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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中国的战争，是从公元前231年开始的。这场历时十年的统一战争，第一个目标是山东六大国之一的韩国。统一战争所以从灭韩之战开始，从总体上说，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因。
其一，自范雎在秦昭王时期提出“远交近攻”的对外战略，秦国就一直坚定自觉地将其作为对外大争的战略原则。依据“远交近攻”原则，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地处中原腹心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从军事层面上说，首先灭韩，具有为后续的统一战争提供关外根据地的战略效能。这是军事战略层面的直接原因。
其二，此时的韩国，已经沦落为最弱小的山东大国。在秦国既往东出作战中，韩国已经早早丢失了黄河北岸以上党郡为轴心的绝大部分土地，所剩无几的零星飞地，更是无法获得实际控制权。在黄河南岸，韩国也只剩下都城新郑地带、南阳郡两大区域。即或这两大区域，也是人口流散，军力衰微，无法提供有效的战争支持。从国力评判看，韩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奄奄待毙之国，灭韩之战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兵力，减少消耗。
其三，就秦国自身而言，统一天下的灭国之战，必将是一场艰苦漫长的战争，需要谨慎行事，从解决弱小国家入手，取得统一战争的新经验。虽然，山东六国都进入了沉沦时期；但是，毕竟六大国都是在铁血大争中锤炼出来的曾经的强国，都有着相对坚实的历史传统，也都有着曾经显赫一时的战胜业绩，与中小诸侯们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如此六大国，秦国需要谨慎开端，取得一系列以统一中国为目标的新型战争的相关经验，寻求关于战后处置、安定局面的合适道路。此时，能够有把握顺利实现统一的第一个目标，无疑是此前已经对秦国“称臣”的韩国。
从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一个十年开始，秦韩之间就开始了种种形式的较量。
第一次较量，嬴政即位第三年，秦国上将军蒙骜率兵攻韩，夺取韩国13座城池。
第二次较量，嬴政即位第六年，韩国发动五国合纵联兵攻秦，夺取秦国寿陵地带。这时，秦国出兵应战，韩国发动的合纵阵营立即退兵，结束了这次攻秦之战。
第三次较量，嬴政即位第七年，韩国发动水利工程“疲秦计”的实施。几年后，韩国的预期目标，倒是具有讽刺意义地完全实现了——治水工程确实吸引了秦国腹地绝大部分的精壮劳动力。可是，秦国却没有疲软，反而更加强大了。假如，其间的韩国足够强大，能够趁机发动大规模攻秦战争，或者能发动六国合纵攻秦，其结局也许是另外的情形。可是，历史无法假设。韩国依旧衰弱，山东六国也没有能力合纵攻秦。最终结果，韩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国公然建成了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一举解决了渭北地带的旱灾威胁，使关中成为秦国号称“金城天府”的巨大粮仓。
由于郑国渠的建成，秦国拥有了当时最为强大的后援能力，为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条件。而统一战争的第一个目标，恰恰就是韩国。这是人类古典文明社会一则具有世界意义的黑色幽默。
第四次较量，水工疲秦失败后，韩国策动了更见新奇的“弱秦存韩”计。
郑国渠修成之后，秦国整军经武，韩国已经切实感到了亡国的危机。在巨大的危机面前，韩国君臣的权术癖好依然如故，心思只在谋划如何使秦国上当，如何使自己悄悄活下来。对战国时代的变法强国理念，韩国上层充耳不闻，竟然再一次隆重推出了一则名为“弱秦存韩”的庞大权术自保谋划。
关于这一谋划，当时的韩国君主韩安及其亲信构想的实施方略是，派遣一个大才名士，进入秦国，完成两大任务：一则，离间秦国君臣，以可能的诬陷与攻击手段，使秦国杀掉对山东六国进行外交攻势的大臣姚贾、顿弱，引发秦国的政治动荡，使秦国对山东六国的外交攻势搁浅。
