、我们究竟在哪里、究竟怎么样。家里的事情都好，除了茱莉亚还没有找到她的工作，我希望她很快能找到。
这儿的战争新闻完全是令人沮丧的。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前线夺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大场。它的陷落可能意味着要被迫从整个闸北—江湾一线后撤至第二道防线。中国军队可能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而发动疯狂的反扑。那儿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日本人花了几天时间用陆地上的炮兵、海空军将千万发炮弹倾泻在这整个地区。还有人能在那儿存活下来吗，真是难以想象，更别说战斗了。昨天他们报道说，100多架飞机连续飞往战线，丢下了数不清的炸弹。那儿的战事是如此繁忙，南京昨天就逃过了空袭。
但今天拉了两次警报，是我们的第八十和八十一次。今天下午，我们看到7架飞机，往飞机场丢了不少炸弹。它看上去一定像一张放大了的月球照片，但他们迅即将弹坑填平，准备迎击下一次挑战。我们有一阵子没看见中国飞机在这儿飞了，但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到中国轰炸机从靠近这儿的什么地方飞往上海，尽可能地去援助那儿的战事。很快又拉响了第二次警报，但没见到飞机。两次空袭都是在下午门诊期间。
每天，伤兵的问题都变得愈发尖锐。迄今我们只接触了问题的皮毛，医院里只有40到50名伤兵。40到50比起4万到5万伤员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而目前伤员的数字每天是以1000左右增长的。目前我所关心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和这里大的红十字医院尚无合作。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所作为，因为凭借我们相对较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能比现在所做的多得多。
10月28日
今天早上有一次简短的警报，没有紧急信号，昨天很平静，空袭总数达到82次。昨天非常安静。第二等级的邮件顺利抵达，有《读者文摘》、两本《时代》杂志和《父母杂志》，还有一些医学文学读物。《父母杂志》的到来真有点可笑，我的家庭是那么的遥远。今天伊丽莎白4个月大了，她的爸爸看来不太可能在今后几个月能见到她。我希望茱莉亚和富兰克林能很快去看她。我急着得到他们的反应。
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些小手术，给我们一些伤员用了石膏绷带。我从一名士兵脸上取出几块弹片。昨天晚上一名飞行员从中央医院转到我们这里。他几天前在北部战线被击落。飞机上有6人，其他5个都被烧死了。他自己也烧伤了，骨折了3处，其中一处严重损害了他左腿的血液循环，变得坏疽性了。今天早上陈将其截肢，但我担心他能否挺过来。
……卢考克先生昨天上午去上海了，他走了没多久，J.L. 马克斯威尔医生从汉口赶来了。他在上海的莱斯特学院供职多年，最近才退休。当战争爆发后，他再也不能把自己放在退休名单里了，而是在汉口地区指挥红十字会工作。他到这儿来是见刘瑞恒的。马克斯威尔医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当时他在英国南部负责一个500床位的医院。他现在对麻风病最感兴趣。他撰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疾病方面的书，现在已经是第二版了。
今天下午，上了一会儿门诊后，我给刘瑞恒、马克斯威尔医生和克劳德·汤逊当司机，去了红十字医院。他们现在有1200名病人，准备收纳4000名。我以前估摸的5000人有点高。他们今天有50多台手术，多数是环形截肢。这是中央大学几个月前被轰炸后，我第一次看到它。在他们带长桌的图书馆大阅览室里，他们现在两名病人共一张桌子，一间屋子里大约有100人。另一个病房是体育馆，容纳了两百张床。他们的组织越来越好，尽了巨大的努力。比较起来，我们至今的贡献就小得可怜了。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必须免费治疗平民，不然的话，医院的病房就完全不够了。我们正照看着大约50名伤员，期待着能接受80名重伤号。
今晚我作为客人到克劳德·汤逊那儿吃扶轮社晚餐，这是他们3个月来的第一次聚会。他们已经决定将他们的聚会从以往的中午时间改到晚上，因为这样更易于躲开空袭。J.L. 黄上校，实际上是少将，与受伤士兵在谈工作。刘易斯·史迈士也谈了在南京的救济工作。今天早上我去了金陵汽车行，察看了我们买的福特牌卡车，我们要把它改装成救护车。资金是上海扶轮社以礼物形式相赠的。它是1931年款式，完好无损，会是一辆不错的救护车。迪克曾把他的轿车用作救护车，把前排一个座位取掉来安放担架。有了这辆新救护车，我们就能放4副担架。暂时我还不得不客串司机。这套程序是医生开着救护车，提着担架，将病人接回医院，穿上他的手术衣，给他接来的伤员做手术。如果空袭没有过去几周那么猛烈，我们就不会那样加班加点了。但如果人们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救护车，随着消息的传播，它的使用可能就会翻番。
星期日，10月31日
今天收到一封来自洛杉矶一家制造公司的航空信，它是向我们提供麻醉机械的。写信的日期是10月19日。如果马乔里的船正常抵达，她再寄出航空信，很快也就会到这儿了。能收到一封信真是太好了。昨天收到了约翰叔叔和玛丽阿姨10月20日从北平发出的信。他们似乎在那儿过着相当平静的生活，也能往家里寄信，因此毫无疑问你会经常收到他们的信。我一会儿再写。我又收到了来自香港的海伦·范·沃斯特写的航空信，她把马乔里送上船不久就摔断了腿。信里全是问题，我要待会才能回答。
从我上次写日记后，就没有发生空袭。可能有两个原因。天气相当地糟，使得起飞变得泥泞不堪，另外至少周四和周五他们整天忙于轰炸上海的中国目标。前线稍微沉寂了一点。日本人夺取大场后，中国军队就像预计的那样，不得不从整个闸北和江湾地区撤退。撤退巧妙地完成了。通过日本人和公共租界之间颈脖状的狭小空间，整个部队在周四夜晚全部溜掉了。有1个团被留在苏州河畔的仓库里坚守，一直打到最后。经过三天半的激烈战斗，他们赢得了公众的同情，经过劝说，他们被允许进入租界。周五上午，一名正式的日军发言人做出以下声明：“我们已经把笼子关紧了，但还没有锁住它。”当他们发现仓库里空空如也时，一定非常懊恼。
中国军队新的防线必须要比过去远离战舰的那种还要好。如今这条战线更短了、更直了，他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建造足够的防御工事。我们并不期望很快就来一场大溃败。
今天下午，我在布道时多数时间是在读……里的片段。我收集了一些诗歌和段落来指明如何面对失败和绝望……
昨天又有两例阑尾炎病人加入了我日渐扩充的名单。两例都很严重，都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今天他们情况好转，我对他们抱有很高的希望。上周做的两例昨天也表现良好，很快就能复原了。由陈做腿部截肢术的飞行员在术后第二天也决定性地好转，现在也很好。于是乎，本周和本月都将结束了。
星期天，1937年11月28日
亲爱的家人，
非常忙碌的一周过去了，有很多新闻和无数让我们忘不了的事情。又有10次警报，将总数升到了96次，我怀疑有一两次我没有抓住。城市上空有一些精彩的格斗，我们有几架俄国战斗机参加了战斗。星期四他们又在城里丢下了炸弹，炸伤了约20人，炸死的更多，据估计约有40人。结果是我往我的收藏里又多加了4块弹片。
星期二，我和一位年轻的德国姑娘到白头山（Pa Tou Shan）那儿的一个大医院去，它在城外河边约15英里。她大约20岁，一年前来到中国，是国家卫生署一名中国化学家的妻子。一名中国医生显然没接受很好的医学训练，她是二年级的医学院学生，她在负责一所3800名伤兵的医院。她的丈夫跟着卫生署去了汉口。天很冷，我们不得不裹得暖和点。我带了一名护士，一些手术器械，小苏打、麻醉剂和大量的红十字会物品，有抗毒素、包扎材料和药品。在寺庙的广场上，我们用绳子隔开上百名围观者，做了手臂截肢手术和一些小手术。想象一下呆在那儿的年轻人的神经。显然她是唯一能控制这些士兵的，听她指挥这些人真是有趣。
星期二晚上，我们将医院里的所有员工带至下关，那里的1200名伤兵躺在火车站里，处于不同的病况。我们为他们包扎了大半夜，直到用完了所有材料。预定运送医院员工的船迟了一天，他们周四上午才离开。两名中国医生和约4名护士决定留下来。委员长要求陈医生也留下来，因此他只好在违反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坚持留了下来，但他计划本周和留下的医生、护士一起回来。昨天晚上，一名医生离开了。我们仍有100多名病人，其中大多数需要细心的照顾。例如，在周四的轰炸中，我们收下了一名腹部受伤的人。一个护士其实她是X. 的技术员，一个中国医生帮忙，我和柏睿德手术，在他的小肠上发现4个洞。我们还找到了引起该损伤的弹片。他正在恢复。顺便说一句，今天下午这名护士离开了，现在手术室里就没护士了。我已经告诉她怎么用消毒器，现在只好再找别人了。
不久前的某天，委员长去了下关，看到了这悲惨的一幕。他于是下令刘瑞恒马上飞回南京，抓紧处理当前的危局。刘昨天到了，情况有所好转。我们遇到的麻烦是，医院的同仁都舍不得离开那些渐愈的士兵了。我们的同事们已经适应战时的条件了。特里默负责X. 室和药房。格蕾丝·鲍尔是司库和营养师，我们现在没有了实验室。迪克在做一些行政工作，我们都值夜班。麦克伦先生已经到经理室去照看我们没时间管的事情。昨晚我值夜班，就睡在X. 室里。“斯努基”和我一起来了，表现得很好。“贝尔丽”病了好几天了，但有了好转的迹象，我希望它能很快健康如初。
就在同一天，大学教工和医院大多数员工一起上了同一条船离开了。无法预测他们在往长江上游走的路上会遇到什么。但肯定的一点是不会太舒服。
从军事形势上讲，几个星期之前我们就多少有些担心会落入日本人之手。他们已经占领了最强防卫线一端的无锡。他们现已接近常州，这是离上海一半路程的地标，我们已经能够听到枪炮的隆隆声了。
我们房子还住着7个人，经常还有客人。可能奥利弗·卡德威尔和皮特·巴农这星期要往上游走，如果大学找到开张之地的话，他们还要上课。贝德士、史迈士、汤逊、米尔士和我留下来。这星期结束前，我们可能还会来两到三个新伙伴。国际委员会正竭尽全力要在城里建立一个难民区。这是为中国人考虑的。我们还没有得到日本军方的回音。据说他们的新闻报道是非常地不好。安全区从新街口延伸到山西路，再往西半英里包括了所有的大学建筑，除了跨越道路的医院广场。医院的主楼都在安全区内。如果这个计划成为泡影，我们就可能遭到严重的炮击。昨天靖江镇江遭受猛烈轰炸，A.P.C. 分期付款公司被毁。我们囤积食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能够支撑我们吃1个月。
