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蠹

《韩非子》

【题解】

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俱师荀子。韩非口吃而善著述，有《孤愤》、《五蠹》等十馀万言，受到秦国重视。后因不为韩国国君所用，到了秦国，遭李斯等人谗言，被迫自杀。《史记》卷六三有传。

《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今存《韩非子》一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诸篇。韩非思想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法家思想的重要成果，其中也能够找到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甚至兵家学说的影子。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韩非思想是集先秦各家思想之大成者。

蠹（dù 杜），本义为蛀虫，喻有害于国的事或人。《五蠹》篇，是说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批判的五种人群或思想。他们分别是，儒者（战国末期儒家）、言说者（纵横家）、患御者（逃避战争者）、带剑者（游侠）、工商之徒。韩非主张养耕战之士（农民、军队），这种议论正是所谓“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据《史记》记载，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嬴政）见《孤愤》、《五蠹》，叹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大。本文所选的是《五蠹》篇的后半部分。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1] 。”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 ^[2] ；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 ^[3] ；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 ^[4] 。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 ^[5] ，家困而上弗论 ^[6] ，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 ^[7] ，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途者则求得 ^[8] ，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9] 。今世近习之请行 ^[10] ，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 ^[11] ，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 ^[12] ，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 ^[13] ，为设诈称 ^[14] ，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15] 。其患御者 ^[16] ，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 ^[17] ，聚弗靡之财 ^[18] ，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19] 。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韩非子集解》卷一九

【注释】

[1]贾（gǔ 古）：做买卖。 [2]希：同“稀”，稀少。这里指计谋用于强秦，大体不会发生过失，因为“多资之易为工”，即内部强大。 [3]期（jī 基）年：满一年。 [4]辟：通“避”，避开。 [5]汗马之劳：指战争的劳苦。 [6]上弗论：君主不加过问。 [7]事：侍奉。解：通“廨”，官府，官舍。 [8]货赂：用宝货进行贿赂。袭：因袭，追随。当途者：指有权势的当政者。 [9]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意思是百姓不务本分而求那些商工游食之事。趣，同“趋”。 [10]近习：亲近熟悉的人。 [11]籍：通“藉”，凭借。 [12]疑：通“拟”，匹敌，抗衡。 [13]言古者：推崇古法的人。一说“言谈者”，指好口辩言谈之人。 [14]为：通“伪”。 [15]五官：古代指司徒、司空、司马、司士、司寇五种官职。 [16]患御者：害怕或逃避战争的人。 [17]苦窳（gǔyǔ 古宇）之器：指粗劣、不坚实的商品。 [18]弗：一说通“费”。 [19]侔：通“牟”，牟取。

【解析】

本文开篇先说时移世易，人口增多，资源变少，“事力劳而供养薄”，所以难免“争”。这种情况下，上古的秩序和仁爱思想也就渐渐不适应新的时代。所以作者说：“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这种态度与当时战乱时期各诸侯国亟需强大实力从而稳固国家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正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这体现了作者进化的历史观。在韩非看来，当时很多国君都是“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对儒家思想中“圣人”的道德理想如何普及于民提出了质疑，他说，要求千千万万老百姓也成为孔子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的，真正能够让大多数老百姓有所理解和信服，还是应依据适当的权势和法律。所以，他说：“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接着，他根据实际情形，提出在建设国家的进程中五种带来危害的人群或思想。他认为“儒以文乱法”。儒家思想中血亲伦理的爱和社会性的大法则必然发生矛盾，这和墨家“兼爱”之说有所重合。他还认为，“侠以武犯禁”。当时社会混乱，游侠甚众，他们凭借武力，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他批判了那些主张“纵横”、以辩说为长的策士们，“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这些看似能够运筹帷幄的国家外交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让一个国家强大。而后，他批判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因为害怕或逃避战争以充私门的混乱现象，那些为了逃避战争不惜“行货赂而袭当途者”以求得安稳的人，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国力减弱。在他看来，农业才是根本，而那些工商游食之民，并不能给社会带来益处，他们只会通过聚敛财富，卖官鬻爵，扰乱社会风气，以致削弱耕战的力量。

正如韩非在本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法家思想产生于特殊的“争”的历史时期，这种看似严酷的学说，是为应付混乱和激变时局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要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采用更为严苛的政策以树立权威，同时通过发展耕战来增强自己的实力。韩非的主张中有些可供我们参考。 CdQZ07MmuLFQPTIYdG8d43PVXYRhuxIqSwE5FeOxUBX1TFw+QJbP5W5j6e67qDOA