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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种人的文明在亚、欧、非三大洲交界之处萌芽时，一个黄种人的文明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发展并传播开来。中国的考古成果我们所知甚少，但是我们清楚的是，中国各地都出土过石器时代的工具。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同其他文明里的人一样，住在村庄里，会耕种、畜牧、纺织和制陶。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我们缺乏实物证据，只能根据一些历史文献得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文明基本上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当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蓬勃发展时，因为高山和沙漠的阻隔，中国自发地产生了自己的文明。
我们已经知道，古代印度文明是不连续的，中间存在断层。古代中国文明具有的特点是连续和统一，中间没有明显的停顿。也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中国，中国甚至在某些王朝被外来民族消灭。但是与其他被征服者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接受入侵者的语言和文化，与之相反，入侵者自身总是被中国迅速且完全地同化。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延续性似乎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文明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产生过祭司阶级或宗教集团，而是追求现世主义。对现世的特殊喜爱能够为政治本身的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设计出了一套文官选拔制度，并且这一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文人们可以通过全国性的考试考取功名，进而为官，在现世中获得成功，而不是通过祭司和信仰来祈祷未来。这样的情况只出现在中国，而其他地方出现这样的事，已经是2000年之后了。
对于中国的历史，欧洲的学者们了解得很少，而且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关于古代中国的记载并不十分可信，更像是一种传说。比如，在中国的上古时期存在几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帝王—五帝，他们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先后统治着中国。
在五帝之后，随着时间距今越来越近，史籍中记载的事实也就越发可信。这时中国的中原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王朝，他们和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开始了长期的斗争史。与两河流域和埃及一样，中国最开始也是一个城邦制的国家，有很多诸侯国。后来，它像埃及一样转变成了国王统治下的封建体制，后来又演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商和周是两个重要的朝代。
到了周朝后期，也就是东周时期，国王的统治力下降，各个封建主之间开始了绵延不绝的争斗，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同时也使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永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这些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铁器的使用。铁在很晚的时候才传入中国，对铁的大规模应用已经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事了。但是到了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100年，铁给中国社会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铁制工具更加高效，这使原本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向南方扩展，到达长江流域。铁制工具也使得大规模的工程得以进行，人们开始挖掘沟渠，灌溉原本干旱的农田；开挖运河，使大宗商品可以从水路进行长距离的运输。这些都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同时促进了早期的工业和贸易。在贸易的推动下，经济开始商品化。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货币，最早的货币常常是贝壳。到了后来，铜制的钱币出现，并且开始被日趋广泛地使用。在经济商品化的进程中，一个新的阶级出现了，这就是商人和工匠的阶级。他们可以自主生产、自由贸易，他们生活富裕，无须像过去一样依靠封建主生活。后来，他们变成了新的贵族，而且很快就对封建主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紧随着经济变革到来的是政治上的巨大变革。统治阶层从过去的分封制变成了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给封建统治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他们可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权。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新的土地被大量开垦，由于这些土地不属于分封的范围，所以土地上的产出都直接进入了各诸侯的私库，这些收入尤其增加了转变为中央集权所需要的财力。诸侯们逐渐把以前被分封的封地转变为按他们自己的意志管理的独立的行政地区。虽然这个发展过程十分缓慢，但是周王朝的统治力量被严重地削弱了。
