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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9年，也就是灭韩之后的第二年，秦国立即对赵国发动了统一战争。
秦统一赵国，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秦统一中国的最重要战争之一。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秦赵两国关系的大历史，做一番简单的线条勾勒。秦赵两大国的关系史，可以分为五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西周之前秦赵同源，两大国先祖都是东部古秦人族群。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已经在洪水时代说过，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阶段，西周初期，秦赵分流。
殷商末期的古秦人族群，已经成为镇守殷商西部的军旅族群，“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周武王灭商后，秦人族群不愿臣服于西周新政权，联盟宣告瓦解，七十余族分作了三大部分流散于华夏大地。首先，诸多分支族群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离开故地，或不能、不愿追随核心族群迁徙的，就分散流布于华夏腹地了。其次，秦人轴心嬴氏族群的嫡系主力，西进到陇西戎狄地区的河谷地带，也就是今日西汉水上游的甘肃礼县地带，重新建立了生存根据地。这一支，就是后来建立秦国的秦人族群。第三部分，是嬴氏族群的另一分支，殷商末期的大将恶来的弟弟季胜，带领一支族群，进入了北部山地草原的半农半牧区，重新建立了生存根据地，成为后来的赵人族群。这就是《史记·赵世家》所说的：“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第三阶段，西周末期与战国初期，秦赵两大族群先后立国。
西周末期，陇西秦人因挽救周室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建立了秦国。这就是说，陇西秦人建立诸侯国的时间，比赵人立国要早三百余年。但是，北进秦人改善困境的历史，却比陇西秦人要早百年上下。
远在西周中期的周穆王一代，陇西秦人还在与周边戎狄族群浴血奋战的时候，北进秦人族群的领袖造父，因其非凡的驯马驾车才能，做了周穆王的御车将军。后来，因为造父的神异车技，襄助周穆王平定东部叛乱有功，被周穆王封于赵城，也就是今日河北赵州地带。从此，这支古秦人在西周社会有了合法地位，便以封地为姓，成为赵氏族群了。后来，赵氏族群成为大诸侯晋国的大族群之一。战国初期，赵氏族群与韩、魏两家三分晋国，正式建立了赵国。总体上说，在整个西周、春秋时代的五百余年间，秦赵两大族群都在各自奋争，都在坎坷前进，但没有发生同源族群之间的实质性交往。
第四阶段，战国时代，两大国开始进入了国家对抗。
战国初期，秦国因六代乱政，陷入穷弱时期。此时的赵国，则是山东六国中的较强国家，与韩、魏两国结成三晋同盟，对秦国实行了较长时期的进攻与遏制战略。这一时期，虽然压制与进攻秦国的主要国家是魏国，但是，赵国也是中原国家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秦国的敌手之一。从此开始，秦赵两大国的对抗关系，贯彻了整个战国历史。
第五阶段，战国中期秦赵对抗升级，两国关系成为战国格局的轴心。
战国中期，秦国先于赵国实行深彻变法，一举崛起为天下强国。此后大约五十年，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期也实行了相对深刻的变法，一举崛起为山东最强大的一国。从变法强大并拓展北方土地开始，赵国成为山东六国合纵抗秦的主力国家，成为秦国最主要的敌国。
