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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那些论述价值和生产理论的论文或专著大部分都把焦点放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一定量(given volume)的雇佣资源数量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问题;二是在假定一定量的雇佣资源数量的情况下,决定这些资源的相对报酬,以及利用这些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相对价值是由什么条件决定的问题 。对于可用(available)资源数量这样的问题,如,就业人口的规模、自然资源的数量和积累的资本数量等,往往都是简略地提及。但是纯粹的理论很少对诸如什么因素决定了可用资源的实际可用数量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当然,如果说这些理论对这些问题完全没进行探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关于就业数量变动的探讨是很多的。而我也并不是说这个话题被人们忽略了,而是说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理论被人们想得太简单了,以至于人们很少提及这样的理论

我认为古典理论(classical theory)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然而这两个基本假设实际上很少被讨论。这两个假设分别如下。

1. 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ur)。

如果说一个就业人员的工资等于减少一个单位的就业人数所导致的损失的价值(其中也减去了由于产出的减少而引起的其他成本支出),假设竞争和市场是不完善的,那么按照这个规则,工资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之间的等式就会被破坏。

一个竞争性的、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雇佣的工人人数要达到劳动的边际产量值等于工资这一点上。

——曼昆

2. 在给定就业量的条件下,工资的效用等于这些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the marginal disutility)。

也就是说,一个就业人员的实际工资应该等于能够维持这些给定数量的劳动力能够继续进行工作的数量,这里的实际工资以就业人员自我估算为准。在第一个假设中,如果存在竞争不完善的情况,那么工资与劳动力的边际产生就不是相等的;相同的条件下,如果能够把这些就业的劳动力组合起来,那么每个劳动力都适用于这个原则的假设就被破坏了。而这里提到的负效用是指,存在这样的一个效用或工资水平,使得个人或者团体有充足的理由选择不去工作,而不接受比某一最低的工资水平还要低的工资。

上述假设与所谓的“摩擦性(frictional)”失业是一致的。因为对该假设在现实中进行解释时,允许考虑连续的充分就业中出现的各种不完善的调整,各种情况都会出现暂时的失业。例如,由于计算误差或者暂时需求而导致专门资源相对需求数量之间不均衡;或者由于不可预测的变化而造成时间的滞后;或者由于从一种雇佣状态变换到另一种雇佣状态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就会造成非静态的社会中总会存在一定比例的资源,这些资源在“变化工作状态”这一过程中存在失业状态。除了“摩擦性”失业之外,这个假设与“自愿性”失业也是相容的。“自愿性(voluntary)”失业是指由于立法、社会实践、集体议价、对变化的迟钝反应和个人的固执等原因,人们拒绝或不接受相当于其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产出价值的工资而造成的失业。古典理论认为,“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包括了所有的失业类型。他们不承认第三种失业类型的存在,也就是我下面定义的“非自愿性”失业。

按照古典理论的这两个假设条件,由于受到这样的限制,雇佣资源的数量实际上已经被决定了。第一条假设给我们提供了对劳动力需求的情况表;第二条假设给我们提供了劳动力供应的情况表。劳动力的数量固定在这样一个点上,即劳动力产生出来的产品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只有四种可能增加就业的方法。

(1)改革组织机构或从长远前景出发,减少“摩擦性”失业。

(2)通过变动增加一个雇佣劳动力所可用的实际工资,来减少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以此来减少“自愿性”失业。

(3)如果把工资的数量看作一个工业,那么增加这个工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把工资的数量看作是工资物品工业,是庇古(Pigou)教授常用的说法,是指货币工资的效用所依靠的物品价格)是完整的。

(4)与工资物品的价格相比,增加非工资物品的价格,使非工资劳动者的支出从工资物品转移到非工资物品。

根据我最大的理解能力,上面这些就是庇古教授《论失业问题》的本质内容——现存的古典理论关于就业原理解释的唯一比较详尽的著作

它选择工资等于边际产量值的劳动量。由于生产函数把投入量与产量联系起来,所以,当你了解到企业的投入需求决策与产量供给决策密切相关时,并不会感到惊讶。实际上,这两个决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曼昆