二则，以韩国向秦国“称臣”为理由，将秦国的东进兵锋，转移到山川广袤的楚国，或者财富殷实的齐国，或者强兵善战的赵国，或者城高墙厚的魏国，或者寒冷偏远的燕国。总归是，不能使秦国对韩国开战，从而使韩国得以喘息，再图谋长远之计。
这一谋划的总体目标是两个方面：其一，引发秦国政治动荡，并将秦国的巨大兵力引向泥沼困境，从而削弱秦国力量，这就是“弱秦”。其二，保全韩国王族社稷，免除韩国灭国灾难，这就是“存韩”。这种削弱敌方以求自救的谋略，春秋战国时代的说法，叫作“用间”。灭韩战役发动之前，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韩国借势推出了法家大师韩非来担任这个“间人”角色，进入秦国实施“弱秦存韩”目标。
什么叫作“用间”？那个时代的“间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间谍吗？
简单说，间人者，用间之人也。用间者，能够以谋略使敌国出现裂痕之人也。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其中有一篇名为《用间》，其篇名释义正是：使用“间人”，达到使敌方出现裂痕的目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我们可以作简单化的理解，间人就是间谍。但是，认真考察则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间谍，更多的接近于古典时代的另一种职业人群——斥候，一种专门从事敌情搜集与传递的职业人士，或特定军人。而春秋战国时代所说的“间人”，除了刺探军情的职能之外，则更偏重于进入敌国完成重大使命的特殊人物，一种几乎完全脱离了具体的情报搜集行为的专业人才。
《孙子兵法·用间篇》，对使用这样的间人，有特别重大的说明：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孙子兵法》所以能将伊挚、吕尚这样的治国大才看作“间人”，其实际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杰出的大才，就不可能进入敌国上层，也不可能使敌国出现裂痕并削弱敌国。所以，“间人”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大才名士，否则不能完成“用间”的使命。
春秋时期，这样的“间人”，以越国大谋士范蠡为典型。范蠡主动追随越王勾践进入吴国，做了战俘。在吴国期间，范蠡多方谋划越王勾践的种种活动，与越国本土留守力量的种种活动相呼应，多方离间吴国君臣，得以使吴王沦落，使吴国衰弱。最终，范蠡的“用间”大获成功，勾践回到了越国，并大败吴国，成为一时霸主。
在整个战国时代，这样的“间人”，先后有三个。第一个，是纵横家大师苏秦。第二个，是韩国水利大师郑国。第三个，是韩国法家大师韩非。这三个人的使命，有惊人的相似。苏秦进入齐国，是为了“存燕弱齐”——保全燕国，削弱齐国，为燕国引开兵祸。郑国入秦，是为了经济“疲秦”，拖垮秦国以减轻韩国威胁。韩非步苏秦、郑国之后，则是要在秦国实现“弱秦存韩”——削弱秦国以保存韩国的目的。
颇有意味的是，这三个使命完全相同的“间人”，其个人命运却完全不同。苏秦，是“间人”正剧——使命完成了，生命牺牲了。郑国，是“间人”喜剧——自身暴露了，赖以疲秦的工程却给敌国带来了巨大利益，自己竟因此而成为敌国的大功臣。韩非，是“间人”悲剧——非但使命没有完成，自己的生命也牺牲了。
韩非子是如何走上悲剧性的“间人”道路的呢？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王族的庶出公子。他先天口吃，言辞不便。韩非好学深思，秉性不群，孤傲冷峻。求学之年，大约在幼学之后，韩非作为王族子弟，没有留在韩国都城接受王室为王族子弟专门开办的官学教育，而是选择了私学道路——赶赴楚国兰陵，进入荀子大师开办的私人学馆修学。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之一，同时又是以私学教育闻名天下的大师。
就对社会伦理规范的主张而言，荀子推崇儒家，主张教化民众，主张遵守礼制。但是，就政治实践与治国理念而言，荀子则尊崇法家。他所提出的人性本恶论、法后王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构成了战国变法的三大基础理论。其中的“人性恶”理论，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法治之后，仍然具有不朽的基础意义。这就是2300多年以前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荀子。他既是法家，又是儒家，既不是法家，又不是儒家；说到底，荀子是最具有独立品格的一个理论大师，一个在政治哲学领域具有超越时代眼光的深邃思想家。