这一时期，只有赵国在与秦国的硬性对抗中取得过战争胜利。后来，经过长平大战，秦国摧毁了赵国的强大军力，赵国开始进入了衰弱时期。但是，赵国还是山东六国中最强悍的国家。赵国对秦国的强力对抗，依然在秦昭王之后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秦王嬴政即位，秦赵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减弱，赵国依然是秦国的最主要敌人。
总体上说，秦王嬴政即位的前九年，吕不韦主政秦国，秦赵对抗大体是均衡的。这九年之中，秦赵对抗的重大事件主要有五次。
第一次，秦王政元年，秦国的河东基地晋阳，在赵国策动下叛乱反秦。秦国上将军蒙骜，率军平定叛乱。晋阳原本是赵国重镇，秦昭王时期被秦国占领，随即成为秦国在大河东岸的军事重镇。赵国策动叛乱，秦国又迅速平乱，赵国在争夺晋阳中失利。
第二次，秦王政二年，赵国孝成王病逝，太子赵偃继位，史称赵悼襄王。赵偃即位的第一件昏乱举措，是以乐乘取代廉颇，激发了大将之间的矛盾，致使廉颇率军对乐乘军队发动军事进攻。最终，逼名将廉颇先逃亡魏国，再逃亡楚国。由此，赵国军事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在对抗秦国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次，秦王政四年，赵国名将李牧以丞相名义进入秦国，与秦国订立和解盟约，约定互相放还此前交换的人质。此后，秦国王子自赵归秦，赵国王子自秦归赵。
第四次，秦王政六年，赵国名将庞煖发动最后一次五国合纵，从河西地带攻入秦国关中东部。秦国出兵应战，五国兵马很快撤回，合纵宣告解散。
第五次，秦王政八年，秦国王族公子长安君成蹻率军攻赵上党之地，受赵国策动，于中途发动兵变，反秦降赵。后来，秦国虽然平定了叛乱，但因处置大批犯罪将士及其家族，秦国军力受到严重损害。此后，赵国封成蹻于饶城（今河北饶阳地带）。成蹻事变，是赵国对抗秦国的一次很大胜利。
秦王政九年，秦王嬴政肃清嫪毐叛乱，亲政领国，秦赵对抗的天平迅速向秦国倾斜。
嬴政亲政的前八年，致力于振兴秦国。但是，这一期间的秦赵对抗非但没有中止，而且规模大大超过吕不韦领政时期。这八年之中，秦赵两大国的对抗事件，主要也是五次。
第一次，秦王政十一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三年，秦国趁赵军进攻燕国之机，派出将军王翦、桓齮、杨端和率军攻赵，连下九城，尽数夺取赵国漳水流域。这是长平大战之后近三十年间，秦国对赵国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胜利。此战之后，在位九年的赵悼襄王病逝，其子赵迁继位，史称赵王迁。自此，赵国开始迅速衰落。
第二次，秦王政十三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五年，秦国老将桓齮率军进攻赵国河东重镇平阳，大败赵军，斩首十万，杀赵军主将扈辄。由此，秦国基本控制了河东地带。战胜之后，嬴政亲自赶赴战场劳军。
第三次，秦王政十四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六年，桓齮率秦军再度攻赵。赵国名将李牧率军于宜安之肥下（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地带）埋伏截击，大败桓齮秦军。这是赵国在长平大战之后近三十年间，对秦国作战取得的第一次真正胜利。李牧因此而建大功，被赵国封为武安君。
第四次，秦王政十五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七年，秦军再度攻赵。赵军仍由李牧统率，于番吾之地（今河北灵寿西南地带）再次击败秦军。赵军连续两次战胜秦军，暂时恢复了秦赵对抗的均势。
第五次，秦王政十六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八年，赵国北部发生大地震，城池房屋大半坍塌，地裂缝隙宽达一百余步，给赵国造成巨大损失。
嬴政亲政的第九年，统一战争开始，秦国发动了灭韩之战，秦赵对抗暂时中止。
