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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五年（1502年），王守仁从九华山归来，回京复命。此时，京中的才子们正大搞“文艺复兴运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一帮恃才傲物的愤青，掀起了“学古诗文”的热潮，对假大空的八股文章展开了急风暴雨般的批判和进攻。
王守仁过去也喜欢跟他们掺和，动不动就写一些针砭时弊、紧扣社会热点的诗文，或者公开发帖骂骂官场腐败、公款吃喝什么的，可自从九华山归来，他对这一切忽然没了兴趣：“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我们知道，早在少年时代，王守仁对“词章之学”就很不感冒，如今随着修道的深入，更是厌恶这种空腹高心、龇牙咧嘴的愤青姿态，所以马上就跟李梦阳这帮人说拜拜了。
失去王守仁这样一位干将，李、何等人惋惜不已。王守仁笑着说：“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颜回）、闵（孔子学生闵损，以孝著称）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
王守仁向来是言行一致的人，既然说了要追求“第一等德业”，那就说到做到，不但跟李梦阳等人说了拜拜，而且马上给皇帝打了一份辞职报告，以养病为由要求回老家，连乌纱帽都不要了。
此时的王守仁只是个芝麻绿豆官，在皇帝眼里根本没什么存在感，所以报告很快就批准了。一回家乡，王守仁也不住家里，马上跑到会稽山的阳明洞搭了个精舍，一心一意要干他的第一德业——远离尘寰、潜心修道了。
你别说，王守仁这么一发狠，还真让他修出了名堂。
据其弟子王畿后来有关阳明的修道体验的记载，“为晦翁（朱熹）格物穷理之学，几至于殒（差点儿挂掉）。时苦其烦且难，自叹以为若于圣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筑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炼习伏藏，洞悉机要，其于彼家（佛、道二家）所谓见性（佛家的明心见性）抱一（道家的抱朴守一）之旨，非惟通其义，盖已得其髓矣。自谓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气，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很显然，王守仁在阳明洞用的这些功夫，所谓“见性”“抱一”等，无不印有如假包换的佛、道Logo（标志），他却玩儿得得心应手，并且玩儿出了很不一般的境界：通过静坐内观，已能透视身体，并进入物我两忘、天地消泯的光明之境。日后王阳明之所以能在龙场悟道，其实就是得益于这个时候打下的底子，可见若无“老、佛之学”，也就没有阳明心学了。
王守仁不仅通过静坐练出了透视，而且还练出了遥感。
某一日，他在洞中静坐，忽然睁开双目，对家童说，有几个友人来访，赶快出去迎接，并且还附带说明友人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上山走的是哪条路。
家童半信半疑，走到半路果然遇见了那几个人。那几个朋友听家童一说，大为惊异，都说守仁兄快得道成仙了。
由于练出了一些特异功能，王守仁也不免有些沾沾自喜。可没过多久，他便幡然醒悟，意识到这些透视、遥感的玩意儿只是修道中的副产品，万不可执着，否则便会陷溺其中，迷失自性，忘却了修道的初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簸弄精神，非道也。”
此后，王守仁只一心静坐，不再玩儿那些与心性无关的东西了。
随着修道体验的深入，远离尘劳、遗世独立的定境之乐越来越强，也越来越让他感到自在和愉悦。时间一长，他渐渐就有了出世之念。假如王守仁就顺着这一念而去，那么会稽山可能会多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然哥”，而中国思想史则无疑会失去一个五百年不遇的圣哲。
所幸，出世之念一起，王守仁便立刻想到了在世的老祖母（此时竹轩公已过世）和父亲。这么一想，他心里便充满了纠结。如果说，此时的王守仁已经是一只远离尘嚣、冉冉高飞的风筝，那么儒家的孝亲之念就是一根看不见的细绳，始终牢牢地牵系着他。
就这样在纠结中又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王守仁忽然大悟：“此孝弟一念生于孩提，若此念可去，断灭种性矣。”
思虑及此，王守仁便收拾铺盖，头也不回地下山了。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守仁移居杭州西湖，“复思用世”。
说到底，王守仁毕竟是孔门中人，佛、老于他而言，只是行路的车马，只是渡河的舟楫。而在道路的前方，在河流的彼岸，始终高悬着一个不可撼动、不可改易的目标，那就是——成为儒家的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