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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进入富足金字塔的下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是能源、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为什么要把这三者并列在一起呢？或者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有什么优势呢？因为这三者的组合会给人类带来双重红利。从短期来看，它们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从长期来看，它们会为我们铺就一条通往富足的道路，会带来人类历史上两大最宝贵的资产：专业化和交易。能源为我们提供了手段，使我们得以完成所要做的工作；教育能促进工人更专业化地工作；充分的信息或交流不仅能促成进一步的专业化（主要是通过扩大教育机会），还能促使专家之间相互交流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使他们的技能得以推广开来。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称的“交易秩序”（又称“市场秩序”或“耦合秩序”）：劳动分工的日益深化，促成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扩张。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也在他的杰作《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The Rational Optimist：How Prosperity Evolves ）一书中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今天替你缝制了一件兽皮外衣，那么你明天也要替我缝制一件’这种做法，不但好处有限，而且收益还是递减的。‘但是……让我来制作衣服，而你就去寻找食物吧’，那么，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是递增的。事实上，它还有一个极好的特性，即交换甚至不一定非得是公平的。要让以物易物行得通，两个人不需要提供同等价值的东西。即使交易是不平等的，也往往仍然能让双方都受益。”
在这“三重奏”中，很显然，能源是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制胜法宝，那么，到底需要多少能源才能让我们赢得这场比赛呢？就让我们从尼日利亚开始说起吧。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在那里，一个中等规模的家庭其成员通常有5个，而且全家人都只能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4盏电灯就能提供足够的照明了。通常，一只60瓦的白炽灯就足以让我们在灯光下阅读了——但是在今天，同样的亮度我们只需要一只15瓦的灯泡就足够了，而在将来，当LED（一种发光二极管）技术使用更广泛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将会更少。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五口之家所需要的能源的情况吧。如果想要保存适量的新鲜食品和药品，那么可能需要一个容积为453升的电冰箱，它的能耗为150瓦；一个双头炉灶需要1200瓦；两把用来通风、降温的电扇，每把耗能100瓦；1～2台笔记本电脑，每台耗能45瓦，如果我们再让自己挥霍一下的话，还拥有一台液晶电视机、一台DVD播放器以及一台收音机，那么，每台电器耗能100瓦（虽然笔记本电脑完全可以取代这些东西）。另外，再加上5个手机充电器，它们的总能耗为35瓦。这样一来，一个典型家庭的总能耗大约为1.73千瓦。我们假设每户家庭都按平均使用时间来使用这些电器，那么，每户家庭每天的最低用电量为8.7千瓦时。而这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家庭能耗的1/4。（一个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只有2.6个人，而每天消耗掉的能源总计为16.4千瓦时，或者说，每个人每天平均为6.32千瓦时，这些还不包括为取暖而消耗掉的天然气与汽油。）但是，这些能源却能给尼日利亚民众的生活带来根本性的改善。
当然，生活上根本性的改善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双头电炉灶虽然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家用电器，但是，它能为全球35亿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些人原本需要通过燃烧木头、粪便与秸秆等生物燃料来煮食物与照明。根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36%的上呼吸道感染、22%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1.5%的癌症都是由于燃烧这些生物燃料而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所引起的。这个简单电炉灶可以使全球的疾病负担至少下降4%。
和水一样，电炉灶还是另一个能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的东西。联合国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在非洲，被砍伐的木材当中有90%都被当作了能源。因此，为人们提供一个电炉灶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濒危的森林，而被保护下来的森林可以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更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这里所说的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环境为我们提供的免费服务，具体包括：作物授粉、碳封存、气候调节、水净化、空气净化、营养扩散、营养循环、废物处理、防洪、病虫害防治、疾病控制，等等。生态系统服务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生态系统每年为我们的环境提供的（免费）服务，其价值相当于3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概等于全球所有经济体一年的总产值；第二个原因是，至少在目前，仅仅依靠我们人类自己的能力，还无法提供上述服务中的任何一种，这一点是我们花费了两亿美元建立起来的实验生物圈2号已经清晰地表明了的。
但是，电炉灶的优点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生态意义上。它还可以让妇女们和孩子们从收集柴火这种工作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时间去工作、去接受教育，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儿童的死亡率、提高妇女的地位，更好地保障他们的权益；因此，采用电炉灶后，还会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单单一只简单的电炉灶就能带来如此巨大的积极变化，读者们不妨请想想，如果上述提到过的所有家用电器都用起来，一个普通的尼日利亚家庭每天耗电量真的达到了8.7千瓦时，可想而知，人类能够因此而得到的好处将何等巨大！
另一个会引起深刻变化的因素是教育。我们必须让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位孩子都接受教育，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数学运算能力、生活技能与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当然，有人或许会认为，只教给孩子们这些东西，似乎太过于单薄了，但是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孩子们如果在小学里掌握了这4个方面的基本技能，就能为他们日后实现自我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很显然，这些技能也是实现富足的重要基础。再者，在这里所说的自我完善的意思也与过去所认为的并不完全相同。如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它是一个蕴藏丰富资料的宝库。要想了解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掌握上述4大基本技能是最大的关键。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很显然，它也是有史以来促进自我完善的最伟大的工具。