因为中国文明中有独特的重视现世的性质，所以早期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注重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他们倾向于成为政治家，向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兜售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各国之间旅行和辩论并吸纳信徒，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流派。这时的思想家人才辈出，所以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在这些思想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是孔子。他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并且持久，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过去的2000年中，中国人的特点都能用孔子创立的学说来概括，这就是“儒家”学说。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这时他所面临的社会是混乱无序的，到处都是封建割据，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得到全体国民的拥戴。孔子在各个诸侯国间穿行，“周游列国”，试图找到一个封建主能够采纳他的思想和治国方略。他确实担任了一些官职，但是对于整个政治局面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转变了方向，开始广收门徒，向青年人传授他的知识和见解，希望这些学生可以继承他的思想。
这时，孔子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特长，那就是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擅长教学的老师，所以他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这上面。他对一些事情的观点和他的教导被他的学生记录成书，这就是《论语》。这本书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是在孔子去世100年以后。它不是一本关于苦难和自我牺牲的书，而是记录了孔子本身的鲜明且令人着迷的个性。他十分聪慧、仁慈，并且为一些愚笨的想法所苦恼。这些都证明了孔子内心的平静以及一种难能可贵的幽默感。
从根本上说，孔子的思想是保守的。他没有打算伤害固有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他虽然强调统治者仍然继续拥有统治的权力，但是主张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应该是标准的道德规范。在当时迷信严重的时代，孔子还是一个难得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者。在当时的人看来，占卜和语言有神奇的作用，死者的灵魂也令人恐惧。孔子虽然承认有鬼神的存在，但是对它们的态度是不屑一顾的。他曾经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在世时，他的思想和学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更别提被使用。但是他的思想最终还是在中国作为整个国家的教义流行开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观点是保守的，是安于现状的，这深受后来中国的统治者喜爱。而且他尤其强调道德，认为道德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必要条件。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统治阶级认定为治国的根本教义，他的著作成为官员和学者深入学习的典籍。一直到了2000多年之后的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之前，孔子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实际上在这之后，孔子仍然保持着他的巨大影响力，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公元前221年，中国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大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封建的领主制，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这次革命的肇始人是当时的诸侯国之一—秦国的领导者。秦国位于中国的西北部，这里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成了秦国的天然屏障，也让秦国进攻其他国家时没有后顾之忧。由于地处偏远地区，经常面对游牧民族的袭扰，所以秦国的军队常年处于战备状态，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秦国人是所有中国人中最早使用铁制武器代替青铜武器的。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公元前318年占领了四川，这里丰富的粮食资源使秦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秦的领导人通常认真实干并且野心勃勃。
凭借着这些有利的条件，秦国不断向外扩大领地，把一个个诸侯国征服并吞并。那时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把秦人称为“野兽”，把秦的扩张进程形容为“蚕食”。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成了全中国的共主，他自称“始皇帝”。“始皇帝”的意思是第一个皇帝，在他的设想中，他的后代将成为第二个皇帝，并且一直代代相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把原本在秦国推行并取得成功的理论向全中国推广。他废除了之前的诸侯国，把领土分为若干个行政区划，每个行政区的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并对中央负责。除了保留秦国本身的军队，其余国家的军队都被解除了武装。被征服的各国的旧贵族被送往首都，随时监视。秦的军队被派到全国各地。秦始皇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以便经济能够更好地集中。
这时，中国开始了一项重要的改革，从后世来看，这次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那就是秦把之前各个王国不同的文字废除，颁布了一套新的统一的文字并向全国推行。这种统一的文字是在各种文字的写法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具有中国文字固有的性质，所以成了一种有效的黏合剂，把全中国各个地区的人统一在一起。这种新的文字一直保留到了现在，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是具有汉字的典型特征，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文字，尽管他们使用的方言不同。同时，受中国影响的外国人也能理解这种文字。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尽管不会说汉语，但是都能阅读汉字。这对中国的民族统一和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都十分重大。
