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
一 |
章 |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黄发碧眼的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两天后,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卡纳比埃尔街(La Canebiere),很快抵达碧海青天、云飞浪卷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阔别日久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荷塘的岸边,他那清癯的面容与摆动的灰布长衫,随着微风飘拂的花香,很快进入学界的视野。
——时年三十七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原清华园大门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因学校是由“庚子赔款”资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几年中,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清华学校进行改革,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三十四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精进,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等诸位前贤大儒的真实存在,忽略其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且谦虚地说道:“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三十二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四十九岁的王国维,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学校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认为还是按老礼节行事方能把事情办成。2月23日,吴宓持清华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十号王国维宅院,待进得厅堂,见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国维,先行三鞠躬礼,而后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进清华前的王国维
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报,看“上面”是否“恩准”,然后才能正式决定行止,否则有失体统。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独自憋了些时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张园“行在办事处”,见到逊帝溥仪(南按:时溥仪已被冯玉祥部队逐出紫禁城),最后“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 ,才放下心来,回到居处收拾行李,于4月17日携家人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王氏到校,立即在师生间引起轰动。鉴于他在国学界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校长曹云祥有意请其出任研究院院长一职,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校长想到吴宓在筹备过程中精明能干,颇有些组织能力,便与之商议,请他出任院长。为人谦恭的吴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显耀的职务,凌驾于王、梁等国学大师之上,曹云祥心领神会,采取变通之法,改聘吴氏为国学研究院主任。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五十三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接受了。梁氏尽管年过半百,思想不再像当年“公车上书”时,凭一介书生之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滔天巨浪那样激进,且已有保守之嫌,但凭借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国学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为章在日本时,经常和梁启超打笔墨官司。另外章氏公开反对甲骨文,说那是罗振玉串通奸商们鼓捣出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国维恰是跟从罗振玉习甲骨文,从中发现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号而震动学界、闻名于世的。因了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礼聘,“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高声示众,以示决绝之态。自此,“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疯”采的机会,清华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第一届招收了38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三十四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正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的吴宓,一看张氏荐举了自己的同窗故旧,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借机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在哈佛攻读时的同学,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史学界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陈寅恪。
原籍陕西泾阳的吴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华学校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就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学。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江西义宁的陈寅恪经在美国哈佛就读的表弟俞大维介绍,入哈佛大学师从东方语言学大师兰曼(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既进哈佛校园,自然要与中国留学生结交,陈寅恪很快与姜立夫、梅光迪、汤用彤等辈相识,当然还有终身挚友吴宓。其间,由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之誉。而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吴氏日记中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为学术界所推崇,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据已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请,做《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 。
当吴宓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时,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意气风发,且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起承转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陈寅恪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题辞》一首相赠,诗曰: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 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书剑飘零的孤独岁月,不仅遇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喜悦的音符,洋溢着相遇相知的喜悦,触动了双方心灵深处的热血情怀。自此之后,吴陈二人作为同学加密友,携手并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感人肺腑的管鲍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一月底二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
任教于清华大学时的吴宓。