韩非进入荀子大师的学馆，是历史的幸运。
荀子晚年开办的兰陵学馆，学生中涌现了许多出色的人才。最出色的是两个，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韩非，一个是来自楚国的李斯。此后不久，荀子的这两个学生，都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巨星。就这两个人在修学期间表现出的才能看，《史记》中有一句记载：“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自己曾经说过，他不如韩非。这则史料可以说明，韩非的思想与学术才华，在荀子的学生群中是出类拔萃的。
请注意，这是韩非子命运的第一个转折——放弃官学，选择私学。
兰陵修学多年，韩非终于出山了，结业了。作为同学的李斯，选择去了秦国，要“游说秦王”而建功立业。可是，韩非却坚持回到了韩国，而没有选择去其他国家。当时的名士，尤其是修习法家的名士，无论是王族公子，还是出身庶民的布衣之士，几乎都是选择一个大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去推行变法，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普遍道路，也就是李斯所走的道路。韩非回归韩国，在当时显然是一种特殊选择。
依据当时的实际，山东六国的任何其他一国，都比韩国的境况好出许多。以韩非的深思与洞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明显的大形势。韩非所以选择回到韩国，说明了三个方面的事实：一则，韩非忠于韩国，忠于韩国王族；二则，韩非对韩国上层还没有丧失希望，认为还有挽救的余地；三则，韩非相信自己的政治才华，相信自己能扭转韩国的危局。后来的实践说明，韩非的生命悲剧，始终在这样的精神轨迹上运行着。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二个转折——舍弃他国，出山归韩。
回到韩国，韩非立即开始了变法强韩的努力。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安，请求在韩国实行变法。其具体的实施方略是：“修明法制，富国强兵，求人任贤，去除浮淫。”这是已经被战国变法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当的强国途径。但是，以韩安为首的韩国上层势力，根本不听韩非的变法主张。他们畏惧变法强国的遥远和艰难，他们只醉心于权谋政治，只醉心于以“奇术”鼓捣秦国，企图以极低的成本削弱敌人而保全自己。
历经反复努力，没有丝毫功效，韩国王室始终不理睬韩非强烈的变法主张。
终于，韩非愤怒了，也绝望了。于是，韩非离群索居，开始了发愤著书的理论家生涯。历经多年，韩非终于完成了对法家学说的系统化概括。在韩非发愤著书的过程中，他的《孤愤》、《说难》、《五蠹》等著名篇章，已经在天下流传开来了。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三个转折——放弃政治，发奋治学。
不知是必然，还是巧合，总归是韩非子的书被秦王嬴政看到了。据《史记》记载：嬴政看到的韩非子的文章，正是《孤愤》、《五蠹》两篇。从基本内容上说，《孤愤》一篇，是对变法过程艰难酷烈所进行的论述，是对法家人士的悲剧命运所作的深刻反思。《五蠹》一篇，则是对危及国家的五种人群所作出的概括与分析。这两个方面，都是尊奉法家理念的秦国所长期关注的基本问题。
所以，年轻的秦王在读到如此两篇文章的时候，对作者激赏有加，拍案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知道了，便对秦王介绍说，“此，韩非所著之书也！”年轻的秦王由此得知，韩非子这个法家大才竟然就在距离最近的韩国。于是，这位秦王采用了强势索才的方式——发兵攻韩，逼韩国送韩非入秦。
可是，秦国大军还没有开出，韩国就已经答应了。
