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巴数

大约20年前，牛津大学的演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现了另外一个与人类局部性、线性的视野相关的现象。邓巴感兴趣的是，通常来说，每个人都与另外一些人保持积极的人际交往关系，那么一个人的大脑在同一时期内能够处理的最高交往人数是多少呢？在对全球数据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邓巴发现一个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自组织”形成的群体的规模大概在150人左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军方会在长期反复试错之后得出结论，150人是最优的功能性战斗单元。同样，在对诸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的交往模式进行了深入调查之后，邓巴还发现，虽然某个人可能会有数以千计所谓的“朋友”，但是，实际上，真正与他们积极互动的人其实只是其中大约150人。这个数字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邓巴数（Dunbar’s number），也是大脑所能处理的交往人数的最高上限。

虽然在当代社会，由于核心家庭已经取代了大家庭等原因，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维持150人的人际交往网络，但是，大脑确实拥有记住这么多人的能力，这种原始认知模式已经内化于大脑中了。因此我们会拿大多数日常“接触”的人来填补这个缺口——即使这个日常“接触”的人其实不过是在电视上偶尔看到的某个人物。在人类早期的生活当中，流言蜚语里包含着许多对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这是因为，在一个由150人组成的部落里，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会对部落里的每个人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在今天却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非常关心发生在像Lady Gaga这样的人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她的为人处世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是因为大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所了解的摇滚明星与所认识的亲戚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

大脑这个演化历史生成的“艺术品”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决定了：电视对我们人类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会让我们“成瘾”。如果我们没有在电视机前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话，我们本来或许可以让这个星球变得更美好一些的。当然，“邓巴数”并不是我们沉迷于电视的唯一原因。在本章中，我们并不打算详细描述任何一种大脑内部的神经处理过程。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指出，大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集成系统，因此在处理信息时，这些神经处理过程总是协同工作的，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和声”却并不总是优美动听的。

由于大脑的杏仁核总是对悲观的信息反应更为快速，也由于媒体之间一直在相互竞争，因此，在电视广播里总是充满着一些“末日般”的事件。因为消极偏差与权威偏差（authority bias，指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权威人物），我们非常倾向于相信这些末日事故。又由于局部性、线性的大脑（邓巴数只是这种性质的其中一个例证），我们会像对待朋友一样地对待这些“权威”人物，从而又进一步导致了“圈内人偏差”（in-group bias）。这里所谓的“圈内人偏差”是指，在生活环境中，我们会倾向于相信那些自己所信任的人。

一旦我们开始相信所预感到的末日事件将要发生，杏仁核就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过滤掉大多数与此无关的其他信息。既然杏仁核未能捕捉到其他方面的信息，那么证实偏差就一定会起作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证实偏差将偏向于确认那些明显具有破坏性的悲观预期。总而言之，“对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评估之后”，结果人们还是会确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且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由此，也就带出了最后一个担忧：我们真的掌握了真相吗？如果大脑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感知现实的能力，那么，我们还能搞清楚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正处于灾难之中，那么拥有上述这些偏差或许是一种可贵的资产。但是，这同样也可能会使得事态变得更加奇怪。在本书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一系列已经得到证实的事情。那些事情实在让人惊异。请忘记“我们所陷入的坑太深了，根本无法爬出来”的想法吧。就像很快会看到的那样，其实这个坑真的没那么深，甚至，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坑呢！ HS+XfpXaMYRi7yFWUuzeMN2iNpkQhD1qVNlnRBv6uQ5Mo3Tx+jKvt8U78/1k6C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