但是这些改革在当时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者，引发了广泛且激烈的反对，尤其在文人和学士中间，反对的声音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始皇帝决定“焚书”，让文人没有可以凭借的知识基础。所有的文学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农业和医学之类实用性的书籍得以保留。但是实际上，这一行动并不成功。因为一些文人冒着生命危险藏起了一些书，更有一些人在把书上交之前统统背了下来。秦王朝被推翻之后，这些典籍的大部分又都凭借着藏书和文人的记忆而重现人间。不过，这一举动摧毁了从周时期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到秦时已经结束了。
秦始皇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把中国的边界扩展到如今的越南地区。他在北方击退了游牧民族，而且为了阻止他们卷土重来，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长城。秦代的长城西起内蒙古，东至大海，长达一万两千多里。这个工程是如此浩大，完成它损失了大量的生命。到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提到长城时人们仍然会说，为了修长城，100万人死去了，长城上的每一块墙砖都代表着一条人命。就像文人咒骂皇帝“焚书”一样，普通百姓也因为修长城咒骂皇帝。
因为在民间这种对皇帝的憎恶十分普遍，而且始皇帝的继承人无法承担起统治帝国的重任，公元前207年，也就是始皇帝去世仅仅4年后，他一手建立并且渴望流传万世的帝国就被推翻了。尽管秦的统治时期很短，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仍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铁质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原本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农业扩展至南方，延及长江流域。铁质工具的便利也方便了大规模工程的营建。沟渠和运河的开掘也因之变得普遍起来，大型农田的灌溉和大宗商品远距离的运输成为可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同时还促进了早期工业的生产和交易，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商品化进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中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历史。货币萌芽时期，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物品，例如牛羊、粟帛、珠玉、龟贝等，都曾经在反复的交换过程中充当过交换媒介。由于计数和携带等诸多不便，作为交换媒介的许多物品逐渐被淘汰，只有海贝，因其光洁美丽、坚固耐用、携带方便，又有天生的自然单位、容易计数，而被广泛使用。商代曾以贝壳为主要的通用货币之一。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术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出现了铜币。铜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货币进入金属铸币阶段。
在经济商品化的进程中，诞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商人和工匠。他们自主生产，自由贸易，生活富裕，不再像以往那样依靠封建主过活。后来，商人和工匠变成了新贵族，对封建主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新的土地被大量开垦，由于这些土地不属于分封的范围，这些新垦土地上的产出直接进了地方诸侯的私库。中央王朝和地方诸侯之间的财力对比因此出现了失衡。诸侯们的政治野心随着财力的日渐雄厚而膨胀起来，他们逐渐把以前的封地变为按自己意志进行管理的独立行政区。这个变动过程是缓慢的，不知不觉地削弱了周王朝的统治力量。
中国文明向来有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特质。政治格局的变更给各诸侯国的士子提交了一份亟待回答的问卷。面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严峻局面，中国将向何处去？对此有所思考的士子著书立说，穿梭于各诸侯国，辩论并吸纳信徒，形成了一个个流派。一时间思想家辈出，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在这些思想家中，诞生于公元前604年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他和印度的某些思想家一样，以标准的生活之“道”训导世人，提倡“知足之足，常足矣”。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心灵的宁静绝不能被欲望和激情破坏。“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我们不难发现，老子的思想和乔达摩佛陀，甚至和7世纪后的皇帝兼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庶几可称之为异代同调的知音。
孔子诞生在公元前550年左右，与乔达摩佛陀几乎同时代。孔子年轻时家境贫寒，但追溯其家世起源，他的祖上地位十分尊贵，按血统论，孔子应是一位门第没落的士大夫。孔子和中国同时代的其他士大夫一样，学习了音乐、阅读、射箭、骑马、养狗、行猎和钓鱼等技艺。
孔子的训言对中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他还在世时，宗教祭祀礼仪和习俗代表主流道德观念的一部分。孔子严格地遵守各种道德礼仪和风俗，谨言慎行地参与一切礼仪活动，比如各种家宅神仙和祖先的祭祀等。他对天地的祭祀也敬重有加。他认为，对父母的真正尊敬，应当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他还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为了推广他的救世主张，曾“周游列国”，试图找到一个能够采纳其思想和治国方略的国君加以辅佐。他确实在列国担任过一些官职，但对于整个政治局面的影响几乎等于零。改革王朝政治的梦想破灭后，孔子转变了方向，广收门徒，向青年人传授他的学识和主张，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教学上面。
