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良对策

﹝西汉﹞董仲舒

【题解】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少治《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后任江都相、胶西王相，晚年因私撰灾异之书获罪，以老病免归。《汉书》卷五六有传。其著作主要有《春秋繁露》传世。董仲舒治《春秋》，以“公羊学”为骨干，融合先秦以来的天命、阴阳及道家学说，建构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即所谓“天人三策”。这里节选的是其第三策。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 ^[1] ，其唯圣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 ^[2] ，复下明册 ^[3] ，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 ^[4] ，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 ^[5] ，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 ^[6] ，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 ^[7] ，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8]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 ^[9] ，天人之征 ^[10] ，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 ^[11] ，下质诸人情 ^[12] ；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 ^[13] ，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 ^[14] ，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 ^[15] ，是以犯法而罪多 ^[16] ，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17] 。

天令之谓命 ^[18] ，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 ^[19] ；粲然有文以相接 ^[20] ，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 ^[21] ，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22] 。”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 ^[23] 。安处善，然后乐循理 ^[24] ；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 ^[25] ，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 ^[26] ，下悼桀、纣 ^[27] ，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 ^[28] ，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 ^[29] ，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 ^[30] ，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 ^[31] ，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 ^[32] ，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

积善在身 ^[33] ，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 ^[34] ，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 ^[35] ，谗贼并进，贤知隐伏 ^[36] ，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 ^[37] ，终陵夷而大坏 ^[38]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馀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 ^[39] ，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 ^[40] 、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 ^[41] ，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 ^[42] ，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 ^[43] ，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 ^[44] ，其舜乎！”改正朔 ^[45] ，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 ^[46] 、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 ^[47] ，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 ^[48]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 ^[49] ，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 ^[50] ，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 ^[51] ，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 ^[52] ，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 ^[53] ，悼王道之不昭 ^[54] ，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休德 ^[55] ，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 ^[56] 。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秏 ^[57] ，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 ^[58] ，德润草木，泽被四海 ^[59] ，凤皇来集 ^[60] ，麒麟来游，以古准今 ^[61] ，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 ^[62] ？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 ^[63] ？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64] ？试迹之于古 ^[65] ，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 ^[66] ，予上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 ^[67]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 ^[68] ，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69] 。身宠而载高位 ^[70] ，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 ^[71] ！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 ^[72] ，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 ^[73] ，民日削月朘 ^[74] ，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 ^[75] ，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76] 。故受禄之家 ^[77] ，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故公仪子相鲁 ^[78] ，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 ^[79] ，食于舍而茹葵 ^[80] ，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 ^[81] ！”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 ^[82] ，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 ^[83] ，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 ^[84] ，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 ^[85] ，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 ^[86] 。近者视而放之 ^[87] ，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 ^[88] ，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 ^[89] ，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 ^[90] ，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 ^[91] ，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 ^[92]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 ^[93] ，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 ^[94] 、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95]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注释】