古典理论关于失业的分类,即上面所说的那两个基本假设,真的能包括所有的失业现象吗?实际上,总会存在这样的事实:总有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而工作,但是却常常找不到工作。因为人们一般都认为,作为一种规则,只要存在对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下总有持续不断的劳动力供应。 古典理论认为这种现象与他们的第二条假设是一致的,因为在每个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劳动力都愿意进行工作之前,现行工资水平下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许已经得到了满足,这是由于工人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协定或默契,拒绝接受现行低工资水平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拒绝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下进行工作。如果工人们都愿意接受比现行工资水平还要低的工资,那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供给才会增加,就业量才会扩大。如果上述情况是事实,那么这种失业尽管看起来是非自愿的,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应该被包括在上面所说的“自愿性”失业的范畴,这种“自愿性”失业是由于集体工资协定的结果引起的。

这些论述引出了我的两种观察:一是关于劳动者对实际工资和相应的货币工资的态度分别是什么,当然,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无关紧要的;但是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暂时做这样的假设:劳动力不准备为较低的货币工资(money-wage)而工作,对现行货币工资水平的减少将会导致劳动力通过罢工或其他方式从已经被雇佣的劳动力市场中撤出。那么,是否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现行的实际工资(real wage)水平准确地度量了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答案是未必的。因为尽管对现行工资水平的减少会导致劳动力的撤出,但是如果这种现行工资水平的减少是由于工资物品的价格上升引起的,那么以工资物品来表示的现行货币工资价值的下降却未必会造成劳动力撤出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某个范围之内,劳动者所要求的是最低的货币工资水平,而不是最低的实际工资。古典理论总是假设这点不会对他们的理论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假如劳动力的供给不是以实际工资为唯一自变量的函数,那么古典学派的论述就全部崩溃了,实际就业量的问题就变得难以确定 。古典理论似乎没有认识到:除非劳动力的供给是以实际工资为唯一自变量的函数,否则其劳动力供应曲线就会随着价格的每一次变动而变动。因此,古典理论的方法是和其非常特殊的假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用他们的方法来处理更为一般的情况。

现在的经验通常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毋庸置疑情况:劳动者坚持要求的是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尽管劳动者经常抵制货币工资的减少,但是当发生工资物品的价格上涨时,也就是发生劳动者的货币工资相对减少时,劳动者并不总是会把他们的劳动从市场中撤离出来。有时会有这样的说法:对劳动者来说,抵制货币工资的减少而不抵制实际工资的减少是不符合逻辑的。由于下面即将要给出的理由,这种现象并不是像初次看起来那样不符合逻辑;我们将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看到。然而,不论这种现象是否符合逻辑,经验表明劳动者实际上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则行事的。

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总需求不足。当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下降时,经济体中各类企业的产品销量便会突然下滑。销量的下挫导致企业削减产量,解雇工人。失业人数的攀升以及利润的下降又进一步抑制需求,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结局令人悲哀。

——曼昆

此外,有种论点认为失业作为经济衰退特征也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减少而造成的。对于这个论点也没有清楚的事实加以支持。对于1932年美国的失业,人们没有合理的解释,不知道到底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下降造成的,还是由于劳动者要求超过经济中机器的生产能力所承担的实际工资造成的。在劳动者的最低的工资需求和社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就业量往往会经历非常显著的变化。劳动者在经济衰退时期的表现与在经济繁荣时期的表现相比,并没有表现出更加野蛮好斗,劳动者的体力劳动也没有变得更小。这些来自实践经验的事实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来怀疑古典理论分析的充分性。