综合秦王嬴政亲政前八年的秦赵对抗，可以看出三个基本方面的问题。
其一，在此期间，秦国虽然紧锣密鼓地处置韩国问题，但在实际的军事较量上，重点却一直是赵国。也就是说，在这八年间，秦国兵力出动的重点方向，始终都是针对赵国的扩张进攻；秦国的战略重心，始终围绕着对赵国的军事准备。
其二，若仅仅从军事上看，对抗是均势的：八年之间，秦国两胜两败，赵国也是两胜两败。但是，若从国家利益的实现上看，赵国则无疑是严重失败的。因为，秦军两胜，连续夺取了赵国南部丰饶的漳水流域，以及赵国西南以平阳为轴心的河东地带；而赵国两胜，则只是在本土击败秦军，是一种防御战的胜利，并没有获得国家实力的增长。
其三，在这八年之间，秦国处于迅速振兴阶段，国家实力一路上升到巅峰时期。相反，赵国却处于迅速没落阶段，一路下降到谷底时期。赵悼襄王在位九年，赵国的政治生活已经陷入了普遍的黑暗与腐败。赵王迁继位之后，赵国高层政治的阴暗腐败迅速趋于恶化，君主昏聩，权奸当政，灾难频仍，派系倾轧。前后十余年，赵国已经在事实上陷入了最大的内政危机。唯其如此，秦国在统一韩国之后，几乎是没有停顿地立即发动了灭赵之战。
公元前229年，秦国正式发动了对赵国的统一战争。
灭赵战役之秦军统帅，是老将军王翦。灭赵之战出动的兵力总数，是秦国的主力大军四十余万。灭赵之战的进军路线是，分北、中、南三路，同时进逼赵国。北路，以大将羌瘣为主将，率军十万，经秦国上郡的离石要塞渡过大河，以晋阳为后援根基，压向赵国背后。南路，以大将杨端和为主将，率军十万，出河内郡，经安阳北上进军，直逼赵国都城邯郸地带。中路大军二十余万，由王翦亲自统率，出函谷关，经河东郡进入上党高地的东北方向，直接压迫赵军主力防守的井陉关。
如此三路进军，堪称古典战争时期最为经典的大分割、大包围战略。
这一战略的实施目的，是置赵国于退无可退之境地，逼迫赵国全面应战，一战彻底解决赵国问题，不使战争出现反复动荡的局面。因为，赵国是山东六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其尚武风习，其举国皆兵的传统，与秦国如出一辙。秦国如果不能一次性完胜赵国，并安定赵国，则赵国军力流散的后果是很难收拾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即或秦国作了最为充分的谋划，其战略目标还是没能全部实现。
这支大军，就是大大扩充了的驻扎在九原郡的二十余万秦军。这支秦军自灭赵之战开始，驻扎于阴山草原之南，直至统一中国，始终有增无减。这支九原秦军，由年轻的将领蒙恬统率，始终没有加入华夏世界的统一战争。即或是后来第二次灭楚大战开始之际，秦军需要集中六十万主力大军，在兵力一时显得紧张的形势下，这支九原秦军也没有南下加入灭楚之战。
这就是历史实践所展现出来的秦统一中国的最高战略——内一华夏，外防匈奴。
整个战国时代，北方的匈奴族群联盟已经成为诸胡族群、戎狄族群中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对稳定的匈奴联盟政权也已经建立。战国末期，匈奴骑兵与诸胡骑兵，已经发展为规模相当巨大的快速军事力量，其对华夏世界的突然侵袭时有发生，南下地域越来越深入，作战规模越来越大。那时，华夏北部的燕国、赵国、秦国，是正面抵御所有北方胡患最主要的三方力量。三大国抗击胡患的大形势是：
燕国的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均与聚散无定的东胡诸族群接壤。在东西数千里的广阔地带，燕国担负着正面抗击东胡势力侵袭的重担。
赵国的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上谷郡，则处在与匈奴联盟正面相对的阴山草原的中心位置。在东西横阔千里有余的阴山大草原南部，赵国担负着正面抗击匈奴游牧大军大规模南下烧杀劫掠的重担。
秦国的北方边患，则有两个战场：一个是西部的陇西郡，担负着抗击西部戎狄与西部匈奴的作战重担；另一个是北部的北地郡、九原郡、云中郡（其时秦赵两国都有云中郡）上郡，均面对阴山草原的西南部，与赵国共同承担着抗击北部匈奴南下的重担。