原来，骇恐之极的韩王安这才惊讶地发现，韩非竟然还有如此之大的名头，如此之大的用场。于是，这个醉心权谋政治的韩国君主，立即紧急召见了韩非。在一场极其秘密的计议之后，韩王很快作出决定：任命韩非为韩国特使，进入秦国“用间”，推行弱秦存韩计。《史记·秦始皇本纪》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是一句话：“韩王思之，与韩非谋弱秦。”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四个转折——变身“间人”，离韩入秦。
韩非入秦的时间，是公元前233年，秦王政十四年，亲政的第六年。
这时的秦国，郑国渠虽然已经建成，但仍然处在大举盘整的重新振兴时期。这时的秦王嬴政，只有27岁，对韩非入秦显然抱有极大的希望与寄托。这种寄托，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期待：一则，期待与韩非共同谋划秦国的振兴道路；二则，期待与韩非共同谋划秦统一中国的应有战略；三则，期待韩非成为秦国庙堂的栋梁重臣，为即将起步的统一大业同心奋争。也就是说，秦王嬴政的“得见此人，虽死不恨”的感喟，绝非是对私人情谊的期待，而是一种基于国家使命的功业期待。可是，韩非入秦后的基本作为，距离秦王嬴政的期待，却是太大了。
韩非以大师之身“用间”，其进入秦国后的作为，主要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韩非首先对秦国的外交分化战，提出了猛烈的攻击。
韩非的方式，首先是针对秦国外交大臣姚贾进行全面诬陷，力图促使秦国杀掉姚贾，从而消除秦国外交攻势的威胁。姚贾、顿弱，是统领秦国外交的两位大臣。从史料记载的实践活动看，姚贾主要负责对魏、韩、楚三国的外交分化战，对韩国威胁最大。顿弱则主要负责赵、燕、齐三国的外交分化战。其间时有穿插，姚贾也曾在北方的燕国活动过。
韩非以固有的贵族意识，对姚贾进行了三个方向的攻击与诬陷：一则，攻击姚贾的卑贱出身，图谋使秦王鄙视姚贾；二则，诬陷姚贾有政治野心，图谋使秦王怀疑姚贾；三则，诬陷姚贾接受外国大臣贿赂，私吞外交经费，图谋使秦王仇恨姚贾。以当时山东六国的政治通则，如此三个方向的罪行指认，秦王必杀姚贾无疑。但是，这一事件的发展结果，却是讽刺性的，我们已经在姚贾被重用的故事中看到了。这次攻击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暴露了韩非，也损伤了韩非。
第二件大事，韩非对秦国“先取韩国”的战略，正面作出了否定。
这次的具体方式，与攻击外交战的方式基本相同——直接瞄准该战略的提出者，对其主张提出正面驳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前提出“先取韩国”战略的，恰恰是韩非的同学李斯。虽然如此，韩非要完成存韩使命，便别无选择。这次，韩非不是当面向秦王进言，而是以更为郑重也更为擅长的方式，正式上书秦王，驳斥李斯的方略。
这次上书，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则，韩非对“先取韩国”的战略提出了正面否定，罗列了诸多不利方面；二则，韩非提出了自己对秦国用兵方向的谋划，罗列了诸多有利方面。
关于第一方面，韩非的批评有三个方向。首先，霸权道义方向。韩非指出，韩国已经事秦三十余年，与秦国郡县没有区别。以战国邦交语言论，所谓“事秦”，就是向秦国称臣，承认秦国的霸权地位，并向秦国纳贡。在上书中，韩非将韩国的地位说得很是卑贱，“出则为扦蔽，入则为席荐”——出门是你的扦子雨伞啊，归来是你榻上的枕席啊。同时，韩非又将韩国说得非常忠顺，秦国每次出兵，韩国必追随其后。结果是，韩国结怨于山东，战果却全都归了秦国。即便如此，韩国每年还要向秦国纳贡，实在与秦国的郡县无异。韩非的所有这些描述，实际上都在表达一种潜在的抨击：以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形成的霸主道义传统，霸主国对已经称臣的附属国，历来只能保护，不能灭国。秦国若要灭掉奴仆一样的韩国，是有悖于霸主道义的。
其次，战事得失方向。韩非指出，韩国虽小，但对战争是有准备的，秦国不可能很快灭韩。对此时的韩国状况，韩非的描述是：“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战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最后，韩非得出结论：“秦国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也就是说，从战事得失方面说，秦国不可能很快灭韩，至少一年不可能灭韩。依据战国实践，一年不能打赢一场战争，其后果有可能就会非常严重。