[1]“有始有卒者”二句：是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语见《论语·子张》。汉武帝第三次发下的策问是：“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其中提到董仲舒前两篇对策“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故董仲舒在第三篇开头先引《论语》的这句话，表示自谦。[2]承学之臣：辗转承受了前代学问的人，这是自谦的说法。[3]“复下明册”二句：大意是说天子再次降下英明的册书，责问其中的意义。帝王把问题写在简册上，令臣子作答，即称“册”，也写作“策”。下文标明“册曰”的，都是汉武帝提出的策问。臣子对帝王策问的答复则称“对策”。切，责。[4]“究尽圣德”二句：是说要彻底探究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全面论说的。[5]“前所上对”五句：是说前次所上的对策，缺乏贯彻始终的条理，词句不明白，意旨不明确。别白，与下句“分明”互文见义，都是清晰、明白的意思。指，通“旨”。下同。[6]“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二句：《荀子·性恶篇》：“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意思是善说天象的人，必能在人事上找到印证；善说古事的人，必能在现实中获得检验。征，验。[7]溥：通“普”，遍。[8]谊：通“义”。下同。[9]繇：通“由”。下同。[10]“天人之征”二句：是说天和人之间的征验，是古往今来的道理。[11]揆（ kuí 葵）：度量，估量。[12]质：评断，评量。诸：“之于”的合音。[13]“故《春秋》之所讥”四句：是说《春秋》所讥刺的，是灾害的出现；《春秋》所憎恶的，是怪异施威。[14]“书邦家之过”六句：大意是说《春秋》记载国家的过失，兼及灾异的变化，用以反映人的行为，人间善恶的两极是与天地相通而互相感应的，这是天道的一个方面。[15]弃行谊而死财利：放弃德行、道义，为财利而死。[16]犯法：一作“法犯”。[17]《春秋》变古则讥之：是说《春秋》遇到有改变古制的事，就加以讥刺。如《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说：“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18]“天令之谓命”六句：大意是说命是天的指令，非圣人不能执行；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不经过教化，不能臻于美善；情是人的欲望，如果没有制度，就得不到节制。[19]耆（ qí 其）：老。[20]粲（ càn 灿）然有文以相接：是说有辉煌的礼乐文明以相交接。粲然，光明的样子。[21]服牛乘马：用牛载物，乘驾其马。服，用牛马驾车。[22]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意为凡生于天地之间者，以人最为宝贵。[23]安处善：以行善道为安。[24]乐循理：乐于顺理。循，顺。[25]“不知命”二句：《论语·尧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说不知天命，无法成为君子。[26]唐、虞：唐尧、虞舜，皆为上古帝王。[27]悼：惧。桀、纣：夏桀、商纣，夏商两朝的亡国之君。[28]寖（ jìn 进）微寖灭寖明寖昌：指桀、纣的政权日渐微灭，尧、舜日益昌明。寖，“浸”的古字，渐。[29]舜兴乎深山：《管子·版法解》、《吕氏春秋·慎人》等文中均有“舜耕于历山”的说法。[30]“尽小者大”二句：能把小事做到位，才能办成大事；能慎重于隐微之事，才能预见到显著的变化。[31]“惟此文王”二句：《诗·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是说文王恭敬、慎重的样子。[32]“善积而名显”二句：是说善行积累之后，声名更为显著；德行彰明之后，身份更为尊贵。[33]“积善在身”六句：是说积累善行，好像夏季逐日天长，人感觉不到；积累恶行，好像膏油一点点燃烧，人也看不见。[34]“善恶之相从”二句：是说善与恶互相跟随，就像身体有影子、声响有回音一样。景，通“影”。乡，通“响”。[35]暴谩：残暴，怠惰。谩，通“慢”，怠慢，简慢。[36]知：通“智”。[37]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安逸地自认为如日中天。晏然，平静、安逸的样子。[38]陵夷：衰颓。陵、夷二字本为渐趋平坦之意，引申为衰微。[39]“三王之教所祖不同”四句：大意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教化有不同的宗尚，也都有缺点，人说长久而不变的才是道，为什么又会有差别呢？[40]“乐而不乱”二句：《荀子·乐论》：“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意思是说乐而不至于乱、反复实行而仍不餍足的叫作道。“复而不厌”，或作“服而不厌”（《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义皆可通。厌，通“餍”，满足。[41]“万世亡（ wú 吴）弊”二句：大意是说道本身是万世无弊的，如果说有弊端，是因为没有遵循道的法则，才有了弊端。[42]“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三句：是说先王之道一定有偏失而不起作用的时候，因此政治上如遇暗昧难行之处，找出偏失并补救其弊端就可以了。眊（ mào 冒），眼睛昏暗无神，引申为不明的样子。[43]“三王之道所祖不同”四句：是说三代之道只是宗尚有所不同，并不互相违背，都是为了纠正过度、扶持衰败，由于其所遭遇的具体情况发生变化而造成了不同。溢，溢出，与“衰”的意思相反，“衰”是不足，“溢”是过度。[44]“亡为而治者”二句：《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45]“改正朔”二句：改朝换代之后，要重新确定岁首是哪一天，要改变衣饰颜色的宗尚。正，正月。朔，初一日。[46]上：通“尚”，崇尚。