在抗击匈奴的华夏力量中，赵国承担的压力最大，承受的匈奴兵祸也最为严重。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秦国要发动统一中国的战争，就必然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如果匈奴联盟与诸胡大军趁秦赵大战之机，大举南下进攻中原腹心地带，秦国将如何应对？若不做北方防御之准备，则匈奴联盟必然会大军直下，将华夏世界搅成一锅粥，其严重后果将远远超过西周末期戎狄势力毁灭镐京的文明灾难。届时，秦国非但无法统一中国，且很可能在多方混战中彻底毁灭华夏族群的文明世界。果真如此，秦国发动的统一之战，便将成为毁灭华夏文明的千古罪行。
但是，若要部署一支北方大军，以防御并威慑匈奴与诸胡不敢趁火打劫，那么，这必须是一支强大到能够以绝对优势堵截反击匈奴骑兵的大军。否则，不能保证在如此广阔的战线上能有效地取代赵燕两国的军事力量。
历史实践所展现的事实是：当时的秦国，以秦王嬴政为轴心的最高决策层，极富胆略地选择了具有深远文明意义的两面合一的整体战略：对内战略——发动统一中国战争；对外战略——正面部署大军以防御威慑匈奴联盟。
基于如此决策，秦王嬴政选派了出身军旅世家，且具有很高军事天赋的青年大将蒙恬，担任北方九原秦军的统帅。与此同时，秦国将九原秦军的规模一次增加到二十余万，足以构成大规模对匈奴进行防御反击作战的军力。
蒙恬的选择是，将九原秦军集中布防于阴山、阳山之间的“河南地”。
战国时代的黄河，从九原郡的西部分流为两河：北边的一条河绕行数百里后，又复归主流。这条分流河，战国时代叫作北河。北河与大河主流之间，形成了一块南北百余里，东西两百余里、大体长方形的草原丘陵地。大河主流向南百余里，便是当时秦国的北地郡（今日内蒙古杭锦旗地带）。当时所说的河南地，就是指从北河向南、再到大河主流之南北地郡的这一地域。通俗地说，两河之南，皆为河南地。
这块河南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面紧邻九原郡治所（今日包头市地带），东北方向是东西横亘的阴山，西北方向是东北西南走向的阳山，河南地恰恰处在阴、阳两山之间，同时又处在有两条大河横亘分割的要害位置。
战国末期的九原秦军，所以一直驻扎在河南地，直到帝国建立之后对匈奴大反击作战，其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地利所致。河南地，具有草原、大河、丘陵、山脉、湖泊、戈壁等多种地形交织的特点。从军事上说，这种复杂的地形构成，非常有利于以不同地形分割区域，构筑宏大坚实的壁垒，有效堵截大规模的集群骑兵。前出河南地则是广袤的草原，有利于骑兵快速反击。也就是说，驻军河南地，一则非常有利于秦军重装步兵的防御战，对堵截匈奴南下具有较大优势；二则，战事形势有利，少量骑兵也可以迅速开出河南地，向阴山草原快速反击。这就是河南地，一方攻守兼备的战略要地。
统一战争的十年，匈奴始终未能大举南进，秦军利用河南地构成的大规模防御阵地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秦国预先部署九原大军的历史事实，提供了这样两个历史答案。
其一，当时的山东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统一中国的实力条件。从当时的综合实力看，只有处于巅峰状态的秦国，具有同时在两个战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山东六国的任何一国，都远不具备如此强大的综合条件。从这一点上说，当时的华夏世界，只有秦国具备了统一中国的真正实力。从根本上说，这种强大的综合实力，来源于深彻变法并始终坚持法治的150余年的长期积累。假如，在战国变法大潮连绵涌动的新起点时期，历史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还是可以假设的。那么，到了战国末期这样的历史时刻，一切都已经清楚了——除了秦国，哪个国家也没有能力统一中国。
