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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每秒都有大量数据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为了处理这些信息洪流，大脑不断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排序，试图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梳理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对大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存更重要。这些进入大脑的信息所遇到的第一个过滤器、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过滤器就是“杏仁核”。
杏仁核的外形呈杏仁状，负责诸如愤怒、仇恨和恐惧等原始情绪。杏仁核是我们大脑内的预警系统，总是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它的工作就是在生活环境中寻找任何可能威胁到我们生存的东西。一旦受到了某种刺激，杏仁核就会变得过度警惕，然后我们就会绷紧神经，做出“或者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此时，心跳会加速、神经会以更快的速度传输信息、眼睛会睁大以便能够扩大视野，为了加快反应速度，血液会流向肌肉，因而我们的皮肤会变冷。从认知层面上讲，识别系统会去搜索我们的记忆，寻找类似的情况（以帮助识别威胁）和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减轻威胁）。但是，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旦启动，就几乎不可能停下来，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现今，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着，在周围有数以百万计的新闻媒体在竞争着，它们竞相争夺，总想占领我们的大脑。那么它们是如何竞争的呢？它们争夺的正是杏仁核的注意。老式的报纸一直都是根据“如果新闻的内容非常血腥，那么它就会出现在头版，就能引起人们注意”这样的理念运营的，因此，在铺天盖地而来的众多信息当中，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总是这种充满着危险信号的信息，而我们自己也总是随时准备着寻找这类具有威胁性的信息。我们正饲养着一个恶魔。你不妨顺手拿起一份《华盛顿邮报》，比较一下其中刊载的正面故事与负面故事，你就会发现超过90%的报道都偏向悲观。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好消息并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坏消息却很“叫座”，这是因为杏仁核总是在寻找一些让人产生恐惧的东西。
这种倾向对我们的感知有直接影响。对此，休斯敦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神经科专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的解释是，即使在平常情况下，注意力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试想象一下，你正在观看一个短片，在镜头里，只有一个演员在煎蛋卷。接下来，镜头切换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不过，仍然只有一个演员在继续煎蛋卷。此时如果演员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肯定会注意到的，对吗？然而，实验表明，超过2/3的观众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资源，一旦我们开始集中关注某一件事，通常就注意不到其他事情了。当然，任何恐惧的反应都有扩大效应。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旦杏仁核开始搜索坏消息，它就几乎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不断地去寻找坏消息。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演化早期形成的预警系统是与必须即时做出反应的环境相适应的，在那时候，人类面临的威胁就像隐藏于丛林中随时可能跳出来的老虎一样，时时刻刻都可能变成现实，因此预警系统一直处于警觉状态。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危险都是偶然性的，经济可能会急速下滑、恐怖袭击事件也可能会突然发生。但是，杏仁核却不能辨别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差异。更糟糕的是，这个预警系统天生就不会自动关闭，除非这种潜在的危险确实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偶然性的危险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再加上让我们无处躲藏的媒体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持续不断地恐吓我们、威胁我们，这一切使得大脑确信：我们总是处于被围攻的状态。这真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正如纽约大学的马克·西格尔博士（Marc Siegel）在他的一本著作《假警报：恐惧流行的真实性》（False Alarm：The Truth About the Epidemic of Fear）中所解释的那样，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远离真相的东西了，西格尔写道：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工业化世界是永远也不可能让人感到更加安全的。虽然我们大多数人确实都活得更长久了，平常的日子也过得更安宁了。但是，我们仍然总是处于恐惧当中，时时刻刻戒备着，做着最坏的打算。在过去的100年里，实际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美国人所面临的风险都已经大幅下降了，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与1900年相比，200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60%。抗生素的使用也减少了美国人死于疾病感染的可能性……对于什么样的水才是可饮用的、什么样的空气才是洁净的，公共卫生部门都已经出台了健康标准。我们的生活垃圾也迅速被搬离了。我们生活于一个能够控制气温、能够控制疾病的时代。但是，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加焦虑。虽然来自自然界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人的恐惧反应机制却依然故我，而且，它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运行着。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爆炸性的变化，已经使得原来的适应性恐惧机制变得不再适应了。
这一切给实现富足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障碍：第一，这很难让人们保持乐观的心态，因为人类大脑的过滤机制天生就是倾向于悲观的；第二，好消息完全被淹没了，因为媒体在最佳利益的驱使下，总是过分强调坏消息；第三，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这种机制所带来的一个更高的代价——不仅仅是人类的这些生存本能使我们轻易地就相信“我们所陷入的坑太深了，根本就爬不出来”，而且它们还限制了我们爬出坑的渴望。
不难发现，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渴望至少有一部分基于同情和怜悯这两种感情。现代科学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类亲社会的行为根植于大脑中，与大脑是硬连线的。不过，在这个好消息当中又附带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与这类亲社会的行为连线的是反应更慢、最近才演化出来的前额叶皮质。但是，在演化历史上，杏仁核出现得更早，反应速度也更快，而反应时间对生存至关重要。当灌木丛中出现一只老虎时，没有太多时间供你思考，让你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处理，因此需要大脑走捷径，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而前额叶皮质却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在出现危险情况时，杏仁核就会把信息引导到前额叶皮质区。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看到地上有一个弯弯曲曲的东西，就会往后跑，而根本没有时间先去察看清楚，它到底是一根拐杖还是一条蛇。由于神经元的处理速度存在着差异，一旦信息被我们的原始生存本能所接管，那么，我们更新的、亲社会的本能就只有靠边站的份儿了。当恐惧感涌上心头时，同情、怜悯、利他主义，甚至愤慨，都变得不再起作用了。举例来说，一旦媒体让我们提高了警惕，相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已经太大了，以至于根本无法逾越时，另外那些能够驱使我们想方设法去填补这条鸿沟的情感就会被排除于我们的认知系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