从统计分析的角度研究货币工资的变化与实际工资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于某一个特定行业中变化的例子,人们可能期望实际工资的变化与货币工资的变化是保持同一方向的。但是,在一般工资水平都发生变化的例子中,我们发现,实际工资的变化与货币工资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们不会通常都保持相同的方向,而总是会保持相反的方向。换句话说,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实际工资会下降;反之亦然,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会上升。这是因为在短期内,货币工资的下降和实际工资的上升都各自具有独立的原因,伴随它们的一般都是就业量的下降;在就业量下降的情况下,劳动者比较易于接受工资的减少。当产量减少而资本设备不变时,给定资本设备的边际生产力就会增大,相应地,实际工资就会不可避免地上升。

最低工资法规定了企业可以向工人支付的最低工资。当决策者认为一种物品或劳务的市场价格对买者或卖者不公正时,通常会实施价格控制。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政策本身会引起一些不公平。

——曼昆

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也就是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是最低的,当工资水平比它更低,那么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更多的劳动力愿意继续进入到劳动力市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摩擦性失业之外,非自愿性的失业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情况一成不变,总是如此,那么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因为即使工资物品的价格在上升,而实际工资在下降,那么在现行的货币工资下,仍然会存在比现在雇佣的劳动力更多的劳动力。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与现行的货币工资等价的工资物品就不能准确地表示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所以第二条假设也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这里还存在一种更为基本的反对观点。第二条假设产生于这样的观念: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依赖于劳动者与企业主之间的关于工资的讨价还价。当然,这种讨价还价实际上是关于货币工资的,而劳动者所接受的实际工资与他们同企业主讨价还价所确定的货币工资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因此,他们认为,可以由讨价还价确定的货币工资也定出实际工资。古典理论认为,劳动力接受他们的货币工资的减少,实际上也减少了其实际工资。实际工资的趋向等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的假设,显然是建立在假设劳动者处于可以自己决定他工作的实际工资的位置,尽管他决定不了在这一工资水平下继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数量。

简而言之,古典理论坚持认为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关于工资的讨价还价决定了实际工资。因此,只要企业主之间存在自由竞争,劳动者之间不存在限制性的组合联盟,那么只要劳动者愿意,他们就能够使自己的实际工资等于在该工资水平下企业主愿意雇佣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么就不存在任何的理由期望实际工资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趋向于相等。

必须牢记,古典理论的结论是适用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如果一个单独的个人接受其同行所不愿意接受的货币工资的减少就可以获得被雇佣的机会。古典理论的这些结论如同其适用于开放性的市场一样,也同样适用于封闭的市场系统,这些结论不取决于开放性经济系统的特征,也不取决于一个单独国家的货币工资的减少对其外贸造成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畴。古典理论的这些结论也不是产生在对银行系统与信贷系统产生一定影响的以货币表示的工资支出的减少所造成的间接影响的基础上,这些间接的影响我们将在第19章进行详细的探讨,这些结论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即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一般会伴随着货币工资水平的减少,在短期内的任何限定条件下,这将引起实际工资的减少,尽管很多情况下,这种减少是不成比例的。

现在,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依赖于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关于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这样的假设就不那么明显正确了。然而人们却很少有努力去试图证明或拒绝这个假设的正确性,这的确是很奇怪的事情。原因可能是这种假设与古典理论的一般性假设也是不一致的,古典理论教给我们要相信价格是由货币形式表示的边际成本决定的,而货币工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边际成本。因此,如果货币工资改变了,人们会期望通过古典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价格也会以相同的比例进行同方向的变化。而实际工资和失业率的水平实际上是与工资变化之前保持一致的,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的任何小的收益或损失都是由于其他要素的边际成本没有发生变化而造成的。 然而,古典理论却把研究从这条线的思考中转移开来,部分是由于古典理论学家们深信劳动力处于能够决定其工资的地位;部分是由于一种先验观念,即认为价格取决于货币的数量。而且一旦接受了劳动力总是处于可以自己决定实际工资的地位这样的观念,并采纳这样的观点,就会与另一种观点相混淆——此种观点是劳动力总是处于能够决定与充分就业水平相适应的实际工资这样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充分就业是指与给定的实际工资水平相适应的最大雇佣劳动量。