再次，后患方向。韩非在上述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出了灭韩之战诸多方面的不利。第一种不利，若不能很快灭韩，而只是拔一座或几座城池退兵，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秦国的霸权威望就会大大受损，天下会因为轻视我们而摧毁我们的兵力。请注意，韩非很讲究论说方式，他是以秦国臣子的身份说话的，用的是“我”这个称谓，而不是“秦”这个称谓。所以这样做，是韩非着意要表现出一种自家人立场的真诚，使秦国不怀疑自己的动机。第二种不利，韩国必然抵抗，则魏、赵、齐三国必然救援。如此，秦国将多面受敌。第三种不利，秦国只有两万乘兵车的战力，进不能胜赵，退不能灭韩，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秦必为天下兵质矣！”这是对秦国的严重警告：秦国军队会成为山东诸国的战争人质，随时可能覆灭！
上述三个方面，是韩非对秦国灭韩之战的后果推演。
依据当时的实际形势，韩非的描述与各国实际状况差异很大。对于韩国，韩非是夸大过甚，尤其是夸大了韩国的备战状况，更夸大了韩国的政治状况。对于天下大形势，韩非则夸大了山东六国的实际状况，尤其夸大了山东六国的相互救援能力。对于秦国的国力军力，韩非则是严重估计不足。后来统一战争的实践表明，灭韩之战真正开打，几乎是一次小战就结束了。六国相继灭亡，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合纵救援。
这种很低劣的错误，是韩非只能如此，有意为之吗？抑或是韩非长期蜗居，对天下大势确实已经很生疏了？也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
但是，韩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在上书中依然继续着既定的脚步。
既然灭韩不利，那么秦国怎样做才是有利的呢？按照这样的论说逻辑，韩非提出了自己制定的对秦国有利的谋划。转折的方式，是以卑贱的说辞开始的——“今，贱臣之愚计”，而后提出这则谋划。在战国名士的上书中，以“贱臣”自称，是十分罕见的，甚或是绝无仅有的。如此非常方式，只能说明韩非是有意为之。韩非对自己谋划的秦国东出方略，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的——
首先，是正面谋划。要求秦国派出特使进入楚国，以重金收买楚国权臣，使楚国相信这样的事实：赵国向魏国派出了人质，联合魏国欺压秦国；秦国准备与韩国合纵，讨伐赵国；楚国应当进攻魏国，否则便是与秦国为敌。韩非进一步分析，指出了这则谋划的有利后果是：“我一举而二国有亡形，楚、魏又必自服矣！”至于韩国，韩非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也就是说，韩国迟早是秦国的，等最难的国家解决了，一封王书就可以平定韩国了。
其次，是反面分析不这样做的严重后果。韩非首先指出了一个事实：秦国与赵国相抗衡，但赵国有齐国这个盟友。若秦国再背叛韩国，又没有与楚、魏两国同心，如此，则秦国力量不敌。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韩非指出了严重后果：“若一战不胜，则祸构矣！”
最后，韩非以论说谋略的方式，指出李斯的《平韩书》是危险的，劝诫秦王要警惕那些出谋策划者。这里，韩非的关键说辞是：“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今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幸熟图之。攻伐大计，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韩非上书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冷冰冰的“用间”精神——为达目的，无所忌讳。
对于韩非的这件上书，秦王嬴政没有直接反应，而是立即下发给了李斯。