邮局关闭了，我们不再指望能收到信件了。我不信邪，我还要把它寄出去，直到我确信它收到为止，我还要继续写日记信。你可以听收音机新闻，这要比我写细节快了很多。我希望在邮路完全断绝之前能收到马乔里的一封信。自收到上一封信算起，约有两个星期过去了。
11月30日
这个月结束了，我们期待着下个月要比上个月更让人激动。日本人占领了江阴要塞，今天他们将屏障突破了50英尺宽的口子，驱逐舰可以自由进出。在到达城市之前还有两个小的要塞，但它和已被撕破的防线就没法比了。这星期结束前，我们就可能处在战斗的中心了。医院四处收罗了几个护士，还在继续营业。许多病人走了，我们正努力把目前的伤员送出去，好为即将在守卫南京的战斗中受伤的士兵腾出地方。各种预测都有。响了两次警报，但没有飞机飞到城市上空。过了一会，我们听到他们轰炸了附近某地。
12月2日
昨天两次警报，今天3次警报，总数一共是103次。今天中午的空袭很险恶，城市上空展开了激战。3架日机被击落，两架中国战斗机也同样被击落。对我们而言，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正照看着两名俄国飞行员。一位是颅骨骨折，一发子弹打进了大腿；另一位有点小骨折。柏睿德得到消息，他的小女儿乔伊斯在牯岭病得很重，他们希望他马上就去。太古轮船公司最后一艘船黄埔号今晚午夜起锚，所以我带着他和汤逊去那儿上船。它已经装载故宫的珍宝好几天了。艾尔西·普利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博士、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博士和我们4位中国前同事陈医生、屠医生、两名福州的护士都在船上。柏睿德将是在牯岭的唯一外科大夫，留下我成了在南京的唯一外科大夫。特里默还在她的岗位，从江阴医院来了个年轻小伙子自称接受过医学训练，但我们还没有机会来证明他的能力。尽管我们努力削减病人的数量，我们仍然还有约75人，其中73人是外科的。也许我要有一阵子没时间写那么多东西了，但我要努力把信写下去。张医生，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位，今晚值夜班，所以我能送柏睿德和克劳德去下关上船。南卫理公会传教团的宋煦伯已经搬进来了，我们希望乔治·费吴生一两天后也能来。我的厨师留下来了，因此我们能有很好的饭食供应。现在是午夜了，我要停下睡几个小时，因为我需要它们。我希望马乔里的信能到，但希望渺茫。我还希望信里能有一张伊丽莎白的照片。
星期五1937年12月3日
昨天病号的估计数是我在检查办公室之前做出的，我发现我们有99名病人。因为我要照看其中的95人，因此一天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了。然后是3台手术，包括一个切除阑尾，它刚刚才破裂。特里默消毒并帮助我。我还从一名俄国飞行员身体里取出一块金属片。他也颅骨骨折，同时嘴唇撕裂，牙齿松动，脚踝断裂。另一个则是脚踝断裂、手臂断裂。那块金属片是绑在他身上的弹匣的一部分。一发子弹打中这个弹匣，擦了过去，但蹦下这块金属，打进了他的身体。它不是很深，也没有太重的伤。他的神志非常清楚，现在没什么特别危险了。
我正要离开医院，黄上校进了前门，同来的是尊敬的蒋夫人，我引导他们上楼去看俄国人。除了其他职务外，蒋夫人是空军的领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正如她最忠诚的朋友所描述的那样，毫不奇怪她令人着迷。她是令人晕眩的女人，拥有极致的优雅和迷人的举止。她说委员长和她欣赏我们的所作所为，给伤兵带来了一些水果和糖果，随即就风卷残云地受用了。
今天又有两次空袭，总数已达105次。城外轰炸得厉害，就在午饭当口，3架轰炸机呼啸着越过我们房子，当高射炮向其射击时，我有一种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星期天，12月5日
昨天两次空袭，今天一次。今天的空袭是我们所遭受的较厉害的一次。在我查完房看过大多数病人之后，我到图书馆去查找有关烧伤治疗的技术。飞机的嗡嗡声可以听到了，从声音判断我认为是日本飞机，但我没听见警报声。高射炮开始射击，飞机将大批炸弹丢在了中央医院附近的商用机场。我们刚接到电话不一会，一些伤员就送来了。我乘着市政卫生局留下的救护车出去了，这车是他们十几天前离城时给我们的。我们发现约几十幢房子被炸平了，有些死伤。几个记者在那儿把我们给难住了。我被中国人、士兵、警察和老百姓那种极为感恩的态度所打动。他们看到救护车都很高兴。我们带回4名伤员。一个人的腿严重受伤，我不得不马上给他截肢。另一人的腿破损严重，我要试着把它保下来。我真的从里面取出一块金属片。一个男人坐在那里抚慰着手膀上的两岁大孩子。孩子的妈妈和姐姐都被炸死了，他自己头盖骨被炸开，脑液都露出来。他还在呼吸，于是我就把他放进救护车，但到了医院没多久，他就死了。
昨天忙了一天，包括下午的又一例腿截肢，我还必须值夜班。腿截肢是给前几天收治的一个小女孩做的，她的股骨还有严重的复合式粉碎性骨折。我用荧光镜给她做了检查，发现伤口里有一大的金属片。我正摸索着找这块金属片时，股动脉开始出血，损伤如此严重的血液循环已无法修复，只好马上截肢。等我晚上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20岁的女孩要生产。她是初产妇，是我们一个苦力的妻子。这是我到这来之后第一个产科病例。她表现非常好，午夜刚过一切都结束了。大约两点钟，夜班护士叫醒了我，非常激动地把我领到窗前，我看到了一场大火，乍看上去像是丹尼尔家的房子。再仔细地分辨，还是稍微越过了一点，今天早上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德奥俱乐部的隔壁。然后在5：30，我必须起床、更衣，安排两名俄国飞行员出院，他们将被飞机送往汉口。
今天下午，大约100名担架队员从下关赶来，接走了约50名伤兵。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严重受伤、需要特殊护理的伤兵。我们还有约40名老百姓。特里默、格蕾丝·鲍尔和海因兹小姐都非常努力，工作得很出色。同时有一个年轻的中国医生每三个晚上值夜班帮着接电话，也缓解了我们的疲劳。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被战争撕碎的城市，作为唯一的外科医生真是件十分耸人听闻的事。
普拉默·米尔士昨天收到马克斯威尔医生的一封信，他初秋时节来我们这儿访问过。他整个搞糊涂了。我们曾向他呼吁派些医生护士来，他的这封信就是对此的回答。他说他们在汉口有约240名医生和护士，大大超过了定额。鲁茨神父收到电报的当天，给他写了便条，电报要求鲁茨神父为南京金大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安排住处。
今天下午我们收到了大使馆的最后警告，告诉我们明天上午9：30美国“巴纳”号将带着剩余愿意走的美国人离开。从整个一天我们收集的情况来看，9个人要走，多数是大使馆工作人员和报社记者。13个人留下来，包括我们住在一起的人和医院的外国员工。我们怎么能离开病人呢？这儿的其他人在忙于为城里的市民建立难民区的计划。他们今天收到了日本方面的正式回复，虽然没有特别的确认，但总算有些进展。已经有数百人涌进了这个地区，给他们安排住房和提供食品现在成了委员会关心的问题。医院当然是基本不可缺的。日本人现在已经到达了离南京25英里远的一个叫做句容的地方，早先它是个很大的空军基地。据说能听到枪声了，但我自己没有听见。但时间不会太久了。
房子里现住着贝德士、刘易斯·史迈士、普拉默·米尔士、宋煦伯和我本人。费吴生没搬进来。还有一位叫斯提尔的小伙子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工作。特里默呆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我忘了提麦克伦了，他现在已经搬过来和我们在一起了，柏睿德去了牯岭。麦克正忙着医院的商业运转，他为此而尽心尽力。
星期三，12月8日
早上。在医院里忙了一夜后，我吃完早饭，赶在又要忙碌之前，抓紧时间写这封信。尽管我们的病人现在已经减少到约50人，这些天来我都是很忙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很多照顾。星期一有5次空袭，星期二有一次，总数达到114次。显然，宋煦伯更是一名精确的统计者，因为他在日记本上记下了每次空袭警报的起始时间，发现已经超过120次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暂时坚持我所记下的数字。现在经常是我们听不到警报了，因此空袭也就有点撞在一起了。
昨天下午，我们见到了一个特别悲惨的事情。一个很好看的20岁年轻妇女大约一周前给什么地方打电话，人家告诉她医院关门了。她回到农村生第一个孩子。在两天难产的情况下，她喊来了接生婆，结果使她严重感染。她被送来时，脉搏140下，体温101华氏度。胎儿已经死了两天了，而且是头反转的姿态。我所能做的就是用产钳将它弄出来。她今天上午还活着，但她复原的机会相当渺茫。
那个勇敢的德国小姑娘和那些伤兵往长江上游走了。她在最后关头把她的一个助手送给了我，这人摔了一下，把腿上弄了个有创骨折。他现在住在医院里了。
星期四，12月9日
如果你听到和我们一样的广播报道的话，你毫无疑问地会为我们在这儿的安全担心。是啊，我们自己也有点担心。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城外正应和着枪炮声。今天我统计了一下，城里城外共有8次交火。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在几个地方到达了城墙边。大使馆在最后一次叫我们撤退之后，乘炮艇离开了。正式的空袭统计应当划个句号了，因为今天是个漫长的袭击，从早上一直延续到晚上。警报早上响了一次，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不再响了。日本飞机几乎全天都能看见，忙着在城里城外轰炸。我们接受了许多伤员，医院又挤满了人。我们现在有一支很好的护士队伍，但还是只有3名医生，特里默、我和那位从江阴来的小家伙。
我们今天又有一个复杂的产科病例，特里默主刀，我麻醉。……我们不是很确信胎儿是不是死了，所以……这个妇女看来情况还不错。昨天说的那个病人依然活着，但不会活很长。
今天统计下来，我发现医院里有9个腿骨折的，4个截肢的有严重的感染，都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截肢，3个阑尾炎现在……，两个骨折（不，是4个）的胳膊……，他们大多数病情严重。肩负如此重任，除了碰上日本人的炸弹、中国人的抢劫或任何其他就要落到我们头上的事情，我们看来啥也不能做。