其二，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为了自身利益而勾结异族入侵，从而给华夏文明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权集团。这就是西周末期的太子宜臼（周平王）与申侯集团。他们为了争夺王权，引戎狄进入关中，毁灭镐京，颠覆周幽王政权，对华夏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这是一个罪恶的先例。周政权所尊奉的礼治王道的虚伪性，也由此而崩溃了。
历史的幸运是，处于最深刻转折时代的秦国最高决策层，有着自觉维护华夏文明完整性，不容打烂华夏世界的天下意识。可以这样假设，如秦王嬴政也是周平王与申侯那样的角色，统一战争的情形会是什么样？答案是明确的：那样的秦王，肯定不会同时部署防御匈奴的大军。而恰恰相反，只会引进匈奴，夹击赵燕两国，先让我得了天下再说。
可是，秦国不是这样，秦王不是这样。秦国与秦王，选择了一条杜绝外部干预而依靠自身力量统一中国的历史道路。这一点，在以后的统一战争实践中，将反复地表现出来。直到最后一支秦军——五十万岭南秦军在西汉时期的文明回归，都充分无误地证明了，秦帝国时代所锻铸的天下意识，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此高远的文明襟怀，为我们在历史烟雾中立起了一座巍然的精神灯塔。
在秦军大规模出动的时候，赵国的反应却是出奇地迟钝。
这时的赵国，正处在最为黑暗的阴谋政治时期。只有李牧这颗名将之星，在阴惨惨的庙堂闪烁着微弱的亮光。
公元前245年，也就是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二年，赵孝成王病逝了。赵国的新君主赵偃，就是赵悼襄王。这位赵王，短于正道而长于权谋，在位只有九年，已经将赵国鼓捣得一团混乱了。
第一桩，赵偃很喜欢折腾军队。即位之初，赵偃便以乐乘替换正在对魏国作战的廉颇做赵军统帅。被激怒的廉颇不服，发兵进攻乐乘。乐乘避战，廉颇也自感罪责，逃亡到魏国、后再逃亡到楚国去了。由此，赵军派系多生，战力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桩，不审形势，四面开战。赵偃在位的九年中，赵国多面开打：对燕进攻，对魏进攻，对齐进攻，对秦进攻，战事连绵不绝。虽然，此时的赵国有李牧、廉颇、庞煖、司马尚、乐乘等诸多名将，也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是，因为没有整体性战略谋划，赵国的实力非但没有在胜利中增长，反而在邦交上日益孤立。
第三桩，赵偃喜欢任用私人。赵偃当政，孝成王时期的能臣迅速被搁置，而以亲信的王族大臣春平君领国，又重用太子府时期的亲信郭开，使其成为操纵国事的潜在权臣。如此用人方针，为赵国庙堂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四桩，赵偃的生活畸形化，导致了赵国政治的迅速阴谋化。还在做太子的时期，这位赵偃就是一位精于享乐的人物。在正妻生子之后，赵偃又买了一个倡女（职业歌女）做妾。后来，赵偃废黜了正妻，将这个倡女立为太子正妻。即位赵王之后，赵偃又将倡女立成了王后。此前，这位倡女曾经生了一个王子，名为赵迁。赵偃即位后的某一年，废黜了原太子赵嘉，改立倡女之子赵迁为太子。公元前236年，也就是秦王政即位的第十一年，这位赵偃在折腾九年之后，终于死了。
继承王位的幽缪王赵迁，更是一位秉性乖戾、行事荒诞的政治白痴。
灭国灾难来临之际，赵迁即位已经七年。这七年中，赵国发生的大事完全处在一种自发的神经质的震颤之中，看不出丝毫国家意志的作用。
我们先简单地罗列一下七年之中的赵国事件。
第一年，赵迁移居陪都柏人城，重用奸佞郭开、宠臣韩仓，对国政撒手不管。
第二年，秦军大举进攻河东，杀赵将扈辄并斩首十万；赵国丢失河东地区。
第三年，李牧率军在肥下之地伏击，大败秦军进攻。
第四年，李牧率军在番吾之地伏击，再次大败秦军。
第五年，赵国北部发生大地震，城池遭受严重破坏，大地裂缝达一百余步。
第六年，赵国发生普遍大饥馑，民众恐慌。民谚流传：“赵为号（哭），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第七年，秦军三路大举攻赵，赵国以李牧、司马尚为统帅，进驻井陉关抗击秦军。
