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富足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它无所不包，并且关乎所有人。富足意味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有鉴于此，富足金字塔的最顶端由以下两个概念组成：健康与自由，它们对加强个人的能力有重要作用。现在就让我们从健康开始说起吧。
如果说个人很重要，那么个人的幸福安康尤其重要。因此，保护个人的健康、维持良好的卫生保健制度就成了一个富足的世界的核心问题。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无谓”地死去。因此，有一件事情是确信无疑的：要建立一个富足的世界，首先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确保这种悲剧不再发生。（之所以说这些不幸的人是“无谓地死去”的，是因为这些人的死亡都由一些完全可以预防或已经能够轻易治愈的疾病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引起其他严重疾病的诱因之一，全世界每年大概有200万人因此而丧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导致伤残调整寿命年下降的所有因素当中，急性呼吸道感染位居第一。患急性呼吸道感染这种病风险最高的人群是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这些感染通常没有得到及时确诊。例如肺炎，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就完全可以治愈这种疾病了，但是，在所有5岁以下不幸夭折的儿童当中，病因可以归结为肺炎的仍然占到了19%以上的比例。更令人不解的是，治疗肺炎并不需要什么稀罕的特效药物，它们不但廉价，而且唾手可得。这就意味着，主要是诊断和（或）用药问题。
现在，要进行一次血液检测，必须有无菌器材与专业的医护人员。很显然，采集一个血液样本并不需要抽取太多血，但是采集到的血液却必须送到相应的实验室里去检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等待一次简单的血液检测结果，病人往往必须等上数天时间，有时候甚至可能需要等上好几个星期。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仅因为检测费用十分昂贵，而且还因为交通也非常不便，因此使得许多病人无法在发病后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更不要说，会有多少人愿意在几周之后专程花时间前往医院去了解检测结果或者到医院接受治疗了。
好消息是，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技术，它叫做芯片实验室（Lab-on-a-Chip，简称LOC），利用这种技术即有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芯片实验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便携式的、手机大小的装置，允许医生、护士，甚至是由病人本人采集体液样本（比如尿液、唾液或者一滴血），而且在几分钟内就能得出结果。利用芯片实验室，一次就可以为数十人进行现场检测（当然，无法同时为几百人进行现场检测）。“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个领域的一位先驱、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生物工程学与化学教授约翰·麦克戴维特（John T.McDevitt）说，“它将会为还不曾拥有这种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带来健康保证。它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医疗费用每年都以8%的速度在增长，全国经济总量当中的16.5%都用于卫生保健事业，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不运用像芯片实验室这样的个性化的医疗技术，那么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会因为过于高昂的医疗费用而面临破产的危险。”
芯片实验室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拥有强大的采集数据的能力。而且，因为这些芯片全都连上了网络，它们所收集到的信息，比如猪流感的爆发，可以立即上传到网络上，进行云计算，同时对这些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第一次，”麦克戴维特说，“我们将能获得大量全球性的医疗数据。它将在阻止新的致命病毒与流行病毒的传播方面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大的喜讯是，芯片实验室只是许多种类似技术当中的一种，还有许多其他技术也正在开发当中。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声称：个性化医疗这一领域——在2001年之前还未出现这一行业（人类基因组测序常常被当作这个行业诞生的标志），每年的增长速度高达15%。这个报告预测到2015年，全球个性化医疗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520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很快就会有办法、有途径、有动力来评估个人的健康，而这是以前从来不曾出现过的。
富足金字塔的最后一个元素是自由。实现自由似乎是最艰巨的一个任务，当然，它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于1999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指出，政治自由的推进必须与可持续发展保持同步。因为根据定义，富足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先决条件。幸运的是，在出现某种突破性的新技术之后，总会浮现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自由的机会——特别是出现了重大的信息通信技术之后。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念。社会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他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过，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通信工具的出现，将会对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即使如哈贝马斯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也不可能预测到贾瑞德·科恩（Jared Cohen）在2009年6月所发现的东西。
科恩是一个标准的年轻“Y世代”，他也是一个互联网专家。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科恩进入了奥巴马政府，在国务院工作，而且碰巧是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领导之下。2009年6月中旬，当伊朗选举结束后，民众的抗议风起云涌。就是这个科恩，联系上了Twitter的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并说服多西让他的公司更改了网站维护的时间表，以保证伊朗人可以继续利用Twitter在网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由于所有其他形式的通信都已经被封锁或者切断了，Twitter成了伊朗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这个渠道究竟有多重要？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威比奖（Webby Awards）是互联网界的一项主要的国际奖项，在一次评选中，所谓的Twitter革命不仅入选威比奖“10年来最重要的10个时刻”，而且名列榜首（一起入围的还有2008年的总统选举、谷歌股票公开上市等）。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Twitter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不可能挡住子弹。但是，不管怎样，这场革命已经足以证明，信息技术确实是变革的非常强大的推动力量。“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来扩大横向联系可以对当前政府施加压力，”政治分析师帕特里克·奎克（Patrick Quirk）在《外交政策聚焦》杂志（ Foreign Policy Focus ）上写道，“这一代人加强了推动民主变革的强大的潜在力量的基础。”
伊朗发生的故事仅仅是这种变化的其中一个例子。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2009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同样极大地推动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运动。这份报告还说：“事实证明，使用并从战略高度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缓解贫困，而且能够推动民主化——包括言论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人权状况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