如今，我们之所以要着重强调个人的成长与个人责任，把这两者说成是最关键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潮流当中。正如肯·罗宾逊爵士（Sir Ken Robinson）等教育专家反复强调过的，目前，我们担心的并不是教室过于陈旧，而是学位的贬值。他说：“突然之间，学位变成了一文不名的东西，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如果你拥有一个学位，就等同于你得到了一份工作。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只能是因为你不想工作。”
因此，教育问题具有双重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几乎不存在任何基本的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即使存在着基本的教育设施，它们的教育理念也是极其陈旧落后的。今天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也是建立在同样落后的等级观念的基础上的：数学与科学学科是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其次，艺术学科则排在最末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种教育体系原本是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时期，这种教育制度最能让人获得个人成功。但是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技术文明日新月异，信息经济飞速发展，创新理念成为具有终极决定意义的资源。而现行的教育体系却完全无益于这种资源的培育。
此外，目前的教育体系还是围绕着学习事实性知识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今天的互联网已经可以即时提供关于几乎任何一个事实的可靠而有效的资料。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目前所学习的许多技能，实际上是他们根本就用不着的。而被忽略掉的那些技能，恰好又是他们所需要的。在教会孩子们如何培养他们的创造力与好奇心的同时，再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读写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是保证他们将来能够适应越来越快的技术变革的必需且最好的方法。
更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即将到来的教育领域的技术变革。与目前所采取的“一刀切”的教育体制完全不同，将来的教育体系是通过个人电脑（或者像智能手机这样的个人计算设备）而得以实现的，因而它必定是去中心化的、个性化的、完全交互式的。去中心化意味着学习不容易被政府所垄断，也不太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动荡的影响；个性化意味着可以根据个体的需要与他所偏爱的学习方式进行量体裁衣式的教学。去中心化和个性化这两者都是教育领域的巨大改进，但是许多人认为，交互性这个特点所带来的益处才是最大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与一人一本协会（One Laptop Per Child，简称OLPC）的创办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解释的：“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到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再到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这些哲学家都一致赞成‘干中学’。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你就得更多地去实践。‘一人一本’计划强调的是让孩子们利用微软的工具去探索知识，并且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勇敢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给孩子们下学习指令。爱比责任更能征服孩子。用笔记本电脑代替老师，指导孩子们根据个人兴趣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为孩子们提供相互分享和批评的工具，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变成主动的学习者与老师了。”
富足金字塔中间层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信息通信技术。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这个主题了，信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肯尼亚，有一个名为卡致560（KAZI 560）的就业服务机构，它就是利用移动电话让潜在的工人和潜在的雇主建立联系的。在成立后的头7年里，卡致560就通过这个移动网络帮助大约6万肯尼亚人找到了工作。在赞比亚，农民们没有银行账户，他们依靠移动电话去购买种子和肥料，这使他们的收益大概提高了20%。在尼日尔，2005年的时候，手机网络成了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食品分配系统，帮助人们有效地避免了饥荒。2007年，著名的企业管理天才伊希斯·尼扬奥（Isis Nyong'o，他当时是音乐电视网的高管，如今已经跳槽到了谷歌公司）告诉BBC，移动电话对非洲的影响“完全不亚于一场民主革命”。
更重要的也许是，手机所引起的这种变化是一种“有机”的变化。移动电话技术的传播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传统的“推销”。事实上，手机是像病毒一样迅速地普及开来的，它的流行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完全不可抗拒。借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话来说吧，是观念发生了转变。一旦人们了解了这个科技产品，一旦这个科技产品的价格下降到连普通人也差不多负担得起（之所以说“差不多负担得起”，是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人往往需要依靠小额信贷才能购买手机），它的使用率就会成倍地增长——就像我们在尼日利亚所看到的那样。
在2001年，1.34亿尼日利亚人当中，只有50万台固定电话。同年，尼日利亚政府开始鼓励在无线通信领域进行市场竞争，并且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反应。到了2007年，尼日利亚已经有了3000万手机用户，很显然这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要记住，受益的不仅仅是尼日利亚人。2009年，诺基亚公司的盈利达到了10亿美元，该公司表示，这些盈利主要是在非洲市场上实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到了2010年，当芬兰的这家跨国公司宣布第十亿部手机是在尼日利亚卖出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人觉得惊奇。
富足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它无所不包，并且关乎所有人。富足意味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有鉴于此，富足金字塔的最顶端由以下两个概念组成：健康与自由，它们对加强个人的能力有重要作用。现在就让我们从健康开始说起吧。