我的小弹片和子弹的收藏每天都在增加，不等战争结束，我就能开一个像样的博物馆了。由5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正在这儿的房子里，他们做的工作很出色但结果却是令人担忧。日本人明确地说他们不会承认它。在这个区里我们周围已有10万穷人挤进那些可用的房子里。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纯属猜测。委员会已经积攒了大量的大米并将其储存在大学教堂里。安全区里都标上了旗子和标语，迄今日本人还没有对它进行轰炸。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即使他们不承认它，起码他们要尊重它。如果他们这样做，就意味着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穷人的生命。已经给医院分配了适当的工作。特里默就将领衔安全区的环境卫生委员会。
迄今为止，我们电和自来水都还没断，但希望今后能保持。今天，《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斯提尔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当时他正和叶茨·麦克丹尼尔一起去光华门。他们到那儿发现日军的机关枪子弹呼啸着越过城墙从他们头顶上飞过。中国军队从城墙上予以还击。这时几架飞机在他们头顶上开始俯冲，丢下的炸弹离他们只在200码之内。大量的中国士兵被炸死了。电台报道说该城的陷落就在这一两天，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但街上没多少抢劫，今天下午我们到医院时，一个72岁的老妇人被一名中国抢劫者用手枪打了两枪，第一发打中了她的左手掌，第二发击中了大腿。我把第二发子弹收藏起来了。
空气中整天弥漫着烟雾，这座城市看上去更像匹兹堡而不是我们的南京了。晚饭时分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爆炸发生时，我碰巧正看着那地方。汉西门周围有一个大火球，天空突然被火球中央腾起的巨大而摇曳的火焰点亮了。几秒钟之后，传来了爆炸声。它一定是弹药库爆炸了。当时我正骑着自行车从医院往家赶。
12月14日
今天是茱莉亚的生日，我首先要敬祝她佳节快乐。现在是晚上九点，忙了一天后，我正在医院的X. 室，用会计办公室的打字机写信。我不值夜班，但这些天弄个美国人睡在医院里是最好的。
南京战役已经结束，烟消云散了。看到士气的跌落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中国人的士气猛地一下崩溃了，我们就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回想起来上一封信我是上周五写的，我还不能完全肯定。我们一直忙于治疗在空袭中受伤的人。星期六的时候，日军已经接近城市了。我们可以看到在灵谷（Spirit Valley）附近飘着的观察气球。在伤兵问题上，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们不能收下他们，因为我们在所谓的安全区里，但我们还是给他们治疗，将他们转往军队医院，实际是很笼统的机构。
星期天，日本人从几个地方开始猛攻城墙，他们在光华门附近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被击退了。然后突然之间，从周日晚上黄昏时分开始，士气崩溃了，整个晚上中国士兵成千上万地向北边的下关溃逃。毫无纪律，他们扔掉了所有的枪和装备，撒满了一路。他们说下关的情况令人震惊，因为没有船能将他们运过长江。数千人被淹死了，因为匆忙捆扎在一起的木筏倾覆了，那些小船上去的人太多，也沉了。
倒是没听说什么在他们溃逃路上发生的抢劫，看来他们是没时间。日本人整夜都在进攻这座城市。燃起了数不尽的大火，我们的窗户整夜格格作响。不用说我们没睡多少觉。在医院工作特别是在手术室，耳旁响着枪炮声，真不是个舒服的差事。日本人的枪炮看来还是很尊重安全区的，当我们走近时没人被击中过。中国人花了两天时间给中山路设了路障，正好在医院前面，一直到周日晚上，我们都很担心，因为医院成了路障的一道边线了。周日晚上的溃逃留下了建得好好的沙包路障，但建成了，却没有一个防守的人。
13日周一上午，正好是上海战事爆发的四个月之后，日本人立刻就从几个城门进城了。一些是从北边的和平门，一些分别从西边的汉西门和东南边的光华门进来的。到晚上，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无数的日本旗在各处飘扬，包括他们以前的大使馆。
南京剩下的人口，大约150000到200000人都涌进了我前面说到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为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毫无疑问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了上万人的生命。在最后时刻，数以千计的中国军人丢掉了他们的制服和装备，穿上抢来的老百姓衣服，挤进了安全区。对待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变得愈发严峻，因为日本人没有上当，而是成百上千地将他们抓起来，枪杀后把他们的尸体放进手挖的简易防空洞里。
任何面无恐惧表情的平民、白天平静地干自己事的老百姓还是相对安全的。在晚上没有人是安全的。昨天晚上，金陵大学的建筑师齐先生，他是留下来负责照看该校房子的，由于林查理的干涉才侥幸躲过枪杀，他死活坚持说齐是他的苦力。然后他们和另一个大学员工顾先生一起到了我们的住处，我们在起居室里给他们3人搭了吊床，他们在这儿呆了整整一夜。《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斯提尔也睡在这儿，我们一共有11人睡在地板上，我完全分不清睡在底层的无数中国人了。仆役们都吓得要死。要结束这段的描述，任何面露恐惧的平民或想跑的老百姓立马就被刺刀捅。今天下午我就缝合了一割破的气管，我们接收了许多被刺刀捅伤的病人。
今天上午，我们接受了约30名装好刺刀的日本兵彻底而非正式的检查。他们翻弄了每样东西。我、麦克伦和特里默领着他们转，他们用日语急促地说，我们用汉语和英语跟他们答，两边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他们让一些护士排队，拿走了他们的钢笔、手电筒和腕表。他们抢掠护士宿舍真是干得漂亮，把什么小玩意儿都拿走了。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员工还没有任何暴力行为。
昨天下午，就在日本人全面控制这座城市之前，大多数重机枪安静下来之后，我想可以给一只眼睛做手术了。这个男人几天前在轰炸中，眼睛受到了重伤，为了挽救那只眼睛，必须把这只摘除。就在这只眼睛摘除到一半时，约50码之外发生了猛烈的爆炸，一颗炸弹就在旁边基督会大院的角落里爆炸了。我正好面对着窗户，就抬起头，看到因爆炸升起的烟雾。四块弹片穿过手术室的窗户，其中两块就放进我的收藏了，它在稳步增长。手术室的护士真地被吓坏了，想知道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手术。显然，没别的事儿可做，但我想不会有那么多眼睛一下子冒出来。教会的那个角落被完全炸碎了。同一来源的另一颗炸弹打进了大学的新宿舍并爆炸。幸运的是，两颗炸弹都没有杀伤任何一人。
我们又添了一位从江阴医院来的年轻的中国医生。他似乎比另一位要多些医学知识，我时不时地让他在手术室帮帮我的忙。3个江阴来的护士干得非常好。今天我做了11台手术，包括不可避免的截肢。我们的住院病人已经超过100，今天我没能全部照看到。我不得不留了一个病区。电已切断了，水也如此，现在电话也没了，我们远离了被大众视作必需品的现代便捷物。今后我们用什么来烧饭真是只能猜了。我希望不久就能恢复邮路，这样我就能把信寄给你们了，更不用说若能再次收到你的信，那就太好了。
不得出版
1937年12月15日
亲爱的家人：
请原谅上次连载的戛然而止。今天中午我回家时，发现史密斯和斯提尔要乘日本的驱逐舰去上海。我匆忙上楼，将写好的东西放进我寄信的信封，在他们的轿车启动前交给了他们。第35页是复写本，因为我找不到原件了。我甚至都没来得及签上我的名字。
要是能看到你在报纸上用什么标题，那就有意思了。今天我们得到证实，美国军舰“巴纳”号被日本人炸沉，我们本来都应该在上面的。你一定比我们得到的消息全面。我们的故事是说，一名意大利记者和一艘美孚江轮的美国船长被炸死了，包括豪尔·帕克斯顿在内的许多人受伤。这些人都被美国军舰“瓦胡”号直接送到了上海，因此我们谁也没见着。
医院日渐繁忙。就病人而言，我们已接近正常容量。今天又收进约30个病人，却没一个走的。我们不能让病人出院，因为他们无处可去。150例病人中有10个是内科和产科的，其他都是外科。没有一个中国医生懂得如何照料他们，除非在仔细的监督之下，因此把我弄得很苦。昨天我写道，我做了11台手术。今天除了巡查病房里的病人，我做了10台手术。我早早地就起床了，在回家吃早饭之前，还去查了一间病房。早饭后，我花了整个上午把剩下的病房都查完了，然后吃过午饭就开始手术。
第一个病人是一名警察，他的前臂有一炸弹伤，桡骨破裂割断了四分之三的肌肉。他绑了7个小时的止血带，而任何试图阻止出血的努力都将完全切断其手部的血液循环。毫无办法，只能截肢。另一个病人是个可怜的小伙子，一块大弹片打进了他的面颊，把他部分下颚给敲掉了。取出这块弹片时，还拿出几颗牙齿，它们附着在被击毁的部分下颚上。然后，又是几个病人，通过荧光检查器，并在特里默的帮助下完成。一个小伙子的腮腺上有块弹片，它已经切断了他的脸部神经。另一个人侧面中弹。子弹打进他的上腹部从胃里穿过去了。他吐出好多血，然后就感到好多了。他的身体条件很好，我认为根本不需要给他做剖腹术。我毫不费力地从他侧面取出了子弹。另一个病人4天前脚就被炸了。他感染很重，我给他的小腿做了开瓣截肢。另一个人是被日本士兵刺刀扎伤的理发师。刺刀割破了他的后颈，切断了所有的肌肉，一直划到椎管，穿过了椎骨的韧带。他处在休克状态，可能会死。他是店里8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其他的都被杀了。
对平民的杀戮是惊人的。我可以连篇累牍地记下几乎超过想象的强奸和野蛮行径。两个被刺刀所伤的病人是7个扫马路的人当中仅有的幸存者，他们正坐在他们的总站里，日本兵闯了进来，压根没警告或盘问就杀了5到6人，伤了的这两个找到了来医院的路。我惊讶的是什么时候能停止杀戮，而我们得以喘息。
星期六，1937年12月18日
两夜前我在这儿的同一个位置写了一页书信，当我回来把它与其他的放在一起时，我找不到它了。我希望日本人没来过。今天是但丁《地狱篇》现代版的第六天，用鲜血和强奸写下了大大的文字。大量的屠戮和数以千计的强奸。看来兽性发作的人其暴行、贪欲和野蛮没有停止。起先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忿怒，我还极力讨好他们，但笑容渐渐地从我脸上消逝，我和他们一样把眼睛瞪得既冷酷又迷离。