这就是赵迁即位七年的赵国大事记，除了李牧率军两次胜秦的回光返照，全部是一片乱象，大灾大难接踵而至，庙堂未见一策应对。那么，在这漂流筏一般的赵国，李牧、司马尚是如何做了统帅，并率领大军对抗秦军的呢？
李牧，既是当时赵国的名将之一，也是整个战国时代的超一流名将之一。
青年时代的李牧，是赵国代郡雁门关防御匈奴的赵军主将。李牧主军，一开始便表现出特立独行的性格。面对匈奴聚散无定的突然袭击，李牧抛弃了赵军惯常的“守关待敌”的被动战法，而将军队变成了屯驻通商的兵民体制。这样，既大大减轻了赵国沉重的边军费用，又使驻军财货充足，随时可战。李牧的具体做法是：在拉锯地带设立官吏，专门代理赵国边民与匈奴的通商交易；又以精干的骑兵小队，乔装成边民商队，深入匈奴进行交易活动；所得税收，全部归边军统帅部。
与此同时，李牧严令边军：一旦匈奴入侵，边军立即将民众牛羊牲畜赶回关城，坚持防守，不得随意出战。同时，李牧又督导边军健全烽火报警设施，派出大量斥候深入匈奴探查敌情，全力加强战备。如此数年，匈奴以为李牧软弱怯战，赵国将士与庙堂高层也认为李牧软弱怯战。在纷纭议论之下，赵孝成王下书批评了李牧。可是，李牧依然如故。
终于，赵孝成王发怒，罢免了李牧，换了雁门关主将。
此后一年多，匈奴频繁侵袭，雁门赵军每次都大举应战。结果是，赵军非但在军事上多次战败，而且花光了李牧积累的物资与费用，连边境民众的牲畜土地都无法保护了。无奈之下，赵孝成王只有敦请李牧再度领军。可是，李牧却提出了一个条件：“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赵孝成王毕竟是明智君主，当即答应了李牧。
李牧再次主军，边军恢复了老样子。匈奴骑兵在一年多里，既抢不着牲畜财物，又见不着赵军作战，很瞧不起李牧。消息传到联盟总部，匈奴单于终于率军大举南下了。李牧边军早有准备，以战车1 300乘、飞骑13000人、敢死之士50 000人、骑射将士100 000人，总共20余万兵力伏击应战。此战，李牧边军一举歼灭匈奴十余万骑兵，又连续追击，大破东胡、林胡、襜褴等胡人族群的军力，逼迫匈奴单于总部向北远远逃亡。此后十余年，匈奴联盟始终不敢迫近赵国边境草原。
李牧是一个极具个性的统帅，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庸才。
在秦赵对抗趋于危机的大形势下，李牧做了赵国的大将军。在两次战胜秦军之后，李牧在赵国已经成了无可替代的支撑危局的栋梁。这样的李牧，是不可能与阴暗政治同流合污的。
同样，阴暗腐败的庙堂势力，也容不下李牧这样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重臣将领。因为，在赵国历史上，军队将领发动政变而改变朝局，有着久远的传统。李牧的存在，以及聚集在他周围的司马尚、庞煖等一大批赵军将领，对于赵迁、郭开以及腐朽的王族势力，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李牧出任抗秦主帅，必然隐藏着无穷的陷阱与杀机。
在相关史书中，未见赵王任命李牧、司马尚抗击秦军的明确记载。
依据当时赵国的畸形政治格局，最有可能的真实情形是：权臣郭开基于保证自身最大利益的目的，擅自以赵王迁名义发布王书，下令李牧率军抗秦。那么，郭开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后来的实践进程表明，郭开的最大利益就是：赵国之抵抗越见力道，出卖赵国所能在秦国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李牧如何呢？作为统率一国大军的大将军，李牧是在焦急地等待王命，以作抗击秦军三路进攻的总体部署。王命一下，李牧责无旁贷，立即赶赴井陉关前线了。李牧很清楚，此时的井陉关赵军，已经成为直接决定国家存亡的最后防线。他自己，已经无暇顾及高层政治如何如何了。
灭赵战役的实际进展，很少取决于战场，赵国的阴暗政治直接毁灭了自己。