如果说个人很重要，那么个人的幸福安康尤其重要。因此，保护个人的健康、维持良好的卫生保健制度就成了一个富足的世界的核心问题。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无谓”地死去。因此，有一件事情是确信无疑的：要建立一个富足的世界，首先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确保这种悲剧不再发生。（之所以说这些不幸的人是“无谓地死去”的，是因为这些人的死亡都由一些完全可以预防或已经能够轻易治愈的疾病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引起其他严重疾病的诱因之一，全世界每年大概有200万人因此而丧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导致伤残调整寿命年下降的所有因素当中，急性呼吸道感染位居第一。患急性呼吸道感染这种病风险最高的人群是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这些感染通常没有得到及时确诊。例如肺炎，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就完全可以治愈这种疾病了，但是，在所有5岁以下不幸夭折的儿童当中，病因可以归结为肺炎的仍然占到了19%以上的比例。更令人不解的是，治疗肺炎并不需要什么稀罕的特效药物，它们不但廉价，而且唾手可得。这就意味着，主要是诊断和（或）用药问题。
现在，要进行一次血液检测，必须有无菌器材与专业的医护人员。很显然，采集一个血液样本并不需要抽取太多血，但是采集到的血液却必须送到相应的实验室里去检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等待一次简单的血液检测结果，病人往往必须等上数天时间，有时候甚至可能需要等上好几个星期。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仅因为检测费用十分昂贵，而且还因为交通也非常不便，因此使得许多病人无法在发病后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更不要说，会有多少人愿意在几周之后专程花时间前往医院去了解检测结果或者到医院接受治疗了。
好消息是，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技术，它叫做芯片实验室（Lab-on-a-Chip，简称LOC），利用这种技术即有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芯片实验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便携式的、手机大小的装置，允许医生、护士，甚至是由病人本人采集体液样本（比如尿液、唾液或者一滴血），而且在几分钟内就能得出结果。利用芯片实验室，一次就可以为数十人进行现场检测（当然，无法同时为几百人进行现场检测）。“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个领域的一位先驱、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生物工程学与化学教授约翰·麦克戴维特（John T.McDevitt）说，“它将会为还不曾拥有这种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带来健康保证。它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医疗费用每年都以8%的速度在增长，全国经济总量当中的16.5%都用于卫生保健事业，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不运用像芯片实验室这样的个性化的医疗技术，那么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会因为过于高昂的医疗费用而面临破产的危险。”
芯片实验室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拥有强大的采集数据的能力。而且，因为这些芯片全都连上了网络，它们所收集到的信息，比如猪流感的爆发，可以立即上传到网络上，进行云计算，同时对这些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第一次，”麦克戴维特说，“我们将能获得大量全球性的医疗数据。它将在阻止新的致命病毒与流行病毒的传播方面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大的喜讯是，芯片实验室只是许多种类似技术当中的一种，还有许多其他技术也正在开发当中。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声称：个性化医疗这一领域——在2001年之前还未出现这一行业（人类基因组测序常常被当作这个行业诞生的标志），每年的增长速度高达15%。这个报告预测到2015年，全球个性化医疗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520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很快就会有办法、有途径、有动力来评估个人的健康，而这是以前从来不曾出现过的。
富足金字塔的最后一个元素是自由。实现自由似乎是最艰巨的一个任务，当然，它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于1999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指出，政治自由的推进必须与可持续发展保持同步。因为根据定义，富足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先决条件。幸运的是，在出现某种突破性的新技术之后，总会浮现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自由的机会——特别是出现了重大的信息通信技术之后。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念。社会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他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过，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通信工具的出现，将会对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即使如哈贝马斯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也不可能预测到贾瑞德·科恩（Jared Cohen）在2009年6月所发现的东西。
科恩是一个标准的年轻“Y世代”，他也是一个互联网专家。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科恩进入了奥巴马政府，在国务院工作，而且碰巧是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领导之下。2009年6月中旬，当伊朗选举结束后，民众的抗议风起云涌。就是这个科恩，联系上了Twitter的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并说服多西让他的公司更改了网站维护的时间表，以保证伊朗人可以继续利用Twitter在网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由于所有其他形式的通信都已经被封锁或者切断了，Twitter成了伊朗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这个渠道究竟有多重要？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威比奖（Webby Awards）是互联网界的一项主要的国际奖项，在一次评选中，所谓的Twitter革命不仅入选威比奖“10年来最重要的10个时刻”，而且名列榜首（一起入围的还有2008年的总统选举、谷歌股票公开上市等）。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Twitter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不可能挡住子弹。但是，不管怎样，这场革命已经足以证明，信息技术确实是变革的非常强大的推动力量。“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来扩大横向联系可以对当前政府施加压力，”政治分析师帕特里克·奎克（Patrick Quirk）在《外交政策聚焦》杂志（ Foreign Policy Focus ）上写道，“这一代人加强了推动民主变革的强大的潜在力量的基础。”
伊朗发生的故事仅仅是这种变化的其中一个例子。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2009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同样极大地推动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运动。这份报告还说：“事实证明，使用并从战略高度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缓解贫困，而且能够推动民主化——包括言论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人权状况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