今晚，当我吃完晚饭回来值夜班时，我发现有三个士兵已经洗劫了这个地方。海因兹小姐已经陪他们到后门了。他们中的两个在，另一个不见了。他一定是藏在这儿的什么地方了。我向这两人打手势让他们出去，嘴里用不确切的日语说到这是一个Beikoku Byoyen。你们觉得如何？这两人让人带他们出去。他们拿走了海因兹小姐和其他几个人的手表和自来水笔。
让我回溯一下过去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昨晚，大学中方雇员的一间房子被日本人破门而入，两个妇女，他的亲戚被强奸。两个约16岁的女孩在一难民营里被强奸致死。昨晚日本人10次闯进有8000人在内的金大附中，翻墙头、偷食品和衣服、强奸，直到满意为止。他们刀刺了一个小男孩，杀死了他，今天早上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另一个8岁的小男孩缝合，他有5处刺刀伤，包括一处贯穿了他的胃，一部分大网膜露在了腹部外面。我想他能活下来。
我刚才出去了一下，因为那第三个士兵被找到了。他在四楼护士宿舍里，共有15名护士。她们害怕得差点丧了命。我不知道在我到那儿之前，他都做了什么，但随后他什么也没干。他拿了一两块手表，带着一个女孩的照相机就要走。我向他做手势让他把照相机还给她，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照办了。我随后陪着他到了前门，向他作别。不幸的是他没有被我快速地踢一脚，我心里一直在瞄准着他。前面走的一个家伙拿着一把相当令人生畏的手枪在四处晃悠，我庆幸他没有用它。
今天我治疗的一个人有3处枪眼。他是80人当中唯一的幸存者，里面还包括一个11岁的男孩，他们被日本人从所谓的安全区内的两栋房子里赶出来，带到西康路西边的山坡上，在那儿被屠杀了。等日本人走了，他爬出来，发现他周围的79人都死了。他三颗子弹的伤不是太严重。要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说话，80人中有些曾当过兵。
我知道，我收治的一个女孩因有某种生育伤而半清醒。她在日本兵拿掉她仅有的被褥时，已经几乎没知觉了，但她仍用手抓他。她得到的回报是刺刀的猛刺，她颈子一边一半的肌肉都断了。
另一个17岁的女孩脖子上有一道可怕的又深又长的伤口，她的家人都被杀死了，她是她家唯一的幸存者。她受雇于国际出口公司。
当我结束了对150例在我照看之下病人的查房后，我离开医院去吃晚饭，一轮满月正升起在紫金山顶，无以言状地美丽，但它俯瞰下的南京竟至荒凉到比太平天国时尤甚。十分之九的中国人逃离了家园，只有那些游荡着的四处劫掠的日本人。剩下的十分之一包括近20万惊惶不安的平民。
昨晚米尔士、史迈士和费吴生坐着费吴生的车陪着米尔士去金陵女子学院。明妮·魏特琳坚守在那儿，那儿有几千名妇女。当他们开到前门的时候，他们被日军巡逻队拦住了，领头的是一名好斗蛮横的上尉。他把男人排在一边，魏特琳小姐、陈太太和戴籁三夫人在另一边。他夺下男人的帽子，命令所有的人包括妇女离开这个地方。费吴生告诉他，他没有地方让他们住，但他仍坚持不松口。他们刚跨进车子，他又命令他们回来，再次叱责了他们几分钟，最后把他们赶回到来的地方。不久我们得知，就在他们纠缠不清的时候，一些日本兵已经翻过墙头，污辱了16名妇女。
不远的将来，人们将面临饥荒，也没有过冬的燃料。这将不是一个我们所期待的愉快的冬天。糟糕的是报社记者都已离开了，要是他们晚两天走，他们就能在其报道中更加详细地描述这“恐怖时期”了。
另一次打扰就是把那两个日本兵领出房屋。
因为我可能晚上得不到太多的睡眠，所以我最好上床睡觉，和衣而眠。
12月19日，我猜是星期天
我写完昨晚的连载后，一夜安静地过去了。今天早上我回家听到了许多劫掠和强奸的事。在写好昨晚查房记录后，我和贝德士、史迈士和费吴生一起去了日本大使馆（他们还这样叫它），我们和田中先生谈了话，他是使馆的一个秘书，过去就在南京的。他浏览了记录，又听了许多其他的说辞。他自己深表同情，但他无力控制军方，只能像我们这样去做交涉。似乎只有很小的希望，但又很黯淡，今天是迄今为止最恶劣的一天。
实际上日本人闯进了城里所有美国人的房子。在回家的路上，我顺便到了丹尼尔家。我到的时候有3个日本兵在那儿。正如我说的那样，我已经不再笑了，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他们出去。他们闯进我们阁楼上锁着的房间，把我们衣箱里的东西铺了一地。一个士兵撬开我显微镜的锁，正想往里看。让我惊奇的是，他们真的跑下楼梯，出了大门。也许等我走了他们又会回来，但我不能在那儿呆一天。登峰造极的侮辱是在2楼，在那一个家伙刚刚在厕所的地板上，距离坐便器只有1英尺的地方留下他的“名片”，他还将挂在房里的干净毛巾盖在上面。2楼被洗劫一空。真是感谢上帝，马乔里拿走了能拿的一切东西，而我大多数有用的衣服都摊在这儿。
我刚回到家吃晚饭，柏睿德的厨师和朱先生就进来了，他去年夏天曾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是来喊人去他们那儿阻止日本人强奸他们的女人。贝德士、史迈士和费吴生过去了，在屋子的地下室里发现了3个士兵，贝德士把他们撵走了。等一切都平静下来，他们可能还会来。日本人到处都是，我完全相信除了我们在的地方，医院是城里唯一一个没有人被强暴的建筑了，在我看到4楼那家伙之前，我不能肯定医院里没发生这样的事。随后的一份报告说，那个家伙脱光衣服，钻到3个护士的床上；每一次护士都大呼小叫，因此他匆忙穿上衣服，跑出去看有没有人过来。我是在他第三次企图未得逞时到的，因此我想我可能到的还算及时。
今天另一个惊人的事情应该是一场大火。昨天有许多地方着火，但今天大约在晚饭时分，太平路附近的几个大街区燃起了大火，离我们这儿约200码的一所房子也烧着了。从医院看出来似乎这幢房子要烧得飞起来，我对此感到很不舒服，直到我查完房回到家发现它依旧完好无损。
因为去了大使馆，今天早上我查房开始得比较晚，只查了两个病区。今天下午，我取出了最近手术中遇到的第三只眼睛，还做了5个其他的小手术，向我的博物馆里添加了两块弹片。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截肢手术。最近至少有四面美国国旗被扯下来。今天在山上，旗子被扯下，一名妇女被强奸，在地下室里被刺刀捅伤。今天晚上，当米尔士带着日本大使馆一名领事警察去那儿的时候，一汪血在地上。这个妇人显然还活着，被送进了医院，特里默会照顾她，今晚轮他值班。我早上会去看她。
所有的食品都被穷人偷走了，他们处在恐惧的状态，歇斯底里般地惊慌。啥时是个了！
12月21日
今天是一年当中最短的一天，但在这个地球上的地狱里仍有24小时。我们昨天听说，日本读卖新闻社报道称南京的老百姓都回到各自的家中，商业恢复正常，人们都欢迎来访的日本客人，等等诸如此类。如果新闻真是这样报道南京的话，一旦真实情况曝光，注定要震惊世界。
到目前为止，超过一半的城池被烧光了。每个商业区都被点上了大火。我们这群人确实看到他们在几个地方放火。昨天回家吃晚饭前，我数了一下，有12处火场。今晚同一时间，我数了有8处。其中几个地方包括了整个街区的房子。我们附近的大多数商铺都被烧光了。即使是住在安全区私人宅邸里的人也涌进了难民营，因为那儿的安全系数稍高一些，但是在哪儿都没有保障。如果国际委员会事先没有筹集大米、尽量做些保护民众的工作，那么早就会出现最严重的饥荒，杀戮也会比现在更惨重。
不断地传来更多有关杀戮的消息。今天有个来找约翰·马吉的人说起了发生在1000人身上的事，日本人把他们从安全区的某个地方带走。这群人里大约有100名老兵，他们已经扔掉了武器，穿上了平民的衣服。这1000人走到长江大堤上，排成两排，被机关枪射杀了。他在后排，和其他人一起摔倒，装死，直到几小时以后日本人走了，他才又潜回了城市。
因为我们在城里的这个地区，看到过许多类似的情景，他们都没有回来，所以我们估计同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了。
昨天早晨，一个17岁的女孩带着她的孩子来到了医院。前天晚上7：30的时候，她被两个日本兵强奸了，九点钟产前阵痛开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12：00出生了。当然她晚上不敢出门去医院，因此一大早她就和她的孩子来了，令人惊喜的是，孩子看上去还是很安全、很健康的。
今天下午我给一个可爱的13岁小女孩上了石膏。日本人13日进城时，她和爸爸妈妈正站在防空洞门口看他们走近。一名士兵走上来，就用刺刀扎她父亲，向她母亲开枪，砍伤小女孩的肘部，造成复合骨折。她没有亲戚，拖了一星期才送到医院。她现在担心的是等到要走时不知道干什么。她的爸爸妈妈都被杀死了。
前天在山上，一个19岁的女孩，有孕在身已经6个半月了，拼死反抗两个企图强奸她的日本兵。她脸上被砍了18刀，腿上有几刀，腹部有道长长的切口。今天早上在医院，我已经听不见胎儿的心跳了，她可能要流产。（次日上午：她昨晚午夜时分流产了。技术上讲是堕胎。）
昨天午饭时，一些住在离我们几个门洞远的中国技工问我们该怎么办，他们那地方有两名年轻妇女有危险。我们建议把她们带到大学来，在那儿他们晚上已经布置了宪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会去接她们并让她们和我们一起走。我和费吴生午饭后准备去接她们，还没出大门呢，技工们就冲进来说日本人已经在那儿了。我们赶紧往那儿去，后面跟着刘易斯·史迈士和麦克伦。到那儿的时候，惊恐的中国人围拢来指着房门，门已经关上了。我们大喊着推开房门，发现3个士兵全副武装，但此刻只穿着部分衣服，两名妇女头发散乱但幸好安然无恙。其中一名士兵非常愤怒，连声威胁，但没起作用，我们把女孩子们带到大学去了。等我们一走，技工们再也不敢呆在那儿了，所以昨晚睡在了我们的车库里。
昨天日本兵又把汉口路5号当成自己家了。他们在那儿呆了3小时，根本不管门上禁止入内的告示，这是他们自己军方用日文写的。里边的人抗议说他们没有女人（其实地下室里有一些），他们就出去，拉住第一眼看见的妇女，和她在楼上呆了3小时。共有3个士兵。当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个女孩穿着爱默吉·华德最好的一件冬大衣，她其他值钱的东西也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留下的一丁点东西，之前也被彻底洗劫一空。我的显微镜昨天没了。
今天中午我和厨师一起过去，他的东西昨天全被抢走了。我们捡了一点残剩的东西，例如我的短号和两三件我们的银器。医院里的东西完好无损。倪先生送给我们的小杯子只剩下了一半。真庆幸我们九月份把装满东西的kori都运走了。
昨天美国人草拟了一份电报要求一名美国外交代表迅速返回。日本军方拒绝发送，罔顾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曾在此之前答应可以发送电报。今天整个美国人团体和几个德国人要去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我也忙着要去。