1921年夏秋,吴宓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兼任号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杂志主编。尽管这份以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为主要创办人,吴氏为“学衡派”领袖的杂志,遭到了另类派文化领袖陈独秀以及干将胡适,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强烈抵制与猛烈抨击,双方就此结下了梁子,但与胡适关系相当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类江湖恩怨偏袒一方。当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后,曹氏慕吴宓才学与名声,力主聘其回母校为国学研究院筹备鸣锣开道。吴不负厚意,很快辞去东北大学教职,怀着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进水木清华那宁静安逸的校园,竭尽全力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吴宓语)来院执教。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的节骨眼上,远在万里之外的陈寅恪,迎来了踏入清华园一试身手的历史契机。
192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时的陈寅恪
此时,陈寅恪已由美国哈佛大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他得到清华聘请的电文后,经过一番思量踌躇,答应就聘。由于购书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归国,又因母丧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陈寅恪向校方请假在家中逗留了约半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入清华校园的大门。而这个时候,吴宓因与教务长张彭春矛盾加深,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改任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经荐举赵元任步入清华讲坛的张彭春,也在与吴宓等人的纷争中败下阵来,被学生赶出了清华园,研究院事务由新任教务长梅贻琦兼理。
混战过后,处于多事之秋的清华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蛙鼓蝉鸣与阵阵热风吹荡中,随着陈寅恪摆动长衫缓缓登上承载着文化使命的圣洁讲台,一个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业已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这年11月16日,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来到陈寅恪的住所商谈,欲聘请一位大字号“海龟”(海归)来校出任中国文史教授,以充实清华的文科阵容,壮大学校的整体实力,为即将改制的清华大学再加砝码。陈寅恪稍加思索,脱口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便是声名赫赫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当时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陈寅恪所荐举的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渐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
傅以渐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只是这位现代“圣人”与古代那位夫子不同,傅斯年生得肥头大耳,身材魁梧,虽不是梁山泊那一帮聚众闹事者的后代,却具有梁山好汉的相貌与血性,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压顶般的磅礴气势。此人在出产小说《水浒》人物的地理环境中,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修炼,于1913年十八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 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进入北大第五个年头的历史性转折时刻,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一道,以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作《新潮》的刊物,学着《新青年》的样子开始鼓吹新思想与新文学。这一做法在得到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与“愤青”欢呼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不少传统儒生的反对与抵制。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曾在史学界呼风唤雨的顾颉刚曾说过,傅斯年们搞的那一套把戏,“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 。这是顾氏与傅斯年大动干戈,彻底决裂之后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气用事的味道。按傅斯年与同人们当时的理想与做派,不只是把“国粹派”骂倒了事,其中还夹杂着一种更具社会革命意义的构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觉心,是我们的使命”。“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革命的力量造成。”同时,“未来的真正的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在新文学里”等理想与具体的实践活动。 当时所谓的“国粹派”或“国故派”,指的是北大国学教授刘师培、黄侃(字季刚)、辜鸿铭等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这一派系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相左。当时年轻的陈独秀、胡适之辈,正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其政治文化主张,大张旗鼓地煽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放弃古文而改用白话文写作,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新文学革命。
北大时代的傅斯年
这个时候与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内胡同的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双双加入这一倒孔反封的阵营中来,参与《新青年》编务,并成为这一阵营中冲锋陷阵的骁将。1918年5月,周豫才以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铁屋子里的呐喊”。此后三年间,鲁迅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白话诗、杂文、译文等50余篇,与胡适等人结成了同一战线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乱棍飞击,发出了“救救孩子”等呼声。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胡适与鲁迅均在历史的大潮中奋力承载着启蒙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发出大海潮声:“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陈、胡、鲁等一干人马如此激烈的主张和做法,惹恼了当世的“圣贤”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学“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及门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回击。这些当世名儒谓陈独秀、胡适之辈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乱语、歪理邪说。于是,北大校园内,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展开了势如水火的激烈争斗。号称一代经学大师、“傲慢无比”(陶希圣语)、盛气凌人的黄侃老夫子曾当着北大许多教授的面,对年轻的胡适公开戏谑道:“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 胡氏冷不丁经此一击,颇为尴尬,一时竟无言相对。
早期的《新青年》杂志封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风潮汹涌奔流,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的较量,在北大这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圈子里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势。每当新派的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对之曰:“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为了证明文言文较白话文优秀,黄侃在课堂上公然讲道:“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既费钱又啰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黄老夫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摇头晃脑得意起来。 如此接二连三地重拳出击,搞得胡适灰头土脸,颇栽脸面,不得不再度聚集兵将设法给予对方更猛烈的反击。于是,北大国学派与另类文化派越来越呈不把对方彻底打趴弄翻在地,决不收兵之态势。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或明或暗的运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自此,以傅斯年为首的革命小将,公开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达到把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经学大师彻底骂倒,使之一个个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眼珠乱翻,或干脆翘了辫子,令大家真正“痛快”一下的目的。