综上所述,对古典理论,我们提出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与劳动者的实际行为表现相联系。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价格上涨而引起的实际工资下降,却并不会引起现行工资水平下可用劳动力的供给量低于价格上涨前实际已经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如果假定在此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量会低于价格上涨前的劳动力数量,那么实际上就等于说即使生活成本略有小幅上涨,现行工资水平下愿意工作而没有被雇佣的这群人都将会撤出劳动力市场。这种奇怪的论点竟然构成了庇古教授的《论失业问题》的基础, 并被所有正统学派的学者们所默认。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要进一步讨论第二种更为尖锐的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是基于我们反对古典理论的假设——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是直接由工资协定的特点决定的。古典学派所做出的工资协定决定了对实际工资的水平的假设,实际上是犯了一个策略性错误。因为可能不存在任何办法可以为劳动者所用,用来衡量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工资物品的价值等于现行的雇佣劳动力数量的边际负效用。也不存在任何方法能为全体的劳动者所用,使他们与企业家就货币工资讨价还价时,能够把实际的工资降到某种水平。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将要努力证明,实际上是其他的驱动力在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努力尝试着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将要证明,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体制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并且这种误解是怎样被逐步加深的。

尽管个人与团体之间关于货币工资的争论经常被认为决定了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然而,实际上它与第二种反对意见是相关的。由于存在劳动力的不完美流动,不同行业中的工资也不趋向等于该行业的净收益,因此,任何个人或者团体愿意接受把自己的货币工资减少到他人之下就等于是承受实际工资水平相对下降的结果,这对他们来说,就构成了充分的理由去拒绝此类事情的发生。另外一方面,由于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对所有的劳动力来说都是相同的,因此拒绝由此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每一次下降也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作为一般的规则,由此引起的实际工资的减少并不会被拒绝,除非这种货币购买力的下降程度到了非常极端的地步。而且某个行业中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减少并不会对总就业量的增加造成阻碍,相反,对真实工资的每次降低的抑制一般都会阻碍总就业量的增加。

换句话说,针对货币工资的争论,主要影响着实际工资总量在不同的劳动者群体中的分配,而没有影响每一位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的单位平均值,从而这一单位平均值依赖于其他一组决定力量。劳动者团体组合起来的作用只在于保护他们相对的实际工资,而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依靠于经济系统中其他的驱动力量。

幸运的是,尽管是非自觉性的,但工人们却是本能地比一些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更懂得经济的人,那是因为他们一贯拒绝接受很少甚至从来不曾普及到每个人身上的货币工资的减少,尽管他们的货币工资的真实价值已经超过了现存的雇佣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然而工人们并不排斥与增加总就业量相联系的并且保持相对不变的货币工资水平的实际工资的减少,除非实际工资减少幅度过大,达到现存的雇佣劳动量的边际负效用之下。无论货币工资减少的幅度多么小,对于每一个工会而言,都要对此进行抵制。但是任何工会都不认为只要生活成本每一次偶然增加就要进行罢工,因此工会没有给增加总就业量设置任何障碍,而古典学派却认为工会阻挠就业量的增加。

现在,我必须对第三种类型的失业进行定义,严格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非自愿性(involuntary)”失业,古典理论不承认存在这种失业。

凯恩斯理论认为,只有当某些事件或者政策导致总需求增加时,情势才会出现逆转。当下的问题在于,很难看到这样的需求究竟源自何处。

——曼昆

很明显,所谓的“非自愿性”失业并不是指劳动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种简单的存在。例如,如果人们有能力一天工作10小时,而他只工作了8小时,那么并不构成我们所说的“非自愿性”失业。也没有把一部分人由于报酬低于一定程度而选择不工作,从而撤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称为“非自愿性”失业。更进一步说,我定义的“非自愿性”失业也排除了“摩擦性”失业。因此我对“非自愿性”失业的定义是指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在工资物品的价格小幅上涨时,仍然愿意在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下进行工作的劳动力的总供给与总需求都大于现存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处于非自愿性的考虑而失业的现象。下面章节中将会给出“非自愿性”失业的另外一种定义,但是这两种定义都在讨论同样的问题。