我们的床位都满了。迄今我能召集的20名护士中，仅有约4名护士曾接受过训练。在我的病区里有3名男护士，我敢肯定他们之所以是护士，只是因为他们这样说了而已，并认为目前这是最安全的职业所在。我那儿一个非常严重的病人，胸腔有个贯通伤。记录纸上天真地记着，他的温度是99，脉搏是80，呼吸是24。意识到全出错了，我亲自重测了一遍，发现脉搏是120，温度是102.6，呼吸是48。在这层楼上，这种护理方面小的差异是司空见惯了。
今天中午我差点被子弹打中，真希望是这样。在我回家的路上，大学女生宿舍前的警察告诉我，一个日本士兵在里面，他央求我去看一下。因为它又会变成古老的故事，我闯了进去，用不容置疑的措辞命令他出来。他正在给他要骑走的自行车打气，我让他住手，并一再敦促他出去。他还想拿走一辆黄包车和自行车打气筒，我粗鲁地拒绝了，但我的手用力过度了，他已经拉住了黄包车，后面拖着个可怜的苦力。我们现在不再是朋友了，他平静地往枪里压上子弹，四下瞧一瞧。中国人这时告诉我黄包车和打气筒都是他带来的，于是我叫他拿走，该往哪儿到哪儿去。此时他走出去，等我过去的时候，他又往枪里压了几颗子弹。在我越过他向我们的屋子走的时候，我真以为会被他从后面击中。他一定是不知所措了。
平安夜
今天似乎什么都像，但就是不像平安夜。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坐在一间小小的X. 屋子里，不让日本人劫掠医院，它位于市中心，几周前这还是一座大城市，而家里的其他人分散在全球。我的孩子4天后就6个月大了，我只见过她7星期。
大火似乎已经没有了。今天只有6场火，把所有主干道两边的商铺全部烧尽了。抢劫还在继续。今天他们拿走了丹尼尔家的地毯，其中一块要4个人拿。当然，呆在房子里的可怜人啥也不能做，只能事后报告这件事。到今天为止，卜凯不知道该有多幸运了。他的房子，因为有8个美国人住在里面，迄今为止躲过了抢劫者的蹂躏。隔壁汤逊的房子也是秋毫无犯。其他的房子都只剩下了壳子。
今天上午我和特里默出去从盖尔家弄回一些吃的东西。最受欢迎的是一些果酱和水果罐头。我们储存的食品越来越少了，而且也没有补充的希望。我们顺便到毕晓普家看望了一下。他们两家被完完全全地洗劫了。利用这个机会，我去了共济会的寺庙（Masonic Temple），我将我的中式服装和半打其他衣服捐出去了。日本人打破门窗，拿走了不少东西。
今晚我们邀请了特里默和城里5个德国人当中的3人来吃圣诞大餐。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认为他不该来，不能丢下600名挤在他房前屋后各个角落的难民。每次他一离开，他们就遭到抢劫。他在纳粹圈子里很有名，经过前几周我们和他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发现他是那样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胸怀有多么地宽广，很难将其人格与其对元首的谄媚协调在一起。他为了涌入安全区的数万穷人而不停地忙碌。另两位德国人是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委员会及拯救部分穷人的工作之中。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残酷地杀害了。
今天刚入院的一个男子说，他是一名担架兵，是那4000个步行到长江边被机枪扫射的一员。他有一个穿过肩膀的子弹伤，说话声不敢超过耳语，小心观察是否被人偷听到。两个不幸烧伤病人中的一个今天早上死了，另一个仍然命悬一线。贝德士今天下午去了据称是大火发生地的地方，发现了烧焦的穷人尸体。日本人告诉我们，现在安全区内仍有两万名士兵，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数字，日本人想把他们都搜寻出来再全部枪杀。那就意味着现在城里年龄在18到50之间的每个适龄男性。他们怎能又一次光看表面就判断一个人呢？
辛德贝格今天回到城里，带回一些更恐怖的消息。他说堑壕里填满了死伤士兵的躯体，这是中国人在路边挖的坦克陷阱，一旦没有足够的尸体来填满这个堑壕以便坦克经过，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射杀生活在周边的民众来填充这些堑壕。他借了个照相机就赶回去拍些照片以印证他的说法。
晚安及圣诞快乐！
12月26日，星期日
自从我平安夜写信以后，我就成了一名产科医生。写完连载文章，我就上床睡觉，先在11：00又在3：30被叫醒，躬逢了两个中国娃娃的诞生。这就好像是回到了在医学院里的产科实习，细微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仍然是最终的医学权威。
昨天，我在晚饭前跑了所有病区，完整地查了房，然后回家和我们临时家庭的8位成员及4位客人共进圣诞晚餐。这次我们请了格蕾丝·鲍尔、明妮·魏特琳和两个中国女孩，布兰奇·吴和吴珍珠（没有血缘关系）。海因兹小姐拒绝了我们最迫切的恳求。布兰奇·吴小姐从金陵女子学院带来两只圣诞鹅，还把一打新鲜鸡蛋赠送给我们，这是我们几星期以来第一次吃鸡蛋。
那天下午我把所有可能的手术都延迟了，好好睡了会，读了一本相当吸引人的书，名为《犯法者之路》，作者叫内格里·法森，是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家伙。
今天早上我们发现特里默在和高烧102华氏度作斗争，他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把他放到格蕾丝·鲍尔的床上，这样他能得到比医院稍好的饭食，今晚他觉得舒服了些，但可能几天干不了啥事。
今天早上我的查房被两次生日庆典打断了，一次在10：30，另一次在11：30。一大早，我就和海因兹小姐、高小姐打赌，看谁会第一个生出来。在接生了一连串女孩后，这当中的一个生的是男孩。事实上，前一天晚上生的娃娃当中有一个是男孩，但在这之前，我们连续接生了5个女孩。
今天下午，我又做了一例截肢手术，还做了一些小手术。截肢的是一条腿，几星期以来我一直想挽救它。病人走下坡路时稳当当的，看来我们要选择的是救腿还是救命。结果怎样还不清楚，因为他可能二者都失去。做完手术后，还有两个没去过的病区一共70名病人要看。
7：00刚过，今天的工作似乎已经做完了，我到格蕾丝·鲍尔家吃晚饭，再看看特里默。今天上午，一些日本军官到我们医院进行了半官方的访问，他们看得非常仔细。他们现在正忙于用最无效率的办法来登记城里的所有居民，他们都被圈在安全区里。他们给了我们臂章，这是城里的一种通行证，并告诉我们尽管放心地戴上。
林查理昨天被登记小组的一名军官敲了竹杠，还被打了几嘴巴。我不知道如果我受此礼遇我会如何反应，但给这日本人下巴上狠狠地一击恐怕是免不了的。我希望如果这种时刻来临，我能够像他那样把手放在口袋里。
除了辛德贝格带来相当零星的消息，我们有两个星期没有新闻了，我们确信在此期间从南京没有漏出任何真正的新闻。等到消息真地出去后，人们的情绪或许已经平定下来，因此也就会是虎头蛇尾。我们都希望前方能看到光明，但即使是微光也还没有出现。
12月28日，星期二
今天伊丽莎白6个月大了。我现在希望能和她及马乔里在一起庆祝。只是在想她可能现在正磨牙呢，正在做一些我没见过的事呢。我们在这6个月里只有7个星期待在一起，似乎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这儿的情况会在短时间内安定下来。
特里默感觉好多了，今天已经能来看病了。昨天晚上9：30，我接了个产科病人，今天中午又来一个。后面这个是20岁的初产妇，她的小儿子有10分钟拒绝开始呼吸。看到他开始呼吸了，真是有种解脱的感觉。包括这些婴儿，在特里默生病期间，我一共有175名病人。他可以帮我分担其中的20名。
光是查一遍房，就几乎是全天的工作了。昨天我们有一个病例，如果他的故事是真实的话，又能写进黑皮书里了。他是下关电话大楼的工人，逃难在大学。他走到大街上去找一个朋友，被一些日本兵抓住了，带到了一个地方，已经有几百个男人在那儿了。这些人原来也是在大学里的。当给他们登记时，他们首先说一些漂亮话，声称他们只是要找当过兵的人。他们说，如果有人走出来承认他们当过兵，就能保住自己的命，并组成一个劳动营。这些话重复了几遍，所有人都在场，包括宋煦伯先生、贝德士先生和林查理先生。200人走了出来，承认他们当过兵。
按照我们病人所说，这几百人被带到城市西边的山里，去当刺刀练习的靶子。他不知道有几个人活下来了。他自己有5处刺刀伤，包括一处刺穿了他的腹膜。我在手术时发现他的肠子被刺破了，在他的腹膜腔只找到一些乌血。刺刀几乎扎到他的中线，但扎进去后走了斜线，将右下部的腹膜刺破了，伤了一些血管但没有进入肠子。除非他的腹膜炎很严重，否则他很可能会康复。
他们显然也想真正遏制住无法无天的现状。街上有不少宪兵，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抢劫就停止了。等他们一过去，抢劫又会发生。现在每天只有一两场大火了，这提醒了我们还有一些房子没被烧掉。成群的士兵和苦力正在忙着清理街道，原本是遍布着各种垃圾。他们还在街道上燃起许多篝火，用商店里的东西做燃料。他们把新街口附近的南京音乐商店里所有的乐谱和乐器都堆放在街道中央，点上了火。这似乎太愚蠢。我猜想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摧毁一切，再用廉价的日本商品来填满货架。老百姓现在已经被抢光了，他们甚至不可能再去买廉价的日本货了。
今天下午特里默在医院里，我们做了一些荧光检查。有个男人从骶骨到右下部有一贯通枪伤，显然已经发展成一个位于右侧普通髂骨动静脉之间的外伤性动脉瘤。我在手术时担心他大限已到，试图在他目前感染的情况下能做些修补，但是不可能了，光是结扎就意味着整个右腿的坏疽。我们做完荧光检查后，及时打开了他的小收音机听到了一些外面的新闻。我们听到了济南的陷落、“巴纳”号事件宣布终结，另外外交代表也有望很快回到南京。我们见到他们会很高兴。
星期四，12月30日
今年快结束了。很高兴结束这一年，对下一年更是有光明的憧憬，但我们似乎是怀着深深的忧郁告别这一年的，而且前方毫无亮色。唯一的安慰是它不可能更糟。他们总不能杀人杀到没人可杀吧。即使我努力了，我也离我的家人不能再远了。医院可能也不能回到自我支撑的地步了，因为没一个病人有更多的钱了。
宪兵队还是挺忙的。今天晚上我和麦克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就遇上了两次面对刺刀的状况。前天晚上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警卫就要从难民里给他送个女的来。没有人去，因此昨天晚上他就未经允许强奸了一个。今天一些可怜的傻瓜带了几个日本兵来，给他们看从操场上挖出的半打步枪，原因是他们讨厌一个难民营主管，该难民营设在大学蚕桑楼里。结果是一场大吵，4个男人被带走了，其中一个因是中国军队的上校而被控有滔天罪行。我们不必考虑他是否还活着了。
