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守仁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从此登上大明的政治舞台。次年,他被授予刑部主事之职,奉命前往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官员断案审狱。在此期间,他查清了许多冤案,“所录囚多所平反,民称不冤”。
公事干完,这个性喜山水的家伙老毛病又犯了,就跑到九华山玩儿了一趟。在这里,他参访了许多奇人异士,第一个叫蔡蓬头,是个道士。此人貌如其名,脸有菜色,蓬头散发,长年在九华山隐居修仙。王守仁一看就知道此人不俗,便对他执礼甚恭,虚心请教修道之法。蔡蓬头爱理不理,只翻了翻白眼,说了两个字——“尚未”。大概是说王守仁还没资格求仙问道,说完掉头就走。王守仁以为有旁人在场他不便说,就屏退随从,独自跟在他屁股后面,一再求教,可蔡蓬头始终就那俩字——“尚未”。
王守仁不死心,再三作揖鞠躬,穷追不舍。蔡蓬头被他缠得不耐烦,就说了一句:“你自以为执礼甚恭,可我看你终不忘官相。”然后咧嘴一笑,甩甩手走了,把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王大人扔在原地,半晌没回过神来。
终不忘官相。这五个字可谓一针见血,把王守仁既爱修道又爱当官,既不舍山水又眷恋庙堂的纠结一语道破。
王守仁久久回味蔡蓬头的话,不禁哑然失笑。
第二天,王守仁又听说地藏洞有个异人,住的是天然洞穴,睡的是松枝落叶(所以不用担心房价暴涨),且长年不食人间烟火,饿了就摘野果,渴了就喝山泉(所以不用担心有毒食品),堪称货真价实的“天然哥”。这样的神人,王守仁当然要去拜会一下。
随后,王守仁攀峭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没想到这哥们儿却在睡大觉。王守仁怀疑他是假寐,也不客气,一屁股在他身边坐下,然后摸他的脚。“天然哥”从没享受过足底按摩,一个激灵就醒了,诧异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道:“路险,何得至此?”
王守仁笑而不答,却反问:“何为修道的最上乘功夫?”
一照面就抛出如此重量级的问题,把“天然哥”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俗,便不再装酷,很真诚地跟王守仁探讨了起来。两个人聊得甚为投机,话题遍及儒、释、道三家。二人从先儒的“尽心知性”聊到道家的“抱朴守一”,然后从程朱的“格物致知”聊到禅宗的“明心见性”,最后又聊到北宋大儒周濂溪和程明道。
临别前,“天然哥”用一句话结束了交谈:“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就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其代表作《太极图说》吸收了道家的宇宙发生论,将之与《易传》结合,建构了儒家哲学的宇宙生成模式。周敦颐的主要思想不仅受道家影响,也受到佛教影响,如其脍炙人口的美文《爱莲说》的中心思想“出淤泥而不染”,就被指为是对法藏《华严经探玄记》中“如世莲华,在泥不染”的copy,因而被钱锺书讥为“拾人牙慧”。
程明道就是“二程”中的大哥程颢,与弟弟程颐同为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十几岁时“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然后遍学百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最后“返求六经”,归宗儒学,与程颐共同创立了“天理”学说。宋明理学因此得名。
作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和程颢都有非常明显的援道入儒、援佛入儒的倾向,尽管他们自己不太喜欢承认,但这种学术渊源昭然可见。纵观儒学发展史,孔孟儒学重在修齐治平,其根本精神是实践的、社会的、人伦的;到了汉唐时期,诸儒重在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于儒学的本体论几乎无所致意,更无所阐发;及至两宋,儒学才别开生面,大谈本原、心性和宇宙,并引领宋明理学走上了一条抽象的、心性的、本体化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儒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佛道两家在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上所提供的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工具,理学几乎不可能发生。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九华山的这位“天然哥”才会把周程二人视为“儒家好秀才”。因为如果不是他们对佛道两家进行大胆copy,宋代儒学便无法实现“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假如当时有知识产权法,周濂溪、程明道这帮理学大佬,估计都要被佛道两家推上被告席。而作为理学在有明一代的重要传承者和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这个被告席上当然也享有一个座位。换言之,王阳明从佛道两家“窃取”的核心机密,一点儿都不比他的前辈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说白了,王阳明最终之所以会从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走向心学的“心即是理”,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对佛道两家思想的浸淫,同时也得益于佛道两家教给他的操作性很强的修道方法。
如果阳明先生对我们的上述控词有意见,我们下面马上提交呈堂证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