孔子和佛陀一样，对人生的关注超过对鬼神的关注。他流传下许多格言，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见义不为，无勇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其中流传最悠久的格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些格言大多与宗教无涉。
孔子对任何事情都有其独到的看法。当我们关注一下孔子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诸侯和达官贵人们无不骄奢淫逸、压榨平民，为了扩张地盘，不惜进行破坏性的战争。孔子深信，只要统治者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来对待人民，就能摒弃这样的罪恶。
总结归纳孔子的思想，并不容易。不过，应该注意到下列几点：1.不能单从政治改革家的角度看他。他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关于君王崇高地位的理论，以及管理朝廷的仪则，对后世影响深远。2.他对古代宗教礼仪十分重视，在他的努力下，这些礼仪转化为他的思想观点的一部分。由于孔子的盛名，人们只要提及孔子，就会联系到祖先崇拜，以及对传统的崇敬。3.在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上，他的礼仪规则，以及道德上的训言和教导，都产生了巨大作用。4.他著述和编撰的一系列典籍，被称作“五经”，由他和弟子们编辑整理。这些书包罗万象，包含了过去各时代的传说和历史事件、优美的诗篇，还有当时人们的智慧成果。他近乎保守的思想深入地贯穿全文。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对固有秩序的尊重和沿袭，认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各人安分守己，各人尽各人的本分，则天下太平。孔子的这些思想对教导中国人遵守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作用。
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统治者定为治国之本，他的著作成为士人阶层深入学习的典籍。一直到2000多年之后的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覆灭之前，孔子的思想在中国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实际上，直到今天，孔子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平日的言谈举止，到节日的盛大典礼和祭祀，仍然起着强大的规范作用。
秦帝国仅二世而亡，国祚才十四年。究其原因，在于秦帝国没有在和平到来时，改革其战争时期的政治体制，予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扩大言路，反而变本加厉，焚书坑儒，这一自毁根基的做法削弱了统治的基础，招致广泛且激烈的反对，尤其在士人阶层中，反对的声浪更盛。
很明显，在秦王朝之后统治中国的汉朝皇帝更加谨慎。终汉一朝，其文治武功与历代相比，毫不逊色。比如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誓言，今日的汉家儿郎每念及此，也难免热血沸腾。在开疆辟土上，汉朝的武帝堪称“好战的皇帝”，他对外采取的系列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帝国疆域被推进至中亚地区。但他的好战，也严重损耗了国家的资源。为了应对国内危机，他实施货币贬值、出卖官位、垄断经营盐和铁等政策。在他当政时，尚能应付不断疲软的状况，但是留给继承者的是一个极为棘手的烂摊子。
在文学上，汉朝时期最伟大的贡献是史书编纂。中国的几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通称为“五经”—中就有大量的史料。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一部比以往任何一部史书或文学著作都要全面和复杂的历史书问世了，这就是《史记》。
大约在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开辟出一条漫长的“丝绸之路”，使得中国商人得以穿越广袤的戈壁同印度、波斯、叙利亚以及远东其他各地进行商贸往来。戈壁本身的自然环境已经够糟了，况且那里还生活着异常剽悍的骑马牧民，他们被欧洲人称作鞑靼人或突厥人，中国人则称其为匈奴。为了驱逐匈奴，汉武帝派出一支大军，穿过山道，向西追踪至塔里木河流域，进而抵达奥克苏斯河流域。公元前114年，中国商队沿这条路到达突厥斯坦和波斯。因是之故，这条路就成了通向西方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此后，中国与印度和近东地区就有了商业和文化上的相互沟通。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武帝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开辟出这条“丝绸之路”。
沿着“丝绸之路”，每年总会有十多支中国商队穿过这条贸易商道前往西域，用携带的丝绸和铁条交换宝石、玉石、琥珀、珊瑚和玻璃。显然，中国商人一般不是直接和希腊人和罗马人做交易，而是通过中间人——突厥人或波斯人，将货物运至近东，抑或是沿陆路穿过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顺印度河而下到达阿拉伯海，再用船将货物从阿拉伯海运至埃及和地中海。
运往叙利亚的中国丝绸会在当地染成紫色，用金线绣上花，然后再由叙利亚商人转卖给希腊和罗马的达官贵人。在奥古斯都大帝当政时期，这种交易形式在罗马十分普遍。然而，到了下一任大帝提比略当政时，政府曾立法禁止罗马的达官贵人使用这种新织品。部分罗马人也认为，罗马的黄金为了购买中国丝绸，已大量透支，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因而积极支持政府的这一立法。
虽则如此，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丝绸贸易却从未间断，甚而持续升温。为了不让中间国波斯获利，许多罗马人想尽一切办法和中国人直接交易，这也许是罗马与波斯帕提亚朝诸王之间交战的原因之一。为此，他们做了若干尝试。比如，寻觅出一条直达中国的海上路线。据载，公元166年，曾有叙利亚船抵达中国陆地，但鉴于航程过长，再也没有后来者重复这条航线。为了到中国去，罗马帝国派出的特使和旅行家，有时竟不顾生命危险选择从陆地穿越中亚细亚，无奈路程实在太遥远了。所以，罗马和中国仍不得不通过中间国波斯和印度来进行贸易。
由于距离实在太遥远，两个伟大的帝国之间直接贸易很少，政治和文化上的沟通更少。罗马人一直迫切地想要获知制造丝绸的方法，但直到查士丁尼大帝时期才实现这一夙愿。查士丁尼派遣了两个修道士前往中国。大约在551年，他们带回了一根装着蚕卵的空心手杖——比起和它们等重的黄金，这些蚕卵价值更大，因为它们象征着丝绸业在小亚细亚和欧洲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