根据古典理论的第二条假设,实际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相应地,由此可以解释: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我们应该称这种情况为“充分(full)”就业,而“摩擦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与这里所定义的“充分”就业是一致的。我们发现此定义非常符合古典学派的某些特征。古典理论最好被看作为在“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分配理论。只要古典理论这两条基本假设存在,那么就不会存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非自愿性”失业。然而明显的失业可能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引起,即在“不同的工作”类型之间变换工作而造成的暂时的失业、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造成的对劳动力需求的时断时续,以及工会对其他劳动力的雇佣采取排外的措施等。古典学派的学者们由于忽视了其理论背后的特殊假设,所以在其完美假设逻辑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失业(除去上述例外)都是由于人们拒绝接受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适应的报酬而造成的。古典理论的经济学家同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减少的劳动力,承认为了暂时的工资降低而拒绝接受并造成失业未必是明智之举,但是科学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驱动他们承认这种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减少的行为是所有一切麻烦的根源。

显然,假如古典理论只适用于“充分”就业的状况,那么把它运用到“非自愿性”失业的状况就是错误的——如果这样的事情存在(并且谁又能否认呢?)。古典学派的学者家们如同生活在非欧几里得几何世界中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家一样,当他们发现实际生活中的两条平行的线总是会相交时,就会指责这两条线没有按照直线走——在其看来,直线平行是避免两条线不幸发生碰撞的唯一补救方法。可事实上,除了放弃关于平行线的公理,并创立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补救方法。我们需要抛弃古典理论的第二条假设教义,创造出一个新的经济系统的行为规则,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新的经济系统的行为规则包括“非自愿性”失业存在的可能性。

除了强调我们的理论是脱离开古典理论系统的之外,也不应该忽视我们的理论与传统古典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因为我们依旧要坚持古典理论的第一个假设,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和研究一下第一个假设的内涵。

这个假设的意思,即在给定组织、机器设备和技术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与劳动输出量(即雇佣量)是相关的,雇佣劳动量的增加会伴随着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我并不反对这个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的不可反驳的重要经济事实。在给定组织、机器设备和技术的情况下,每一单位劳动力所赚取的实际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关系。假如就业量增加,一般来说,在短期内用工资物品衡量的每单位劳动力的报酬是减少的,而利润是会增加的 。其实,这仅仅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命题的反面。这个命题就是短期内,假设机器设备等保持不变,那么工业生产是按照规模报酬递减这样的规律运行的。因此工资物品(工资物品决定实际工资)的产量是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必然减少的。实际上,只要这个命题正确,那么任何增加就业量的方法都必然会同时引起边际产品的降低,而以该产品所衡量的工资水平也会降低。

但是,当抛弃第二条假设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就业量的减少必然与劳动者能够得到以工资物品衡量的更多的工资,但是就业量的减少并不必然是由于劳动者要求更多数量的工资物品而产生的;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水平继续进行工作也不是对失业这种现象的好对策。我们这里谈到的工资理论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不进行详细的阐述,在第19章和附录部分我们会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从萨伊和李嘉图开始,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就认为,供给能够自己创造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他们说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指生产中的全部成本都会直接地或间接地用于购买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这句话的含义并没有理解清楚。

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 S. Mill)《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对该原则做了清楚的表达:

“构成商品支出手段的也仅仅是商品。每个人对其他人的生产品进行的支出都包括了他自己所拥有的产品。从字面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出售者都不可避免的是购买者。如果我们能够把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一倍,那么我们也可以把每个市场中的产品供应量提高一倍,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把整个市场的购买力提高一倍。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需求如同供应一样提高一倍。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到相当于之前两倍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也是之前的两倍。”

根据上述原则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假设有人具有消费的能力而不进行消费,那么这种行为必然导致劳动力和商品从消费需求领域中解放出来,从而投资于资本财富的生产。下面一段是从马歇尔(Marshall)《国内价值的纯理论》 中摘录出来的,可以说明这种传统的看法:

“一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产品和服务的。人们经常说,一个人花掉他的一部分收入,然后把另一部分的收入存起来。在经济学上,这是一个人们普遍熟悉的公理:一个人用自己的储蓄所得收入的一部分来购买产品和服务的行为,与其直接用收入的一部分来购买产品和服务的行为是没有区别的。当他从自己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中获得当前的满足时,称之为消费的行为;当他用自己购买的产品和服务来用于财务的生产并以此期望满足未来的需求满足时,称之为储蓄行为。”

与上文类似的引文段落在马歇尔的后期著作中 ,或从埃奇沃思、庇古教授的著作中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了。这些学说和原则在今天已经不是以这样粗糙的形式出现了。但是它仍然构成了整个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没有它,古典学派理论就要崩溃。当代的经济学家,在接受穆勒的观点时,也许会犹豫,但在接受以穆勒的观点为前提的某些结论时,他们会毫不犹豫。例如,在庇古教授的所有著作中,都认为货币的作用除了能够引起某些摩擦阻力之外,其他的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古典学派的现代经济学家可以像穆勒一样,以“真实”交换的情景作为理论基础来研究生产和雇佣理论,然后在后面的章节中引出货币这个概念。现代的经济学思想仍然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如果人们没有把他们的货币花费在一个方面,那么其肯定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把货币花费掉了 。战后的经济学家很少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观点,因为他们今天的观点受到相反思想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深深受到之前与其观念有着明显不同的经验事实的影响 。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完全接受由此产生的后果;所以也没有从根本上修改其理论。

首先,把来源于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的不存在交换的经济体系中的某些结论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的经济中,可能是一种类比上的错误。鲁宾逊·克鲁索的经济系统认为,个人消费或者储蓄的收入是他们生产活动的结果,而且实际上是他们生产活动的唯一结果。除此之外,认为产出的成本总是能够被产品的销售收益所弥补的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它很难与另外一个命题区分开来,该命题是社会生产活动中的所有要素所产生的总收入等于其产值。

如此一来,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不通过掠夺他人的财富使自己富裕起来的话,那么其行为也会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因此(如前文引用马歇尔的话),个人的储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与之平行的投资行为。这毋庸置疑地会导致另外的一个结论:个人财富净增加值的总和必然等于社会总财富的净增加值。

可是,以这种方式考虑问题的人是受到了某种幻觉的欺骗,这种幻觉使得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生产活动看起来是相同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有一种特定的关系把决定现在不消费与决定留着未来消费两者联系起来。然而决定后者的动机与决定前者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

“总产出的需求价格与其供给价格是相等的命题”被看作古典理论的“平行公理”。承认了这个公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随之而来——个人和国家节俭的社会优势理论、利率的传统观点理论、古典的失业论、货币数量论和国际贸易论等,除此之外的很多理论,我们随后都会提及。

在本章的各节中,我们指出了古典学派所建立的理论假设:

(1)实际工资等于现行雇佣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

(2)严格意义上说,不存在“非自愿性”的失业。

(3)供给能够自己创造需求。也就是说,在任何的产出水平与就业水平下,总需求的价格与总供给的价格是相等的。

然而,这三个假设在某种意义上都等同于一件事。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个假设在逻辑上都包含其他两个假设。 99DpcgKOGsFFRfvh0w7eztR8xI5ZPSOwYrbyY2lS/UjSV/Us8bAcjUDfCofMRs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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