作为政治家的李斯，既明白韩非用心，也明白秦王意图。李斯的做法是，与韩非一样，也郑重上书秦王，直接驳斥韩非的《存韩书》。这件上书论断鲜明，毫不含糊。从论述结构看，分作了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李斯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总体看法，“臣斯甚以为不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坚决不同意韩非主张。其次，李斯从总体上指出了韩国的存在对秦国的危害：“秦之有韩，若人有腹心之病也；韩虽臣于秦，不可信也。”所以，应该先除去这个心腹之患。
第二层面，李斯针对韩非为秦国谋划的“先下楚赵”方略，进行了具体剖析，严厉驳斥。李斯认为，按照韩非的谋划，秦国将陷入不可预测的泥沼之中。因为，韩国不会服于秦国的道义之举，而只会服于强力手段。韩非所以如此谋划，根本在于，韩国表面向秦国称臣，实际则与楚国有密谋。同时，赵魏齐等国也必有呼应。届时，韩国这个腹心病将必然发作，鼓动合纵，秦国将重新陷入退缩崤山与函谷关的困境。
第三层面，李斯指出了韩非的动机，是恶意迷惑秦国。李斯的说法很犀利：“（韩）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交亲，则（韩）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李斯对韩非个人动机的攻击，也许有些不那么准确。但是，李斯对韩非上书目的的揭露，却显然是符合实际的——韩非以实现韩国之利为目标，而试探秦国。接着，李斯着意提醒秦王，必须对韩非的言论与文章提高警觉，“臣视（韩）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韩）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查事情”。
第四层面，李斯为了最终证实“韩国事秦”的虚妄，也为了最终证实韩非的虚假谋划，对秦王提出了两个针对性的验证方式。
其一，验证“韩国事秦”之真伪的方式是，李斯自请担任赴韩特使，召韩王来秦晋见。如果韩王不来，“事秦”之说自然虚假；如果仅仅派遣一个臣子来，也是虚假，则秦国可以“深割”韩国之地；如果韩王与臣子都不来，则韩国无疑应当讨伐。
其二，验证韩非谋划的虚假性的方式是，派蒙武统率东郡之兵，进驻中原地带，但不宣明目标。若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都不动，则证实韩非所说的秦国进军的后患完全虚假，也证实山东六国自顾不暇，不可能有哪一国来救韩。届时，可以立即惩罚韩国。
接到李斯上书，秦王嬴政立即作出反应，派遣李斯入韩。结果是，韩王连李斯见都不见。李斯给韩王写了一封警告信，之后回到了咸阳。显然，李斯对韩国的判断是正确的，韩国是不可能真正向秦国称臣的。
第二个验证，即蒙武进军中原的方法，究竟实行了没有，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之后，史料呈现的基本事实是：秦王“未信用韩非”——李斯、姚贾两大臣提出了处置主张——秦王接受——韩非下狱——韩非当年死于秦国云阳国狱。
让我们先来简单地看看，这个过程中所涵盖的基本事实。
第一个环节，秦王“未信用韩非”。未信用，就是说秦王既没有相信韩非，也没有任用韩非。为什么这样？背后的原因，当然是秦王看到了李斯所说的事实，对韩非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当然不可能任用韩非为秦国重臣。必须明确，这是秦王基于事实的国家利益判断。直到此时，李斯、姚贾对韩非尚未提出任何处置主张。
第二个环节，李斯、姚贾之议。从国家利益与大臣职责出发，李斯两人提出治罪韩非的主张，是完全正当的。两人提出治罪韩非，所秉持的基本事实是：秦国要统一天下，要搜求人才，所以才争取韩非。但是，“韩非终为韩，不为秦”，这是无法改变的。既然不用韩非，自然也不能滞留韩非，因为韩非是特使。若放回韩非，则必将对秦国大业构成后患。
第三个环节，李斯姚贾提出，“以过法治罪韩非”。什么是过法？就是过失犯罪。“过失”这个概念，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意义与今天完全一样。其出典，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李斯提出以“过失罪”处置韩非，自然不会是必死重罪。李斯、姚贾动议的结果是，秦王批准了，廷尉府将韩非下狱了。