今天早上，一个穿戴整齐的中国商人冒着危险，出了安全区去看他的家和企业还剩多少。他和三个陪同正经过Kuilan教堂时，一些日本兵不由分说地就向他们开枪。一人被打死，他们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4英尺长的小肠从他腹部裂开的伤口里挂出来。子弹从他腹部左侧打进，从右侧穿出，还落在他的裤子里，业已成了我的收藏了。
打开他的腹腔，我发现他的小肠有6处被完全切断了，大大小小的破口无数。我将破碎的部分全部切除，放进一个肠造口管，但我估计他的存活几率不到千分之一。我上次提到的那个病人恢复得很好，有很好的复原机会。今天另一例是胸部有恙的病人，他已经积脓，我切除了他的一根肋骨。我们有10例病人胸部被子弹打穿。那位头脑被打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在医院呆了一周后死去了。我一直在努力挽救一名10岁男孩的大腿，他的胫骨和腓骨的下三分之一有可怕的复合骨折。他的状况稳步下降，我担心为了救他的命我不得不做截肢。
特里默又上全天班了，已经把我的产科病人全接管了。有一个我接生的小男孩，发现在他正常的手指上多长了一截小小的肉茎。在接生时我们没注意。今天我把它给剪去了。那个晚上7：30被强奸，9：00开始产前阵痛的17岁小姑娘，现在已经发展成急性淋病了。她有时温度高达105华氏度，她生死未卜。我们把她的孩子暂时交给那位因流产而失去自己孩子的姑娘，在山顶的地下室里她曾被刺刀刺中了腹部。她奶水很足。
今晚我们在同一时间收听广播，但令人恶心的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小机器能够运转，而唯一广播新闻的电台却是东京。他们提到，所有的美国人都从牯岭撤离了，被带往了汉口，但我们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它。城里现在唯一一份报纸是日本人用汉语印刷的。我从头版几行了解到，他们在鄱阳湖上摧毁了23架中国飞机，在兰州消灭了17架俄国飞机，我气得要撕碎这张报纸。但唯一让人安慰的是，我们在广播里又听到了类似的报道，只不过我们是站在新闻标题的另一边，知道我们要打多少折扣。
1938年1月1日
世界上一定有人开始觉得奇怪，竟然有两个多星期从南京未见片言只语。外交代表至今还未获准返回，报社的随军记者也没有回来，虽然他们15日离开时还希望48小时之内能返回。日本《读卖新闻》和其他记者肯定是无法准确报道的。
今天日本人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他们把难民营的代表弄到鼓楼，让他们举着老式的五色旗发表讲话，美其名曰一个自治政府成立了。其中一个主要人员曾在国际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相当低层的岗位供职，与南京的底层社会有长时间的联系，且品格不端。按行业来讲，他是一个拍卖商。其他的人在红卍字会里各司其职，他们中的大多数为委员会工作。这肯定是一个二流的群体，但在此时一流的人早已不在城内了。
宣布了放3天假，但没人知道该干什么。也没有什么商店要关的了。他们显然是从外地运进来或是在本地找到了无数的烟花鞭炮，整天响个不停。士兵们觉得这是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的时刻。几个相对平静的日子后，强奸又猖獗起来了。在大学宗教指导王博士家，3个士兵破门而入，一个人站在外面守护，其他2人在里面对无助的女孩施暴。
今天中午我们和4位客人一起共进新年大餐，他们是戴籁三夫人、金陵女子学院的程太太、马吉先生和他的同屋福斯特先生。这是自战祸以来，后两人第一次一起离开他们的地方。他们那地方有250名难民。我们刚吃完饭，有人就来喊他们走，他们回去晚了会儿，没能阻止一名姑娘被强奸以及另一名被殴打，因为她拼死反抗。
今天下午一位尼姑被送进了医院，她股骨复合骨折，有两星期了。当日本人进城时，她和其他3人正在防空洞里。日本人来到防空洞，一个士兵从防空洞的每个洞口向里开枪。另3人被打死了。她的伤口感染严重，预后很糟糕。
今天下午还发生了另一件悲哀的事情。一个29岁的妇女，有6个孩子，最大的12岁，住在城南的小村庄里。中国军队撤退时烧了她们的村子，她带着5个孩子（有一个以前死了）往南京走。夜幕降临之前，一架飞机向她们俯冲，机枪子弹乱溅；一发子弹穿过她的右眼从脖子上飞出去了。她当时就不省人事，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清醒过来，发现她的5个孩子在她身边哭喊，浑身冰凉。最小的一个才3个月大，肯定还在吃奶。她躺在血泊中，非常虚弱。她身体太弱了，没法带着婴儿，只好将他留在了一所空房里。她带着剩下的4个孩子，挣扎着来到城里，进了难民营区，她在那儿安顿好孩子，找到了医院。
这样的事成了家常便饭，很难有心情到处去向别人祝贺新年。轮到我在医院值班，所以这篇东西是在会计室的打字机上写的。昨晚我们所有人都下去了，在拉贝先生家里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多小时，庆祝新年将至。他做了一些很好的记录，我们在离开前好好讨论了当前的形势。我们没人呆在那儿迎接新年的到来。
1938年1月3日
你肯定会先收到第50页，而不是之前或之后的……
前天，我的大脚趾被落下的一个4磅重的铁秤砣砸着了，只好一瘸一拐地在医院里走几天。昨天是星期天，我早上彻底查了房，然后在下午时休息了一下，结果是脚趾到现在几乎要好了。
今天有3件令人关心的事。一个17岁的男孩过来谈道，14日那天有1万名年纪在15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被带出城，到了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在那儿，日本人用野战炮、手榴弹和机枪向他们开火。随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被推进长江，有些被堆起来焚烧，3个人死里逃生。在这1万人中，这个男孩估计大约6000人过去是士兵，而4000人是平民。他胸口上有一子弹伤，但不是很严重。
一名40岁上下的妇女来这儿讲了这样一件事，她12月31日被日本人从难民营里带出去，诡称是帮几名军官洗衣服。6个妇女被带走了。在白天她们洗衣服，到了晚上她们就被强奸了。她们中的五个每晚要接受10到20次的凌辱，而那第六个因为年轻漂亮要接受40次左右的蹂躏。在第三天，两个日本兵把我们这位病人从那个地方带走，到了一个荒凉的地儿，想把她头砍下来。一人举刀挥了4次但只切断了她颈后的肌肉直到脊椎骨。她后背、脸上和膀子上还有另外六处刺伤。她可能会康复。当她这个样子躺在那儿的时候，另一个日本（!）兵发现了她，将她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第三个病例是一名14岁的年轻姑娘，因不堪忍受强奸而受伤，必须进行仔细的外科修补。
今天下午我做了5台手术，包括取出两颗子弹加进我的收藏。我上次写道，那个有6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一枪打穿眼窝，子弹从脖子上飞出去了，其实子弹并没有出来，我今天下午把它取出来了。我对股骨上部复合骨折和粉碎性骨折的病人越发失去信心了。他们的情况都不是很好。其中一例病人在医院呆了6周后，今天死去了。感染一直在持续地向上扩展，几天前他的伤口开始出血。对止血带来说，它的位置太高了，切开它时只看到一个巨大的腐败的脓肿窝，你甚至能将两只拳头放进去，它一直延伸到中线后背地方。股骨整个上部都散了架。我赶紧将大腿切掉，但已经太迟了。我不认为早点手术能帮上多大忙，但可能好点。
一位在美国呆过4年的日本军官对我们的福利事业非常关心，每天都过来问我们需要什么。今天他带给我们一整袋豆子和一些新鲜的肉。我希望多有点像他这样的。
昨天在我们房子里举行了一个教会礼拜，特里默、戴籁三夫人和格蕾丝·鲍尔都在这儿，再加上我们那伙人。麦克伦主持了这个礼拜仪式，他的布道是四星期前就准备好的，只不过是推迟了一周又一周。他不得不复习了一下。
星期四，1月6日
更加忙碌的三天过去了，有一些新的进展，但除了日军逐渐平静以外，没什么可报告的。今天早上，美国外交当局的3位代表回来了。爱利生先生现在是美国领事了，他过去在济南，自我们住到卜凯家后曾来做过客。和他同来的是两个年轻人，埃斯皮和麦克法登。我们今天留他们吃午饭，晚上他们要到日本大使馆做客。
他们带来了一些信，多数是来自牯岭的家信。恐怕要有一阵子才能收到从美国发来的常规信件。他们还带来消息说，牯岭的美国人于12月30日经汉口撤到了香港。看来我们原先做的是对的，因为这次旅行很可能带不了多少行李。
日本人沿着津浦线向北推进，妄图占领该线与陇海线的交通枢纽徐州。他们已经占领了济南和泰安，也从北面向徐州迫近。中国军队的主力正准备西进，显然战事没有停歇的任何迹象。从我们在这儿所见到的来看，很难想象中国人能拿出什么让军队来用。
我们时不时地得到些蛛丝马迹，证明中国空军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城市周边的机场，以尽其责。
在医院方面，我们的门诊部又开放了，这使得我们的中国医生忙个不停。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又要进行常规的内外科门诊排班。昨天下午的多数时间我都在给一个绞窄疝病人做手术，他已经发病5天了，已经坏疽了，必须将约8英寸的小肠切除。今天我又回到了12月的老时间表，将我努力了近一个月功夫意欲挽救的两条腿给切除了。一例是一个小男孩，他的腿严重破损。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它，但是他的脚因为缺乏血液循环，非但未能控制感染反而扩散开来，已经逐渐变得坏疽了，因此只能放弃以保全生命。
日本人尚未允许英国和德国外交官返回，但会在10日让他们进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让记者进来。
今天下午麦克开着那辆拼凑起来尚未油漆的救护车到城南去弄些蔬菜，这车是林查理为我们组装的。等他到那儿时，车胎已瘪了，也没有修理所需要的设备。司机一路跑回医院，生怕在路上被日本人抓住。我刚刚完成手术中最重要的环节，于是就开着红卍字会给我们的崭新而漂亮的史蒂倍克牌救护车，赶去救援。它是漆成白色的，里面有4个可滚动式担架，只开过2000英里。这大概是救护车里的最新型，比我在纽约见过的要好得多。他们把它交给我们是防止它被日本人偷去。等我们到达时，天已经变黑了，我们发现用我们带去的设备，找不到足够的平衡来松开备用轮胎上的螺帽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坏了的轮胎卸下，带回去修理。因为晚上奔波不是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它留在那儿，等明天一早就首先把它弄回来，如果它还在那儿的话。它在城市的最西南部，离城墙只有几百码。在它附近地带没有日本兵，所以我们认为完全有修好它的机会。麦克今晚正在医院值班，在早饭前他要去把车弄回来。