[47]所继之救：意为纠正所继承的朝代的弊端。[48]“殷因于夏礼”六句：语出《论语·为政》。意思是说殷商沿袭夏朝的制度，其所增损兴革，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沿袭殷商的制度，其所增损兴革，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有人继承周朝的制度，就算过了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49]“此言百王之用”二句：是说百代的帝王，所用的都是“忠”、“敬”、“文”这三者。[50]“夏因于虞”三句：夏代继承了虞舜的制度，但孔子没说有所增损兴革，这是因为再往上追溯，道也是不变的。[51]“继治世者其道同”二句：是说继承了安定局面的，其法则沿袭不变；继承了混乱局面的，其法则就要改变。[52]若宜少损周之文致：应该稍微改变周代过分重视文华辞采的做法。致，极度。[53]愍（ mǐn 悯）：忧虑。靡：散乱。薄：轻薄。[54]昭：明。[55]休：美。[56]廑：通“仅”。[57]息秏（ hào 耗）：生长与消耗。秏，同“耗”。[58]囹圄（ líng yǔ 灵宇）：监狱。[59]泽被四海：恩泽覆盖四海。被，覆盖。[60]凤皇：即凤凰。[61]“以古准今”二句：拿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何相差如此之远？准，准绳。逮，及，到。[62]安所缪盭（ lì 力）而陵夷若是：是说为什么乖谬、背戾以致衰颓到这步田地。安，焉，表疑问语气。缪，通“谬”，悖谬。盭，古“戾”字，背戾。[63]与：通“欤”，用于句末表疑问语气。[64]诡：违背。[65]“试迹之于古”三句：是说试着追寻古人的行迹，返回天道，或者能够找到答案。党，通“倘”，表或然语气。[66]“夫天亦有所分予”四句：大意是说天所赐予万物的东西是有分别的，给了上齿的就不再给犄角（牛无上齿则有角），给了翅膀的就只给两只脚，也就是说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拿小的了。此语本于《吕氏春秋·博志》：“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庳（ bēi 卑，低矮）。”牛齿的上排只有臼齿，而无门齿，看上去仿佛没有上牙，故古人观念中常认为“牛无上齿”。“予上齿者”，原作“予之齿者”。“之”、“上”篆文形近。《春秋繁露·度制》：“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今据《春秋繁露》改。傅，通“附”，附着。[67]末：古人以工商业为末事。[68]“夫已受大”四句：已得了大的好处，又要小的，天也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何况人呢？[69]嚣嚣（ áoáo 敖敖）：通“嗷嗷”，众人愁怨之声。[70]身宠而载高位：自身受宠而登上高位。载，乘，居。[71]如：当，比得上。[72]畜（ xù 序）：通“蓄”。委：积累。[73]迫蹴（ cù 促）：又写作“迫促”，压迫，逼促。[74]日削月朘（ juān 捐）：日益削缩。朘，缩减。[75]羡溢：富馀，浪费。羡，多馀，超出。[76]“此刑罚”句：这就是刑罚繁多却不能禁止奸邪的原因。蕃，茂盛，繁多。[77]“受禄之家”五句：是说接受俸禄的人家，只靠俸禄生活，不和百姓争抢职业，这样利益可以均匀分布，百姓人家也可丰衣足食。[78]公仪子：春秋时鲁国博士，他担任鲁国相时，“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事见《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79]出其妻：休了妻子。公仪子回家，见其妻织布，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故发怒休妻。[80]“食于舍而茹葵”二句：是说公仪子吃到自家种的冬葵，生气地把冬葵拔了。茹，吃。愠，怒。[81]红女：即织女。红，通“工”。[82]“下高其行而从其教”二句：是说因此下民都高赞他们的行为而听从他们的教化，百姓为其廉洁感化而不贪婪、卑鄙。[83]“节彼南山”四句：语出《诗·小雅·节南山》，是说终南山高峻，积石累累，权势显赫的太师尹，百姓们都像仰望南山一样望着你。节，高峻的样子。南山，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绵延八百里，故称南山。赫赫，显明、盛大的样子。具，通“俱”。[84]“尔好谊”四句：你重义，人民也会归向仁德，风俗趋善；你重利，百姓也会变得奸邪，从而败坏风俗。乡，通“向”。败，坏。[85]视效：一边看一边效仿，即下文“视而放之”的意思。[86]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远方的人从四面八方朝里面看。[87]放：通“仿”，效仿。[88]“岂可以居贤人之位”二句：怎么能够坐着公卿大夫的位子，反而像庶民一样行事呢！[89]“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四句：是说忙忙碌碌地追逐利益、总怕财富不够，那是庶民的心理；忙忙碌碌地求仁义、常担心无以教化人民，这是士大夫的心理。[90]“负且乘”二句：这是《周易·解卦》的爻辞，是说担担子的人去坐车，将招致贼寇的侵害。意思是处在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位置上，将招来祸事。[91]“舍公仪休之相鲁”二句：是说除了采取公仪休做鲁国宰相时的那套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92]“《春秋》大一统者”三句：是说《春秋》重视一统，因为这是天地之间惯常的法则，古往今来共通的道理。经，常。大，以一统为大。[93]“今师异道”七句：是说现在教师讲的道理各不相同，众人各有观点，诸子百家方法各异，宗旨不一，所以上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法律制度多次改变，下面的人不知道该如何遵守。[94]六艺：即六经，指《易》、《礼》、《乐》、《诗》、《书》、《春秋》六部儒家经典。[95]辟：通“僻”。

