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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万年前，作为一个物种的智人是在一个“局部性和线性的”生存环境里进行演化的，但是，今天的生活环境却是“全局性和指数型的”。人类的祖先所生活的局部性的环境里，大部分日常事务都发生在步行一天就可以到达的距离内。在他们的线性环境里，下一代人的生活与上一代人的生活实际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变化速度极其缓慢，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线性的。为了让读者对“线性的”变化与“指数型”变化两者之间的区别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我在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以“线性的”方式从我在圣塔莫尼卡的家前门往外走30步（假设1步为1米），那么我只能走出30米；然而，如果我以“指数型”的方式走出30步（第一步1米，第二步2米，第三步4米，第四步8米，第五步16米，第六步32米……依此类推），那么到最后走出30步之后，我将会走到10亿米之外的某个地方，或者更直观地说吧，如果我是绕着地球走的，那么实际上我可以绕着地球走26圈了。
今天的“全局性与指数型的世界”已经与人类大脑演化成形时所能理解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了。试想一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巨大的数据流吧。《纽约时报》一周所包含的信息量比一个17世纪的普通公民终其一生所能遇到的信息量还要大。在现代社会里，信息量一直在以指数型的速度在增长着。“从人类出现伊始到2003年，”谷歌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人类创造了5艾字节的信息。1艾字节相当于10亿吉字节——或者说一个1后面跟上18个0。而现在，2010年，人类每两天就会创造出5艾字节的信息，我们预计，到2013年，每10分钟就可以创造出5艾字节的信息……难怪我们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正在描述的这个全局性的世界却不得不由一个专为局部性世界而演化出来的系统来解释。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指数型变化时，心里实在没什么底。“现在的情况是，每过18个月，科技的威力都会翻一倍，而科技产品的价格则会减半。500年前，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他的著作《科技想要什么》（ What Technology Wants ）中写道：“在当时，水车并不见得下一年会比上一年更便宜；锤子的使用在下个10年也没有比这个10年变得更简单；铁的产量也没有大幅增长；玉米的产量还是依赖于气候的变化，而不是逐年提高；每过12个月，你并没有改良你的牛轭，所有的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一如你过去时一样。”
大脑的局部、线性的神经元系统与全局、指数型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脱节造成了一种被我称之为“破坏性的收敛”（disruptive convergence）的结果。科技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迸发出来，并且实现了“超级大联合”，但是，大脑却无法轻而易举地预测到如此快速的转变。而且，目前的管理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监管结构也不适应科技发展的步伐。作为一个例子，不妨让我们来看看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10年里，像柯达、百视达（Blockbuster）、淘儿音乐城（Tower Records）这样市值曾经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几乎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几乎也是在一夜之间，也横空出世了许多价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公司。YouTube从创立之初到以16.5亿美元的价格被谷歌收购总共才经历了18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高朋团购（Groupon）的价值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60亿美元。人类有史以来，价值的创造从来没有如此快速过。
而这也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富足是一个全局性的愿景，它是建立在技术以指数型速度增长变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局部性、线性的大脑却很可能看不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和巨大的机会，也可能无法理解把握机会后获得成功的极高速度。事实上，我们至今仍然会不时地陷入所谓“炒作周期”。当初次引进某项新技术时，我们总是会给予过高的期望，当然，如果它在短期内没有达到所宣扬的那种效果，我们就会感到失望。但是，这类事情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我们也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到，指数型增长的技术确实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而且这通常发生在大力炒作之后——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我们富足愿景的根本基础的技术发展潜力，我们确实还存在着认识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