星期六，1938年1月8日
今天中午我到家的时候，发现一封标有“重要，紧急”的大使馆来函。它是马乔里给我的圣诞和纪念日贺卡，是通过堂姐海伦和鲍蒙特准将送来的。爱利生那天在这儿吃中饭的时候把这事全忘了，他还带来了给每个人的信。收到这些信感觉真是好，特别让人高兴。我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三个问题，她们在哪里，她们在干什么以及我们什么时候又能在一起。到现在为止，伊丽莎白应该长出第一颗牙了，她一定在用它试每样东西。我希望她很快能断奶。
由于多数时间医院总是有电，所以我们又可以通过收音机与世界保持联系，每天都能听到新闻还是很不错的。但新闻并没有给我们心灵的平和增加砝码。两个国家显然是准备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了。日本人似乎自占领南京后，未取得更大的进展。
城市里依旧充斥着疯狂的谎言，我们可以借助收听广播加以评判。今天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中国人在谣传说，中国军队已经到了城门口，准备夺回南京。一些在日本大使馆洗衣服的妇女手里拿着大大的包裹回家了。当她们走近大学时，这条新闻就像野火般地传开了，说的是日本人已经离开大使馆了，这些妇女拿的是抢来的东西。立刻一群妇女就爬过使馆周围的防护网，想赶紧捞点好处。没等发生激烈的冲突，她们就被房子后面的中国仆役给轰出去了。
今天宪兵队绑走了一个年轻人，他过去住在中学里，会说日语。他当过翻译，但这大多有违他的愿望。贝德士去了他们的总部，看看他能做些什么，但毫无结果，反倒被粗暴地推搡出来了。尽管日本当局很希望老百姓能回自己家，但他们实在不敢回去。只要他们一离开安全区，或者离边界稍近些，他们就易受到各种伤害，男的被拉去做挑夫，女的被强奸。
今天早上中国空军又发动了一次袭击，他们的目标显然是城市东边的一个弹药库。整个上午火光冲天，伴随着不绝于耳的弹药爆炸声。这场大火一直持续了约10天以上。昨晚当我回家吃晚饭时，我没有看见一场大火，我可以说这是三星期以来的第一次。但根据记录显示，在我回医院睡觉期间，正有几场大火。当我到医院时，门口的中国警察都激动起来，说一队日本士兵一直在砸门想进来，但他们假装没听见，就是不让他们进。今天才知道是日本人派去的军官，目的是告诉我们不要点那么多的灯。他们今天来告诉了我们，然后为了强调这一要求，他们用了个简单的方法，在六点半的时候就掐掉了所有的电源，而此时正有两例产科手术在进行中。这天晚上轮到特里默值班，因此他要护理她们。昨晚我值班的时候没人。
明天英国和德国使馆的代表就要来了，比先前传说的要早一天。我们希望请那3个英国人到这儿来吃午饭，但不清楚他们能否及时到达。现在从美国大使馆漏出去一些南京的消息，因此你会从新闻里了解到的。
星期日，1938年1月9日
看来总算有机会能避开日本人的审查，把一些邮件弄出去了。是把邮件交给一艘美国炮艇，它是开往上游救助“巴纳”号的。邮件要交到长老会教团的沃林先生手上，他再把它送到美国船上，因此它不会像常规的信件那样抵达美国。马乔里，你可以随意处置它。我真希望能多弄几个副本，因为我想让全家都看看，茱莉亚和富兰克林也看看，然后遵照弗兰克·普里斯办公室或加西德的建议，其中一些东西可以公开发表。毫无疑问，他对此一定非常感兴趣。
将你离开前我写的第一部分与此揉在一起，它就能成一个相当不错的故事了。我希望你已经拿到了由斯蒂尔和史密斯寄出的未经审查的文件。为了保险起见，我这儿留了个复本。刘易斯·史迈士一直在做大部分的官方记录，已经积累了一份长长的案例，都是从亲眼目睹的人那里看到和听到的。我在这儿谈到的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已在他的目录里了。
今天是星期天，吃完早饭后，我查房到一多半时要比平常稍迟些，这时我发现了约翰·马吉和他的电影摄影机，他正准备拍摄一些以前来这儿的时候没拍的镜头。今天早上我们拍了一个老年男子，他的脖子上有两条长长的伤疤。他被日本兵派去拉皮条，他的罪过就是没能造出她们。我们拍的第二个人是个警察，他的背上、胸口和手臂上共有18处（不，是22处）刺刀伤。他压根就没犯什么事。第三个是我前些天写到的那个妇女，她和另外5个女人被弄去白天洗衣服，晚上供日本人享乐。她的脖子正逐渐愈合，也没得肺炎，我开始还以为她要得呢。
1月28日
亲爱的家人：
今天真是一个家信的盛宴。今天是伊丽莎白7个月的纪念日，我收到马乔里的两封信、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两封长信中附有茱莉亚和富兰克林的信，茱莉亚的信中包含了11月27日给我写的私人信函，用整整一页的篇幅写了“我们的宝贝”。很难用言语表达这天给我们带来的极大快乐。约翰叔叔也寄来了一封很好的信，还有几本《时代》周刊、《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和一本《读者文摘》。这些邮件是由“皇家蜜蜂”号带到南京来的，它运来了新的英国外交代表以替换即将离任的普里多-布龙先生。明天“阿皮斯”号将开往下游，要带走我们中间的一个，费吴生。这是自日本人12月中旬进城后，我们8个人第一次分开。
“阿皮斯”号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急需的食品。我们刚刚用完了最后的一点糖，咖啡也不多了，这样一来我们起码又能坚持一个月了。家里的信是10月25日和12月23日的，马乔里的信是11月20日和25日寄的。自从马乔里10月13日抵达美国后，这是我头一回收到她的片言只语，除了圣诞电报之外。一定有不少信在什么地方给耽搁了。我不得不从字里行间把许多事情连贯起来，与同时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相对应。宝宝（伊丽莎白）似乎来索要她的那份关爱，我猜想她的爸爸将来某天将不得不搀着她的手，以免她被宠坏。
你目前得到的有关南京的消息应当是准确的，因为许多未经审查的快信都已发送出去了。爱利生肯定已经公开发表了一些了。日本人显然是想把打他这件事从有利于他们的角度率先公之于世。这件事贝德士已经详细地描述了，供感兴趣的人阅读。我简短地叙述一下。爱利生曾要求，所有非法闯入美国人房屋的案子都要向他报告。因此，当3个日本宪兵晚上11：00闯进大学农学系，将1名妇女带到他们总部，在那儿强奸3次后把她送回来，这事报告给了爱利生。在这之前，贝德士和林查理曾跟着这名妇女，指认了她被带去的地方。随后，爱利生和林查理以及几个日本领馆警察去了那地方，两人毫无理由地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日本人为一名宪兵的所为给出了一些好笑的借口，当然净是废话。警察随后将这名妇女带到日本大使馆去询问。爱利生让领事福井（Fukui）以个人名义担保她的安全。（最近一起相类似的案子，一个中学里的男孩，最终是完全失踪了，肯定是死了）在许诺的两小时之后又延长了半小时，显然他们是太狡猾了。昨晚10：00他们把她送回我们的房子，列举了她故事里的5点错误。包括墙的颜色、她上台阶的数量、房间里灯的位置以及她被劫持的时间。至于故事的要点，看来没有意见分歧。通过提出这些错误，他们保全了自己的脸面，这个妇人被送回去了，我想这件事也就了结了。
另一件事昨天发生在麦克身上。那是我午饭后正要回医院之前。他发现有两个日本兵在医院的后院里。他们刚把护士住所的门给撕破了。他陪着他们出去，一路责备着他们，在后门口，指给他们看美国国旗和禁止入内的日语告示。其中一人抓住他的胳膊想让他和他们一起走。他很配合，因为他希望跟着他们、指认他们。他们向前走了约一百英尺，突然他们反应了过来，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于是就命令他回去。中国人都以为他被绑架了，赶紧把消息告诉特里默。就在特里默走进来当着许多中国人的面责备不休之时，其中一名士兵想炫耀武力，拔出刺刀，向麦克伦的中腹部做了个无礼动作。发现麦克伦毫无惧色，他又往脖子上做刺杀动作。麦克将头猛地一退，这似乎让他得到了满足，于是他们就闲逛般地走了。正在这时，两个更为尽责的领事警察恰好经过，麦克伦就拉着他们赶上这两个士兵，领事警察对他们训诫了一番，要了他们的名字。领事警察自那以后常在这周围跑来跑去，但我想这件事也就此了结了。
日本人现在命令老百姓在2月4日之前返回各自的家。比较而言，安全区外占整个城市十分之九的广大地带仍旧是荒凉的，那些听了他们的话回家去的人都在前几个星期遭遇了暴行。就在昨天，一名53岁的老妇人回到了家，不到一小时，就有一个日本兵想强奸她。她跪了下来，哭得伤心欲绝，那个士兵只好打了她一顿，随后她立马回到了安全区。日本人想尽办法要让国际委员会名誉扫地，但他们给“自治政府”留了太少的灵活性，使得他们无法养活和照料老百姓。尽管有日本人从中作梗，国际委员会依旧大权在握。日本人不让委员会卖任何大米，叫自治政府在离安全区外很远的、靠近江塘街教堂废墟的地方设立一粮店。最初的几日，几乎所有要去买米的人都在路上被抢光了钱。现在他们先在区内买好票，再到那儿去拿米。
两天前我接待了一名病人，她22岁，结婚4年了。她和其丈夫在日本人进城那天进了安全区。她的丈夫当晚就被抓走了，再也没看见。她那天晚上也被抓走，带到了城南的某个营房，在那儿她每天要被强奸十几次，一共呆了38天。到此时，她已经身患两边化脓性腹股沟腺炎、烈性淋病和大面积阴道肿大性溃疡，因此她就被送出来了，因为没用了。我在想，当日本人污辱她的时候，她已经为她的祖国尽了力。
皮肤移植片和石膏仍然是议事日程。经过几周股骨骨折的牵引，我看到几个男孩子拖着个石膏四处走动。有些复合骨折看似需要截肢的已经显著好转。今天，一个几周前受刺刀伤导致气管切断的病人因喉狭窄而回来了。他呼吸时就像得了白喉一样，几乎让他窒息。可能在他喉腔里长了许多肉芽组织。我开始切割并探测其伤疤位置，但不得不在他的伤疤下面紧急切开气管而匆忙结束探查，因为他几乎窒息而死亡。我随后再做探查。
毋庸说我一直在想念着你们，期盼着团聚的那一刻。无尽的爱
鲍伯
星期日，1938年1月30日
亲爱的家人：
为了有时间读一些《时代》杂志，再看看我的信，我假称得了严重的咽喉炎，今天就赖在床上了，给了我日思夜想的机会。我的嗓子仅能低语，但还没有体质上的反应，我希望明天能好转。昨天下了这个季节最大的一场雪，今天是白色的世界。我们的四条狗非常喜欢它。“斯努基”身形很大，但仍保留着极大的友善，那3条小一点的狗都喜欢跟它玩，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不在一起玩耍。“贝尔丽”颇具贵族派头，主宰着它们的表演。“提比”是一条藏獒，类似一种看门犬，在丢了几个月之后，被费吴生在一个难民营里发现了。它和“贝尔丽”相处得不是太好，因为“贝尔丽”太容易嫉妒了，但它们慢慢变得融洽起来。第四条狗不属于贵族这个圈子，不能在这个大房子里到处跑，它那不好看的、小猴般的脸常出现在门房老Kwa那9个孩子的臂弯里。尽管它只有5英寸高，却非常勇敢，总是在院子里快乐地追逐着其他的狗。就在我写这个的时候，“斯努基”正与“贝尔丽”在白色的院子里上下追逐着它们之间的一根棍儿，“提比”瞧着它们略显慵懒，但有点想替换“贝尔丽”在这场嬉戏里的位置。
