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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属于《旧约》中的历史书体裁， 一般被分为上下两卷，而其实原本是一卷，分卷只是为了使用起来方便。它的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撒母耳为主角，讲述了士师时代末期的以色列状况。士师是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这一时期以色列没有统一的民族领袖，士师平常的职务是处理民事诉讼，战争时则领导人民反抗敌人。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也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他亲手膏立了以色列的最初两代国王扫罗和大卫，因而是以色列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撒母耳记》的第二部分以扫罗为主角。 扫罗是以色列进入君主时代后的第一位国王， 可以认为是一位悲剧英雄。他被上帝选中，由撒母耳膏立为国王，带领以色列人民抵抗周围各民族的进攻，立下了汗马功劳，遗憾的是他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从而被上帝废弃（这是《圣经》从神学的观点解释历史），最后落得了悲惨的下场。对基督徒来说，他成为一个值得警醒的对象。
《撒母耳记》的第三部分以大卫为主角，对他一生的重要事迹都有详述，其中击杀歌利亚、为扫罗弹琴、与拔示巴通奸、平服押沙龙叛乱等情节都是西方社会中家喻户晓的典故。大卫是《旧约》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也是作者竭力讴歌的人物；难能可贵的是，《撒母耳记》的作者并没有因为喜爱这个人物而美化、掩盖他的缺点，对他的劣迹也如实地写出。
对基督徒来说，大卫最大的优点在于他对上帝的绝对信靠，从而成为效仿的榜样。例如，在他击杀歌利亚的事件中，如果依照中国文化的观点，一定会赞美大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但是在基督徒看来，他胜利的原因完全在于对上帝的信靠，所以才能发生以弱胜强的奇迹。
另一方面，大卫是以色列人的明君，上帝应许他万世之国，而耶稣出自他的谱系（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这个从神学的观点可以解释为： 上帝对大卫的诺言是对耶稣将要成就的天国的预言，而在耶稣身上得到实现——耶稣是天国的万世明君。
《撒母耳记》不仅是重要的宗教典籍、以色列民族重要的历史书，同时它也是杰出的文学典范。它用生动的语言将以色列的历史化为一个传奇，从而催发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想像。
《撒母耳记》属于《旧约》中的历史书体裁，它不仅是重要的宗教典籍、以色列人重要的历史书，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典范。它用生动的语言将以色列的历史化为一个传奇，从而催发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想像。
绘画：
长期以来，与《圣经》有关的宗教画被视为惟一“高尚”的画种，之后，从纯粹的宗教画衍生出历史画、风俗画、风景画、肖像画等多个画种，甚至连情色画也打着《圣经》的名义出现。伦勃朗是西方美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一生画了很多《圣经》题材的作品，他的肖像画最为出名。这幅《手持大卫信件的拔示巴》有些情色画的意味，同时也能看到伦勃朗独特的用光。
文学
直接以《撒母耳记》为原型创作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人们关心更多的是它背后的象征意义。美国著名作家、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曾写下名为《押沙龙，押沙龙！》的名著，通过讲述美国南方一个家族分崩离析的故事，深刻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种种冲突，触及了与人类境遇有关的诸多带普遍性的问题。图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押沙龙，押沙龙！》封面。
米开朗基罗 大卫像
音乐
西方音乐与《圣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卫本人就是著名的诗人、音乐家，《撒母耳记》中有他对上帝的热切赞美，也有他为扫罗、约拿单写作的感人诗歌，它们与教会音乐中的赞美诗、弥撒一脉相承。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曾创作至今还经常上演的清唱剧《扫罗》，莫扎特也曾经创作康塔塔《忏悔的大卫》。图为15世纪教堂使用的一页赞美诗乐谱。
雕塑：
古代以色列人的君主大卫，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人文主义理想的寄托。多纳太罗和米开朗基罗都以大卫击杀歌利亚这一事件，塑造出英勇、刚毅的人之楷模。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正处于决战前夕，投石器拿在他的左肩上，显得从容镇定、蕴涵无限的力量。多纳太罗的大卫已经割下了歌利亚的头颅，显得青春洋溢、充满胜利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