首先，在邦交大臣顿弱的统率下，秦国的间谍力量对赵国发动了强大的离间攻势，所用方式是非常古老的：一则收买郭开，二则散布李牧、司马尚将要反叛的流言。这一间谍攻势持续了大约半年左右，便有了显著效果。在进入冬天的时候，李牧的赵军统帅权力被赵王剥夺了，代替李牧统率赵军的，是平庸的赵葱、颜聚两个人物。
其次，在主战场的井陉关，王翦大军与李牧大军从春到冬，对峙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秦军并没有主动大举进攻，但是也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逼迫李牧军不能撤离战场。王翦的战略是明确的：拖住李牧，等待赵国朝局生变，最大限度地为秦军灭赵减轻兵力损失。
李牧的悲剧，发生在冬天。关于李牧被害，有两种说法。
一则，依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附之《李牧传》记载：李牧拒绝赵王罢黜自己的王命，赵王便派出秘密特使进入赵军统帅部，秘密逮捕了李牧，并当场杀害了李牧。同时，也罢黜了司马尚。
三个月后，王翦发动大举进攻，大破赵军，俘虏了赵王迁及其一干饭桶将军。
二则，依据《战国策·秦策》记载：赵王迁听信宠臣韩仓谗言，召回李牧问罪。晋见之时，韩仓诬陷李牧握有匕首，欲图行刺赵王。李牧愤然辩解说，自己患有“孪曲病”，手脚僵硬不能伸展，恐怕行礼不便而接了假手，不是什么匕首。并且，李牧愤然拿出了假手。可韩仓还是不信，要杀李牧。李牧愤怒绝望，当场自杀了。
当代历史学家沈长云先生在其所著的《赵国史稿》中，对以上两则史料进行了考辨，结论是：司马迁关于李牧的结局记载是听冯唐转述的，并不比《战国策》的记载更可信。无论如何，李牧是被赵国的黑暗政治淹没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李牧被害后三个月，公元前228年的春天，秦军大举进攻赵国。
赵军已经失去名将统帅，赵国庙堂更是早早失去了凝聚力。在秦军三路大军从北、中、南三个方向的合围攻势下，赵国呼啦啦大厦倾，邯郸迅速被占领，赵王迁迅速被俘。赵国王族以原太子赵嘉为轴心的残余势力，逃离邯郸，逃亡到代地建立了流亡政府——代国。六年后，这个流亡政府也被秦军王贲部彻底肃清了。
至此，赵国宣告灭亡。
赵国的存在时间，以最长的历史说法计算，是从赵襄子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为开端，至赵嘉的代国流亡政权灭亡，历时253年；若以三家分晋赵氏立国的公元前403年为开端，以邯郸城破、赵王迁被俘为正式后限，则历时175年。
攻下邯郸，俘虏赵王迁后，秦王嬴政亲自赶赴邯郸。
秦王此行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与王翦、李斯等文武大臣商议处置赵国善后事宜。但是，史料忽视了这一点，只记下了秦王进入邯郸的一桩罪责：公报私仇，坑杀了自己与生母赵姬当年在赵国时所有的仇怨之人，也坑杀了所有与赵姬娘家有怨恨的人。这一事件，是秦王嬴政在统一战争中的第一次罪行。不管这一罪行在当时的王权制时代有着多大的必然性，在文明史的意义上，都是秦王嬴政身上的污点之一。
与韩国相比，赵国的灭亡有着另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一根源，就是赵人族群性格所决定的国家性格——烈而乱。烈者，血气冲动也。乱者，不守法而妄杀也。
在春秋战国的治国理论中，“乱”是一个政治概念。《史记·赵世家》记载，后来建立韩国的韩氏领袖韩厥，对“乱”有一个经典解释：“妄诛谓之乱。”也就是说，政治上的乱，就是违法滥杀，就是动辄举兵政变。在赵国的历史上，这种激烈的内部动荡屡有发生，其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我们可以从春秋中期的赵盾时期开始，大体清理一下赵氏族群的内乱频率。
赵盾到春秋晚期的赵襄子一代，百余年历经六代，发生了四次重大内乱。
第一次，赵盾时期因赵氏内争，导致赵氏几乎被政敌铲除。
第二次，赵简子时期，废黜嫡子继承人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无恤为继承人，开赵氏废嫡立庶之先河，为以后赵氏多有继承人之乱的根源。