【解析】

汉武帝即位之后，多次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道。他最关心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天人关系，即“天命”、“灾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第二是古今之变，即历代帝王的统治有无一以贯之的方略，为什么有的朝代日益昌盛，有的朝代却日渐衰亡。在前后对策的百馀人中，董仲舒的两次对策脱颖而出。汉武帝“览其对而异焉”，但又觉得尚有言不尽意之处。于是在武帝的追问之下，董仲舒又进行了第三次对策。

对于天人关系，董仲舒认为：上天发下的指令是不可违抗的，这就是“天命”；人与生俱来的本质称为“性”，人性后天的“善”或“恶”体现了教化的有无；人本能的欲望叫作“情”，情需要由礼法来节制。因此，上承天命的统治者所必须做的事情，首先是改善人性，对人民实行普遍的教化；其次还要设立礼乐、刑法等制度以节制人欲。统治者如果失道，上天就会降下谴告，“灾异”就是天命的谴告，因此《春秋》中对“灾异”所持的是讥刺与憎恶的态度。

对于古今之变，董仲舒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起点出发，认为圣道是万世一理的。“道”本身并没有问题，如果统治者施政合理的话，是可以做到永世无弊的；历史上出了问题的朝代，都是因为出现了弊政，是统治者的问题，而不是“道”的问题。由此他提出了“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的论断。治世的继承者应维持治道不变，乱世的继承者就需要改变治国的策略。这种策略性的改变，董仲舒称之为“救弊”，并且他认为汉朝继承的是秦代留下的烂摊子，因此到了需要“救弊”的时候。

对策的后半部分由理论阐述转入更为具体的政治分析。除了兴教化、行德政之外，董仲舒针对当时贫富分化、矛盾尖锐的社会问题，提出“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的政治主张，已享受了国家俸禄的公卿士大夫阶层，不应再与民争利，染指其他行业。这是因为从天命的角度来解释，上天的赐予是有限的，万物都不能重复获得过多的好处。从现实层面考虑，处于社会上流的公卿阶层，理应起道德示范的作用，不该把“求财利”放在首位。过分看重财利，就无法改善人性；而人性一旦恶化，再加上生活没有着落，将使民不畏死，届时任何严刑酷法也无法挽回社会的崩溃。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句话应该看作是全部三次对策的总结论。统，是统绪的意思，诸侯的统绪出自天子，万事万物也都有统绪，这个统绪就是天。而“天人”与“古今”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春秋》中找到答案，也就是司马迁说的“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天人三策”的最后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可见董仲舒的“大一统”，是强调重视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统一。

“天人三策”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它在宣扬皇权天授的同时，又指出皇权的合法性还应来源于其道德性。统治者必须施行德政、重视民生，天命才能久长，这是希图对皇权做一定的限制。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道德价值来支撑。秦始皇兼并六国，只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秦的暴政又导致其短命而亡。汉代建立后，统治者力惩秦弊，奉行无为而治，但在思想文化上少有建设。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就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起了倡导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体现了“道统”对“政统”的有效介入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