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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这个概念很难被人们接受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世界中，而且让我们对不确定的事情做出决策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中，如果要做出选择，我们会评估所有可能结果的概率与效用，然后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出预测。但是，人类不太可能得知所有的事实，也不可能知道所有事实的结果，而且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时间，没有脑力去分析所有的数据。事实上，我们的决策往往是基于有限的、常常是不可靠的信息做出的，同时还受到来自内部的限制（大脑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来自外部的限制（必须做出决策时的时间限制）。因此，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解决问题，我们采用了一种“潜意识”层面的策略，这就是“启发式”（heuristics）。
启发式实际上是在认知问题上走捷径：它是一种省时节能的拇指法则，允许我们简化决策过程。启发式适用于各个方面。在视觉感知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利用清晰度这种启发式原则来帮助我们判断距离：我们看得越清楚的物体，离我们越近。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我们判断某件事情的可能性时，启发式也会起作用——比如说，在评估某个好莱坞明星是不是可卡因成瘾者的概率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大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检索已知的好莱坞吸毒者的资料库。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可得性启发式（为了作比较，相似的范例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减少我们要访问的信息量，这是完成我们评估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常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我们的心智资源有限，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启发式就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卡尼曼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依赖于启发式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的错误”。
我们还要说得更清楚一点。在很多时候，如果完全依赖于这种启发式来判断A、B两者之间的距离，那么当在能见度比较差，而所判断的对象的轮廓又比较模糊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高估两者之间的距离。反之亦然。当能见度比较好，而所判断的对象的轮廓比较清晰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低估两者之间的距离。“这样一来，”卡尼曼在他与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1974年合写的一篇论文《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 ）中这样写道，“依赖于清晰度来判断距离的远近会导致一种惯常偏差（common bias）。”
自那之后，这种惯常偏差以及类似的惯常偏差都被统称为认知偏差。认知偏差的一般定义是：“在特定环境下做出判断时出现的偏差。”研究者们现在已经收集到了许多有关这类偏差的资料。绝大多数资料都显示，这种惯常偏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念——使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敢相信富足真的有实现的可能性。例如，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是一种寻找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证明自己先前所持观点是正确的信息的倾向。在这样一种搜寻过程中，我们通常由于能力所限，找不到太多的新证据，因而我们先前所持的观点往往无法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对富足所持的反对意见建立在“我们所陷入的坑太深了，根本就爬不出来”这个假设的基础上，那么，任何能够证明你的怀疑的信息都被你记住了，而对于那些与这个假设相矛盾的资料，你可能直接就把它们否定了。
关于证实偏差，这里有一个绝佳的例子：莎拉·佩林（Sarah Palin）所声称的“死亡小组”。2009年和2010年，在对奥巴马政府所提议的医保改革方案争论不休的那段时间，这个观念就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尽管这个消息来源的可靠性遭到了质疑。（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谎言，理应受到谴责。）《纽约时报》对这个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最近几周，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个固执而虚假的谎言，它四处传播，迅速升温，说根据奥巴马总统所提议的医保改革方案，政府将会组建一个‘死亡小组’，来决定哪些病人可以继续享受治疗，允许他活下去。”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不知是什么地方”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证实偏差。极右的共和党人早就已经不再信任奥巴马了，所以那些证明“死亡小组”是个谎言的可靠消息都被他们当作了耳旁风。
证实偏差只不过是一连串偏差中的其中一种，它们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于富足的信念。例如消极偏差（negativity bias，即与积极的信息与经历相比，人们更倾向于重视负面的信息与经历），肯定对我们正确认识富足没有帮助。还有所谓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在做出决策时，太过于依赖某一方面的信息。“当人们相信这个世界将要分崩离析的时候，”卡尼曼说道，“往往就会出现锚定效应，19世纪末的时候，因为马粪过多，伦敦渐渐变得不适宜人居了，于是人们变得十分恐慌，由于锚定效应，他们想象不出任何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根本没有人想到将会出现汽车。事实上，很快他们就会担心受污染的空气，而不再担心肮脏的街道了。”
事实上，不同的认知偏差往往接踵而至，这当然会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由于许多人身上都存在着消极偏差，所以如果你没有随大流，反而声称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美好，那么你就会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怪胎。除此之外，我们同样也受到了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即别人怎么做我们也跟着怎么做的倾向）的影响，因此，即使你怀疑真的存在着乐观的理由，这两种偏差结合起来，也会让你质疑自己的观点。
近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甚至还在各种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用来“克服”这些偏差的模式。在这些模式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心理免疫系统”（psychological immune system）。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毫无希望了，那么，你继续奋斗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绪，人类逐渐发展出了一个“心理免疫系统”，这是一组让我们保持极度自信的认知偏差。在数以百计的研究当中，所有的研究者们都发现，人类总是高估自己的魅力、智慧、职业道德、成功的机会（例如买彩票中奖或晋升）、避免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例如破产或患上癌症）、对外部事件的影响力、对他人的影响，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比同行高出不止一筹——这种倾向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乌比冈湖是作家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虚构的一方乐土，生活于那里的所有小孩的智力水平“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当然，这个“心理免疫系统”还有另外一面：当我们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时候，往往也就极度低估了更广泛的世界。
在认知方面，人类天生就有既局部乐观又全局悲观的倾向，对于富足目标来说，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合作者，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正如锚定效应所显示的一样，想象力与感知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第二，都是控制狂，都非常乐观，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掌控所有的事情。如果我问你，为了在数学这门课上得到更高的分数，你将会做些什么？你就会想到，你需要更加努力地练习，少出门参加一些聚会，或许你还会想到要请一个家庭教师，这一切你都能掌控。正因为这样，你的心理免疫系统会让你觉得十分自信。但是，如果我问你，对于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你能做些什么的时候，你能想象到的只有成群结队的处于饥饿状态中的孩童。你根本就没有自己能够控制整个局面的感觉，这时你就完全没有了自信，你想象当中的那些饥饿的孩童就成了你的‘锚’——它把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全都从你的脑海当中挤了出去。”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世界饥荒的控制，这种可能性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正如我们将会在下面几章中看到的，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且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如今的小型组织已经有能力去做一些过去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情了，这其中就包括了对抗饥荒。不过，要想把所有阻碍这种进步的心理障碍的机制都搞清楚，我们首先必须探讨一下大脑的结构及演化历史，因为归根到底，使我们产生悲观情绪的是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