第三次，赵简子妄杀大臣，导致自己孤立逃亡，开政治妄杀之先例。
第四次，赵无恤以诱骗手段杀害自己的姐夫、代人族群领袖，导致姐姐摩笄自杀，再开内乱妄杀恶例。
这是早期赵氏历史上的内乱，四次内乱的后果都很严重。
从赵襄子到赵王迁，历时12代253年，共发生11次剧烈内乱。
第一次，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死，其弟赵桓子发动政变，自立为赵氏首领。
第二次，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氏将军再次发动政变，杀死赵桓子儿子，拥立赵浣为赵氏首领，是为赵献侯。
第三次，公元前387年，赵武公死，赵氏将军发动政变，废黜武公之子，改立赵烈侯儿子赵章为国君，是为赵敬侯。
第四次，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失败，逃亡魏国。
第五次，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即位，公子赵胜发动兵变争位，失败。
第六次，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緤发动兵变争位，失败，逃亡韩国。
第七次，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先废黜太子赵章，改立赵何，自己退位掌军。后又恢复赵章为安阳君，导致赵章争位，发动兵变争位，被赵国王族大臣击败，赵章被杀。
第八次，同年冬天，将军赵成再次兵变，包围沙丘宫，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第九次，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战国时代绝无仅有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廉颇率军进攻乐乘赵军。乐乘败走，廉颇逃亡楚国。赵国军力严重损失。
第十次，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太子赵嘉，改立倡女之子赵迁，导致最后乱政。
第十一次，赵迁即位，内乱频生，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12代而有11次政变内乱，战国时代绝无仅有也。
赵人、秦人同出一源。秦人的族群性格却是奉公守法，羞于内斗而勇于公战。
历史的分水岭，在于商鞅变法对秦人族群性格与国家性格的再造。
秦献公之前，秦国的政变内乱丝毫不逊于赵国，秦国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堪称天下之最。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私斗成风的危害。这时候，秦国发生了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秦国成功地推行了设计周严的战时法治，使秦人族群在重刑威慑与奖励公战的激赏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巨大力量。
但是，赵人族群的烈乱秉性，却因为缺乏严酷的重新锻铸，而保持了古老的劣根。如同个人性格决定人的命运一样，这就是国家性格所决定的历史命运。赵国灭亡，给我们提供了的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其一，一个国家的生存强度，首先取决于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其二，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而脱离人民的政权。
灭赵之战的胜利，是秦统一中国迈过的第一道高难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