米尔士今天早上在圣经教师培训学校布道，其他人也分散到了各自岗位。前不久，刘易斯·史迈士从委员会总部回来时，把张群将军的收音机带来了。是Zenith牌的，是我看到的收音机里最好的。自从贝德士的机子坏了以后，我们收到的信号都不好，但昨天当我收听纽约美国无线电公司（RCA. 大厦里的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新闻时，我们接收的信号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这是他们晚上六点半的播音，如果我时间算得准确的话，我们是第二天上午7：30吃早饭的时间。可以把欧洲的电台调至响彻屋里，其灵敏度和可选择性是非常好的。
《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刊登了我在牯岭给查理写的一部分信件。我担心他有没有收到我的下一封信，那里面有一些真正的新闻。我应该继续写下去让他能及时了解南京的真实内幕。昨天我给约翰叔叔写了信，但不得不用了谨慎的语言，因为多数情况下它肯定要受到审查。
我和特里默、麦克伦晚上仍然轮换着睡在医院里，因为我们感觉不应该离开。最近的几个晚上，我有机会提高了我的产科水平。前不久，又来了一例难产病人，生产不顺利已经有两天了。脐带已经先脱落了，因此这个孩子已经死去两天了。这个母亲身体情况非常地好，吸入超量的乙醚后，身体才放松下来。这个病例还是相对简单的，到目前为止还处于很顺利的恢复期，我对此很欣慰。
昨天收到来自爱尔兰的一份电报，问我格里尔先生家还剩下什么没有。我还没有机会去检查，但我相信不管怎样，那墙仍然屹立着。房子里面恐怕看上去和我们其他人的一样，鲜有例外。
1月31日
在特里默的坚持下，我今天又呆在了家里，因为我的喉咙还没有好透，天又很潮湿，外面很邋遢。幸运的是，这段时间没有什么急性的外科病人，我现在的多数病人都照顾得很好。我所需要的就是好的护理！
我浏览了一些这篇长文的复写本，发现有一两件事需要搞清楚。我存的稿子里44页有两张，这就是说你那儿少这页。那页提到了我哀叹色带没有了之后，出现了一个新打字机。随后不久，贝德士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些色带，这样加上一个好的色带，我又可以用我自己的打字机了。有时候如果方便，我也用米尔士的。
“瓦胡”号预定周三左右前往上海，这样这封信可以很快地发出去。过去几天里有件有趣的事，我们现在可以拿到一月份的杂志了，诸如《当代事务》、《东方事务》、《时代》、《基督教世纪》等等，里面开始有从南京送出去的资料了。《东方事务》上详细描述了“巴纳”号事件还配发了照片。南京的状况以及从上海到南京一路的详情还未出版，但从我们听到的广播新闻中，似乎很快就要出版了。
《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田伯烈曾有几篇速写在上海遇到了审查。他从这里得到了一些准确的材料，日本人拒绝让其过关。我们被打上了一群说谎者的烙印。日本大使馆的人告诉人们说，我们说的一切都是想象出来的。假如我不是个外科医生，有可能会有很多东西更为真实，而且还不得不掩盖掉他们的暴行所产生的后果。
就在昨天，拉贝先生竟然就在这不远处把压在一名妇女身上的一个日本兵给揪起来了。两天前，一辆卡车沿着马路搜集妇女。他们搜集到的一名妇女就是被谋害的刘文彬的妻子，我曾经写到过这位中学教师。她被带到日本营房，旁边一个中国人教她在日本人吃饭中间把手指插进喉咙里。这招灵验了，他们赶紧把她踢走了，她在凌晨两点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中学。老百姓被这道让其回家的命令激怒了。他们没有最起码的安全保障。两天前，又有3个中国人在一家浴室里被人无情地杀害了，这还是自治政府新开张的两家浴室中的一个。
从这儿到上海的农村一定呈现出惨淡的图景。开着小轿车的主教说，有时候几英里都看不到一个人，所有的农舍都被烧掉了。城镇被废弃了，里面的人不是被杀了，就是不见了。而这个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这样的杀戮怎么可能被宽恕或被认为是正当的！一想到它就让人不舒服。
致以所有的爱，
鲍伯
（张志刚 译）
1938年8月27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非常高兴你度假回来了（我不是为钱工作的），这样我觉得就可以带着问题去拜访您了。
我想尽可能地把事情讲清楚。随信附上的是今天刚收到的电报。我真是觉得如果没有什么原因的话，鲍伯是不会发这样的信的。我曾经告诉过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在11月前都不可能出行。
我一回国就向每个人表示愿意在医院工作。去年春天丹尼尔医生在纽约时，我就和他谈过。他预计8月23日抵达上海，随即去南京（如果获准的话）。电报可能和他抵达之事有关，我们当然不清楚。
鲍伯5月份从上海来信说，南京现已相当平静，有几家人计划在9月回去，他希望我们能在10月或11月来。他从没说过在医院上班的事。
我立刻去做了咨询，发现仅有摩尔斯克航班是我能付得起的（洛杉矶至上海190美元）。其他的都要收伊丽莎白1/4或1/2的船票。我写信给鲍伯，告诉他我计划坐11月30日或12月15日的船。我要他在回信中告诉我是不是要订票。
海因兹小姐在医院里。我想4月份露西·格林小姐和萨拉·格莱恩小姐也在医院里。我印象中她们都已回到各自的岗位，但鲍伯的信散落在美国，我不敢肯定。
《读者文摘》的文章将出现在10月份这期。鲍伯不想在上面署名，在与《读者文摘》的人交谈后，他们还是要了这篇文章并采用了它。我很快就会得到校样，如果你读后将意见告我，我将不胜感激（惠勒先生有鲍伯所发电报的副本）。它（读者文摘的文章）是以这种方式写的，所以无人知道其资料的来源。我相信鲍伯也无异议。我不知道《读者文摘》给这篇文章多少稿费，但我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动用这笔钱。我们的未来是那样的不确定，在我们5年聘期期满后，我们也许会在美国行医，每个子儿都要省着花。
鲍伯8月份见过艾希德牧师，任何希望回美国的大学职员，每人发放400美元，但前提是大学不再给回程费用。
有许多必需品要带，因此整个旅程对我而言是昂贵的。当我到这儿的时候，我不得不从头开始。幸运的是，在回去之前，我已经攒够了钱来买我们必要的东西。
我希望这能管点用，很抱歉，威尔逊一家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诚挚的，
马乔里
（张志刚 译）
1938年9月23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随信附上的是今天我从美国国务院收到的便条。
《读者文摘》业已出版，想必你已看到。我特别想让他们拿掉一行，但没能来得及。这肯定与我所期望的有距离，并有误导的倾向。我觉得我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把整个事情讲清楚。
鲍伯写于8月16日的航空信上说，就这么办，在出版物上写不写他名字，他不在乎。唯一的坏处就是我可能去不了南京，或者日本人在他来接我们时，不让他再回去。我想现在我最好什么也别做，任其自然。
欧洲怎么样？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也许是我错了，但看来美国是伊丽莎白目前所能呆的最好的地方。我觉得在我们团聚前（可能要很久一段时间），我和鲍伯应当呆在一起。
我希望我知道该做什么。生活一定是非常烦杂的，但我已经晕头转向了。
您有何建议？非常欢迎。
诚挚的
马乔里
又及：我想我还是继续做护理工作为好，要做一个秘书就太糟了。
马乔里
（张志刚 译）
1938年9月26日
亲爱的加西德先生：
您已经收到了我大量的信，我在信里表达了对不同问题的看法。但在过去几天里，我把事情反反复复地斟酌，鲍伯的来信让我下定了决心。
我再也不为《读者文摘》烦心了，因为鲍伯说了，他对“他们印了什么毫不在乎”。只要现在以马乔里·威尔逊和女儿伊丽莎白的身份拿不到护照，我就给鲍伯发电报。我不想以虚假的理由去申请它，就像鲍伯说的，医院里急缺的是大量的“软皂”。老实讲，我认为中国的情况不会在1个月的时间里发生很大变化，以至于国务院要重新考虑。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周旋了1年多，事情一点也不简单。我准备把这场游戏玩下去，绝不气馁。如果我们现在不做出决断并按计划执行，我们也许又要卷入无休止的烦恼中了。
上海的查尔斯·福格森说鲍伯看上去不错，就是“尽显疲态”。我们两个都不开心，鲍伯只是活着，梦想着我们能再次团圆的那一刻。
在占领期和随后的几个月，鲍伯都是1个人。现在医院里有3个外科医师，柏睿德医生和两名中国人。我们今后会回去，当然要看事态发展。
我并不想惹人注目或让情感支配我。我想到的是鲍伯、孩子和我自己。我看不到还有别的出路。
在我给鲍伯发电报之前，若能收到你的来信，我会很高兴。
诚挚的，
马乔里
（张志刚 译）
1938年9月26日
亲爱的马乔里：
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天来你的心情。但是别太担心——我们会让你和鲍伯医生再次团圆的。
周五上午，来自南京的官方电报要求你回去。南京行政委员会那天上午授权我们开始安排你的行程。我们一方面必须将最终决定告知医院当局，由其负责解决你的旅行支出，另一方面，我们乐意先替你垫付这些花销，因为你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再向医院当局报告数额，让其转账。
我们知道国务院的信他们是会写的。伊文思写信给希普利，正式要求你回去，那么国务院同意延长你的护照就有很大的希望。
在我们收到华府的答复前，坐直了，别担心。很显然你不必发任何电报或是采取其他过激的行动，我们有的是机会讨论你要做的事。像你一样，我们也急于让你回去。假如你和幼女去南京不安全，或是你不想呆在上海，想等（长江）上游的形势明朗化，你和医生可以否决这次旅行，但假如你确实想去，我们至少也能帮着铺路。
祝快乐！
加西德
纽约市西115街415号
纽约州
（张志刚 译）
1938年10月3日
罗伯特·O. 威尔逊夫人
纽约市西115街415号
亲爱的威尔逊夫人：
加西德先生9月26日写信给你，但随后我们从国务院得到消息，意思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国务院会同意发给你护照。我们收到了这封信的副本，毫无疑问你也收到了护照。
金陵大学行政委员会的这一举动使你有可能就便来策划行程。我们很高兴就此与你合作，等待你做出何时启程的决定。
请记住，廉价的舱位很快就会预定一空。
你真诚的
C.A. 伊文思
CAE/B
（以上文献号：RG11：Box 229 Folder 3873）
（张志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