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主要是为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写的，然而也希望其他读者能够读得懂。此书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理论中的困难问题，其次是论述如何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因为假如正统的经济学出现了错误，那么这种错误不会出现在为了保持逻辑的一致性而构筑起来的上层结构中，而会出现在这个理论的前提缺少明确性和普遍性时。因此除了通过采用高度抽象论述和很多的批判性争论之外，我不能实现劝说经济学家们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查他们某种理论的基本假设的目的。虽然我本身是希望少一点抽象性论述和批判性争论的，但是又认为它们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能够解释我的观点，而且还能体现出这些观点不同于当前主流理论之处。可以预言，对于我的理论，那些属于“古典理论”学派的人：要么会认为完全是错误的，要么会认为完全没有什么新意。这两种观点或者说还有其他的第三种观点是否正确，这其中的对与错就留给后人评说吧。我具有争议性的理论部分，目的在于为某种解答提供一些支持性的材料；如果在追求和其他的理论观点之间的区别时，这些具有争议性的部分显得过于尖锐，那么请求大家原谅。我现在所反驳的理论，自己也深信了很多年，不会忽视其中正确性的观点。

毫不夸张地说，这场争论的焦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我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必须首先说服我的同行经济学家们，而不是一般的大众。目前在争论的这个阶段，虽然也欢迎普通的读者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但是这些读者只能作为旁观者，通过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尽量弄清楚经济学家彼此观点之间的严重分歧。这种严重分歧正在摧残经济理论对现实的作用，只要这种分歧继续存在，那么它们的摧残作用还会继续下去。

我本人要比别人更清楚这本书同五年前出版的《货币论》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其中的观点只是多年追求中思想路线的一种自然演化，而这些在读者看来，可能有时会给他们造成一种思想观点的错乱。对读者来说，这种理解上的困难不会由于我认为非改不可的一些术语而减少。凡是这种修辞上的改变，都会在后文中指出。但是这两本书之间的一般关系可以用下面的论述简单地说明。当开始写《货币论》时，我仍然是立足于传统理论的思想，认为货币的影响是独立于供求理论之外的。然而在我完成这本书时，就已取得了一些进步，认为货币理论应该回归到总产量理论中。可是由于难以摆脱古典理论对本人先入为主的束缚，所以没能够清楚地解释产量水平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如今看来，这已经成为本书理论部分非常突出的缺陷（第三章和第四章）。我所谓的“基本均等式”是在给定产量的假设下所勾勒出来的瞬时画面。假设给定了产量，这些均等式试图表明这些驱动力是如何发展的（包括利润的非均衡），这些驱动力又是怎样因此而改变产量水平的。但是由于动态的发展与这种瞬时的画面相区别，所以它变得不完整且非常模糊。从另一方面说，这本书包括了主要研究从整体上决定产量和就业水平变化的驱动力是什么；虽然货币是以一种基本的、特殊的方式在经济结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货币的技术细节，我们还是做了不去理论的处理。我们发现，货币经济在本质上是这样一种经济：就是当人们对未来的看法改变时，这种经济不仅能够影响就业方向，而且能够影响就业数量。但是我们分析当前基于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理论的经济行为的方法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看法，而且是以这种方式与我们关于价值的基本理论相联系的。如此一来，就引导我们得到更为普遍的结论。这种结论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古典理论，并且古典理论是作为一个特例存在于这一更为普遍结论之中。

写作这样一本书的作者，如果想要独辟蹊径且又要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那么其必须接受批评，并多和别人交流。就一件愚蠢的事情而言，如果一个人独自想太多，他也会对此深信不疑；其他的社会科学亦是如此，尤其是在经济学方面。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不能把某人的思想变成结论性的实验，不论是形式的还是经验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卡恩先生（R. F. Kahn）持续性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这比在写作《货币论》时得到的帮助还要多。如果没有他的建议，那么本书中的很多内容都不能成形。我还要感谢来自于鲁宾逊夫人（Joan Robison）、霍特里先生（R. G. Hawtrey）和哈罗德先生（R. F. Harrod）的很多帮助，他们都阅读了我的全部手稿，并给予了宝贵建议。

本书的写作对作者来说是一个自我挣脱的过程，因为要挣脱传统思想和表达的束缚。如果作者的努力是成功的，那么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一点，本书中所表述的很多思想其实都是非常简单和明了的。理解本书的难点并不在于了解这些新的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有思想的束缚，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在旧有思想的影响下长大的，而且这些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想法的每一个角落。

J. M. 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 /VkIHwD3GiQWOircZ8yCtHeIEDxzmFHbA30uyucHOE10i9ZMsoHkrSeqKl7Rxf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