第四个环节，韩非死于云阳国狱。关于韩非之死的直接原因与具体过程，《史记·韩非列传》记载的过程是：李斯派人秘密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并胁迫韩非自杀。韩非本想向秦王陈述，却无法晋见，于是自杀了。秦王很快后悔了，派人特赦，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之死，成为一桩被冷冻了的历史公案。
所以是公案，是因为大有疑点；所以被冷冻，是两千余年没有历史质疑。这桩公案的核心，是将韩非之死归结为同门李斯的陷害，归结为李斯的个人犯罪行为。从历史事实所呈现的基本面看，《史记》的这种说法疑点太多，经不起分析推敲。
最值得怀疑的有五个要点。
其一，与背景事实相距甚远。此时的李斯，刚刚进入秦国高层政治不过三五年，其爵位与具体职司还都不明确，只是参与谋划大计，或执行某些重大事务，这就是《史记》所说的“李斯用事”。从后来的发展看，李斯此时在秦国的根基与权力，还都正在成长之中，远远未达到能够秘密胁迫秦国政治要犯自杀的地步。
其二，犯罪事实值得怀疑。以秦国执法之严，李斯私送毒药与国狱政治要犯，并胁迫其自杀，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其过程很难实现，事后更难保守秘密而逃脱惩罚。然以《史记》说法，李斯非但实现了犯罪，而且事后既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惩罚。这，显然太过荒诞了。
其三，缺乏犯罪动机。此时的李斯，已经从战略谋划上战胜了韩非，也从基本事实上证伪了韩非。从个人利害权衡，李斯已经在这场同门竞争中获得了全面胜利。更重要的是，秦王也已经不再信任韩非，而且已经下令关押了韩非。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斯还要冒着犯罪被杀的风险，去密送毒药并胁迫韩非自杀，这显然不构成真实的犯罪动机。
其四，事实逻辑荒谬。依据当时的基本事实，李斯、姚贾共同提出以“过法”（过失罪）处置韩非，事实上便是主张对韩非采取宽大处置。因为，若以“用间罪”处置韩非，韩非必然是死罪。李斯、姚贾若要真正置韩非于死地，对秦王提出以“用间”问罪于韩非，既是光明正大的，又是合乎秦法的。以《史记》的说法，李斯是公开主张宽大，事后却秘密暗杀，这同样是太过荒诞离奇的。
其五，后续事实可疑。以秦王嬴政一贯渴求人才，一贯爱护功臣的秉性，必不会轻易治罪于一个天下大才。既然下令治罪韩非，必然是认定韩非的行为对秦国构成了真实的危害。先下狱，再后悔，与秦王嬴政的毕生作为距离太大。退一步说，若秦王真正后悔了，则必然是发现了韩非对秦国有价值的一面。此时，若韩非已死，则追查毒药来源是一个必然环节。顺此追查，李斯犯罪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一件事。果然李斯犯罪，秦王嬴政安能容忍？
那么，可能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综合种种因素推定，这桩公案的基本事实真相，最大的可能是：韩非心思周密，入秦“用间”，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下狱之后，韩非羞愧、愤怒、绝望，便以自己藏匿的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传入山东，便流变成了李斯、姚贾陷害的口舌故事。百余年之后，司马迁采信了这一传说，写进了史书。
公元前233年，韩非死于秦国云阳国狱。
韩非一死，秦韩关系就急转直下了。所谓急转直下，是说两国关系因为韩非之死而摆脱了一个时期的周旋纠缠，进入了直截了当的最后解决阶段。从秦国方面说，就是已经确立了先灭韩国的战略，并且立即着手实施军事准备。从韩国方面说，则失去了一切虚与周旋的可能，只能作出最后的选择了。
韩国的最后选择是：立即派出特使，向秦国称臣。
秦国接受了韩国称臣，但并没有放弃紧锣密鼓的军事进攻准备。年余之后的九月，也就是公元前231年的秋天，韩国进一步妥协，主动向秦国割让整个南阳郡。秦国派出内史郡郡守嬴腾，为南阳郡代理郡守，率军接受割地。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嬴腾率军进攻韩国都城。小战之后，秦军攻占新郑，俘获韩国君主韩安。随即，迅速占领韩国全部土地城池，设立了颍川郡。至此，韩国宣告灭亡。
秦统一中国的壮阔进程，就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