国故派们眼见对方势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黄侃亲自组织指挥下,学生张煊(南按:后来为张学良机要秘书)等人,很快弄出了一个称作《国故》的杂志,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对抗交锋。但《国故》始终处于劣势,难敌《新潮》巨浪冲击。未久,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辈又纠集一百余众,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杂志社”的团体组织,创办《国民》杂志,由张国焘任发行人兼经理,摇摆于新旧两派之间。可惜这一鱼龙混杂、绿林草莽气味浓厚的团体,内部很快分化,产生了所谓的旧派、新派与走中间路线的调和派等乱七八糟、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一时间,北大校园内泥沙俱下,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闪亮蹿动中,终于引爆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反帝爱国学潮。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与街头闾巷,风卷浪滚,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爱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一只“富于斗劲的蟋蟀”(罗家伦语),正是由于这个罕有的“斗劲”,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学潮爆发后,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肩扛上书“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字样的大旗,挥动手臂,率部冲出校园,一路浩浩荡荡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门奔来。在广场集结并宣示口号声威后,大队人马又转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交涉。在遭到帝国主义者蛮横阻止后,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顿时变成了声声怒吼。在傅斯年指挥引领下,游行队伍转赴赵家楼,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与悲愤心境,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示威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前方手举大旗者为傅斯年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社会各阶层纷纷起而仿效,并给予极大声援。惊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调集大批军警镇压的同时,下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命令。蔡元培于危难之际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当被捕学生全部释放,被后世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为避其锋锐,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学潮渐渐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乡聊城休整。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街头演讲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尽管如此,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并没被主考方放在眼里,反因他所显示的压倒性优势,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的好事而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 ,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山东省教育厅官员奉命对外的解释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法兰西,一不开心,率领一帮梁山兄弟的后代(南按:傅的家乡聊城出过《水浒》中的武大、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等著名小说人物),再来一个三打祝家庄、火烧狮子楼或赵家楼之类的行动,把法兰西的罗浮宫、巴黎圣母院等洋人的宫殿,用粪叉子、二叉钩子或镰刀斧头加锤子,三下五除二给弄个底朝天;或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样喝高了,借着酒劲儿,把大英帝国的白金汉宫一把火烧个精光,山东方面乃至整个中国政府将吃不了兜着走。为了消除隐患,斩断祸根,干脆来个“斩首”行动,断了傅斯年出洋的念头。如此这般,即便傅氏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也不过“土鳖”一只,再怎么闹腾,亦只能在他家乡黄河岸边那块黄土上翻跟头,难以蹦跶出山东父母官与各色小吏的手掌心,更不会跑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去兴风作浪,扬风扎猛惹是生非了。
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数,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员皆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怪诞的说辞,声言要诉诸法律。就在决定成为一只“海龟”还是“土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以行侠仗义著称的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氏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力主傅斯年放洋,并言道:“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来,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也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四面楚歌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做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垂头丧气的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长吁一口气后,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于同年12月26日,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将踏出国门之时,上海资本家、著名纺织大王穆藕初表示将陆续捐出10万元巨款给北大,要求校方选送五位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留学期间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略多。当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开出的费用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选出了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学子得此惠顾,被坊间戏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时为社会广泛瞩目。当时北大还有一位与“五大臣”势均力敌的学生孟寿椿,本在预选之内,因名额限制被叫停。“五大臣”怜惜同学手足之谊,颇感过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愿每月只要100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孟寿椿得以好梦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实际上已是“六大臣”,只是“五大臣”的名声已经叫响,没有人再去计较是五还是六了。
且说傅斯年到达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今译斯皮尔曼)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学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傅斯年之所以离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罗家伦所言,“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
正是为陈俞二人的才学、人格与声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弃英赴德走进了柏林大学校园。随着傅氏的到来,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上政学两界名重一时的姻亲三角联盟,同时演绎了一段天才交会过往的历史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